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個人博客
今天是中共成立100周年，在中國大地（包括香港）舉國上下一片紅，大舉慶祝建黨100周年的時候，我也抽空看了看紅劇“大浪淘沙”，講述的是從中共一大到抗戰勝利，中共的萌芽，破土，發展以及壯大的過程。而我也不禁好奇，想要係統的回顧以下，當年中共一大代表的詭譎人生。
中共“一大”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於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和嘉興南湖召開，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而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任組織主任，李達任宣傳主任）也由此產生。有個小知識點，就是為什麽7月1日是建黨紀念日而不是7月23日。那是因為參加一大的代表後來隻記得會議是7月開的，但具體哪一天忘記了。後來一直到改革開放後，黨史學者仔細考證了共產國際的檔案文獻，才最終確定了會議召開日期。
一大代表參加會議的有
分別有：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受陳獨秀委派），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一共13人。
當時的一大代表除了何叔衡外，基本都是二十多歲，對於未來的人生他們是如何抉擇的，不同的抉擇又導致了怎樣的因果和結局？
第一類，投敵叛黨，為人所恥（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三人
1.陳公博 大事必糊塗的“人生贏家”
陳公博，廣東廣州人，1892年出生於官宦之家，其父陳誌美曾任廣西提督（廣西全省最高軍事長官，從一品），而且是60歲晚來得子，陳屬於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官二代”。
陳公博從小酷愛學習，1914年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三年後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在校期間與陳獨秀相識，也因此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畢業後回到母校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當教授，並於1920年12月陳獨秀赴廣州組建共產黨組織之時加入了共產黨。
1921年作為廣州代表參加中共一大，而他比較標新立異，是帶著新婚妻子去的，在會議受到幹擾改到浙江嘉興南湖後，他便找了個理由帶妻子自行去杭州遊玩去了。
30歲的陳公博家境殷實，自己是學校的教授，又是廣州共產黨組織的創始人，妻子李勵莊號稱“黨內第一美人”，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雖然手上握著很多好牌，但他的不斷逆勢而為及率性而發，最終讓自己走上了不歸路。
1922年6月，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中共中央決定聯孫反陳，但陳公博卻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遭到中央批評後，竟公開聲明與中央決裂，並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成為最早脫黨的中共一大成員。1925年留學歸國後，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國民黨，重返政治舞台。在國民黨內，與汪精衛一見如故，並經其屢屢提拔任中央農民部長兼中山大學校長。
陳公博一直認為汪精衛對其有知遇之恩，到後來也屢屢因此而下錯人生之棋。1938年，汪精衛潛逃越南，並發表電報，公開投降日本。陳公博雖然一開始劃清了界限，但後來思前想後，還是追隨了他的“恩公”，從此由原來的中共一大代表成為了一個為人所不齒的“漢奸”。1944年，汪精衛死後，陳公博擔任偽國民政府主席。
1946年，日本戰敗後陳公博被執行槍決，結束了自己可恥而又多彩的一生。
陳公博其實就像現在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有文化有才華，從個人發展的角度，每個領域都是優勝者，學習去的是頂尖學校，從政也最終做到黨內的主席，可以說是從學霸到黨霸。但在大道大義麵前，卻是個十足的失敗者，每逢原則問題均會選擇錯誤，最終淪為曆史的罪人。就像現在講的，如果方向是錯誤的，過程再努力都沒有意義
2.周佛海 賣主求榮的騎牆派
周佛海，1897年出生於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鎮窩溪村，與陳公博不同，周佛海從小家庭條件較為窮困，後來念書經常需要同鄉的資助。雖然家貧，但周佛海從小就表露出了要出人頭地的野心。
1917年，20歲的周佛海在好友的推薦下，到日本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進行勤工儉學。臨行前，作詩一首：
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亂。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回首風塵裏，中原血正飛。
正是在日本學習期間，周佛海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想，讀到了很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文章，認為找到了一種可以在中國有一番大作為的理論武器和道路選擇。在學校暑假回國期間，周佛海在上海的一些雜誌上陸續發表了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並由此接觸到了剛好在上海重新創辦《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
1920年，周佛海協助陳獨秀組建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並在日本組織了旅日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周佛海作為唯一海外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會議。此後，考入東京京都帝國大學繼續深造。
