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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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知名曆史學家李定一在所著的《中國近代史》這樣誇他：「來中國的外人中，（他是）學問最好，道德最高，影響最大的第一人。」他堪稱曆史上對中華文明貢獻最大的歪果仁。
第一位發明漢語拚音的是他。
第一位被邀請進紫禁城的西人是他。
第一個將鋼琴、風琴等西洋樂器帶到中國的是他。
將"God"譯成"天主"和"上帝"，也是他的首創。
……
他還創下了許許多多的"第一"。
01
他是史上第一個向天朝進獻自鳴鍾的老外，並為中國造出了第一座國產機械自鳴鍾，他絕對想不到自己會因此被後世的鍾表匠尊奉為祖師爺，成為中國龐大民間神譜中的一位，每月朔望都被獻上香火，也不管本尊願不願意享用。
他是標準官二代（其家族是當地名門，父親曾任教宗國的市長和省長），在1580年成為耶穌會神父，兩年後他就奉召從九萬裏之外迢迢來到澳門，途中經曆了風暴、海難、敗血症、水土不服、船上黑人奴隸的集體死亡、還有身染重病等"九九八十一難"。從此，他再也沒能回到故土，把他的餘生都獻給了中國。
"我們在這些國家，就像是自願流放，不僅遠離我們的親人：父母、兄弟和親戚，而且遠離基督教民族和我們的祖國，有時是來到一個十幾二十年見不到一個歐洲人的地方。"（利瑪竇書信）
任重道遠、孤身一人，九死一生，自願流放，無利可圖……這樣的人聽起來像瘋子，看起來像瘋子。但利瑪竇真不是瘋子，而是懷著崇高的宗教信仰。他來中國的終極理想就是為了讓遙遠的東方人重新回到上帝的懷抱。
如同釋迦牟尼舍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利瑪竇也是毅然放棄了他在歐洲優渥的貴族生活，但正是他的"自願流放"為中國人打開通向西方科學的大門，帶來了歐洲文藝複興以來先進的科學文化：利瑪竇所開創的"西學東漸"帶來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空前繁榮。在當今中國的學術界，幾乎包括所有的學科門類，隻要追溯它的發展史，都無法回避"西學東漸"的影響。"西學東漸"對中國科學（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地質學、測繪學、氣象學、水利學、力學、物理學、光學、機械學、建築學、化學、軍事工程學、造紙印刷術、人體科學、西醫藥學、動植物學、釀酒業等等）、藝術（美術包括油畫、銅版畫和雕塑，音樂包括樂器、樂理、樂曲，還有園林藝術以及玻璃、琺琅和鼻煙壺的製造工藝，等等）和人文學（倫理學、哲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等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有些領域甚至是從無到有的開創性影響。
同時也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裏生根發芽並在隨後的歲月中開枝散葉……
利瑪竇神父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義者，他的神學、哲學和藝術修養深厚，對當代高級數學、天文、地理和最進步的實用科技也很有心得，再加上他以堅忍不拔和謙恭好學的態度，深入鑽研中國古典文化，因而真正成為中國與歐洲兩大文明之間的「橋梁」。
02
今天我們幸逢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的時代，鑒於大國的巨大影響力，BBC，路透社，NYTIMES 等許多外媒現在都在全力教世界人民"學習拚音"。
2013年起，"dama"就在國際上名聲大震，因為大國"大媽"們一開團居然能左右國際金價。
隨後的幾年，"shanzhai" 、 "tuhao"、"chengguan" 、"Pengci"等等也紛紛打響了自己的知名度，成為國際熱詞。
最近兩年，geilivable（給力），"Wang Hong"（網紅）等也引起了廣泛矚目。
這些拚音例如:"tuhao(土豪)"有望攜手"dama(大媽)"以單詞形式收錄進《牛津英語詞典》，看來為了"讀懂大國"，歪果仁學拚音也真是蠻拚的。
但你沒有想到的是，這殺死老外無數腦細胞的漢語拚音竟然也是歪果仁首先發明的。
對，就是利瑪竇這個意大利老外。
1583 年至 1588 年，在利瑪竇和羅明堅編的《葡漢辭典》中，就史上第一次使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
後來，利瑪竇又同郭居靜合作，於1605年發明了第一套漢字拚音方案《西字奇跡》，內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
後世的專家根據此書，簡簡單單地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44個韻母和5個聲調符號的漢語拚音方案。這方案從此解決了中國音韻學上分析因素與測定字音這兩大困難。
