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羊羊的小廚房
我的一方小天地，分享的都是生活的精彩。
我的姥爺，一個於我即熟悉又陌生的人。他在我上小學的時候去世，我對他的所有印象，就是每年暑假隨媽媽回北京探親短暫的接觸。他那時退而不休，在北京郊區平穀幫助建玻璃廠，吃住在廠裏，隔三岔五司機開車送他回城休息二、三天，每次回來，都會帶回來一車平穀當地的土特產，當季的栗子，柿子，一筐一筐的水果。他的話不多，在家的時候多半是坐在八仙桌旁一口接一口的抽煙。他吸煙，一天隻需要一根火柴，煙是一根接一根的續下去，他吸煙的方式也和別人不同，嘬一口就吐出去，從來不經過肺或鼻腔，更多的時候，他是借吸煙這個動作靜靜的思考工作上的事。他的臉上總是掛著沒有表情的嚴肅。對我姥爺更多的認識，是從小到大從我媽和我姨的嘴裏不斷聽到關於他的故事，亦或是傳說，在我心裏，他就是大神一樣的存在！
我姥爺的大號叫董立山，當年北京乃至全國玻璃行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北京玻璃集團發展史”，“天津玻璃誌”等書中都有專門的章節介紹我姥爺。
我姥爺1907年出生在河北省故城縣燒盆村鄉下，家裏生了兄弟姐妹13個，後來條件艱苦加上貧窮活了7人，其中6個男孩，他排行老3。家裏生活很苦，靠給人當雇工，扛長活，做豆腐為生，小時候還討過飯。在姥爺13歲那一年，他告別了家鄉，帶著一個小包袱獨自一人來到舉目無親的北京城。他的這個決定不僅改變了自己及家族的命運，就連故城縣方圓幾公裏很多人的命運，也就此重新書寫，這裏麵的很多人後來和北京的玻璃行業結下不解之源，他們中的很多人日後還成為玻璃行業響當當的人物。個中詳情，您讀完後麵的介紹自然就會明白一二。
姥爺為什麽決定去北京，一路上經曆怎樣的艱難，又如何在北京找到製玻璃的師傅開始的學徒生涯，這些細節我還在慢慢的挖掘，家裏的親戚都說不出來。我們知道的是，姥爺到了北京以後，跟一個叫趙連祥的玻璃師傅學徒。給師傅端尿盆，倒洗臉洗腳水，幫師傅家裏幹雜活，起早貪黑，燒製玻璃的活，又苦又累，窯爐溫度高達上千度，粉塵大，噪音高，姥爺靠著自己的勤奮和聰明，吃苦耐勞的品行，受到師傅的喜愛。玻璃行業學徒期限是7年零一節，為什麽有"一節"呢，這要從當時的學徒規矩說起。
學徒期間，徒弟給雇主幹活，掙的工錢都歸師傅所有，幹滿7年後，手藝學成，可以出師獨立了，為了感謝師傅的教誨和恩情，徒弟自願將來年端午節以前的工錢收入孝敬師傅，以報師恩。此為一節。自此，徒弟才是完完全全的自由人。
姥爺學徒的地方，在宣武門外龍泉寺的“光明玻璃廠”。這個廠是清末供職於“步軍統領衙門”，俗稱九門提督的江朝宗，於1913年選址建成。當時，美國的“美孚”，“德士古”煤油大量湧入中國，於是煤油燈風靡了中國大地，煤油燈的燈體和燈罩都是玻璃的，北京城百姓們對煤油燈的需求推動了早年玻璃行業的需求和發展。江姓提督有眼力，有財力，有勢力，看到商機。工廠投產後取名“光明”，從字麵就可看出主要產品是什麽了，玻璃燈具不就是給民眾提供光明嗎？
姥爺學徒出師以後，工作中靠著自己的悟性和勤奮，掌握了一身玻璃行業的過硬技術，可以說人人佩服，吹活，拉管，翻邊，齊口，樣樣精通。他最歎為觀止的絕技是築爐。玻璃燒製，必不可少的就是窯爐，窯爐一般用石頭或磚砌成。我姥爺隻要在爐裏來回走幾趟，用腳步量量，算出來築爐所需要的磚數誤差為零，也就是說，根據姥爺算出來的磚，築好的窯爐，最後不多不少，剛剛好。這項絕技，對於沒有文化的姥爺，完全是靠經驗和自己的琢磨修煉成的。
