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歲數不到沒有去關心什麽時候開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製。
一天媽媽告訴我們快去東四居委會牆上看爸爸的名字,我趕快騎車去看,到了居委會,老遠就看見牆上貼著大紅紙,很多張,走近一看毛筆字工工整整寫著有關人民代表大會,章程,最後是人名,我看到了爸爸的名字。真棒!我為爸爸驕傲。這時我們已搬到鑼鼓巷地區,屬東四區,人民大學城裏的分校也屬這裏。
大概爸爸是進步教授,又是北京市民進的委員。那時做政協代表和各級人民代表大多是政治的肯定,算是榮譽。不是這個區中的百姓選出來的。做了東四區人民代表後,爸爸去了不少東四地區,街道、大小單位,做調研,讓老百姓知道人民代表來看大家。這是中國第一屆的代表。後來爸爸又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北京市政協委員。
在解放後的這些年,爸爸的確是進步教授。運動之多,給爸爸在精神上巨大的壓力。爸爸總是從正麵理解,積極投入運動。認真跟上形勢,進行思想改造。
在燕京負責政治大課時,自己並不懂怎樣做才好,還是認真學習,想法做好。雖然社會學係不能再辦下去,他努力去學勞動係有關知識,主動挑起建新係的任務。
熱情的給海外的親友寫信,動員他們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十一、五一遊行時他多次被邀到天安門去觀禮。每次觀禮後看到人民的革命熱情,對新中國的擁護,也感染爸爸,要努力工作,不要計較個人的得失。
總之爸爸是以正能量來生活和工作的,從沒聽他發任何牢騷、說怪話。
他一直支持我們要求進步,支持我們入隊、入團、入黨。
在1955年報上宣傳最多的是全國要進入社會主義要消滅資本家階級。北京要搶頭功,要在全國帶頭。這時北京有些資本家很有抵觸情緒,讓我們中學生起作用,去促進他們接受改造。學校印了宣傳題綱,下午少上一堂課,讓我們兩三人一組去三、四個私人商店,要求他們必須表態接受公私合營。
我這時住西城豐盛胡同,就約了兩個騎車,住西城的一起完成任務。我們去了三家小商店,一個是文具店,一個是小藥房,還一個是雜貨店。這三個店很小,基本是夫妻店加一個小店員。他們一見我們,似乎有思想準備,說一定接受公私合營,歡迎上麵來領導。我想這樣的夫妻店也是資本家,他們怎麽剝削的,也需要改造。他們掙出這個店也夠困難的,還要歸國家所有。
當時的氣氛就是消滅私有製。一切要歸國家,每一個人,包括那些老板、資本家都必須是普通勞動者,要接受黨派人來領導。
國家說實行贖買政策,但怎樣計算這些財產的價值,一些不動產都不算做資本,隻算股份,這就被國家白白吃掉了一大堆財產。幾十年、甚至是祖傳幾代掙的財產就在這大哄大嗡的群眾運動中全被“國家”吃掉了,真是西方國家評論的共產共掉了。那時敲鑼打鼓發一個獎狀就完成了法律、財會部門要作幾年的事。真夠高效的!誰敢反對?
說是贖買也不是由國家出錢買,而是從利潤中抽取,本來利潤應當按股份分紅,現在付了贖買的利息後再分紅,等於是自己用自己應得的錢來贖買自己,多有意思的邏輯。而且說的贖買年數也提早結束,誰敢去要求兌現,所以一切是騙人。
更有意思的是,那時一切歸國家所有,但過了幾十年後,把國有企業變成股份製,就是又回到私有了。我看到的工廠和研究所他們的第一把手拿到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技術人員隻拿百分之一的股份,工人勤雜人員更慘。
經過這六十多年從私有到公有,又回到了私有,隻是人全變了。過去的私有者全被打倒,而現在的大闊佬都是誰呢,他們怎樣弄到財產的?是否像歐洲圈地運動,把國家的財產圈成自己的?鑽法律的漏洞,每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采用各種合法、非法手段、投機取巧、詐騙來發財。
那時的民族資本家要能站得住是需要付出極大代價的,甚至要經過幾代。他們要和外國資本、買辦鬥。國家要征收苛捐雜稅,要給政府官員點頭哈腰,送大財禮。還要給地痞流氓送大禮,希望不要搔擾。
而現在這些大闊佬的錢財費了這樣的力氣嗎?有權就有一切。這是一個多麽有意思的怪圈。回想土改,土地從地主分給了農民。人民公社又全歸了國家。那些當權者,那些有硬背景的人,找到可以畫圈的領導,一劃圈就給了他們用這塊國家土地的權力。在上麵蓋大樓,作什麽生意,賺的錢全歸自己。這塊國家的土地又成為私人掙錢的工具。而劃圈的領導利用手中劃圈的權力賺到了許多回扣費。這又形成了另一個怪圈。權!權!權!用國家的土地大掙私有財產。多麽有意思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