1926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與友人王征經過多年研究，在《西字奇跡》的基礎上編成了第一部拚音漢字詞匯《西儒耳目資》，其中確定的拚音方案被後人稱為"利瑪竇一金尼閣方案"。其拉丁化注音體係用到了25個字母，和現代漢語拚音體係已經很相近了。
"利、金方案"作為最早而新穎的漢語拚音方案，給後世的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並逐漸演進，成為拚音字母的基礎。
雖然歪果仁對於發明漢語拚音有首功，但在隨後的歲月中也經過了許多中國人長久的改進和發展才有了我們現在通用的拚音。1958年2月，第一屆人大通過了以周有光等為主導編寫的漢字拉丁化方案-《漢語拚音方案》，這是我國三百多年拚音字母運動的結晶。
周有光說："300多年來外國人的拉丁字母漢語譯音，50多年來中國人自己對拉丁字母漢語拚音的研究和實踐，解放後群眾的許多建議，給新的《漢語拚音方案》的擬定打下了良好基礎。有些問題過去已經很好地解決了，新的擬訂工作隻要進一步解決那些被認為還不夠滿意的字母配合問題"。
1958年秋至今，《漢語拚音方案》都是全國小學的必修課程。
相關調查發現，今天在發送手機短信和用電腦輸入漢字的時候，使用漢語拚音的比例在95%以上。
利瑪竇的本意是為了讓歪果仁熱衷學習漢語，沒想到最後卻成為中國小學生的啟蒙必學，幫助一代又一代人從容走進錯綜複雜優美深邃的漢字世界。
利瑪竇和周有光等更沒有料到的是，在世界迅速進入信息時代後，是這些拉丁字母拚音打開了 漢字信息化的大門，成為信息化時代的信息工具，為漢字信息化、漢語國際化、普及普通話和國民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03
《通典·禮典》 "所謂昊天上帝者，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即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讬之於天，故稱上帝
"上帝"一詞最早出現在《尚書》的《虞書·舜典》，是儒家信仰的核心教義之一，古代中國人與古代猶太人一樣，承認宇宙萬物和人類命運之上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創造和主宰的力量，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也用"上帝"這個概念來指稱這個至高神聖的力量。
將"God"譯成"天主"和"上帝"，就是利瑪竇的首創，他對儒家經典如此熟悉，他在《天主實義》中引用了十幾處儒家經典如《詩經》《中庸》，《周頌》，《易》等來論證儒家中的"天"或 "上帝"與基督教中的至高神是同一的。
隻是在漫長的歲月和佛道的蠱惑下，儒家才不幸遺忘了上帝的存在。
利瑪竇堅信在基督內的信仰，不但不會使中國文化受損，反而使它更豐盛完美。他的"引儒入耶"，確實很好地融合了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
同樣學貫中西，飽讀詩書的徐光啟對此深以為然，認為"天學"（基督教）和傳統文化是契合的："有合吾國古人敬天事天、昭事上帝之者。"
利瑪竇結交的士大夫中，有不少是儒學名士，是公卿大臣，而這些人都深信，接納基督信仰，絕非背叛中華文化，天學一樣以忠孝慈愛為功夫，一樣有益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樣弘揚中國聖賢之道。
正如徐光啟所言"諸陪臣(指西方傳教士)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
《利瑪竇傳》一書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曆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還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
利瑪竇以非凡的智慧和毅力將自己融入充滿生機的中國文化中，他對中國古典文化和經典的悉程度不亞於當時許多知名的大儒。他曾向許多文人表演了他秒殺"最強大腦"的利瑪竇記憶迷宮：將《四書》倒背如流！是真的倒著背。
他用信仰和友愛使這個偉大民族開啟了和西方的充滿好奇又相互尊重的平等互通交流，他是一座溝通中西的不朽之橋，讓先進科技和信仰走向中國，同時也讓西方了解中華民族的文明光輝。
"這本書（利瑪竇日記）第一次向歐洲全麵介紹了中國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概念。歐洲人也是第一次從此書中知道中國聖人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精粹儒家經典。"
他的《利瑪竇劄記》，繼《馬可·波羅遊記》之後，再次在世界引發了中國熱。
美國著名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Stavrianos)寫道:"
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曆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係、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製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