手藝日漸成熟的姥爺，在北京城也慢慢的站穩了腳跟。回鄉下，陸陸續續的將自己的幾個親弟弟，以及後來在鄉下娶親，我姥姥及姥姥的弟弟，都帶到北京，在自己手下學手藝。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我姥爺的關係，從老家出來到北京，直接或間接和我姥爺學徒的人，前前後後有200多人。我媽曾經跟我說過，北京城裏玻璃行業裏的老人，很多都是我姥爺的徒弟。這就是我開頭說的，老家很多的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當年村裏一個年輕後生某天的一個決定，影響了這麽多人的人生軌跡。後來60-70年代，我姥爺還回鄉幫助他們建玻璃廠，對於當地玻璃行業的發展做出過貢獻。
姥爺在老家成了遠近聞名的人，媒人接踵而來。我姥姥也是貧苦家庭出身，我姥姥的父親在她4-5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她的母親一個人拉扯我姥姥和一個小她2歲的弟弟，家裏失去了勞動力，姥姥的娘隻好帶著2個孩子回娘家生活，處處遭白眼。在媒人的撮合下，我姥姥及她娘相中了北京城裏耍手藝的我姥爺，我姥爺也喜歡這個小8歲，有著一雙三寸金蓮，端莊美麗的我姥姥。成親的日子，我姥爺沒能回老家，13歲的我姥姥是抱著一隻公雞結的婚。我咋一聽老姨給我講的這一段，感到不可思議，專門上網查了一下，好像是有這個習俗。新郎不在家，新娘抱著公雞結婚，“雞”與“吉”諧音，有大吉大利的意思。
成親後又過了幾年，我姥姥17歲進的北京城，我姥爺整天忙廠裏的事，不是在廠裏，就是在去廠裏的路上。家裏的大小事務從不插手，我姥姥一個人打理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親手帶大了7個子女和幾個孫子孫女，還要接長不短接待老家來的親戚。印象中，姥姥家的院子裏總是有很多人，非常熱鬧。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為供應日軍駐天壇的1855部隊用玻璃儀器及各種煤油燈具，日本商人高田又四郎在崇文門外教養院1號建立“北支硝子株式會社”，“硝子”在日語中就是“玻璃”的意思。開工前，從日本調來部分技工，其餘的工人從京津等地招來，共300多人，所有的機械設備多從日本運來，極為精良。我姥爺也被“北支硝子”招為工人，在日本人的玻璃廠做工的幾年，姥爺偷學到很多日本玻璃製造工藝的精髓，我姥爺為了“偷”日本人玻璃配料的配方，他稱量各種原料配料前後的重量，算出其差額，硬是弄清了每種原料的配比值。這對於沒有上過一天學，沒有數學基礎的人，是何等的不易！
話說我姥爺，手藝越來越精湛，慕名來拜師學藝的徒弟也越來越多，在北京玻璃行業摸爬滾打多年也積累了一定的人脈，1947年，姥爺帶著十幾個徒弟在京城開了自己的玻璃廠--“三明祥記料器廠”，主要設備有坩堝爐一座，生產煤油燈罩，每天的產量300打。同時生產醫用的藥瓶，供給國民黨時期的中央防疫處。
自己有一片廠，那時就叫掌櫃的。我大姨和我4姥爺（我姥爺的4弟，也是我姥爺帶出來的）的大姑娘那時候經常去櫃上找姥爺拿錢去天橋劇場聽戲。我的母親排行老二，和我大姨相差8歲，哭著鬧著要跟去，大小姐可不願意拖著一個小的，我母親隻好自己玩。
