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個人博客
在印度最北部的“帕爾瓦蒂”河畔，毗鄰喜馬拉雅山，坐落著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卡蘇爾”，村裏布滿了許多酒吧、廉價旅館、網吧和外國餐館，此外，印度最好的大麻品種之一“Chras”在這裏廣泛流通。“卡蘇爾”為許多遊客和登山愛好者或印度自然愛好者提供了放鬆、沉思和呼吸新鮮空氣的機會，有時還混合著大麻的存在。遊客經常注意到，大多數標誌都印有印地語和希伯來語，由於許多剛剛結束以色列義務兵役的年輕人的到來，這座城市擠滿了很大一部分以色列遊客，這種現象也存在於印度西部沿海的果阿邦，人們在冬天前往那裏，遠離喜馬拉雅山的冰雪。
在以色列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下，以色列青年每年湧向印度，以治療軍隊中對他們施加的心理壓力影響，他們在這裏的生活卻發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不斷聚會、吸毒、公開賣淫，這些行為引起了當地人的不滿，其中包括果阿天主教堂，該教堂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警告他們不要因為在軍隊服役期間的經曆而無視當地居民的習俗，並表現出“不人道”。
果阿邦海灘的主人說：“你所要做的就是按照希伯來語的標誌，最終會到達一個裝滿大麻的管道。”這片海灘有大量以色列商人存在，他們購買了大片土地，以至於一名議員就“以色列占領果阿”發出警告，他們參與城市的毒品交易，並通過他們在那裏的財產為他們的交易提供掩護。從應征入伍者和農業顧問，到從事不正當交易和販毒活動的人，以色列人的湧入已經變得引人注目，盡管在印度這樣的大國中，這種湧入很簡單，而這反映了以色列在打開與新德裏正常關係大門方麵所取得的巨大進步，在經曆了數十年幾乎完全敵對之後，新德裏直到 1992 年才完全實現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
五十年前，以色列駐孟買領事館及其四名雇員被稱為“世界上最孤立的外交使團”，當時，特拉維夫被禁止在首都德裏開設大使館，與以色列的關係僅限於領事級別，而印度則沒有向以色列派遣任何外交官。盡管印度政治領導層對此缺乏熱情，但特拉維夫當時仍熱衷於與印度的關係。事實上，這四名雇員曾經每兩個月為領事館出版一本專門雜誌，並回應一些印度人的詢問，這主要是基於以色列在農業方麵的開創性經驗。
全麵關係的大門早在30年前就已經打開，然而，直到最近，印度仍然回避這一問題，因為印度的興趣集中在從以色列農業開發公司中受益以及與以色列在傑出的軍事領域進行合作，除此之外，印度實現全麵正常化的熱情仍然有限，印度航空公司直到 2017 年才開通直飛特拉維夫的航班，僅由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向數量有限的印度遊客提供這項服務，每年不超過 5 萬人次，其中一些人仍然試圖避免在護照上蓋上以色列印章，而是將其印在另一張紙上，擔心以後在進入一些與印度有廣泛關係的海灣國家或伊朗時遭遇拒絕。
與遊客一樣，印度一直試圖將與以色列的關係限製在其關注的領域，同時避免公關“蓋章”和對特拉維夫進行正式訪問的熱情接待，直到 2017 年，都沒有印度總理這樣做過。然而，隨著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於 2014 年上台，半開的大門開始進一步敞，他對國大黨製定的所有不變政策感到不滿，沒過多久，他就成為第一位踏上以色列占領國的總理，2017年，莫迪對特拉維夫進行正式訪問，次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問印度，另一方麵，在他執政的第一個任期內，尼赫魯的遺產繼續蒙上陰影，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問題的承諾繼續對印度施加一些義務，盡管印度是一個非阿拉伯或穆斯林國家，這首先讓我們了解了這一承諾具體化的原因，同時也讓我們了解了印度及其政治力量與阿拉伯世界關係中未知而重要的一頁。
對以色列關閉的大門：尼赫魯遺產和哈裏發運動
“巴基斯坦不斷反對我們參與伊斯蘭活動，這很正常，因為它作為一個國家的建立是基於印度教人民（在印度）和穆斯林人民（在巴基斯坦）之間的精神分裂理論；印度沒有也不會接受這一理論。”
（庫爾布坎·辛格，前印度駐摩洛哥大使）
1966年3月，以色列總統紮勒曼·夏紮爾的專機在印度首都德裏降落幾個小時，之後，轉機前往印度東部的加爾各答市，在那裏過夜，次日早晨抵達他的官方目的地：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一個印度官員會接待這位違背自己意願來到印度的重要客人，這違反了外交慣例。 這給反對派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機會來攻擊時任總理英迪拉·甘地，當時的總理英迪拉·甘地上任僅兩個月，理由是她的政府“招待不善”。