1924年，27歲的周佛海再次麵臨人生的重大抉擇。是繼續作為資深元老為一個前景不明的新生黨派服務，還是投入已執政的國民黨懷抱謀求眼前的榮華富貴？
夙興夜寐都想著能出人頭地的“窮小子”周佛海選擇了後者。為此，周恩來還專門做了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其去意已定，並向黨組織寫信宣布脫離與共產黨的關係。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對道路的不同選擇本無可厚非，但周佛海卻以“賣主求榮”的方式，不斷謀求自身仕途的上升。
在國共關係破裂後，周佛海一方麵聲稱自己是“最忠誠的國民黨衛士”，另一方麵又不斷地抹黑共產黨，爭當國民黨攻擊共產黨的馬前卒，並由此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智囊團，官至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周佛海認為中國必敗，覺得蔣介石作為抗戰派遲早要完蛋，於是又開始尋找能保證自己榮華富貴的下一個主子。1938年，周佛海隨汪精衛一起叛逃到越南，並由於自己會講日語的“優勢”，全程參與了與日方的談判。
汪偽政府成立後，周佛海任財政部長兼警政部長、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稅警總團總團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核心要職。
當年常常要受人接濟的窮小子，終於混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模樣。錢權是有了，但更為重要的人生骨氣、理想與信念卻被放在了最末等的位置。1940年，周佛海在向上海中央稅警學校的學生們演講時，憶起參加中共一大的經曆，曾這樣懊悔道：
我因為和毛澤東同鄉，所以二人同住在一個私立女學校的樓上。一連開了六天會，最後一天，為法國巡捕所包圍，幾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們便都到嘉興，雇了一隻船，開到南湖中間，開最後一次會。中國共產黨，便這樣的在一隻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現在回顧起來，真和做夢一樣。當時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青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鄉村，破壞多少城市，損傷國家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周佛海又像老鼠一般敏銳地意識到日本這艘大船也要沉沒，於是又再次暗通重慶政府，成為戴笠的間諜，繼續“效命中央”，並協助殺死了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
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汪偽國民政府宣布解散的當天晚上，周佛海便掛出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的牌子，並派人維持上海秩序，聲言要將上海完整無缺地交還給蔣委員長，氣得陳公博大罵其“賣友求榮”。8月20日，蔣介石任命周佛海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周佛海從一名漢奸頭目又成為了國民黨的高官要員。
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個大漢奸怎配享受抗戰勝利的果實。在群情洶湧下，國民政府判處其死刑。此後，蔣介石念其有功，又將其特赦為無期徒刑。撿回一條命的周佛海在獄中不禁長籲感慨，作詩一首：
驚心獄裏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已分今生成隔世，竟於絕路轉通途。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情仍故吾；更喜鐵肩猶健在，留將負重度崎嶇。
從詩中不難看出其對重獲新生的由衷高興，並流露出了有朝一日再次出山效命的期待。
可惜，蒼天饒過誰。1948年，周佛海因心髒病發作，在飽受折磨後在獄中離開了這他所無比眷念的世界，結束了他肮髒又可恥的一生。
3.張國燾 從擁抱到決裂
張國燾，1987年出生於江西萍鄉的官紳家庭，父親曾任浙江象山縣知事（類似如今縣長），並經營錢莊，家庭富足，不缺錢花。
1916年，19歲的張國燾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預科，本來他想如當年的理科男一樣，不聞窗外事，專心搞科研。但那一期又一期由陳獨秀在北大出版的《新青年》雜誌徹底叩開了他的心扉。受新思潮的啟蒙和北大開明教授的熏陶，年輕的張國燾開始積極思考和關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1919年，在風起雲湧的“五四運動”中，與選擇觀望和等待的北大同學陳公博不同，張國燾選擇站在浪潮的前頭，成為前浪。5月3日晚在北大法科禮堂進行慷慨發言後，張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積極參與、組織了學生遊行，最後還協助開展了對被捕學生的營救。正是因為對新思潮的認可和積極參與，張國燾作為學生代表與李大釗、陳獨秀形成了亦師亦友的關係，並開始投身到革命工作中。
在北大的時候，其實毛澤東也在那裏，隻不過是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類似於現在的臨時工。在那裏，由於誌趣相同，經李大釗介紹，張國燾和毛澤東有了第一次見麵。隻不過天之驕子，又是學生會風雲人物的張國燾是沒有把臨時工毛澤東放在眼裏的，他回憶起來的兩人第一次見麵是在中共一大。
但毛澤東卻記得。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起北大臨時工經曆時說：由於我的職位地下，人們都不願意同我往來。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一個是站在時代浪尖未來有無限可能的時代寵兒，一個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默默打掃圖書館、收拾桌椅、整理報紙的寒酸臨時工。