青史留名，人們也永遠記住了是利瑪竇第一個將《四書》譯成拉丁文。
04
在世上的最後一日，有人曾問利瑪竇，他將給世人留下什麽？
"一扇功德之門，但不無艱苦磨難。"
利瑪竇篳路藍縷，德業兼修，經曆著常人無法忍受的孤獨與心靈煎熬。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而後人卻時常對他有許多揣度和非議（如間諜說，如利瑪竇等人介紹到中國來的科學知識不是先進的等等）。
但正如李約瑟所言，
"即使說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隻是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但由於當時東西兩大文明仍互相隔絕，這種交流作為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係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
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享年58歲。按國朝慣例，歪果仁死後都要移葬澳門。但是明神宗萬曆皇帝賜地安葬，由徐光啟主持，"與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 二裏溝嘉興觀之右"，即滕公柵欄。利瑪竇成為第一個下葬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成為首個被中國皇帝賜地埋葬的歐洲人。
有太監對此不服，言於相國葉文忠（向高）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乎？姑無論其它，即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賜葬地矣。"
這就是大明君臣的大國氣度，從此，滕公柵欄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
四百年來，這個特別的墓園就見證著這一群特殊的旅行家，身懷奇藝，心存悲憫，從遙遠的歐洲漂洋過海而來，闖過九九八十一難，隻為到大唐中土萬裏送經。他們既是神父，又是博學多聞的學者，他們送來的西學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智慧結晶之一。他們經曆的才是真正的文化苦旅。
但真正能抵達中國的已然不過十之五六，而後能登天子堂並蒙恩賜葬於此的，更幾乎萬中無一了。
可歎的是，即便如此，百年後的他們隻想靜靜地安息在這片園地中也不可得。這個古老國度有太多的滄桑，太多的巨變。
1900年，墓地被砸毀，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利瑪竇的屍骨更被挖出來焚燒。其後清政府依《辛醜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毀墓地，而且還立了一塊道歉的石碑。
1954年，墓地內的墓碑隻有利瑪竇、湯若望、三塊被保留。
期間，曾僥幸脫難的利瑪竇墓碑也終被平埋於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這個頗有創意的想法，卻讓利瑪竇墓碑得以幸存。
1979年後，墓地在鄧總設計師等五位領導批準下得到了修複，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今天，利瑪竇墓位於阜成門外寬大的綠色庭院中央。
從"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者"到"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從"以夷變夏(新名詞叫做"和平演變")"到"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利瑪竇們多變的身份見證了五百年來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衝突與融合艱辛而漫長的曆程。
魯迅曾說："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晚明如同漢唐，都是以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平等開放的心態去麵對和迎接外來文化，博采眾長，兼收並蓄，因此造就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在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依然處於中西文化碰撞與交流的重要時刻，四百多年過去了，我們是否更加具備了應有的自信和足夠的氣度來迎接東西方文化的熔鑄與合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