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個人博客
在俄羅斯，一個致力於紀念蘇聯時代暴行的組織麵臨政府命令的清算，因為克裏姆林宮用一段經過美化的民族曆史取代了這樣的紀念。
在匈牙利，政府驅逐或接管了教育和文化機構，借此塑造排外性民族遺產，與其民族主義政治相契合。
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公然利用教科書、電影、電視節目和社交媒體，書寫了更適合黨的需要的新版中國曆史。
而在美國，特朗普及其盟友繼續推動關於2020年大選的虛假複述，即民主黨竊取了選票，而1月6日破壞拜登總統勝選認證程序的暴亂大體上是和平的，或是由特朗普的政敵所策劃的。
無論是學者更新他們的設想，還是活動人士重新記載，亦或是政客為了自身利益篡改集體記憶，曆史都在不斷被改寫。
然而，無論是來自民主還是威權政府，這一波明目張膽的謬誤或誤導性的曆史修正浪潮，都可能威脅到一種已經被削弱的意識，即關於這個世界的共同敘事。
學者們認為，這一趨勢是對本世紀某些決定性力量的映射。極化社會樂於接受有身份確認效果的謊言。對中央機構或真相仲裁者的信心正在崩塌。民族主義不斷高漲。專製獨裁者愈發精明。民選領導人更傾向於反自由主義。
因此，這些領導人所推動的“那種曆史修正主義，我們應該會看到更多，”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政治學者埃裏卡·弗蘭茨表示。
在某些地方，修正的目標是極其全麵的：從對共同文化遺產的最基本理解開始，重新設計一個社會。為了強調這一過程的重要性，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重申了19世紀儒家學者的名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但通常情況下，這似乎更像是短期的修正：通過激發憤怒或自豪感，將民眾團結在領袖的議程之下。
特朗普的競選謊言應該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這些謊言分裂了美國人民對現實的共同認知，以強化特朗普盟友們的力量，將對未來大選機製的操縱行為正當化。如果讓這種策略生效的全球趨勢繼續下去，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多類似的情況。
不斷變化的世界
在推動這一趨勢的過程中，有一係列變化可能尤為關鍵：那就是政府治理國家的傾向。
最近一篇學術論文總結了學者們愈發讚同的觀點，即威權主義“正在發生轉變”。
自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和“顏色革命”起義以來，獨裁者的重點策略已從直接武力鎮壓（雖然這仍時有發生），轉變為更微妙的手段，如操縱信息或散布分裂，目的是防止異議，而不是壓製異議。
其他改變還包括，光鮮浮誇而又與國家立場一致的媒體和社交網絡機器人水軍取代了吵鬧的國有報紙，製造出一種錯覺，即官方敘事並非來自最高層指示，而是自然而然出現的。
政治宣傳更為複雜，目的在於說服而不是強迫，其通常的表現形式就是某種特定的曆史改寫。這不單是為了抹除汙點官員或政府失策的痕跡，更是為了培養旨在團結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和集體憤懣情緒。
例如，克裏姆林宮就一直在改寫關於蘇聯的記憶，以及它如何繼承了俄羅斯的偉大和腹背受敵的遺產，證明普京這樣的強人領袖是必要的，並鼓動俄羅斯人滿懷感恩地支持他。
這也體現在了一些更小的問題上。普京曾錯誤地堅稱，北約承諾永遠不向德國東部擴張，這是為了證明他最近對烏克蘭的侵略是防禦性和必要的。
民主國家同樣在發生巨變，那裏的領導人正在變得愈發狹隘和強硬。
社會分裂愈發嚴重，再加上民眾對專家和機構的愈發不信任，往往最先讓那樣的領導人得以攫取更大的權力。
如果一位領導人願意拋棄官方曆史，再用他或她的支持者想聽的話取而代之，這就可能成為其獲得支持的一個來源。這也給了這些領導人另一個動力：去證明攫取權力是擊退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必要手段。
比如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他將匈牙利的曆史改寫為納粹和共產黨的無辜受害者，是在他的愛國主義引領下，國家才終於獲得安寧。通過這種手段，他提倡對移民的懷疑就是一場偉大民族鬥爭的延續——而這場鬥爭也需要他來打壓對手、批評人士和獨立機構。
