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幹生老曹把我的大書包抱來,還給我帶來沙田柚子。等我可以坐起後,又來給我補功課。我如期參加大考。
1959年初、放完寒假又出了個反壞運動,在我們係我成了運動的對象。開始我不知道在說我,因為大字報貼在去食堂的馬路上,沒點名,我一點也不關心這突如其來的運動。
後來黨支部書記老韓頭、團支書湯某、宣委三人找我談話,問我是否看了大字報。我說沒看。他們嚴肅的問我是否知道他結婚、有小孩,我說不知道。他們多次追問我和他的關係到什麽程度,是否發生性生活。我說就是同學關係。又問我為什麽讓他到醫院看我,我說他是調幹經濟不成問題,進城車費他付得起,功課好可以幫我,他住的宿舍在車庫旁,司機容易找到。
我突然明白我生病時大嘔吐,是否懷疑我懷孕,去做手術?所以我讓他到醫院看我。其實到校醫院、中直醫院查病曆,就可明白。
最後到班團支部會議上作檢討。我不知怎樣檢討,應當扣什麽帽子。就說我不應過多的和他在一起到圖書館念書,脫離班集體;不應當讓他到醫院看我,給我補課;等等。這卦不上政治鉤,我請大家幫助。結果每人對我的批判是貪圖資產階級享樂,喜歡旁邊有男的陪伴。我聽不懂,因為我們念書都很好,可交流,沒有享樂。
他出身浙江農村,非常貧苦,八、九歲就到上海學徒,挨打、挨罵,倒馬桶、洗衣、做飯、拉風箱,沒人教怎樣幹活。幹了許多年,偷看了技術。直到解放。東北招工,分到航空工廠,開始把偷看的鉗工技術用上,又學用機床幹活。後又上技校,最後上了兩年夜大。隻憑出身好,認為作黨團員沒用,技術有用是屬於自己的。他談話夠落後的,在工廠憑技術送到北航上大學,和其它憑著政治資本上大學完全不同。他瞧不起那種人。
很有意思的是為什麽不找他談話,為什麽不批判他?因為他不是黨團員,出身又好,怎樣上綱上線?隻能說我腐蝕了他。他為了畢業後打回老家去,就轉了係,那個係在江西有工廠,離浙江他的家最近,這也證明我們之間就是同學關係,不是男女不正當關係,我不是小三。在那時運動到處有,不知什麽時後就該挨整,可以隨意扣上帽子。真不知為什麽扣上小三的帽子。現在的真正小三誰像我一樣挨過政治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