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1966年5月4日解放軍報登出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當時讓我很是震驚:解放拾柒年一直在階級鬥爭,資本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直在挨打,誰還敢動?緊接著又有重磅炸彈: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 . . . . 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的旁邊。這真讓我費了腦筋。我想修正主義一般指的是黨內,現在的敵人是在黨、政、軍裏,看來人數不少,這與1959年反右傾不同,那次是彭老總等四人。在評三家村時已揪出北京市領導,看來才開始。
北大有了第一張大字報,似乎又不念書了,讓我們到北大看大字報。又讓我們寫大字報,停課、停課。那些幹部子弟似乎知道什麽,組成了紅衛兵到處橫衝直撞。又出了一個新口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表明是打擊黨內外一切人。我們教師還是看不清,沒動作,就是那些高幹子弟最活躍。大喊:老子英雄兒好漢。
一天黨支部宣委通知我下午到車庫上車,去北京市開會。基礎課大概就一兩人。去上車的人,有教工、也有學生,我都不熟,沒人可說話,始終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裏。直開到人大會堂,通知我們散會後自己乘車回家。由於去的很早。我坐在第二排中間,以為看節目。不久人坐滿了。突然第一層大幕拉開。裏麵是長桌子,椅子,是開會,不是演出。這時隻見除大領導外中央領導、按報上經常登的次序全出來了。全場激動之極,熱烈鼓掌。
非常奇怪在北航從上大學到留校工作我都是排在後麵的,和中學時紅的發紫完全不同,那時我常被選去參加市裏活動,見到中央領導機會很多。這次為什麽輪到我?那些黨員幹部都不來,讓我們小老百姓來。
這時主持會議的人講,來開會的人是有異議的人,這是大中學文革積極分子大會。我屬於有異議的人?!我是積極分子?!這是在我咬文嚼字的分析這次運動的對象是誰時,我認為黨內為主,教研室的大多數認為是有政治曆史問題的老教師。所以讓我來開會。
開始有北京市負責人講話,接著兩位領導第二把手劉少奇和鄧小平講關於派工作組的情況。鄧說: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調子很低,聲音很小。然後請第二把手劉講話,調子極低,說話聲音更小、幾乎聽不見。說他不知道這個革命是什麽意思。
我聽了好奇怪,你們中央發動運動,你們都不懂?!他們的講話有點作檢討的意思。我越聽越奇怪,為什麽向我們老百姓做檢討?
這時最大領導閃亮登場,他與那幾位領導迥然不同,領袖的風度,直奔台前,似乎沒把第二把手放在眼裏,似乎他與派工作組無關,不需作檢討。群眾激動之極,以為他會講話,他隻是向大家揮手,就回去了。
最後突然一位穿著合身,白襯衫、黑西裝、帶黑邊大框眼鏡、精神抖擻女士快步走到台前,主持會議的人說請第一夫人講話。她鎮定的看了台下的我們,深深的鞠了一個大躬,並說:我是人民的小學生,我來看大家。真奇怪,口氣太大了。她的勁頭可實實在在的壓過了那些老領導,和幾年前在總政劇院的“小男孩”的樣子完全不同。怎麽夫人要當政了?這時宣布她是文革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果不其然她成了這次運動除大領導外的最大領導。
我想那第二、三把手劉、鄧都往哪擺?我從沒敢想他們就是這次革命的最大對象。我簡直不可想象大領導成了光杆司令,要讓老婆出麵幫忙,並且把我們這些最一般的小老百姓做為積極分子,來幫助進行這場革命,太可怕了。我什麽都不懂,為誰、為什麽搖旗呐喊?
會後我覺得有極大的壓力,非常沉重。我一定不要當這個積極分子,要小心。因為如果矛頭是指向黨內,但如果選錯了人,不就成了反黨分子了嗎?回到學校,大家問我幹嘛去了,我講了。許多人質問宣委為什麽派我去。她說上麵沒說到什麽地方開什麽會,隻是布置讓不同觀點的去,就是我一人說是黨內問題與大家觀點不同就找了我。
這時那些出身好的都硬了起來。在社會上打砸搶,聽說在中學有校長被打死的,在大學有學生到教研室和造反派一起選擇要掃的對象,當然老教師的檔案又都抖了出來。我們教研室的一位老年女教授胡淑紅一個清早從主樓跳樓自殺,開創了我校自殺的先例。接著跳樓、上吊、撞汽車等各種自殺方式都出現了。 最慘的是一家五口躺在一個大床上打毒藥針自殺,兩個不到十歲的可愛男孩也一起死了。
1969年他們住過的三屋的房子仍沒人敢住,直到我快要生小孩了,還住在六平米的三家合住的單元。我到房產科要,說除死人的房子外,沒有別的了。我說就給我那裏的一間,結果隻給我十平米的,十五平米的說我的人口不合格。我說誰都不敢來,就給我吧。他們說隻要有一人願住就會有許多人要住了。果不其然,我搬入後就有人搬入了十五平米的。我是否踩在死人身上,沾了死人的光?
再回過來說1966年從八月開始為動員全國人民動起來,大領導暢遊長江。大幅報導,這標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參加了北京大中學在頤和園橫渡昆明湖的活動來響應。全國大中小學生到北京串聯,大領導親自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共見了1100萬人。這時還認為在全國發動的不滿意,就讓北京的學生作為火種,去全國星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