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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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年，丙寅虎年，在中國是明朝天啟六年。
這一年，在明朝大地上發生的許多事，深遠地改變了中國曆史的走向。
1月，清太祖努爾哈赤率兵13萬圍攻寧遠城，身負重傷而敗退。半年後的8月11日，努爾哈赤病逝，時年六十七歲。
5月30日（明朝天啟六年五月初六），北京城王恭廠神秘大爆炸。京師死傷數以萬計包含諸多高官，朝野震動，明熹宗下罪己詔。
6月28日(明天啟六年六月)，山西靈丘發生強烈地震。京師和許多地方都有震感。7月，大台風自靖江東北起，大水八日乃退，老稚死傷甚多。禾黍糜爛，民令艱難。8月，明朝陝西流民起義，由保寧進入四川，活動於廣元、神宣之間。
10月20日，雄才大略的皇太極在沈陽登基，但在當時，世上沒有任何人會想到他日後會被稱為清太宗。
對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和近世的“多難興邦”，多災多難，天變不斷的晚明給出了一個回答。
01
天啟六年五月初六（1626 年5 月 30 日上午9 時），位於北京城西南隅的王恭廠火藥庫附近區域，發生了一場離奇的大爆炸。這次爆炸範圍半徑大約750 米，麵積達到2.23平方公裏，共造成約2萬餘人死傷。
這就是王恭廠神秘大爆炸，又稱天啟大爆炸，史稱 “乃古今未有之變也”。它與古印度的死丘事件和俄羅斯的通古斯大爆炸並稱為世界三大自然災難之謎。
因為這次爆炸影響很大，目擊者很多，在許多史料中都有相當的描寫，比如《明實錄·熹宗實錄》、《國榷》、宦官劉若愚所著《酌中誌》、北京史地著作《帝京景物略》、《宸垣識略》，尤其是《天變邸抄》對王恭廠災變記述極為詳細。
天啟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今宣武門內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長安街)，西及平則門(今阜城門)南，長三四裏，周圍十三裏，盡為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
——《天變邸抄》
《天變邸抄》是根據當時屬於官方的、相當於現在政府新聞公報性質的邸報底本。
爆炸中產生了靈芝狀的雲，”煙雲直上，亦如靈芝，滾向東北。” ，對於今天的我們，這雲再熟悉不過了，就是蘑菇雲。
初六日辰時，忽大震一聲，烈踰急霆，將大樹二十餘株拔出土，又有坑深數丈，煙雲直上，亦如靈芝，滾向東北。自西安門一帶，皆霏落鐵渣如麩如米者，移時方止。自宣武街迤西、刑部街迤南，將近廠房屋猝然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殺有姓名者幾千人，而闔戶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幾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爐中之火皆滅。唯賣酒張四家兩三間之木箔焚燃，其餘則無焚毀。凡死者肢體多不全，不論男女盡皆裸體，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劉若愚《酌中誌》
後來有研究學者估計這一次的爆炸差不多將近1-2萬噸的TNT當量，而震驚世界的廣島原子彈爆炸相當於15,000噸TNT當量。
在爆炸中，石駙馬大街一個五千斤重的石獅子居然被卷到順成門外。西安門一帶,落下了厚厚一層如麩如米的鐵渣。
除了爆炸的威力外，天啟大爆炸中最奇怪的是“死、傷者皆裸”：
“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天變邸抄》)。“凡死傷俱裸露，員弘寺街轎中女赤體無恙”
——《國榷》
“木石人複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數，人以百數……死者皆裸”。
——《帝京景物略》
當日巨響之後，帽子、衣褲、鞋襪一霎那全都不見了，很多死者和傷者都是寸絲不掛。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躺在地上動彈不得，見街上婦女赤體而過，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有的用半條腳帶遮掩著，有的披了半條褥子，有的披著一幅被單，一會工夫就過去了數十人，那人見了哭笑不得。
