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傍晚遛了寶寶回家，路過7/11便利店——這家店如今已經全部是印度人了。走在人行道上，突然看見一白人女子仰麵朝天躺在地上，身邊有她的購物車和購物袋，散落一地。
此女子麵部瘦骨嶙峋、蒼白如紙，單膝隆起、一動不動，但是兩隻眼睛和嘴大張著。我當即疑心此人已經去世。即使沒有死亡也很奄奄一息了。
人在這種緊急情況下會立即發散式思維：先拍拍她問她話？還是先打911？還是先找幾個人來一起幫忙？
幾乎就是一兩秒的功夫，我徑自走到7/11店裏，對著裏麵一群人就喊道：“人行道上可能有個人不行了！快，打911叫急救！”
哪知倆印度女員工麵無表情、無動於衷。隻有倆加拿大白女顧客圍過來問我話，非常急切、熱心，說是得叫急救。我心想，急救會要準確地址，理應讓7/11員工和我一起打這個電話，白人女子也這個意思。誰知印度女人不肯打電話，直接把她們的無繩電話給我，我接過來就撥了911。
我慌裏慌張匯報了情況，接線員說趕緊給我接通急救部門，果不其然，問我要地址。
我趕緊把電話交給印度女人，說：“快！他們要你們的地址！”
哪知一個印度女人已經躲到一邊兒去了，另一個印度女人則擺擺手不接我手裏的電話，直接拿給我一個顧客的小票，輕描淡寫地說：“這上麵有地址。”
於是我接過小票，念了地址給接線員聽。又說，現場距離7/11僅僅幾步路遠，毗鄰加油站。
接線員又說：“麻煩你查看一下，這個人是否還有呼吸？”
我說：“哦！我現在用的是7/11店裏的電話。那我得先掛了，再用我手機打過去！”
接線員說：“好的！”
於是我把電話放下，一邊用我的手機再次撥打911，一邊往那個倒地昏迷不醒的女人那兒走去。這時，兩個加拿大白女人中的一個表現很不錯，隻有她跟著我一起過去，看見我一手拿電話，一手抱著寶寶，她自告奮勇接過我的手機跟接線員講電話。
到了那倒地昏迷不醒的女人那裏，這白女彎下身子和氣地問了句：“親愛的，你還OK嗎？”
隻見這女人尚有一絲呼吸，我們趕緊告訴了接線員。就在此時，我聽見了遙遠的急救車聲音。說時遲那時快，一輛急救車駛入我的眼簾，我趕緊跟他們招手示意，他們開到了我們跟前。先後一女一男兩急救員下車開始處理。
看見急救員給這女子套上了呼吸麵罩，那幫忙的熱心白女和我才放心地先後離開了現場。
二十年走遍美國、加拿大，主流社會還是熱心幫助陌生人的——好撒馬利亞人精神和我們的雷鋒精神遙相呼應、不謀而合。記得有一年（大約是2008）溫哥華大雪，本拿比鐵道鎮商城一中國女子的車陷在雪中前進不了，後麵數位華人司機拚命按喇叭催命鬼般地催她，隻有幾個白人小夥兒下車用他們大馬力的SUV幫她把車從雪坑裏牽出來。那一幕對比鮮明，一生難忘！
二十年來，還有很多例子，不一一列舉了。
筆者的本能也是愛管閑事的，這和家庭、文化背景無關，而是本人與生俱來的天性。
筆者已故去的大姨就是先天愛管閑事。有一年，北京郎家園公交車站一帶，一群人群毆一個扒手，連打帶踢。因為太狠，以至於踢得那個扒手的頭砰砰作響。圍觀者一個個拍手叫好，隻有我大姨出麵攔住了打人群眾，道：“小夥子！他偷東西固然不對，但是也不能這麽打人啊！這把人打壞了怎麽辦啊！”
筆者遠在安大略省滑鐵盧的老朋友李彥老師更是一個愛管閑事的。她出國前的80年代有一天，在西單商場一帶，一個推著平板車的老農不小心刮壞了一女子身上的昂貴皮大衣。那女子不依不饒讓老農賠她150元人民幣。80年代公務員工資才四五十元，老農上哪裏弄150元啊？於是那女子強行拉老農去了派出所，李彥老師看在眼裏，想打抱不平，竟然跟他們一起去了派出所，並幫老農說話。
警察聽了他們三個人的敘述，說：“這事兒我們管不了，賠不賠錢，賠多賠少，隻有你們倆自己協商啦！”
那女子得理不饒人，依舊逼迫老農賠錢；老農實在沒錢，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警察管不了，李老師能管。隻見她道：“大姐，看您穿的皮大衣那麽奢華，想必經濟條件不差，人家老大爺跟您不是一個水平線上的，我看就行行好算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看您是個生意人，積個德，沒準兒很快就發一筆大財呢！”
李老師特逗，還亮出了當時在新華社實習的證件。警察一看，頓時肅然起敬，立馬倒向了李老師，也開始勸那女子放棄索賠。
那女子一見不妙，隻好作罷。
回家查了人工智能，這種管閑事幫陌生人的行為，歐美發達國家、一些黑人國家都多過亞洲國家，日本都不行。也可能因為此，李老師和我都比較適合生活在歐美國家，感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