兩人的再次相遇，來到了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張國燾被推選為會議主席，各種提議、建議、報告，是會議中的C位主角。毛澤東隻是一個會議記錄員，默默地記下各位代表的發言。兩人地位的懸殊性一直在持續。一大後，除了因為阻止南昌起義而被降為候補委員外，其他時候張國燾都是政治局常委之一，而且還受到過革命導師列寧的耳提麵命。毛澤東與其對比起來，就稍顯“遜色”了，基本都是候補中央委員，而且還年長4歲，兩人基本不在一個頻次。
實事求是來講，張國燾確實算是當時的人精，觀雲曾到廣州的中共三大紀念館中，看到了當年張國燾寫的全英文手稿，字體端正娟秀，堪比衡水中學印刷體英文。而百年後的我們，從小接觸英語，但連個40字英語小作文都要撓頭搔耳。
兩人所謂的地位差距一直到紅軍長征後才逐漸拉平。紅軍開始戰略轉移的時候，毛澤東還沒有實職，按他的話來講，就一“閑人”。但當部隊轉移到遵義之時，大家都發現如果繼續按照共產國際派來的那幫人的計劃走，大家很可能過不了多久都要去見馬克思了。於是經幾位老資格元老慎重考慮後，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主動讓位讓賢，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成為實際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同時也是紅一方麵軍的權威領袖。
彼時，張國燾是紅四方麵軍負責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已放棄川陝根據地，正帶領大部兵馬追尋顛沛流離的中央紅軍，趕來“救駕”。1935年6月16日，紅一、四方麵軍在懋功勝利會師，這意味著中央隊伍不用再擔心受怕，意味著革命的未來又有了更大的希望。會師當天的篝火晚會上，戰士們手拉著手唱了一曲又一曲的山歌，互相睡在戰友們的被鋪上聊了很多很多。
誰也沒想到，擁抱過後，竟是決裂。會師大會後，張國燾不經意地問周恩來，一方麵軍還有多少人，當得到答案是不足3萬後，隱藏在他內心深處的野心之火燃燒起來了。當時四方麵軍有8萬餘人，兵強馬壯，而一方麵軍長征途中損兵折將，補給困難，非常簡單的數學題就是，目前張國燾控製了兩軍近80%的力量。
在絕對的實力麵前，我為什麽要聽那個操著南方口音的鄉巴佬的話？“人精”張國燾開始行動了。
一是否定遵義會議。認為博古是共產國際批準的合法總書記，沒有共產國際的批準其辭職或者讓位都不符合規定，實際就是不承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二是消極應對中共中央決策。政治局在兩軍會和後確定了北上甘肅、去川陝甘發展的戰略路線，張國燾卻堅持要南取成都、重慶，雖然在會議上張國燾沒有反對北上計劃，但在行動上卻按兵不動、拖延敷衍。
三是加強自身政治籌碼。因為張國燾執行決策常“顧左右而言他”，毛澤東看清了他的小心思“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麵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最終，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之位給張國燾，並將張的“頭馬”陳昌浩納入為5人軍委常委。
身份問題解決後，為便於統帥和融合，一、四方麵軍分散整合為左路軍（朱德、張國燾率領）、右路軍（徐向前、陳昌浩率領），中共中央隨右路軍開始北上進擊。1935年8月29日，右路軍在過了茫茫草地後，以頑強的意誌力，經三天激戰，在包座打垮了胡宗南第四十九師主力，最終掃清了北上障礙，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門戶。
看到北上戰略很有可能要成功，張國燾卻突然攤牌了。一方麵明電稱“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以待斃”，以紅軍總政委、軍委總負責者的身份要求右路軍重新南下，並令左路軍先頭部隊全部向南折回。另一方麵，由於徐向前、陳昌浩都是自己四方麵軍的人，又密電指揮右路軍的兩人速速帥軍南下。
情況急轉直下，分裂一觸即發。1935年9月9日，張國燾發密電給陳昌浩，再次催促南下，並說如中共中央不從，可“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在這關鍵時間節點的關鍵問題上，密報先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截取了。葉劍英後來回憶當時的驚險地步：9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
於是，在這命運的關鍵抉擇麵前，葉劍英把密電第一時間報給了毛澤東，最終建國後位列十大元帥，獲得了最高領袖“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的優質評價。在意識到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後，毛澤東設法來到彭德懷的紅三軍團，聯係上嫡係林彪的紅一軍團，共七千餘人，脫離右路軍單獨北上，一直到同年10月到達陝北根據地，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張國燾這邊，在毛澤東帶隊單獨北上後，立即定性為“北上逃跑”，並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宣布另立“臨時中央”，自封為“主席”，並通緝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我們現在認為張國燾是不自量力，其實這是以結果反推因果，當時張國燾恰恰是掌握了絕對實力的強者。照理說張國燾坐上了權力的寶座，隻要等著憋死中央紅軍，自己就可以成為真正的最高統帥。但一個偶然和必然的因素，讓這個不講組織紀律，隻看叢林法則的領導者，很快嚐受到了自己抉擇所帶來的因果反噬。
先說偶然因素。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服從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中央紅軍長征時，聯係用的電台丟失，此後隻能靠自己的判斷進行決策。為盡快與中國共產黨聯係，傳達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策略，共產國際派出了多支聯絡隊伍赴中國尋找中共中央所在地。
