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南門,過跨塘橋不停,順南長街往南,到日暉橋再走五分鍾,可以看到路東口有一座大公橋。過橋是一條巷子,巷子對麵,正對大公橋,有一間小屋,原先是一個輪船站。
站裏一共四個員工——老朱、小張、陸星芬,還有娘。娘在這裏當站長。
老朱是個大塊頭,有一張紫紅油膩的臉,走路吭哧吭哧,年紀在站裏最大,約有五十多,這個歲數在以前算是個老年人了。
小張是個小夥子,二十出頭,是站裏唯一的年輕人。
娘和陸星芬年紀差不太大,可能娘要稍大一些,都是三十剛出頭,這是按當時我的歲數來推斷的。
站裏有幾排長條的木凳子,是給候船的人坐的。靠裏的牆上有兩個窗洞,裏麵有一小隔間。每天到點,娘和陸星芬就坐在裏麵,透過窗洞給外麵的人賣船票。
在輪船站的斜對麵,有一個小小的船碼頭,每次船靠岸之前,小張和老朱就把碼頭上的木欄門鐵鎖打開,然後站在那裏檢票,手鉗卡卡的,在一張張船票上打出小圓的孔。
乘船的人肩挑手提的從輪船站走去那個碼頭,再從碼頭走上彈性的跳板,在船員的提醒攙扶下,遞過貨擔,跨上船甲,走進船艙……
碼頭很小,連接無錫城往南的航班,鄉下的姑姑每次到城裏來就是在這裏上下班船的。
這條航班好像叫個“後宅班”?從這裏往下,先到鋼啟橋,然後是坊前,然後是梅村。過了梅村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麽站了,因為我去姑姑家最遠就到梅村。除了我知道的這幾個站,來這裏乘船的人還總叫嚷“蕩口”“甘露”“馬塘橋”“後宅”這些站名。
那個賣票的小隔間我進去過,靠窗洞有一張凳子,很高,幾乎夠到我的胸口,爬上凳子,眼睛剛好看到外麵。娘和陸星芬就是坐在這兒賣票的。
坐船的都是鄉下人,挑著扁擔,掮著麻袋,進城返鄉,忙碌生計。買票的時候常有爭吵,在窗洞的外牆上有一道紅線,躲在身後的孩子怯生生的探出半個腦袋看著,夠不夠買半票全在這條紅線上,身高在紅線之下是半票,過了紅線就是全票。
等船的時候,站裏滿滿的人,有坐的,有蹲的,有站的。一旦送走了船客,屋子裏空落落的立馬安靜了下來。小巷子裏鄰近的人家跟娘都認識,不忙的時候,娘帶我和妹子去這些人家裏坐坐,說說閑話,托個事兒。
娘下班回家,經常從站裏借回來小人書(連環畫),用報紙包著。那是我們最最開心的事情。
有時候班船靠岸,給站裏捎來鄉下的魚蝦和螃蟹。那時的水鮮都是野生的,蝦是籽蝦,蟹有碗口大小,用草繩串紮起來,沙沙的堆著泡沫。
六十年代後輪船站撤了,娘和站裏的員工都去了北門的江南輪船運輸公司上班。
後來,我在娘的辦公室見到過老朱一次,那時候,娘在工會工作。我見到一個大塊頭紫紅臉的老人在工會辦事,老人走後,娘告訴我那就是老朱。
我還見過小張一次,不過那時小張已經不年輕,是一個有孩子的父親了。小張來我家找我娘,拿走了一把算盤,那是我和妹子小學上珠算課時候用的,小張要了去給他自己的孩子上課接著用。
倒是陸星芬阿姨我後來見過多次。她搬了新居,請我們全家去吃過飯。她有兩個孩子,老大是個女孩,跟我妹同齡,又是同班同學;老二是個男孩,據說非常調皮搗蛋。男人是民警,後來當了派出所所長。
八十年代我從北京回無錫過年,在北門的輪船站多次見到她,她在候船大廳工作,應該是個負責人。她還認識我,每次見我都說:喲,是堅峰回來啦。
南門外的那個小輪船站撤後做了什麽用途我不知道,十多年前我回無錫的時候去看過,屋子已經重新裝修過,裏外都變了樣,成了一個說書場。門外支著一塊廣告板,寫著說書的牌名和日期票價。
在書場外麵靠牆坐著一曬太陽的老先生,正逗弄他的小孫孫。
我靠上前去搭起了話:“老伯伯好好福氣。”
老先生抬頭應了一聲。
“看的出來,老伯伯您住這附近。”
“七十年啦,沒有動過窩。年輕人都不住這兒了。”
“這書場是新的吧,以前怎麽沒見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