修正為何有效
研究發現，一切最有效的宣傳往往都強調對某種群體身份的迎合，如種族或宗教。
有一個著名實驗是這樣的：人們進行了一次測驗，被告知他們的分數，然後再要他們來評價測驗的客觀性。那些被告知成績良好的人往往會說測驗公正嚴格。那些被告知分數較低的人更有可能認為測驗有偏見或是不準確。
曆史修正主義利用了同樣的衝動，它告訴人們，既定的曆史是對他們身份的一種攻擊，就像在測驗中取得了很差的成績，因此，這樣的結果應該被否定。
“我們的年輕人將被教會熱愛美國，”特朗普在2020年宣布成立委員會來“恢複我們學校的愛國主義教育”時表示。他說，他的目標是對抗“左翼的洗腦”。
另一個例子是，一項研究發現，被告知基督教正在受到攻擊的美國基督徒往往更可能相信關於美國曆史和政治的謊言。
“我們傾向於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正派的，我們的朋友和我們喜歡的親人也都具備這些品質，我們所屬的群體站在了衝突中正確的一邊，”加州大學研究宣傳戰的學者安德魯·T·利特爾曾這樣寫道。
當人們感覺這一信念受到挑戰——哪怕是有頭腦、受過良好教育、原本懂得分辨是非的人——他們通常會滿懷感激地接受捍衛其信念的曆史版本，以及任何願意提倡這種曆史的領導人。
譬如在印度，總理莫迪之所以能夠得勢，部分原因就在於他承諾將印度的多民族曆史重塑成印度教為正統的曆史。
選擇忘記
對於機會主義的領導人來說，一個國家曆史中的醜陋瞬間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一份禮物。國民可能更願意忘記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實，最好是替換掉這些回憶，這為他們提供了強加自己的敘述的機會。
社交媒體可能助長了這一過程，雖然它最初被視為解放力量。社交媒體使人民能夠繞過傳統媒體，得到一個最能吸引他們情緒的來自大眾的版本的真相。
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也促使人們越來越喜歡那些將一個國家描繪成正義和純潔的故事。
波蘭的民族主義政府於2018年通過立法，如果有人暗示波蘭要為納粹在其領土上的暴行承擔責任，這樣的行為將被定為犯罪。製定這條法律的目的不是壓製記憶，而是保護民族英雄主義的完美無瑕的身份認同，與記憶是否準確幾乎無關緊要。
社會兩極分化進一步加深了這些需求。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他們的內部群體陷入了一場爭奪種族或黨派優勢的鬥爭，他們越來越容易接受那些說他們應該並將會獲勝的曆史版本。
利特爾說，這些修訂通常看起來不像是重寫曆史，更像是重新規劃曆史。
例如，荷蘭的極右翼通過將荷蘭曆史重新定位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重大衝突而崛起。盡管很少有曆史學家會接受這種描述，但它一直是這些政黨上升的一個因素。
即便是擁有製造事實的能力的中國執政黨，也越來越重視詮釋的問題——渲染其領導人牢不可破的英雄主義——以達到真正的效果。僅在2019年，彰顯共產黨曆史的“紅色”博物館和紀念館就吸引了14億人次訪問，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目的地之一。
即使像喬治·奧威爾這樣的20世紀作家發出過曆史將被強行抹殺的警告，但更嚴重的威脅可能是，當得到選擇時，人們自願背棄曆史。
(文章來自網絡）
現實的就是因為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資源相對減少，一個可以運轉的社會需要更有效低管理資源，這就降低了社會競爭的需求，因為沒有競爭資源也就沒有能力競爭，進入社會主義模式就是必然，也就必然強化經濟資源和社會成果分配，民主體製是難以做到的。
曆史的因素是世界在二戰後大部分獨立國家是獨裁體製，因為基本都是用戰爭方式獲得獨立，但在80年代後期隨著冷戰的結束而讓民主體製國家從30多個發展到了130多個，到如今的170多，原因是美國模式戰勝蘇聯模式，世界總是趨向於最大的經濟市場模式。因此隨著中國經濟市場替代美國的形成和發展，世界上的社會體係走向威權體係就是難以避免的，否則趕不上經濟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