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剛補些鈣又流失了

中華民族剛補些鈣又流失了

 

大凡關心身體健康的人，恐無不知曉鈣的作用、補鈣的重要。鈣是生命的元素，少了它，人便會免疫力降低、疲倦乏力、腰酸背痛、骨質疏鬆，生出種種的病症。缺鈣不會立即致命，但長期缺鈣一定會導致人體機能的衰弱和衰竭。人，一定要有精神的力量，這是中華民族的“人學”中貫穿的基本要義。對於共產黨人而言，有一種東西的重要性，恰如鈣之於生命的作用，那就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精神的脊梁，挺直精神脊梁的人，才能抬望眼，前驅引領；是心之所向、共同之誌，有了它，一個組織才能團結凝聚，一路披荊斬棘、守道不回。是堅定的理想信念，支撐著共產黨人勇敢地站在民族的前列，努力把人民和曆史賦予的重任擔當起來。幾百年來中華民族因缺鈣而淪為殖民半殖民地,  是毛澤東的共產黨給補了些鈣,  改開後又流失了。

毛澤東的影響，確實是深遠的。雖然許多人力圖淡化他的影響，但越來越多地人認識到了他的價值，他的意義。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曆史上，隻有毛澤東，才真正稱得上偉大。一些人所以有意地淡化毛澤東的影響，主要是因為文革。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文革是中華大地上的這個民族對私字的宣戰。但這種集體的對私字的宣戰並不是為了滅亡，而是要向涅槃的鳳凰那樣，浴火重生。文革確實是在引火燒身；就是毛澤東自己，都抱著要粉身碎骨的態度。當然，走資派們現在已經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一段時間內似乎文革的矛頭所向，也就變得模糊了。

實際上，經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   走資派夢想將文革的矛頭所向，在人們的腦海裏應該永遠地模糊下去，直到什麽也看不見，才好呢。但是，現實的發展，讓文革的矛頭所向，重新變得清晰起來。不知道這是曆史的大幸，還是大不幸。現在，人們終於知道，文革是向官僚主義開戰的。文革是向人們靈魂深處"私"字宣戰的。有的人講，官方是永遠不會肯定文革的，因為文革就是針對著官老爺的。其實，這樣講，並不對。因為同是官方，也是不一樣的。毛澤東時代的一部分官方，從牙縫裏都沒有露出否定文革的意思。因為否定文革，就意味著否定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然而，曆史是勝利者篡權成功者書寫的。毛澤東的文革之路，在他作古之後，是走不下去的。人們可以有許多的理由說，曆史需要改革。那就讓人民去選擇自己的路線吧；而走資派不會以真實曆史的態度去對待整個的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十年文革。實際上，人們對十年文革的否定，是非常匆忙的。而否定者本身就是在文革中的主要被批判者,  何來公正公信?  明顯的報複敵對含義。否定文革是非常棘手的，稍不留神，就會滿手是血。匆匆地做一個結論，也許能安撫走資派和追隨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心，同時又想洗白走資派自己本身,  為非法篡權後的執政合法化掃清障礙。但卻很難堵住後世的悠悠之口。“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在毛澤東看來，文革是他一生最偉大的事業，從他的政治遺囑中，就可以看出來。
     
毛澤東講《紅樓夢》的總綱就是第四回，“護官符”。現在來看，這個觀點，意義太大了。毛澤東講過，做了大官，就要保護大官的利益，這正是古代所謂的“官官相護”啊。其實，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向官僚主義開戰的。在毛澤東眼裏，腐敗的官僚，已經不是人民的一員，而成為了官僚階級，即特權階層。毛澤東是想用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打跨官僚階級。現在講毛澤東的影響，似乎隻能從文化上講。而在文化上，毛澤東確實重塑了中華民族的剛性性格。補了些鈣!