英迪拉追隨她的父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他與埃及總統納賽爾關係密切、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奉行“阿拉伯主義政策”——的腳步，堅持拒絕與以色列實現正常化的政策路線，甚至更加頑固地抵製以色列人，渴望鞏固其在執政黨（國大黨）中的地位，該政黨與同樣拒絕正常化的左翼政黨結盟，相信猶太複國主義計劃從屬於西方，此外，她致力於提高其在穆斯林中的受歡迎程度，因為穆斯林占印度人口的五分之一，並利用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贏得了選舉。
事實上，國會對以色列的政策不僅僅是一種選舉算計，而是考慮到印度擁有大量穆斯林人口，其對伊斯蘭世界的長期利益的體現。 聖雄甘地領導的反對英國的國大黨運動與支持奧斯曼哈裏發運動並肩而行，奧斯曼哈裏發運動於二十世紀初在印度穆斯林中興起，並產生了許多穆斯林領導人，其中一些人留在了印度，一些人參與了1947年巴基斯坦建國，隨後，印度在將非洲大陸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後獲得了獨立，部分原因是巴基斯坦拒絕接受印度的“印度教”話語，並且不屈服於將印度與其東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和西部（伊朗和海灣）的伊斯蘭環境隔離的企圖，甚至不屈服於與整個周圍環境發展密切關係的必要性，尤其是阿拉伯人和他們的問題，作為印度穆斯林曆史作用的自然代表。
新德裏如願以償，鑒於特拉維夫占領新的阿拉伯土地違反了聯合國決議，1967 年的六日戰爭成為英迪拉在反對者麵前堅持抵製以色列的另一個原因，同樣，當印度軍隊在1971年解放孟加拉國的戰鬥中擊敗巴基斯坦軍隊時，這股風潮也在印度國內蔓延。英迪拉派在同年的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確認了尼赫魯在國大黨中的統治地位和延續性，然而，在1969年阿拉伯方麵發起的幾起事件背景下，印度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熱情開始降溫。
1969年9月，印度駐摩洛哥大使庫爾布坎·辛格收到印度正式邀請，出席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舉行的伊斯蘭會議，當時，來自澳大利亞的極端猶太人縱火焚燒阿克薩清真寺，伊斯蘭會議組織就此召開會議。辛格在開幕式上擔任印度代表團團長，直到第二天由英迪拉政府穆斯林部長法赫魯丁·艾哈邁德率領的官方代表團從德裏抵達，但摩洛哥國王的一位代表給剛剛抵達的代表團帶來了壞消息，取消了對印度的會議邀請。
不出所料，反對的聲音果然來自巴基斯坦，據稱，巴基斯坦多家機構對總統葉海亞·汗的壓力改變了他的立場，在最初同意印度出席後改變了立場，正式向印度代表團提出了這些論點，提到了印度一個邦發生的宗派緊張事件，導致多名穆斯林被殺，這是印度未能完成出席會議的一個障礙，隨後，法赫爾丁被要求要麽放棄出席，要麽將印度的地位從正式成員改為觀察員，但印度部長拒絕了。
巴基斯坦的立場得到了約旦、土耳其和伊朗（當時在國王統治下）的支持，據稱，其中兩個國家威脅稱，如果印度參加，他們將與巴基斯坦一起拒絕參加會議，這直接促使摩洛哥避免向印方通報會議議程，以有效迫使印方不出席，擺脫僵局，使會議取得成功。於9月25日下午舉行閉幕會議，印度代表團獲悉後致信會議主席國，詢問為何沒有受到邀請，但沒有得到答複，最終聲明僅表明“印度穆斯林”代表出席，而沒有提及會議開始時代表印度政府的代表團出席。
印度向與會國家通報，其對所發生的明顯違反外交規範的行為提出正式抗議，其中一些國家迅速派出代表團前往德裏，闡明自己的立場和對印度參與的支持，其中位於首位的就是埃及，然而，阿拉伯國家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困惑在許多情況下繼續顯現出來，特別是兩國在克什米爾地區反複發生戰爭，一些國家站在巴基斯坦一邊，例如海灣國家，而另一些國家則試圖保持中立，例如埃及。
在英迪拉執政期間，印度繼續致力於巴勒斯坦問題，1974 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德裏設立了官方總部，而以色列則在首都外保留了其規模不大的領事館，它甚至受到額外的限製，例如拒絕向以色列公民發放任何印度簽證，其中一些簽證是通過英國駐特拉維夫大使館發放的，印度通過該大使館管理與以色列關係的這些基本檔案。但這些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就像 20 世紀 70 年代中東發生的許多天翻地覆的情況一樣。
半開的門：20 世紀 80 年代和卡吉爾戰爭之後
“有沒有可能我們比埃及本身更像阿拉伯人？”
（奇丹巴拉姆·蘇布拉馬尼亞姆，印度前財政部長和國防部長）