由於路途遙遠、道路險阻，最先與中央聯係上的，是林彪的堂哥林育英。一路風塵的林育英在陝北終於找到了毛澤東等人，並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實際承認了毛澤東等人的合法黨內地位。更難能可貴的是，林育英在了解到張國燾分裂組織的情況後，開始居中調停消除裂痕，甚至不惜“假傳聖旨”督促張國燾北上。這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合法性來講，無疑是當頭一棒。
他當初之所以敢質疑遵義會議的效力，理由就是決議沒有通過共產國際的同意，但現在國際代表卻認可了毛澤東等人的黨內地位。其次，張國燾之所以堅持南下，是因為斯大林確實說過“四川是中國革命最理想的根據地”，他向成都進攻是為了貫徹革命領袖的意誌，北上自然是一種逃退。然而林育英來電報卻說斯大林已同意北上打通與蘇聯的聯係，也就是承認了北上的正當性。
但張國燾還有隊伍，還有實力，他仍想去賭一把，賭贏了，自己自然是正確的。因為林育英的突出貢獻，在其因病去世後，毛澤東親自為其抬棺。
然而，這卻是必輸的賭局。之前中央局就論證過，南下和東走必然失敗，因為有川軍和國民黨中央軍的重兵團把守，在絕對的實力麵前，結局是顯而易見的。但張國燾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仍然選擇用千萬紅軍戰士的生命去對賭。南下計劃一開始確實很成功，紅軍打下了川西平原，兵鋒直指成都平原，張國燾似乎已經可以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
但現實卻狠打了他的臉。一開始進攻之所以勢如破竹，那是因為川軍不知道紅軍真正的戰略意圖，以為進川隻是虛晃一槍，真正目的是配合中央紅軍的北上。等張國燾帶領的部隊向成都方向進攻後，川軍才發現原來真正目的是要自己的命，於是便下定了死戰的決心，並請求國民黨中央軍入川馳援。
11月16日，關鍵戰役在百丈爆發，紅軍隊伍約8萬人對陣川軍及中央軍約20餘萬人，麵對數倍於己之敵，紅四方麵軍在付出近萬人的傷亡代價後，被迫往回撤離，由此從進攻態勢轉為被動防禦。所謂名不正言不順，北上打著抗日的大旗，名正言順，百姓擁戴，甚至有民族主義軍閥的同情和默許。而你南下就失去了大義上的正當性，很容易被國民黨扣上擾亂地方安寧的赤匪大帽子，很難取得百姓的支持。再加之寒冬來臨，敵軍騷擾，四方麵軍由南下時的8萬人銳減至4萬。
繼續往前已不可得，甚至連保住現有底盤都已是奢求，南下戰略是徹底破產了。此時，中共中央仍未放棄對張國燾的爭取，林育英多次主動給其台階下，電稱“過去的分歧不必談，唯一任務是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和蔣介石……中央與四方麵軍的關係可如燾兄之意暫時采取協商方式。”
這邊籌碼盡失，另一邊給足了麵子和台階，張國燾該從賭桌上下台了。張國燾不得不同意重新率軍北上，但講究叢林法則者，在自己示弱時，必會受到叢林法則的因果報應。部隊越是往北，隊伍的離心力越強，張國燾越感覺自己控製不了這支部隊，甚至連鐵杆頭馬陳昌浩都因行軍問題與其發生激烈爭吵。
往日無比自信的張國燾，麵對各種失敗因素，一會說“我這個主席幹不了了，讓昌浩幹吧”。一會又哭鼻子“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麵軍的事，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心態徹底崩了。
1936年10月，紅一、二（賀龍部）、四方麵軍勝利會師，持續1年之久的分裂危機終於基本解決。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議程隻有兩項：一、國民黨三中全會後中共的任務。二、張國燾的錯誤。
批判會上，張聞天作總結發言：“這幾天的討論，已將國燾路線表現的罪惡行為充分地揭發出來了。這對全黨及犯這錯誤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博古同誌說得正確，他的肅反和一切別的蘇區的肅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張國燾的統治。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別人調動不了的軍隊的辦法。張國燾建立的軍隊正是這樣的。” 雖然張國燾犯了嚴重錯誤，但中央仍不忘教育和挽回，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初，王明以“托派分子”為名，槍殺了三名張國燾紅四方麵軍的高級將領，並點醒張國燾：“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曾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上，用肅反手段殺得黨內同誌人頭滾滾的張國燾，知道這對他意味著什麽。1938年4月4日，清明節前夕，張國燾去陝西黃陵縣祭掃黃帝陵，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擔任主祭。祭畢，張國燾一頭鑽進蔣鼎文的轎車，從此離開了他自己一手創建的黨。
4月17日，張國燾在武漢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稱“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向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此後，張國燾在國民黨一直任些閑職，1949年攜全家前往台灣，後隱居香港，1968年隨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當年張國燾叛逃的時候，連其懷有身孕的妻子楊子烈也未曾告知，後來中央還是很有人情味地批準其投奔丈夫。臨走前，毛澤東要楊子烈轉告張國燾：“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
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病逝，後葬於多倫多東部士嘉堡的鬆山墓園，終年83歲。晚年的他，不知是否還會想起當年五四運動的熱血青年，當年四方麵軍的意氣風發，當年與戰友們的浴血奮戰和金戈鐵馬。俱往矣！
國破家亡挺身立黨，有始卻無終，已辯忠奸留史冊；濤驚浪駭分道揚鑣，將功難補過，非憑成敗論英雄。
第二類，誤入歧途，迷途知返（劉仁靜、包惠僧）2人
4.劉仁靜 "一大"最年輕的代表
劉仁靜，1902年3月出生於湖北省應城城關，從小酷愛讀書，在讀了多期《新青年》等進步雜誌後，成為一名“憤青”，加入惲代英組織的“互助社”，經常上街派發呼籲國人購買國貨勿忘國恥的傳單。
