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曆史記實故事，以我家四代為中心，在中國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甚至世界所發生的真實故事。希望讓後人知到也可作為曆史的側影，供寫這段曆史的人參考。也是一為老人在離開世界之前想說出的話。
可怕的百分數，爸爸出事了
一天清早住樓下的黨支書、調幹生老張，一位男生，跑來讓我快下樓有人來找我。我趕快穿好衣服跑到支書的房間 ，開門一看是在燕京時我叫她林茂美阿姨的爸爸法學院的經濟係地下黨員教師，她是北航某係主任的夫人住北航。
她開門見山說爸爸係黨支部讓她來了解我聽到的爸爸右派言行。我一聽頭都大了，嗡的一響，怎麽爸爸突然是右派了？我想一定要客觀冷靜的回答。就說自從運動後很少回家，在家吃了飯就返回，沒與爸爸聊運動的任何事情。我隻讀了他在光明日報的文章，這篇文章沒有攻擊黨，不是右派文章。我一直認為大家把他當作進步教授，為什麽突然會考慮是右派。黨支書聽我說完就說我可以走了。我無心上課，隻想趕快到周末，回家去看看，發生什麽事了。
周末到了林園二樓一進門洞放自行車旁的牆上就開始貼滿大字報，一直到四樓家門口。我仔細看他們揭發爸爸的問題不外乎是這幾方麵：1。爸爸主張成立有教授、副教授、講師、幹部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負責領導學校的教學、科研。而不是僅由不懂業務的幹部來領導。2。反對僅學習蘇聯的一邊倒政策。也應當吸取歐美好的東西。3。不應當取消社會學，它對中國是有用的，應當恢複。4。到民族學院去串連，找原清華搞社會學的三大著名教授費孝通、吳景超、潘光旦開黑會討論恢複社會學的事宜。稱為社會學四君子黑會。5。態度惡劣拒不低頭認罪。扣的帽子是：用校務委員會來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反對共產黨的政策等。
我看後馬上進家門，爸爸問我看到了，我說仔細看了，他不說話，我也沒想好怎樣說，就去找媽媽。我問搞反右時沒事怎麽現在有這樣多的問題。媽媽說現在撈漏網的右派，就用燕京來的臭知識分子湊數。
人大新聞係副主任是燕京的新聞係主任蔣蔭恩，也是挨整對象。過去是著名新聞教授、著名的辦報人、著名的總編輯等頭銜，最後在文革自殺。
我問：爸爸是在什麽場合說的。
她說：是在北京民進市委會幫助黨整風時說的。在這次補課時他們把材料轉到人大了。
這明明是提意見，不是反對黨，是想改進工作。為了湊人數就算倒黴了。我覺得爸爸太冤了。還能做什麽？我也不可能跑到他們係去為他辯論，否則我也成了右派，上不了大學。隻有明哲保身，但願懲罰輕一點。
在爸爸要被劃為右派期間媽媽給幾個親戚寫信，希望他們能幫助爸爸。大哥來找爸爸談過，希望他軟一點承認錯誤，他拒絕了。上海大舅來京開會期間也來看過爸爸，開導他，也沒用。天津大舅也專程來看爸爸，但也沒說服他。
他天真的對他過去的助教陳永齡叔叔，那時已是民族學院的教授，非常自信的說：他決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用今後的行動來證實。
爸爸太注重知識分子的風骨了，太不願委屈自己的信念。他太不知自己就是一隻小螞蟻，人家一腳就可踩死你。爭什麽，留得青山在，有命就有時間做事情，用曆史來判斷對與錯。在不講道理的年代，有什麽道理可講，何必這樣硬頂？在隻有一個人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時代，沒有民主、自由就應當順從、服從。
但這些來開導的親戚，不敢說的像這裏寫的露骨。一個人若被人家盯住，應該馬上腳底抹油溜掉。爸爸想不通，太固執了，隻想保持知識分子的氣節。
這時媽媽已是人民大學的中文教師。讓她到農村去改造。媽媽走了，家裏隻剩爸爸和一點文化也沒有的保姆兩人。爸爸白天掃教學樓道和廁所，晚上還要挖空心思寫檢查。
我回家比過去稍多一點。一直在想怎樣和他談一下，但一想那三位親戚，比我大都說服不了他，我還能說什麽呢。有一個周六晚我回家住，爸爸在他的臥室也是客飯廳，趴在桌上在稿紙上寫東西。沒開大燈，全屋極暗，一盞微弱的台燈站在他的書桌上。他是如此的專心，我來回進出他的房間好幾次，連頭都沒抬，我沒勇氣去打斷他。我真想利用他抬頭看我一眼的時間和他談談。
