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個特別需要英雄的人:一是從小家教很嚴,我自認分得清好壞,不一定需要雷鋒叔叔來教導行為規則,撿了錢包我會自覺地交到警察或者老師的手裏,不然我母親會打我手心,而我是非常怕疼的。
二是我從小就沒有特別大的雄心壯誌,黃繼光叔叔那樣的英雄我是一直把他當作希臘神話裏的宙斯一樣看待的,八輩子也輪不著我,看看就好。
最最重要的是活到現在,大家吹捧的除了畫大餅的就是掙大錢的。我兩樣都不行,因為不行,兩樣也都不屑,所以那些人也成不了我的英雄。
意外總是在你最沒有準備的時候發生的。這個假期的一天,我在健身房和女兒擼鐵,偶然聽到的關於一個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的Podcast,讓我感動得不得不停下手裏的dumb bell, 因為久違的眼淚止不住留下來了。
這個永遠笑咪咪的小老頭,感動了我這個淡漠的中年人,他是我的英雄。
我聽到他的故事的時候正是學術界出了一個大醜聞的時候,一個18歲的少年,把一個名校的校長給搞下來了。在這個時候把一個學術界的老頭膜拜為英雄的確有點頂風操作的嫌疑,但是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無名小卒,即便我把事實搞錯了,也應該不會有人願意為我浪費一顆他們電腦鍵盤上廉價的子彈 (慶幸一下)。
這個小老頭的名字叫Alvin E. Roth, 我們就叫他阿爾吧。
在諾貝爾獎的網站上,對他的介紹非常簡潔 (鏈接如下):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economic-sciences/2012/roth/facts/
Life (生平)
Alvin Roth was born in New York, where he also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e later continued his education, earning his PhD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in Palo Alto, California, in 1974. Roth then began work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nd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before moving to Harvard University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 1998. He returned to Stanford University in 2012. Alvin Roth i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翻譯)阿爾生於紐約,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1974年在加州的斯坦福獲取博士學位。阿爾在1998年去位於麻省的哈佛之前就業於伊利諾斯大學和皮茨伯格大學。2012年他回到斯坦福從教。阿爾已婚並有兩個孩子。
Work (工作)
How to bring different players together in the best possible way is a key economic problem. Lloyd Shapley studied different matching methods theoretically and, beginning in the 1980s, Alvin Roth used Shapley's theoretical results to explain how markets function in practice. Through empirical studies and lab experiments, Roth demonstrated that stability was critical to successful matching methods. Roth has also developed systems for matching doctors with hospitals, school children with schools, and organ donors with patients.
(翻譯)如何將不同的玩家用最好的方式組合在一起是一個關鍵的經濟學命題。老德 (Lloyd, 和阿爾一起得獎的另一位經濟學家,偏理論方麵的)研究出了不同匹配組合的理論方案。1980年起,阿爾開始應用老德的理論結果來解釋市場的實際運營。經過實證研究和實驗室模擬,阿爾證明了穩定性在匹配方法中的關鍵性。他還因此研發了不同的係統方案用於醫生和醫院、學生和學校,以及器官捐贈者和患者的匹配。
感動我的,正是他獲獎簡介中簡簡單單的最後一句話,他對器官捐贈者和患者的匹配所作出的貢獻。
在美國,甚至在絕大多數的國家,法律規定人體器官是不能買賣的。這個法律的本意是杜絕醜惡人性可能引發的殺戮和黑色交易,但也的確把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成了靠“上帝的禮物”這樣的小概率事件才能存活的邊緣位置。
很長時間以來,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隻能等待合適的器官“出現”,意味著當某些人死去的時候,而那些人生前正好簽署了器官捐贈的意願,而且那些人的器官正好匹配器官移植需求者的一切必須體征條件。
這些限製,讓器官移植這件事變得就像一個極端不平衡的天平:需求在那裏,供應卻永遠落後。
更讓人頭疼的是:一個健康的正常人其實隻需要一個腎髒就可以存活,但是因為法律的問題,就算有很多人願意獻出他們的一個腎髒,但是沒有一個平台可以把這些捐獻者的信息公之於眾。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在一個有極大需求的市場中,很大的資源卻被白白浪費了。
阿爾的貢獻在於他建造了一個器官移植者和捐贈者的最佳匹配係統。在這個係統中,所有需要腎髒移植的患者把他們的需求和體征登記,然後每一個患者都要有一個家人或者朋友登記願意捐贈一個腎髒的所有數據。
這樣的一個體統,從表麵來看,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起碼解決了腎髒“供需”不平衡的問題。
但是問題來了:在實際操作中,讓這樣的係統能夠運行起來不是非常可能。因為腎髒移植需要捐贈者和被捐贈者的體征數據匹配要求非常高,成功的概率就像“完美”本身一樣並不存在。很多情況下,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家人或朋友捐贈的腎髒並不能被對方所接受,在不匹配的情況下,需要發生的四台手術往往沒法進行。腎髒的表麵供需是平衡的,但是實際的供需匹配幾乎等於“0,或者接近”0“。
阿爾的偉大之處是他在這樣的匹配係統中,又引入了一個“單向捐贈者“的變數。單向捐贈者是指那些沒有家人或朋友需要器官移植、但是單方麵願意捐贈自己腎髒的人。這些人的出現,就像一把神奇的鎖,解開了原來因為匹配問題而鎖住的器官移植供與需的死結。
比如A是單向腎髒捐獻者,她的腎髒可以被B病人移植,B病人的家人C的腎髒可以被D 病人移植,D病人的家人E的朋友捐贈的腎髒正好可以被F病人采用……因為一個無償誌願者的給予,無數需要腎髒移植的病人得到解救,而這一切的一切,都因為一個經濟學家發明的一個資源匹配係統。
我一直容易被學者感動,因為他們把複雜的東西用最簡單的方法解釋了或者解決了,智慧的美麗永遠是讓我癡迷的。
而笑眯眯的阿爾感動我的,不僅僅是他把智慧用在了為人類造福上,而且他創造了一個機會,讓普通人也可以成為那個救人的英雄。他讓那些參與單向器官捐贈者活動的人,不管他們過著怎樣繁忙庸碌的生活,在關鍵的時刻,他們就是我們可以依賴仰仗的好人。
世界,也是因為這些小事,有時才變得不可置疑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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