1918年，16歲的劉仁靜考入北京大學物理係，並作為“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遭到當局的逮捕。1920年，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劉仁靜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1921年被選為北京代表，與張國燾一起參加中共一大，時年19歲。
1926年，劉仁靜被派往蘇聯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在學習期間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托洛茨基在鬥爭中失敗，並被驅逐出境。問題是劉仁靜自己是堅定的托派支持者，並為此踏上了千裏走單騎的追尋托洛茨基之路。
在當時較為閉塞的交通環境下，劉仁靜作為一名遙遠的異鄉人，靠著自己的執念，從莫斯科一路打聽，分別經波蘭、捷克、德國、羅馬尼亞，並最終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找到了心中認定的革命先師托洛茨基。
非意誌堅韌者難以為之。
1929年，劉仁靜回到上海，在托派已在共產國際黨內鬥爭中落敗的情況下，劉仁靜仍堅定地宣傳托派學說，在中央勸告無效的情況下，被開除黨籍。一方麵被黨內拋棄，另一方麵劉仁靜又有著知識分子的“倔強”，始終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為了生計，劉仁靜“被迫”投靠到國民黨陣營，成為了一名搞學說的教員，站在了共產黨的對立麵。
1949年，國民黨退逃台灣後，劉仁靜選擇留在上海，並找到中共黨組織請求“痛改前非重新做人”。1950年，《劉仁靜的聲明》刊載在《人民日報》，聲明闡述了自己所犯錯誤，並保證“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我過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以後決心在黨及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此後，劉仁靜長期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做一名默默無聞的學者，遠離了政治。
1987年，85歲的劉仁靜被一場意外的車禍奪走了的生命，作為“一大”元老，骨灰被葬入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得以善終。
5.包惠僧 白色恐怖下的彷徨與退縮
1894年，包惠僧出生於湖北黃岡的一個小地主家庭，從小個性很強，性格直率，一言不合就開幹，人給綽號“大炮”。1917年，包惠僧從湖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在武昌教了半年書後，因生性愛自由，向往詩和遠方，幹脆了做了各大報紙的外勤記者。作為外勤記者，包惠僧有了走南闖北、廣交豪客的機會，這讓他對中國的現狀及民間疾苦有了大概的認識。
1920年，陳獨秀應武昌文華大學的邀請到武漢訪問，包惠僧作為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有幸獲得了采訪機會。這次采訪給了包惠僧深刻的印象，晚年其回憶道：他（陳獨秀）指導我讀書，講了做人做事的道理。這次我們談了個把鍾頭，分手時我表示惜別，不知以後什麽時候能再見麵。他說以後還有再見麵的機會。令包惠僧沒想到的是，陳獨秀竟真的很快給他來信，讓他在武漢找幾位同誌，一起創建武漢的共產黨組織。無意間，包惠僧進入了時代的浪潮中。
1921年，因為陳獨秀在廣州正在爭取一筆款項修建校舍走不開，而包惠僧剛好因公差從上海到廣州向陳獨秀匯報上海共產小組的情況，於是陳獨秀就委派包惠僧作為其代表，與周佛海一起去參加中共一大。此後，包惠僧積極參加到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活動中，在國共合作期間，還擔任過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
1927年，國共分裂，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大批共產黨員被屠殺，包“大炮”對革命前途開始感到恐懼和退縮，並最終以退黨的方式向國民黨低頭悔過。在國民黨內，包惠僧長期擔任蔣介石的幕僚和參謀，最終獲任內政部的人口局局長，算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官職。
1949年，解放戰爭局勢已非常明朗，包惠僧心想：雖然在南京政府做了十幾年的事，蔣介石集團始終認定我是有共產黨嫌疑的一個人，再跟蔣介石走下去，肯定是沒有出路的。於是，向內政部提出辭職。辭職後，包惠僧舉家來到澳門，開始繼續觀望局勢發展。
1950年，包惠僧在審時度勢後下定決心向共產黨靠攏，在對黨再次坦白交代後，長期在國務院任參事，其實也就是黨讓他還有一口飯吃。1979年，85歲高齡的包惠僧去世，與劉仁靜不同，他的骨灰被帶回老家安葬，也算是回歸故裏吧。
第三類，意見相左，身離心儀(李達、李漢俊）2人
6.李達 專心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家
李達，1890年出生於湖南永州零陵縣一個佃農家庭，從小家庭窮困，兄弟五人之中，隻有他得到了讀書的機會。通過苦讀考入北平師範學校後，李達獲得了公費留日讀書的機會，抱著“實業救國”的願望在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攻讀理工科。
1918年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反蘇賣國協議，引起學生強烈反慨，李達率留日學生救國團一百多人抵達北京進行請願抗議，但卻沒有收到任何效果。由這次起，李達由和平漸進的“實業救國”轉向了“革命救國”，其自述道：要想救國，單靠遊行請願是沒有用的；在反動統治下"實業救國"的道路也是一種行不通的幻想。隻有由人民起來推翻反動政府，像俄國那樣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這條道路，就要加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俄國人的革命經驗。