中華民族原本的文化性格是由儒、道、釋三家共同塑造的，在兩千餘年的封建史上，儒家文化成為官方文化、中國文化的主流。這是基本的事實，實際上，儒家文化“儒者，柔也”；既然是柔，那就不是劍拔弩張，而是溫柔敦厚。道家文化"任性逍遙"的性格。溫柔敦厚，任性逍遙，構成了中華民族性格非常完美的一麵，但是，這種完美，卻隱藏著巨大的缺陷。佛教，佛教中國化，所誕生的就是禪宗虛幻空靈的一麵。儒道釋三家文化主要塑造了華夏民族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的性格。把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統一起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和諧”了。但是，和諧的文化性格有太大的缺陷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曆史，很大程度上就根源於這種和諧的文化性格，而中國要走出屈辱的曆史，也隻有重塑這種和諧的性格。那麽，又怎樣重塑我們民族的文化性格呢？我們知道，與和諧相對立的就是鬥爭。也就是說，鬥爭哲學可以重塑我們民族的性格。而毛澤東的哲學，恰恰就是鬥爭哲學，仿佛正是鬥爭哲學陷天下於洪水猛獸。實際上，這是很深的誤解。是鬥爭哲學重塑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是鬥爭哲學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我們即便做不到“吃水不忘打井人”，也不應該詆毀過去的曆史啊。

現在自然不喜歡鬥爭哲學了。早已厭倦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總覺得還是和諧的好。但是，講和諧的哲學是需要條件的；而現在恰恰具備了這個條件，即太平盛世。但是，孕育鬥爭哲學的並不是太平盛世，而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如果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還在那裏講和諧，那就隻有挨打的份兒了。中華民族的性格是由儒、道、釋三家共同塑造的。所謂的溫柔敦厚、任性逍遙、虛幻空靈，實際上就是一種和諧的性格，但是，這種和諧的性格，恰恰有致命的缺陷，因為它缺乏鬥爭的因素。
     
中國在近代史上，所以倍受欺淩，和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絕不是沒有關係，所以，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險關，需要的決不是溫柔敦厚，而是拿起武器，起來鬥爭。講毛澤東的鬥爭哲學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實際上就是講中國革命重新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國革命的曆程，是伴隨著前仆後繼的流血犧牲的。中國革命，改變了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而把鬥爭的精神注入到這個民族靈魂的深處。從本質上講，溫柔敦厚這種性格，並沒有什麽不好，它反而是文明的標誌；但是，這文明的標誌，顯得那麽懦弱無剛，在外敵入侵麵前，表現得那麽軟弱。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完全有必要改變我們民族的性格，不再那麽懦弱，而是起來鬥爭。毛澤東鬥爭哲學的意義也就在這裏。那種“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精神，就是再過一萬年，也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在漫長的曆史中，這個民族是追求和諧的；但是，這種對和諧的追求，並沒有法子改變近代的屈辱。我們對人家講和諧，人家卻把屠刀架在我們的脖子上，而這個時候，就需要激發我們民族的血性了，正所謂“中國人民又豈能俯首對屠刀”。講和諧，是需要條件的；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那隻能換來屈辱甚至滅亡。當年，日本帝國主義不也講“大東亞共榮”嗎？表麵來看，也符合現在所謂“和諧”的哲學，但那是真正的和諧嗎？那個時候，已經到了我們民族生存的最後關頭，隻能奮起抗爭了。
     
有人講，要和平，就必須準備戰爭。同樣地，要和諧，也要有鬥爭的準備。我們不能因為現在講和諧了，就說鬥爭哲學一無是處了，恰恰相反，是鬥爭哲學造就了我們現在講和諧的基礎。天不怕，地不怕，敢於鬥爭的精神，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鬥爭哲學，應該肯定的。從本質上講，鬥爭哲學屬於二元論，總是要一方壓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也就是所謂的你死我活。對待敵人就是要你死我活，不可能如現在人們講的,  你活，我也活；大家互利共贏。當然這主要根源於經濟基礎和自衛實力。講和諧，並不是一件壞事情。但是，更珍視鬥爭哲學在中華民族性格中所注入的鬥爭精神。講和諧，就不準鬥爭，這樣的道理是沒有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鬥爭，是不行的。不去鬥爭，可能什麽也得不到，許多時候，和諧也不過誘人的幌子。
     
任何時代，從來就沒有絕對完美的，也沒有糟糕透頂的。鬥爭哲學是通過什麽重塑了中華民族的性格。是中國革命；但是，被排除在中國革命之外的十年文革，所發揮的作用似乎更大些。我們知道的，改變一個民族的性格是很難的。十年文革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如果去全盤否定鬥爭哲學，顯然是不對的，那樣做，甚至會引發對中國革命的否定。我們要做的也隻是積極的揚棄鬥爭哲學。我們這個民族所要告訴世界的，決不隻是我們擁有溫柔敦厚的文化性格，我們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