到了1948年，解放戰爭打得熱火朝天，平津戰役打響後，北京局麵日漸緊張，隨後北京被圍，內外交通阻隔。國民黨決定南撤，我姥爺的廠子供應國軍一些醫用瓶子，玻璃製品易碎，不易運輸，他們決定和國軍一起向南撤。我姥爺帶著我四姥爺，六姥爺還有幾個徒弟，沒有帶家眷，朝南一路來到雲南，取道越南，最後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時候，繼續生產玻璃製品。幾年後跟著國民黨防疫處又回到北京。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舉行了入城式，北平正式宣告解放。1951年，姥爺的三民料器廠賣給中央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收歸國有，姥爺擔任技師，繼續發揮他的聰明才智，生產生物製品所需的玻璃製品。1952年，由生物製品所移交衛生部，改為衛生部玻璃廠。
解放軍進入北平後，北平的有關機構接收了北京的一些玻璃製品廠。接收的人員中，有一個20歲的年輕人，名叫肖秧，他被指派為軍代表留下來。解放初期，北京市處於軍事管製狀態，軍代表代表國家的權力，他要全麵負責工廠的恢複和發展。從此，肖秧與玻璃廠結下了不解之緣，一直在玻璃廠工作了32年，期間和我姥爺在工作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肖秧後來曆任北京玻璃總廠廠長，黨委書記，國務院第九辦公室領導成員，重慶市委副書記，四川省副省長，省長，中央候補委員等職。
1957年，中國輕工業部考察組與蒙古工業部達成援蒙的意向，其中包括幫助蒙古建玻璃廠的計劃。1957年11月赴蒙選址，1958年1月開始籌建，當年6月土建竣工，12月28日順利投產。我姥爺就是援蒙的工程師之一。北京玻璃廠負責工藝設備的安裝，窯爐的砌築 。我姥爺參與援建的蒙古玻璃廠在烏蘭巴托東南部納來哈，總投資為1千多萬蒙幣，約合140萬人民幣，年產各種玻璃瓶罐，器皿110萬件。我姥爺前後去過蒙古2次，一次呆了1年多，一次是半年，培養了很多蒙古籍徒弟。
老姨在和我聊這段曆史的時候，講了蒙古玻璃廠的一件趣事。新建廠之初，招了第一批工人，中方專家準備開始培訓，發現工人們都跑光了。原來，蒙古人自古以來都是遊牧為主，他們不習慣按部就班的約束生活，又回到草原過“風吹草低現牛羊”的自在生活去了。
前麵提到我姥爺收了眾多的徒弟，他們中的很多人後來在京津地區玻璃廠任領導職務。其中孫汝章，是北京玻璃三廠副廠長；孫汝強，北京玻璃總廠的廠長；高立全，天津玻璃廠廠長；徒弟輩的戴慶，是北京玻璃機械廠的廠長。眾多的徒弟中還有一位，我要單獨拿出來講一下。
這位就是我六姥爺董雲武，也就是我姥爺排行第六的親弟弟。老姨特意跟我講起六姥爺的名字，他們兄弟幾個的名字，都是董立什麽，到這個最小的兒子，怕家裏男孩多，被抓壯丁，所以特意取個不一樣的名字，讓人感覺不是一家的。
當年姥爺將這個隻有8歲還拖著兩條大鼻涕的六弟從老家接來北京，跟著自己學徒，既是慈父又是嚴師，這個六弟一直跟著我姥爺，開始在櫃上幹，後來跟著一路去到香港，解放後任北京605廠的廠長。如果說起605廠，你們沒有感覺，但是如果我告訴你，毛主席的水晶棺是605廠研製生產的，你會不會覺得很牛逼的存在！
我六姥爺結婚後，把媳婦和小舅子從鄉下接到北京，小舅子和我六姥爺學徒，名字叫孫世俊，退休前任北京玻璃總廠副廠長，現在已退休，80多歲的老人，思路敏捷，身體硬朗，電話裏聊起我姥爺的事情，1個多小時不糊塗。所以說，我姥爺前前後後從老家帶出來200多人絕不是吹牛。