回到日本後，李達毅然放棄了理工科的學習，全力研讀馬克思主義，並成為國內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魁首。1920年，留學回國的李達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積極開展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建設，並於1921年參加中共一大，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此後，李達創建和主持了黨的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革命書籍。
1923年醞釀國共合作時，陳獨秀主張黨內合作，但李達堅持黨外合作，作為都自認為最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元老，兩人互不相讓並多次大吵起來。由於認為陳獨秀搞一言堂，李達以脫黨的方式以“明誌”。盡管李達離開了黨的組織，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卻從未動搖。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雖然脫離開了黨，卻絕不脫離馬列主義。
1924年至1941年間，李達先後在上海法政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廣西大學、中山大學等地任教。1941年7月，李達在廣東中山大學被教育部解聘，此後五年多時間裏，不得不在家鄉零陵以種田為生。但就算是這種境地，李達也經受住了種種誘惑，既未投靠國民黨，更未與汪偽政權同流合汙，反而經常向地下黨介紹進步學生入黨。
1948年11月9日，毛澤東寫信給李達：“鶴鳴兄（李達號鶴鳴）：吾兄係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1949年5月，李達來到北京，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2月，由毛澤東等人作曆史證明人，批準李達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李達先後任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和武漢大學校長。
1966年，在特殊的文革階段中，仗義執言的李達離世（期間受到很多迫害，本文不贅述），享年76歲。
7.李漢俊 執著己見的馬克思主義“播火者”
李漢俊，1890年出生於湖北潛江，父親是一個教書先生，其兄李書城是中國同盟會元老，建國後成為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部長。
1904年，14歲的李漢俊在哥哥李書城好友的資助下，東渡日本留學。李漢俊比他哥哥更憤青、更激進，在日本學習期間，閱讀了當時能看到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結識了一些日本的社會主義者，逐漸認定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1918年，李漢俊從日本帝國大學土木工程學科畢業後回國，在上海開始從事社會主義的書籍翻譯和寫作工作。1920年，與陳獨秀一起發起和組織了上海社會主義小組。據不完全統計，1919年至1921年僅在上海的報刊上，李漢俊就發表文章和譯文90多篇，是名副其實的馬克思主義播火者。
1921年，李漢俊積極組織籌劃了中共一大，當時開會的地點就在李漢俊哥哥李書城的寓所。隨後因為一些核心理念的分歧，李漢俊與陳獨秀產生了矛盾。一是李漢俊反對中央集權製，認為這是獨裁，主張地方分權自理。二是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其認為黨還處於幼稚階段，強調自我發展，不應該與別黨合作。三是革命組織上，不同意大張旗鼓搞工人運動，認為當前階段主要還是要靠學生運動。
另外還有很大部分的個人性格原因，一是他自認為在研究馬克思理論上與陳獨秀應該是平等平坐的，結果在一大上自己管吃管住竟然沒被選入中央機關，於是後麵的中共二大、三大他也賭氣不去參會。其次是他認為陳獨秀和張國燾搞獨裁壟斷，什麽都是他倆說了算，而自己提出的意見卻從來都沒被采納，自認為其黨內地位和話事權與他的實際影響力和貢獻完全不相符。
因為意見相左長期不理會不執行黨組織的決定，1924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將其開除出黨。雖已不是共產黨員，但李漢俊仍認為：我不能做一個共產黨人，能做一個共產主義者，亦屬心安理得。
1927年4月12日，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公開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員。12月17日，李漢俊在武漢被桂係軍閥胡宗鐸逮捕，並於同日被槍殺。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給李漢俊家屬頒發了由毛澤東簽署的烈屬證書，寫著：李漢俊同誌在大革命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第四類，堅持信念，英勇獻身（何叔衡、鄧恩銘、陳潭秋）3人
8.何叔衡 叔衡辦事,可當大局
何叔衡，1876年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人農民家庭，年少時斷斷續續讀過私塾。
1902年，26歲的何叔衡考上了秀才，開始在鄉村裏教私塾。1909年，在寧鄉縣雲山學校任教，後因主張教學改革，與校領導施教理念有衝突而離職。1913年，何叔衡以37歲的高齡，進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繼續學習。在校期間，何叔衡與20歲出頭的毛澤東成為忘年交，相似的救國誌向抹去了年齡間的鴻溝，兩人經常探討救國救民之道。1920年，何叔衡與毛澤東一道建立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並作為最年長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
瑞金蘇區建立後，何叔衡曾任最高法院院長、教育委員會委員兼蘇維埃政府幹部訓練班主任等職，主管檢察、民政、司法、幹部訓練等多方麵的工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毛澤東讚賞其:叔衡辦事,可當大局。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進行長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因身體原因被留在了江西。1935年2月，由於蘇區安全形勢的日益嚴峻，江西分局決定，年老體衰的何叔衡、體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經懷孕的項英的妻子張亮，由體力較好的鄧子恢和周月林照料，從江西經福建前往香港。同年4月23日淩晨，化妝成商人的5人小隊，在走到上杭縣濯田區水口鎮附近的小徑村時，被當地的國民黨保安團發現，何叔衡在交火中不幸犧牲。
