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軍也是60年一起留校的,在我丈夫離校後,她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們聊得比較多,但並不親熱。這可能和她性格有關。文革後調到計算機房做黨的領導。不到70歲就因肺癌早逝。大概是二手煙的受害者。家裏多人抽煙,那時住房如此緊張,沒有地方能躲掉一手煙,再加上她不認為這是個問題。
彥慶津是我們同時留校生中唯一幸運兒,升為正教授。我猜這是由於他是我們工程數學教研室主任,組織我們四位授課老師寫計算方法教材,最後統一主筆者,做了一點應用軟件,教學效果好。算是我們留校的佼佼者。他對我科研工作給與足夠支持,我感謝他。
1962年我校計算數學專業畢業生留到教研室的薛學勤,是原留蘇生。可惜中蘇關係緊張,停止出國。他在留蘇預備班學的交際舞對我很有幫助。我上大學時去舞場跳舞是同宿舍盧複哉為我們掃盲的,後來沒有人正規教過,隻是在舞場混。老薛帶我們跳,學到不少。
那是困難時期末期,1963年春節,冀軍、晏友雙,楊真良和我,到男生宿舍找人和我們到俱樂部跳舞去,他自告奮勇起身和我們走。我想不用使勁拉就願去,肯定有兩下子。果不其然,跳得太棒了,特別是華爾茲,快速旋轉。腳步非常矯健,敏捷、靈活,舞姿極好,我們四個舞迷可有個好舞伴了!我最欣賞的是音樂開始舞場上還沒人跳時,馬上帶我旋轉幾圈,從房間的對角線穿過去,顯得如此大方、自信、充滿豪情、顯露青春活力。在美國我和那些成年或老年舞者跳時再也沒有遇到這樣棒的,再沒有這樣享受過。一個晚上把他累得夠嗆。
1964年教育革命,再也不能跳了,但無論怎樣說跳了不少步子,對我後來提高很有幫助。他從美國訪問回來我請他跳過一次,以後再也沒看他跳了。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工作極端認真負責,抓緊備課,做完4000 多道高等數學習題,寫的教案工整漂亮,曾拿到學校展覽,講課效果好。文革後分到計算機房,曾到美國訪問。在美國看到有這樣多的相關知識應當學習,就像餓虎遇到大量美食一樣,狼吞虎咽、拚命吸取。亂了陣腳、過度疲勞。過分嚴格要求,總責備自己沒做好,不停地給自己增加砝碼,從而得了嚴重的憂鬱症。回國治病,結束了訪問。由於其嶽父是中醫,從三院出院後采用中西醫治療,效果顯著,完全治愈。是業務骨幹,升為正教授。
2012年參加學校60周年校慶時我聽說他的夫人得了類似“漸凍症”的不治之症。他親自耐心照料、體貼入微。開始我從美國打電話問候時,她的夫人可以坐在那裏接電話,後來這樣的事也不能做了,我勸他請保姆分攤一下吧,不知近況如何?很是擔心。對比在美國我的朋友潘姐得了漸凍症,她丈夫不想照顧,每年回中國去休息半年。在美國時他在我麵前多次叫喊過“要把他累死了,他會死在潘姐前麵”。用這種刺耳活來刺激病人。四年左右就去世了。同樣病,不同的丈夫處理得絕然不同,病人的結果完全不同。對比可知老薛是個好丈夫,上帝保佑好人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