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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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術提供了新的賦權手段，但是民主卻仍然在原地徘徊。這是怎麽了？技術為何沒有給這個世界上帶來更多的民主？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副總裁托馬斯·卡羅瑟斯在美國雜誌《外交政策》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向專家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以便從不同的專業和國家角度了解他們的觀點。
在列舉專家們的回答之前，卡羅瑟斯指出，在世界上的許多民主國家內，無論是古老的還是新生的，都存在著嚴重的製度缺陷並且缺乏公眾信任。
因此，要如何調和以下兩個相互矛盾的全球現實？即促進個人賦權進程的技術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進步，以及在全球範圍內普遍無法推進的民主？
卡羅瑟斯引用了這些專們家的回答，並以他自己的簡短筆記作為總結。以下就是專家們的簡短回應：
押注本地籌碼
“奧米迪亞爾”網絡政策總監馬丁·特斯尼表示，其中部分的解決方案在於一個眾所周知的關鍵事實，即聰明的威權領導人能夠通過采取措施來壓縮公民空間，以限製技術對普通公民的潛在影響——正如他們在許多國家內所做的那樣。他們為了私人的反民主目的而使用新的技術，例如監控民主活動人士的行蹤和行動。
除此之外，新的技術正在生活中許多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方麵為個體賦權。例如，讓窮人獲得以前無法獲得的銀行服務，並幫助一些貧困社區確定其財產權。
在特斯尼看來，較慢形式的社會和經濟賦權，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內產生重大的政治影響。
專製與科技
斯坦福大學弗裏曼·斯波利國際研究所研究員拉裏·戴蒙德認為，造成這種悖論的一個原因在於，民主的全球財產受到許多不同的因果因素的影響。
雖然目前存在一些支持民主的因素——例如大規模的經濟發展、使公民能夠表達其意見的“編輯技術”的廣泛傳播（尤其是手機），以及公民社會更為廣泛的發展，但是，這些因素的積極影響正在被另一些有害因素所侵蝕，而遺憾的是，這類有害因素還在不斷增多，例如專製政權的權力和影響力的不斷發展、成熟民主國家的效力和決心不斷下降，還有傾向於破壞主要發展中地區建立人權和善政的努力的“反恐戰爭”。
在戴蒙德看來，需要在國際和國內行為體之間建立堅定的夥伴關係，以防止“脆弱的”新生民主國家因係統性腐敗和種族衝突等問題而脫軌。
最為艱巨的任務
福特基金會民主參與和治理主任拉克什·拉賈尼認為，廣播、電視、獨立報紙、平價手機和互聯網的普及，允許任何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低廉成本在任何地方產生並分享其想法，以至於統治當局無法再隱瞞發生的事情和人們的想法。
機構的作用
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學生黛安·德格拉蒙認為，技術可以成為民主活動人士手中的強大工具，以幫助他們引導和宣傳針對政府的批評，並找到潛在的盟友、協調公眾抗議，從而自然地成為一股解放力量。
盡管如此，在許多國家推進或鞏固民主的挑戰，不僅在於為公民提供表達的渠道，還在於建立能夠響應公民需求和需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可信機構。
根據德格拉蒙的說法，政黨是大多數新的民主國家（舊的亦是如此）內“最為薄弱的環節”，在她看來，公民們並不信任或尊重這些政黨，但是政治學家們普遍認為，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民主是不可行的。
情況很複雜
專家們對新通信技術在過去幾年來對世界民主進程沒有任何貢獻的原因所進行的解讀，被作者托馬斯·卡羅瑟斯歸結為以下3點：
- 首先，現在就討論全部的效果還為時過早。
- 其次，存在其他的因素，部分超過或限製了這些技術潛在的積極影響。
- 第三，技術並不能解決建設民主過程中的一些根本挑戰。
解讀：
技術和民主本身沒有直接的聯係，就如同當年德國的技術進步被民主選舉的納粹合法的綁架，進而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很多的技術進步，比如監控技術等等，並不是和民主綁定的，民主本身的基礎是建立在每個人都有參與決策的基本權力（直接或是間接），而且都有和平接受民主決策結果的道德基礎，兩者缺一不可，現在的技術很多都和民族主義做了結合，並不能達成全球共同進步的目的，技術的進步和民主的建設是兩條平行線，在我看來沒有絕對的聯係，就如同富裕程度也不能直接帶來民主一樣。
（文章內容來自網絡）
社會體製是文化的結果，文化是經濟環境的結果，經濟環境並不是技術可以限定和規範的，比如你見過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哪個公司是民主製度，而不是威權體製？
而且文化的變化是幾代人才會發生的，而技術的發展才有多少時間？
還不如琢磨一下為什麽民主體製國家更容易發生對外戰爭更有意義，這是不難解釋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