小隊的幸存者鄧子恢建國後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如果何叔衡能活到建國，一定能以70歲的高齡與當年的校友毛澤東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見證曆史。
9.鄧恩銘 慷慨就義的水族青年
鄧恩銘，1901年出生於貴州省荔波縣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的醫生之家，祖父、父親都行醫。水族是人數比較少的少數民族，水族語屬漢藏語係壯侗語族侗水語支。鄧恩銘雖出生於偏遠山區，但正是在最質樸的鄉下，讓他明白了人世間最簡單的愛與憎。
16歲那年，青年鄧恩銘的命運發生了改變。鄧恩銘的二叔鄧國瑾在山東青城任縣長，為了改變族人的命運，來信邀請他到山東濟南上學。1917年，鄧恩銘在叔叔的安排下來到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讀書，在省城裏思路大開，知識猛進。
1918年五四運動爆發，山東濟南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心之一，全城上下抵製日貨、學生罷課，愛國鬥爭日趨激烈。愛憎分明的鄧恩銘也投身於洶湧澎湃的學生運動中，並被同學們推舉為省立一中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兼出版部長。
1920年，鄧恩銘與日後同為一大代表的王盡美在山東組織了“勵新學會”，積極傳播先進思想，目的是“和黑暗環境奮鬥”。同年，兩人共同組織了山東共產主義小組，鄧恩銘剛滿19歲。1921年，鄧恩銘與王盡美作為濟南小組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見證了黨的誕生。
1922年，鄧恩銘作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參加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出身於貴州偏遠山區的水族青年，受到列寧的親切接見。此後，鄧恩銘一直奮鬥在革命救國的第一線，直到1928年由於叛徒出賣在濟南被捕入獄。
1931年，鄧恩銘在濟南市緯八路刑場就義，生命定格在了30歲。
臨刑前，鄧恩銘留下遺作《訣別》：
卅一年華轉瞬間，壯誌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後繼頻頻慰九泉。
10.陳潭秋 執著信念的英語老師
陳潭秋，原名陳澄，意為“要澄清這混濁世界”，1896年出生於湖北黃岡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家庭。其祖父曾中過舉人，在當地頗有影響力，其父親雖碌碌無為，但尚有能力供他上新式小學。家裏兄弟姐妹足足有10人，陳潭秋排第7，因其5哥是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員，故從小便受到革命思想影響。
16歲時，陳潭秋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學，來到武昌念書。20歲時又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讀英語專業。畢業時，恰逢董必武籌辦武漢中學，陳潭秋因誌同道合，就參加了籌辦工作，並在學校擔任英語教師。
1920年，董必武與陳潭秋等人一起在武昌成立了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並以武漢中學為中心建立了武漢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陳潭秋與董必武一起作為武漢小組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
此後，陳潭秋分別擔任中共武漢地委書記、江西省委書記、滿洲省委書記、福建省委書記等職。
1935年，陳潭秋與陳雲等作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9年，按照中央指示，陳潭秋從莫斯科回到新疆，任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當時，我黨與新疆軍閥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到陳潭秋任職時，新疆的局勢已非常微妙，盛世才隨時都有倒戈的可能。1942年，盛世才在與來疆的宋美齡秘密談判後，正式決定投靠蔣介石。為納投名狀和見麵禮，軟禁了我黨在新疆的140餘名黨員幹部及家屬。1943年9月27日深夜，誓不叛黨的陳潭秋在烏魯木齊被秘密處決，時年47歲。
建國後，陳潭秋的遺骨被安葬在烏魯木齊南郊的烈士陵園，墓碑由他的革命引路人兼摯友董必武親筆題字。
第五類，鞠躬盡瘁，奮鬥終生（王盡美、董必武、毛澤東）3人
11.王盡美 英年早逝的兩黨代表
王盡美，原名王瑞俊，改名之意是為：貧富階級見疆場，盡美盡善唯解放。1898年出生於山東省諸城市枳溝鎮大北杏村，因為耳朵較大，大家都叫其“王大耳”。
1918年，王盡美來到濟南求學並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期間廣泛閱讀了大量進步刊物，立誌用新思想改造中國。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王盡美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並在活動中認識了日後同為一大代表的鄧恩銘，兩人很快成為摯友。同年年底，王盡美作為山東學生會代表到北京八所院校參加交流訪問，期間接觸到了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很快接受並信仰了馬克思主義。
1921年，王盡美與鄧恩銘一起參加了中共一大，此後積極從事革命運動，組織了多次工人運動，包括：京奉鐵路山海關鋼鐵工廠工人罷工、秦皇島碼頭工人罷工、開灤五礦工人大罷工。