一直到半夜他也沒站起來，我也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打斷他。我問保姆他每天做什麽，她說：不說話悶悶不樂，寫東西。我每次回家也碰不上姐姐和妹妹，媽媽也不在，不知應和誰商量。我周末回家幾次，但什麽也沒做。這就是我自責的原因。
學校的判決是取消教授職稱、降三級、每天打掃樓道、廁所、房子壓縮，變成兩家合住。媽媽偶爾回來才說出爸爸花了許多夜晚給大領導寫信申訴自己是一直擁護共產黨、社會主義、並說明自己提的意見的真正內容，是想把中國建設的更好。
他不知道、也沒感覺從剛解放，大領導就在消弱這些知識分子的影響，一直找任何機會來整他們，與解放前把他們說成是進步的知識分子，很受尊重，真是天上與地下的區別。他以為大領導會主持正義，太幼稚不知大領導就是要引蛇出洞，要打倒那些臭知識分子，才發動這場反右運動。這封信很快返回到他的單位，他的幻想破滅了，以態度頑固不化，罪加一等來定罪。
回想從抗日時期開始，爸爸一直努力宣傳抗日；複校後一直痛恨國民黨腐敗，認為共產黨是中國的希望；在教會講道時也宣傳共產黨領導；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歡欣鼓舞；支持學生到解放區去；認為解放區是中國的未來；並滿懷建設新中國的壯誌從美國趕回來；解放後訣心留下來，把在美國的養老金調回買公債支援建設；相信共產黨能把中國建設好；動員親友回國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盡力理解和積極自覺進行思想改造；主動承擔一點也不熟悉的政治課，開設國家需要自己一點也不懂的勞動專業；支持子女的進步要求，等等，是一個真正的進步教授。
沒想到自己是用熱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這給爸爸沉重打擊，希望變成泡影，蒙受冤屈，獨守高樓，無處去講，孤軍奮戰，孤立無援，抑鬱成疾。這時又讓他住到社會主義學院去改造思想，這不就是讓他去蹲思想改造的“監獄”嗎。
最近我讀了1950年燕京學生餘英時先生，後來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文章“燕京末日的前期”和那時剛來燕京英文係任教的巫寧坤先生的文章“燕京末日”。這兩文中都提到了爸爸。他們的用詞是“鼎鼎大名的進步教授”“熱烈擁護思想改造的高論”，“一位出類拔萃者”“在政治大課上常鼓勵我們去建立工農的階級觀點和感情”，“工農一見到毛主席好象便情不自禁地發生熱愛，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不大相信這是由衷之言，膩煩和肉麻之感全是免不了的。”
這些損爸爸的語言反過來表明爸爸是公認的進步教授。他不是違心的表現，不是去撈政治資本。他心裏一直都是擁護共產黨，熱愛新中國，一直認為自己要盡快適應，要好好改造思想。就是這樣一個真正的進步教授，最後以打成右派而告終，這是多麽悲慘，對那時的大領導要幹什麽不是很清楚了嗎！
那時的民主人士都是這麽笨。
然後大家知道，上帝麵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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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從中央到地方，從上到下都是極左，下麵有些人為了自保，似乎越是誇大“敵情”就越革命，劃右派比例也層層加碼。
當時以張仲良為首的甘肅省委更加極左得離譜。甘肅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師生職員中，所劃右派的比例，已大大超過預設的比例（5%），可能已達20%。還有夾邊溝右派勞教農場，還有三年困難時期甘肅農村餓死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