如果以色列要慶祝 1948 年以外的年份，它可能會考慮慶祝 1977 年，因為那一年為它打開了許多扇門，而不僅僅是一扇門，其中第一個也是最有價值的是埃及的大門，隨著薩達特總統訪問以色列議會以及隨後與埃及的戰爭翻開新的一頁，埃及的大門敞開了；第二個是突破是實現了與印度首次直接溝通，此前，英迪拉因1977年選舉中支持率下降、獨裁主義日益加劇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而下台。
新的“賈納塔”政府並沒有考慮太久，特別是考慮到其隊伍中存在印度教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看到了與以色列結盟對抗巴基斯坦的好處，隨後決定在德裏秘密接待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討論如何從以色列的軍事專業知識中受益。盡管賈納塔政府在兩年內垮台，英迪拉重新掌權，但當時其外交政策卻變得更加疲弱，因為其盟友蘇聯開始衰落，納賽爾政權也消失了。 緊閉的大門半開隻是時間問題，這就是 1984 年英迪拉·甘地被錫克教極端分子刺殺後實際發生的情況。
距離她被暗殺僅一年時間，英迪拉·甘地的兒子兼權力繼承人拉吉夫·甘地就決定在聯合國大會年度會議期間首次會見以色列總理。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拉吉夫的艱難歲月中，印度的統治機構意識到需要進行根本性變革，以跟上周圍發生的事情的步伐，首先是蘇聯在全球的衰落、阿拉伯地區經濟重心的轉移以及海灣地區與巴基斯坦有著密切的關係，印度統治機構意識到，需要開放印度市場，然後與美國和解，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開始崛起。
由於美國軍事工業仍遠離印度市場，軍事發展問題成為印度議程的首要任務，而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的衰落以及維持和發展印度軍隊中的蘇聯武庫的需要，導致印度希望與一個能夠填補這一空白的政黨發展新的關係，這是1992年納拉辛哈·拉奧總理決定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的主要動機之一。
20 世紀 90 年代末的其他因素導致了與以色列軍事夥伴關係的深化，首先是美國因印度進行違反《核不擴散條約》的軍事核試驗而暫時禁止與印度的軍事合作；其次，印度教民族主義人民黨首次上台，進一步疏遠穆斯林選民和左翼政黨；第三，1999年與巴基斯坦發生了一場新的戰爭——卡吉爾戰爭——這場戰爭暴露了印度軍隊與巴基斯坦軍隊對抗時的軍事和情報缺陷，中印之間存在曆史競爭，但印度軍隊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在此期間，德裏除了以色列伸出的雙手之外，一無所獲，以色列一直渴望與印度建立一種類似於單方麵愛情的牢固關係，直到印度最終決定部分回應以色列的示好，以獲得以色列軍火庫的優勢，德裏很快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軍火消費國。此外，德裏還通過特拉維夫門戶間接獲取西方最新軍事技術。
國大黨重新掌權後，這種以軍事和技術優勢為重點的閉門做法仍在繼續，並一直持續到 2014 年，這清楚地表明回歸尼赫魯的“阿拉伯主義”政策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因為阿拉伯人自己放棄了這些政策，轉而采取更現實的政策，因此，對於德裏來說，與一個現在擁有對抗直接敵人所急需優勢的國家舉起數千公裏之外的戰旗是不合邏輯的。
莫迪時代：大門敞開
“由於穆斯林的宣傳，我們的人民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似乎被誤導了。整個巴勒斯坦都是猶太人的家園，這比穆斯林使者的誕生至少早了兩千多年。”
（維納亞克·達莫德爾·薩瓦卡，印度教民族主義先鋒人物之一）
2008年，時任古吉拉特邦州長納倫德拉·莫迪撥出部分國家預算，以印度教思想家維納亞克·達莫德爾·薩瓦卡的名義開設了一個網站，為他辯護，反對“幾十年來針對他的惡意宣傳，並導致對他的誤解”。薩瓦卡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學派的一員，該學派與聖雄甘地的遺產作鬥爭，並在印度看到了一個基於印度聖地與印度教信仰之間密切聯係的印度教家園，因此，任何其他沒有使其土地神聖化的宗教元素都被視為外來的。
在擔任古吉拉特邦州長期間，莫迪是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推動者，該運動旨在審查印度曆史的官方敘述並恢複對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和保守派人物的尊重，此外，從他在國內政治中的立場來落實他對外交政策的看法，特別是在以色列及其和解方麵的立場，這符合印度教民族主義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曆史立場，因為巴勒斯坦是猶太人的聖地，穆斯林進入較晚，就像印度這片“印度教”土地上發生的情況一樣。