據《國榷》記載：“震後，有人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於樹梢，昌平縣校場衣服成堆，人家器皿、衣服、首飾、銀錢俱有。產部張鳳奎使長班往驗，果然。”
也就是說，死傷者的衣服，都被瞬間脫起吹到了十幾裏外。
除了死傷之外，大震爆發後許多人失蹤，瞬間消失。失蹤的人中有的幸運地出現在別人家中，有的就此人間蒸發。
“粵西會館路有慕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先生學生俱無蹤跡”。“承恩寺街有女轎八肩過，震後，隻見轎打壞在街心，女客轎夫俱不見”。“更有失手足頭目於裏外得之者”。
還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所謂的“大爆炸”其實並不符合爆炸的特征，因為爆炸中心低溫無火, “不焚寸木”、“焚燎之跡全無”。
後世對這次災變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探討，提出了種種成因：有地震說、火藥爆炸說、颶風說、隕星說、大氣靜電釀禍說、地球內部熱核高能強爆動力說、隕星反物質與地球物質相逢相滅說，甚至外星人入侵、UFO降臨，等等。不過不管哪一種說法都無法自圓其說使人完全信服。
比如火藥爆炸說（安全生產責任事故說）就認為當時為工部製造、儲存火藥的王恭廠火藥庫發生了爆炸是原因。
但是後人查閱各種史料記載得出的結論是，當時北京的王恭廠日產火藥約2噸，常貯備量約1000噸，不可能存有2萬噸炸藥。即便真的存有，當時的2萬噸炸藥的威力也不能跟今日2萬噸TNT炸藥相提並論。再說，如果當年明末能有這麽牛逼的火藥，後金哪還有後來？
02
這次驚世駭俗的“天變”引起的後果很嚴重。
首先，天啟皇帝唯一的太子朱慈炅先在這次災難中遭遇不幸，官方公告說皇子朱慈炅“受驚身亡”。這樣，皇位已經沒有天啟的子嗣可以繼承了。
至於明熹宗朱由校，二十一歲的他當時正在乾清宮用膳，聽聞巨響匆匆出逃，隻有一個貼身侍衛扶著他，途中侍衛被墜物砸死(「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沒來得及跑的侍奉皇帝進膳的太監全都殉難，無人存活。而明熹宗僥幸躲過此劫。
但是死神來了，躲都躲不過，次年，天啟七年，23歲的木匠皇帝朱由校去西苑（今天的北海公園）泛舟，僅僅因為落水，結果病重身亡。
沒有這次災難，崇禎不可能上位，也就不可能成為亡國之君。
其次，很多大臣和輿論則把爆炸原因歸咎“火藥自焚”，如兵部尚書王永光“火藥原係製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焚，致都城雲擾，萬眾受害，典守之罪，夫複安逃”。天啟皇帝迫於壓力，隻好暫停火藥的研製，明朝火藥發展陷入停滯。
再次，災變之時，魏忠賢勢力達到頂峰，正殘酷迫害東林黨。在“天人感應”思想下，天變為東林黨的被迫害提供了超自然的正義性，讓時人認為他們的忠義感天動地。
甚至連閹黨成員都產生了分裂，不少閹黨成員開始嚴厲批評朝政，並提議減輕對東林黨人的迫害。
但是這些反而加劇了天啟皇帝對官僚集團的鄙視和反感，並明確地更加支持魏忠賢，最終加劇了朝廷的分裂和黨爭。
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激烈廝殺，其激烈程度在曆朝都罕見。黨爭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甚至許多人認為“明朝亡於黨爭”。這次大爆炸，可以說從各方麵導致並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一個王朝的滅亡，你也許能給他找出千萬種原因，但不可否認，像天啟大爆炸這樣極其偶然的天災，也許就輕易地改變了曆史的走向。
03
天啟臨終時命崇禎繼位，殷切希望：“來，吾弟當為堯舜。” 並專門諄諄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
木匠皇帝雖然是個半文盲，但是智商情商都不低，他了解魏忠賢，知道太監魏公公即使權勢熏天，但也隻能忠於皇帝，因為他別無選擇。