1923年10月，王盡美遵照中國共產黨的指示，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並作為山東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會議，是既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一大，又參加了國民黨一大的元老級代表。終日的奔波與勞累最終壓垮了王盡美的身體，1925年8月，王盡美因肺結核病醫治無效離世，時年27歲，是最早離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王盡美去世時，留有6歲的兒子王乃征，成年後也參加了革命，在建國後曾任吉林省軍區副司令員。
12.董必武 樸誠勇毅的偉大革命家
董必武，1886年出生於湖北黃安縣，原名董賢琮，號璧伍，而必武是他後來從事秘密革命活動時的化名，但卻以此而聞名。
黃安縣即後來的紅安縣，位於武漢以北與河南交界處，又叫“將軍縣”。在那裏曾爆發了著名的黃麻起義，成立或改編了鄂東軍、紅一軍、紅四方麵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等五支革命軍隊，誕生了董必武、李先念兩任共和國主席，走出了韓先楚、陳錫聯、秦基偉等223位共和國將軍，可以說是僅次於井岡山、延安的中國革命聖地。
董老在14歲那年即考中了秀才，23歲那年被清廷授予拔貢學銜，擁有了充任京官、知縣或教職的資格，此後便在湖北黃州府中學堂任教員，講授語文和英語。28歲時，董老東渡日本，在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在日本，董老受到了孫中山革命民主思想的影響，並在那裏加入了中華革命黨，即後來的中國國民黨。
那麽董老又是怎樣從孫中山麾下轉入馬克思陣營的呢？那得從認識李漢俊說起。當時董老本來是國民黨鄂西靖國軍總司令蔡濟民的秘書，1919蔡濟民因內鬥被殺害，董老去上海向孫中山匯報相關情況，於是便在上海租住下來。正是在上海的那段時間，董老經朋友介紹認識同是湖北人又是從日本帝國大學畢業歸來的李漢俊，兩人一見如故，經常聚會談政治說未來。
在閱讀了李漢俊借給的日本版《資本論入門》等相關馬克思主義著作後，董老逐漸轉向了社會主義陣營。正如其後麵所回憶：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裏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
回到武漢後，董老很快就付諸了行動，他設法籌集資金，辦起了私立武漢中學，校訓即為“樸誠勇毅”，又招來了英語老師陳潭秋，接上了前麵所述的劇情。中國一大後，董老任中共武漢區委執行委員，並在國共合作期間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董老被列入國民黨追捕名單，被迫潛逃至日本，後又從日本輾轉至蘇聯，進入列寧學院留學。1932年，董老從莫斯科秘密回國，到達蘇區瑞金，任中央黨校校長和最高法院院長。
紅軍反圍剿失敗開始長征後，年近半百的董老全程參與了2萬5千裏長征，並在到達延安後繼續任中央黨校校長。始終跟黨走的董老堅持到了新中國的成立，與毛澤東一起作為13名代表的僅存碩果，參加了開國大典。站在天安門城樓的董老，想必是感慨萬千。
此後，董老曆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一直到1975年，以89歲的高齡離世。
在離世前，已得重病的董老寫了首《九十初度》（虛歲）的離別詩：
九十光陰瞬息過，
吾生多難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親曆，
一代新規要漸磨。
徹底革心兼革麵，
隨人治嶺與治河。
遵從馬列無不勝，
深信前途會伐柯。
如果問不忘初心是什麽樣子，我想應該就是董老的樣子。
13.毛澤東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
毛澤東的生平大家都很熟悉，從我們懂事起就敬稱為毛主席，但其實毛澤東並不是一開始就是“主席”，反而在當時一些所謂精英眼裏，隻是沒讀過大學、沒留學經曆、沒有後台又不懂馬列理論的鄉巴佬，真正的南蠻“布衣”。
然而，前期在黨內的數度浮沉，並沒有磨去他救國救民的理想和意誌，與其他稍不如意就動輒脫黨、退黨的黨員不同，在遇到挫折和不公待遇的時候，毛澤東一直都按規定通過黨內的方法和途徑去表達自己的意見，直至通過事實來驗證自己的正確性。
有句話叫“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我們先跳開毛澤東，來看看他的親人們為了革命和國家所付出的代價。
妻：楊開慧，1930年在長沙被捕後遭槍殺，時年29歲。
子：毛岸英，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中，遭美國飛機轟炸犧牲，時年28歲。
子：毛岸龍，幼年時在上海走失
弟妹：
毛澤民，1943年與陳潭秋等人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時年47歲；
毛澤覃，1935年在江西瑞金掩護遊擊隊員轉移時犧牲，時年29歲；
毛澤建（妹），1929年在衡山被國民黨殺害，時年24歲。
對曆史了解得越深入，我們就越會發現，無論被改開後掌握輿論權的走資派二代、脫離群眾的知識分子們如何詆毀、抹黑，毛澤東依舊是那個為了解社會實情窮遊湖南的湘江學子，是那個為求索救國救民之路在北大默默汲取養分的愛國青年，是那個紮根於農村拋頭顱灑熱血矢誌不渝的革命者，是那個在天安門城樓振臂高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開國領袖，是那個一切來自人民一切為了人民的理論家和實踐者。
借用現在很火的那首歌《少年》的歌詞所唱：
他還是從前那個少年
沒有一絲絲改變
時間隻不過是考驗
種在心中信念絲毫未減
眼前這個少年
還是最初那張臉
麵前再多艱險不退卻
say never never give up
我們現在當然可以站在上帝視角去妄自評判13名代表各自抉擇所帶來的不同人生結局，但真要輪到我們去抉擇時，到底能否堅守住立場、抵擋住誘惑、秉承住初心，確實是一種人性的考驗。
再看看毛澤東當年的戰友兼宿敵張國燾遠離政治後的晚年。
妻子共華發，兒孫常相伴，大兒子是多倫多的大學數學老師，二兒子是紐約的醫生，小兒子是多倫多的一名工程師，多少人羨慕這樣的家庭而不可得。
對比晚年的毛澤東，妻離（離心離德）子散（毛岸英犧牲，毛岸青精神問題），一直堅持階級鬥爭，把自己一手締造的中國搞得千瘡百孔，毛是在實現自己年輕時的理想，還是那個不忘初心的年輕人嗎，或是他內心也把自己當做了另外一個中國曆史上的君王，希望山呼萬歲，千秋萬代吧。
如果是你，你會怎麽選？
可是現在蘇共在哪裏呢？
獨裁不可能戰勝民主，違背曆史潮流，總會被雨打風吹去，
時間早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