2001年至2014年莫迪執政期間，不斷加強與以色列的關係，古吉拉特邦派出數十名商人和農民前往那裏獲取以色列最新的農業技術，該邦也獲得了許多以色列的投資。因此，莫迪在 2014 年議會選舉中獲勝並就任總理後，他及其外交部長蘇什瑪·斯瓦拉傑受到以色列的熱情接待也就不足為奇了。有大量證據表明，以色列對特拉維夫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度，這種態度始於莫迪和內塔尼亞胡在聯合國大會期間的會晤，盡管有傳言稱印度外交部的許多人對這次會晤猶豫不決。
2014年底，內政部長拉傑納特·辛格訪問了以色列並返回了自己的國家，開創了此類先例，這違背了印度外交慣例，即未經拉馬拉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不得訪問以色列。隨後，印度共和國名譽總統普拉納布·慕克吉於 2015 年 10 月訪問以色列，成為首位訪問以色列的印度總統，但這一次，他途經了拉馬拉。
然而，這些轉變在當時並沒有帶來完全的開放，因為莫迪執政初期普遍存在現實考量，最重要的是印度和伊朗之間密切的戰略關係，除了印度對與孟加拉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海灣地區的關係感興趣之外，兩國在遏製巴基斯坦方麵也有共同利益，因此，犧牲這一切並在一夜之間打開正常化之門是不合邏輯的，這與印度的利益相矛盾，特別是德裏有興趣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這將需要大量國家的支持。
盡管莫迪政府熱衷於深化與以色列的官方關係，並在軍事和技術上從中受益，但莫迪政府對一些傳統的“阿拉伯”立場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承諾，其中包括繼續稱馬哈茂德·阿巴斯為巴勒斯坦總統，而不僅僅是像其他國家那樣稱其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印度外長在訪問巴勒斯坦期間參拜阿拉法特聖地，以及印度投票讚成在聯合國升起巴勒斯坦國旗，與此同時，印度采取了緩慢的步驟來加強與占領國的文化和經濟合作，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航空的直航航班，該航班根據雙方簽署的協議於 2017 年 5 月開始運營，根據協議規定，每周開通三趟從印度飛往以色列的航班。
莫迪第二任期（2019-2024）期間，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步伐加快，在中國實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新德裏和華盛頓之間的密切和解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因此，印度更多地將以色列視為其與美國聯盟的一部分，而不是與其與中東和伊斯蘭世界關係有關的問題。 除此之外，印度對海灣和伊朗反應的擔憂有所下降，首先是因為一些海灣國家已經開始走上關係正常化的道路，其次，盡管印度與伊朗關係很重要，但在印度眼中，其重要性已不再那麽重要了，因為伊朗經濟危機和政權合法性危機使其與中國走得更近，而德黑蘭和華盛頓之間核協議的失敗加劇了兩國首都之間的敵意，自然促使德裏支持後者，因此，伊朗在印度考量中的權重有所下降，盡管並沒有完全消失。
在莫迪執政的頭幾年，印度政界人士已經能夠更好地向以色列人回報他們過去所表現出的一些友善，然而，像印度航空航班上的大多數乘客一樣，他們小心翼翼地避免讓以色列的親吻落在他們的臉頰上。莫迪執政十年後，印度周邊地區關係發生諸多轉變，新德裏似乎終於揭開了與特拉維夫隱藏友好的帷幕，其對特拉維夫的偏袒甚至連美國人自己都感到驚訝，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位分析師對莫迪最近關於“阿克薩洪水”行動的推文表示驚訝，他表示，“我對以色列發生恐怖襲擊的消息感到震驚。在這個困難的時刻，我們與以色列站在一起。”
鑒於俄羅斯、中國和巴西的聲明更加平衡地闡述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必要性和對兩國方案的承諾，其中一些國家甚至避免譴責哈馬斯，含蓄地表明危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以色列極端主義，印度的立場與美國的立場幾乎相同，這體現了以莫迪為首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府對印度外交政策的持續變化，這也是阿拉伯地區體係自身衰落、背離印度地區和世界戰略核心的體現。
點評：
對比中國在以巴之間定義的關係，印度其實也有類似的曆史軌跡，從全麵支持巴勒斯坦，到部分支持，更加注重於阿拉伯世界的關係，到了莫迪時代，開始積極與以色列交往，原因當然也是經濟利益優先，而且需要和以色列的西方盟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
（文章轉自半島電視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