究竟鬥爭哲學好，還是和諧的哲學好。孔子的哲學可以說是和諧的哲學，總是溫良恭儉讓；可以說，這種哲學塑造了我們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然而，這種溫柔敦厚的性格，有太多的缺陷了，近代中國的曆史，充分展現了我們民族性格的缺陷，太溫柔敦厚了，就很容易讓人欺負。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險關，我們所以淪入了做亡國奴的邊緣，不正是因為溫柔敦厚的性格麽？所以，我們需要在溫柔敦厚的性格中，融入敢於鬥爭的因素。所以，鬥爭哲學並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隻有敢於鬥爭，才有希望。如果隻是畏畏縮縮，那就是死亡的道路。
     
實際上，敢於鬥爭的人並不很多，有些人，即便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往往得過且過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為什麽不敢於起來抗爭呢？這大抵根源於我們的民族性格。在儒家，講什麽“哀不而傷，怨而不怒”，“思無邪”；把人培養成了順民。所謂的順民，不隻奴在身，而且奴在心。專製的時代，最需要的就是順民；而順民的哲學就是奴隸主義。而做穩了奴隸呢，則是太平盛世了。孔夫子的全部學說，也大抵不過教人做穩奴隸吧。而毛澤東、魯迅先生，他們的主義、思想，才是為了讓人們起來做主人的。在以往的時代，主人翁意識提得非常響亮；可現在，已經滿足於做打工仔了。
 
鬥爭哲學，卻看透了儒家文化吃人的本質，所以講“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就是造反有理”。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講，儒家文化就是軟刀子；軟刀子殺人不見血。但是，鬥爭哲學卻讓人知道將死的痛苦，已死的悲哀，讓人們起來反抗，爭取生的前途。孔子是資產階級的敲門磚。而現在大規模地祭孔，而孔子又成為了至聖先師，高巍巍地站在雲端上。難道是以前的預言，成為了現實。我們總覺得以前的預言是荒謬的；

現在幾乎已經找不出毛澤東重塑民族的性格有什麽意義了。因為毛澤東時代早就成為過去，而我們的民族也闖過了生存的激流險關，而現在則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事業。但是，現在講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題，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這和平與發展都是需要武力去捍衛的，也就是說建立在武力的基礎之上。孔子的學說為專製主義所利用，這是曆史的事實，更何況，專製主義並不外在於孔子的學說；也就是說專製主義就在孔子的學說之內。打倒孔家店，並沒有打錯；而現在堂而皇之的祭孔，也許，隻能解釋為曆史的倒退。
   
對於傳統文化，我們有過太多的陶醉；這種陶醉本身，就是中毒的表現。而要解毒，也隻有用現代的觀點、方法，來改造傳統文化。遮蔽傳統文化黑暗的一麵，是不對的；相反，應該看清它。對於傳統文化，說到底，還是應該有一種理性的態度。現在，人們總覺得傳統文化就是好；但大多數人，對於傳統文化，都是知之有限的；所謂國學熱、傳統文化的複興，夾雜著太多情緒性的東西。為鬥爭哲學所重塑的民族性格，終於漸漸地消失不見；而又回複到了溫柔敦厚的路上去了，也許要永遠地溫柔敦厚下去吧。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講過，“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文明其精神”，就不說了，因為含義很明顯，要思考的是，他為什麽用“野蠻其體魄”而不是“強健其體魄”。我覺得，“野蠻”是有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在的。而我們民族的性格，是溫柔敦厚的。在溫柔敦厚的性格裏，最缺乏的就是原始的生命力。改造中華民族溫柔敦厚的性格，也許最緊要的就是注入這種原始的生命力吧。改造中國，改造社會，曾經是一種非常偉大的理想，但是，現在有的人卻說，社會是可以改良的，甚至也可以改革的，但獨獨不能夠改造。因為改造有一個前提，即這個社會一無是處，罪孽深重，然而，這說法何其的荒謬。如果以這樣的觀點，去看待曆史，那許多偉大的曆史事件都是可有可無的，許多偉大的理想，不懈地奮鬥都是徒勞無功的。說實在的，人類依然認同對社會，對人性的改造。也正因如此，毛澤東對中國文化最深遠的影響，就是重塑了一個民族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