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西
記下心的曆程 紀錄當下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在中國特別是首都北京，對那些低收入、低學曆，從事廢品收購、小美容美發等低端產業的人群，冠之以“低端人口”這一詞。不僅在口頭上予以了歧視，而且在政策上予以限製，甚至驅趕，以致出現了北京因為一場火災而驅趕所謂“低端人口”的風波。
這群低端人口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又有一群比他們更低端的人口進入了人們的視線，她們的境況更慘，甚至沒有享受到作為一個居民的平等權利。她們就是“越南新娘”。這群人雖然全國各地都有，但主要生活在與越南臨近的廣西、廣東、雲南等省份。作者張湯圓的《我的媽媽，是2800元買來的越南新娘》一文，讀來令人心酸，但也從一個側麵揭示了這一沒人敢碰的社會問題。其實，不止是“越南新娘”，還有“緬甸新娘”等外籍新娘。這群人嫁入中國，沒有法律認可的正式手續，嫁到中國後，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一切都“黑著”：不能開銀行帳號，不能座火車……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但她們卻實實在在地為國家、為社會做貢獻，不僅在這片新的土地上生兒育女，而且還在盡著養老送終的義務。她們的出現，既維護了社會的穩定，解決了農村一些大齡男青年的婚姻問題，還在為緩解我國人口的老化貢獻力量。
在法律上，這群人加入中國國籍不是很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七條好像是定身為她們製作，因為該條文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願意遵守中國憲法和法律”，是中國人的近親屬，定居在中國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即便不能加入中國國籍，也屬於就永久居民，享受平等的權利。為什麽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就這麽難呢？這當然與他們的祖籍國越南、緬甸有一定關係，因為他們當初嫁入中國沒有正規的法定手續，沒有護照。如作者張湯圓為了母親的身份問題，還曾專門去過越南駐廣州領事館，領事館隻是說要她本人來，沒有進一步的作為。但實質上，與我們的基層政府，在此問題上思想跟不上，不夠解放，甚至還有一定的歧視思想分不開，他們總是不敢開這個口子，怕一發不可收拾，於是就像鯀治水一樣，采取了堵的方法。還記得2000年，在我們全家從越南旅遊回南寧的汽車上，武警人員對同行的我家領導檢查特別嚴格，要是沒有中國護照，就會把她當成了我從越南拐來的新娘。
其實，這些外籍新娘的產生有經濟的原因，她們願意嫁到中國，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比她們的母國好，她們希望過上更好的生活。這就像當初我們有一批大陸姑娘願意嫁到台灣，而產生的所謂“大陸新娘”一樣。但更多的是由於我們的政策的失誤造成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30多年，除了控製了我國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增長、控製環境汙染、提高人口素質起著重要推動作用外，也製造了一個副產品：造成了嚴重男女比例的失衡。據2018年的統計，中國的男女比例為116.9：100，男性要比女性多出3000萬至4000萬。這就意味著中國有3000多萬男性找不到婚配對象。那麽在這3000多萬單身男性看來，高端人口分得了計劃生育政策的紅利，而他們就是實際上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買單者。在我家鄉的農村，由於大批女性離鄉外出打工，最後婚嫁都在外地，很多適婚男性因此找不到結婚對象而成了剩男。那麽靠近邊境的廣西、廣東和雲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製宜地解決這批男性的婚配問題，也就勢所必然。往大道理上講，這是在為國分憂，政府應該因勢利導，為他們著想。或許，現在的精準扶貧的對象，有很大一部分與這些人是重疊的，有一篇關於扶貧幹部幫扶貧對象介紹對象的報道，便是一個好的明證。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民族之所以經久不衰，發展到今天，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就是因為她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民族。我們今天一定要繼承這種包容性。我們不僅需要高、精、尖的如“千人計劃”的高端人才，我們同樣也需兼容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低端人口”。如果我們的基層幹部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就要積極為這部分人發聲、執言。做不到這點，還不如回家賣紅薯。
現在是正視這部分“低端人口”的問題，從而開始著手解決問題的時候了。隻有像這樣的“低端人口”的在我們的國家能享受到平等的權利，我們才可以大聲地說，我國的人權狀況得到了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