還有一段曆史，不能漏下，那就是文革和三反五反運動。我姥爺因為解放前開過工廠，雇過工人，所以文革和三反五反的時候嚇的夠嗆，生怕被劃入資本家。我媽說，經常看到他聽收音機，聽著聽著自己就坐在那裏默默的流眼淚。家裏的電風扇，電話機，袁大頭，還有從香港帶回來的金條，珠寶，在月黑風高的時候，悄悄的都扔到佑安門的護城河裏，怕紅衛兵來抄家。街坊有一家被抄，男主人被抄家的紅衛兵打死了，我姥爺聽說以後更是嚇的夠嗆。
解放後我姥爺的廠就公私合營了，劃成分看的是解放前三年，我姥爺的廠是47年開，到解放，不足三年，所以我姥爺被幸運的劃為工人。我媽當年入團入黨都不敢申請，就是怕家庭成分一欄交代不清，後來我大姨入黨，單位來外調，終於官宣我姥爺的工人階級成分，一家人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來。即便如此，街坊鄰居和一些好事之徒，還是會朝我媽和我家人喊：資本家，資本家。
不過我姥爺不論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後，一直都和工人們在車間裏一起幹，和徒弟們和工人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當時我姥爺工資每月150元，普通大學生的工資是每月20幾30塊，想想150是什麽概念。此外，我姥爺還享受國家級特殊待遇，每月都有特供的票買煙和糖。那個年代，這些東西沒有票，有錢也買不到。我姥爺工資到手，交給我姥姥100塊作為一大家子的花銷，自己留下50元零花，這可是筆巨款，這比當時大部分中國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費都多，所以任何時候隻要姥爺去車間，一幫人就會圍住姥爺，姥爺的兜裏總揣著煙，即使湊巧抽完了，我姥爺也會掏錢讓他們去買煙，買糖，工人們平時抽的都是自己卷的煙葉。就因為我姥爺一貫的豪爽和大度，文革中助他平安的度過。我六姥爺文革中戴過高帽，挨過批鬥，我姥爺沒有。
我姥姥和姥爺的豪氣在方圓幾裏的街坊中也很有名。鄰居薛家的大爺，早些年不知犯了什麽事給抓起來了。我姥爺幫著出的一袋麵粉才把人贖回來。東頭的寡母張家，一個人拉扯幾個孩子，每個月都找我姥姥姥爺借錢，才能勉強維持。這些鄰裏的幫襯，姥姥姥爺不知做了多少。
後來聽我老姨講，文革中的某一天，我姥爺去過陶然亭公園的歪脖樹，自己悶頭抽了一陣煙，終於還是放不下身後的一大家子人，最小的女兒，我老姨才幾歲大，自己又回來了。不過從此落下高血壓的病根。
我姥爺60歲從北京玻璃五廠退休後被總廠返聘，之後的十餘年時間，單位派他去北京郊區的平穀玻璃廠做技師，指導工作，直到1977年11月，在平穀睡夢中離世，走完了他不同尋常的一生。
我姥爺的足跡，踏遍了祖國除了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城鄉，他的絕世手藝，毫無保留的傳授給無論是城市還是鄉鎮大大小小玻璃廠，帶出的徒弟，在各單位都是獨領風騷。他曾先後多次獲得過北京市勞動模範和宣武區政協委員，他的一生，伴隨和見證了中國玻璃行業的發展史，他值得大家記住和緬懷，一位把畢生都奉獻給中國玻璃製造行業的可敬的老人，請牢記他的名字--董立山。
謝謝分享！
您姥爺，董立山老人家，能人，好人，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