眾所周知,漢魏之際戰亂頻仍,生命如草芥,正因為如此,才產生了及時行樂、放浪形骸的魏晉風度,自漢末以來,整個社會上都彌漫著一股悲劇氣息,其中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當時人們普遍短命。
曹魏短短五十年,就換了五個皇帝,曹家除了曹操本人年過六旬外,後世子孫多數三四十就年紀輕輕死去,正因為如此,凡是熟悉三國的人,都認為,司馬懿愣是熬死了曹家子孫,才最終實現司馬家取代曹家江山。
當然一個王朝的興衰,有很多原因,但曹家的生命基因中存在嚴重缺陷,最終導致國破家亡,是一個很重要原因,試想曹丕、曹睿父子二人但凡有一人在位稍長一些,那麽就沒有司馬懿什麽事了,那麽再裝孫子,再能隱忍,都是白搭,但曆史不能假設。
相對於曹家的人才凋零和對宗室的壓製,司馬氏可謂家族旺盛,人才輩出,這一點不妨從司馬防身上就可以看出,司馬防雖然身居高官,但終其一生,可謂政績平平,沒有什麽大的汙點,但也沒有突出業績,不過這是在亂世中為求自保的迫不得已的策略,還是自身本來就是才能平庸,實在不好下結論,但估計前者的可能性較大。
相對於在政治上的默默無聞,司馬防一口氣生了八個兒子,而且各個出類拔萃,世稱司馬八達,其中比較為人熟知的則是老大司馬朗、老二司馬懿、老三司馬孚。
不論任何時代,人是決定一切的總要素和決定條件,可以說,司馬防為司馬家開枝散葉做出了很大貢獻。
司馬家除了人丁興旺,長壽基因也是一大特色,司馬懿活了七十二歲,在當時人均壽命三四十的年代,絕對是個奇跡,但他還不是司馬家最高壽的,司馬孚更厲害,在司馬懿死後又活了二十年,最終以九十三高壽壽終正寢。這在當時可謂是神仙級別的長壽了,就是千年後的現代社會也是令人稱羨的高壽了。
然而,除了高壽,司馬孚的表現,從一開始就與司馬家其他人表現的不一樣,為人低調,不漏山水,與其兄司馬懿相比,似乎在軍政方麵沒有太耀眼的業績,留給後世最大的印象,除了他的高壽外,就是他在魏晉鼎革之際的反常表現。
一次是,高貴鄉公曹髦被殺事件中,一次是魏元帝曹奐退位之時,他全然不顧自己是司馬家的一員,也不考慮侄孫輩的感受,痛哭流涕,顯得格格不入。
一般都認為,司馬孚這是在政治表演,實則為司馬昭、司馬炎等人緩頰,在天下人麵前充當司馬家的緩衝器,消減司馬家在輿論中的被動局麵。
如果僅僅這樣,那麽怎麽解釋,司馬孚臨死時候要求家人以魏臣的身份下葬他?因此當時,司馬炎已經取代曹魏稱帝,而司馬孚作為司馬炎的叔祖,是司馬家族健在的輩分最高之人,就是皇帝司馬炎見了他都行家禮,可謂備享榮寵。
如果說,在魏晉易代之前,司馬孚的確有政治秀的需要,那麽他在晉朝建立後,還有必要繼續政治表演麽?難道演戲時間太久上癮成習慣,一時戒不掉了?當然不可能。
一個人長期隱忍裝假,最後終究會露出正麵目,比如司馬懿就是如此。司馬懿在曹操祖孫三代的種種猜疑打壓戒備之下,謹慎隱忍數十年,但在高平陵事變之後,他大權在握,專橫跋扈的作風暴露無遺。
道理很簡單,一個隱藏壓抑的太久了,心理就會扭曲,最終還是需要發泄出來,作為心理補償。
但是司馬孚沒有,直到臨死都表現的很平靜,還不忘叮囑家人,不要厚葬,棺槨放點平日穿的時令衣服即可,根本沒有政治暴發戶的表現,就是隱忍如司馬懿,都沒做到這樣。
那麽是否可以說,司馬孚就是司馬家的一個異類?恐怕未必,因為在對司馬家生死抉擇的關鍵時刻,比如在高平陵政變中,他並未有選擇置身其外,而是選擇和兄長司馬懿站到一起,可以說,在魏晉改朝換代之時,司馬孚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那麽如何看待司馬孚種種看似矛盾的表現?
一切還要從他的臨終遺言中尋找答案。司馬孚的臨終前,要求家人在他的墓碑寫上一句話:“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
這段話,可以說是司馬孚對自己一生的總概括,也是臨終前的心理剖白,說明他既不願幹像伊尹放逐商王太甲那樣的事,也沒能力做到像周公輔佐周成王一般,更做不到像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那樣高潔,能做的隻有不違背本心而已。
從中可以看出,司馬孚對司馬家權奪曹魏是不讚成的,但又無力阻止曆史潮流,在亂世之中,為求自保,亦無法置身其外,歸隱山林,就是這種矛盾兩難間,能做的隻有堅守一個儒家之士的本心而已。
可以說,司馬孚本身就是一部從漢末到晉初這一長達百年的見證史,麵對舊的倫理綱常和政治秩序的崩塌,個人的力量非常渺小,他能做的就是既堅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則,又不走極端,或許這也是他能夠活到九十多歲的最終原因吧。
作者河湟三月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