可是剛上台的年輕皇帝自信滿滿，怎肯聽得進去被東林黨人黑得一塌糊塗的木匠皇帝的話，三個月不到，就對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舉起了屠刀。十七年後，平反昭雪魏忠賢時冤案兩千餘件的太監曹化淳一把鼻涕一把淚：“使忠賢在，國事必不至此！”崇禎臨死前對東林黨人深惡痛絕：“諸臣誤朕”“文臣人人可殺”，卻下密旨收魏忠賢的遺骸厚葬於碧雲寺，估計在李自成城破之日才後悔沒聽他木匠哥哥的話。
清初士人看得很清楚：東林未必都君子，而閹黨未必皆小人也。
魏忠賢閹黨倒下了，東林黨人站起來了，但得勢之後的東林黨人依然援朋引黨，黨同伐異。在國內動蕩、邊關危急的存亡之際，東林黨依然精神百倍地與天鬥，與人鬥，對治國救國毫無主張。從萬曆以來，東林與宣黨、昆黨、齊黨、楚黨、浙黨等幾乎全國朋黨集團就一直一直地鬥爭。《東林黨新論》稱：東林黨人“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長於內爭，短於治國、治軍”。鬥爭，是明末東林黨人一生的寫照。
甚至在大明是戰是和、是遷是守的關鍵時刻，朝廷依然在無休止地爭吵，無休止地鬥爭。一心整飭朝綱的崇禎帝從清算閹黨開始反而陷入了一場永無休止的鬥爭之中。
明朝是真正的“藏富於民”，晚明江南的工商業已經很發達了，魏忠賢的工商稅，礦稅，鹽稅等讓江南地區的資本家們為國家做了不少貢獻，而代表當時江浙商人利益的東林黨人卻取消或降低了這些稅負，讓急需軍費的國家財政隻能向農民加稅加餉，並讓政府雇員下崗（其中就有一個著名的失業驛卒李自成），再加上天災不斷，直接導致農民大起義。
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直接指出這些東林大臣隻會拉幫結派卻沒有公正忠誠的。
04
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以江南文官為主，徐光啟是上海人，他與東林黨人的交往其實很多。但是徐光啟對政治鬥爭看得很透徹，他說：“黨與二字，耗盡士大夫精神財力，而於國計民生，毫無幹涉，且以裕蠱所為，思之痛心，望之卻步。”
徐光啟還打過一個形象的比喻：黨爭者，就是同一條船上左右舷的人不和，拚命晃船，不管船翻不翻，最後肯定舟毀人亡。
“如舟行大水，左右之人各宜安坐以濟，而故自相傾側，即一左一右，有往必複，無安舟矣。數往數複，漸以加重，重極而反無完舟矣”。
在政治渾濁黨爭不斷的晚明，徐光啟能夠卓爾不群，在閹黨和東林之間不做左右袒，需要極大的勇氣，閹黨自然是不遺餘力地打擊他，而東林黨對他也多有不滿，因此在仕途中間幾度“下課”，而他做的許多實事也處處受到掣肘。
薩爾滸兵敗後，徐光啟無論是提倡引進紅衣大炮，製造西洋大炮，雇傭葡萄牙兵士，還是主持修改曆法都不順利，因為朝中不斷有人反對：“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習先臣戚繼光之傳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練然後能揚威武哉？”
不斷受到排擠的徐光啟也曾上疏“臣生平愚見，每謂植黨為非，渙群為是，是以孑然孤蹤，東西無著”。
也曾對友人吐露苦衷，如“夙昔不能趨炎，亦無心逄世”，“生無媚人之骨”，“言而不用，吾誌則盡矣，複何求焉，又何悔焉！”。
“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如果你真信了孔夫子的話，那就有人說你圖樣圖森破了，因為無論在古在今，不黨的結局都可能是孤家寡人，處處受製。
隻是徐光啟從來不後悔他的選擇。
自賦要“在陰輝自媚，向日影逾明”的徐光啟“生平務有用之學”，他一生辛苦，倡導“實學”，旗幟鮮明地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開時代風氣之先。在今天看來，他所作的許多都是極深的勞苦，如身體力行地搞種試驗田，風餐露宿地練兵，翻譯著述，觀天修曆，大約是深知“爭”無用。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他晚年對崇禎皇帝：“方今造就人才，務求實用”，“若今之時文，真是無用”，“未經目擊，而以口舌爭，以書數傳，雖唇焦筆禿，無益也。”
生無媚人之骨，反對黨爭，讓徐光啟在政治上建樹平平，他的“富國強兵”的一生夢想終未成真，但同時也成就了徐光啟在科學上的豐功偉績。
《五人墓碑記》的作者，明末大文學家張溥評價徐光啟：“古來執政大臣，廉仁博雅，鮮公之比”。
徐光啟係列前期回顧（推薦按照順序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