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我所知道的柯慶施之死

有“上海王”之稱的柯慶施，1958年在南寧會議上大出風頭，又在次年的廬山會議上緊跟毛澤東向張聞天發難，成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然而柯慶施在1965年突然去世，當時被稱為“政治陷害”、“謀殺”，真相並非如此。本文摘自《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1年5月1日，柯慶施陪同毛澤東接見上海各界代表（圖源：VCG）

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樣秘密進行的，除了柯慶施、張春橋外，對上海市委其他領導嚴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慶施病死成都以後，江青才不得不告訴我一些原來與柯慶施、張春橋聯係的情況。

1963年前後，江青來上海的次數越來越多了。中央對接待工作有規定和標準，汪東興等領導反複交代：不能突破、不能超過接待標準。江青在衣食宿行等生活方麵是很難侍候的，汪東興把此情況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有一次，毛主席很認真地對我說：“阿丕，江青是有缺點、有毛病的，如果說超過標準、超過費用，我有稿費，就算在我的賬上，我來付好了。給你們上海市領導同誌增加麻煩了。”我聽了此話後很感動，對主席說：“我們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那個時候，江青確確實實越來越難伺候了，和解放初期她來無錫調查研究時完全不一樣了。1950年的時候，江青情緒不好，老跟毛主席鬧別扭。陳老總就跟毛主席建議：讓江青到華東來，搞調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讚成。江青問主席：華東這麽大，我誰都不認識，我到哪裏去啊？毛主席對江青講：你就去找陳丕顯，他是我黨有名的紅小鬼。當時，陪江青來的就一個隨員——孫勇，後來任中央警衛局的副局長。當時，江青為了安全，不願住在當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樓二樓整理出來的書房裏。她和我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當時還是處得很正常的。

1964年初，柯慶施即已發現患有肺癌，並在華東醫院做了肺葉摘除手術。1965年初，他前往廣州療養；3月，又到成都療養。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誌高等同誌設宴招待到成都視察的朱德、賀龍和在成都療養的柯慶施。柯慶施這人特別愛喝酒，這頓酒席他放開肚皮從晚6點吃到9點，臨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結果引起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對柯慶施的病情非常重視，立即從北京、上海派出兩個由最有名的專家組成的醫療小組趕往成都，配合已經在成都的四川醫療小組的專家進行積極搶救，但均無效果。柯慶施於4月9日下午去世。4月10日，我和魏文伯等同誌趕到成都，聽取了搶救小組的匯報，證明對柯的搶救是盡了最大努力的。後來有些人造謠說柯慶施是被害死的，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張春橋也專門派人調查柯慶施之死，妄圖陷害我和賀龍、李井泉等許多同誌。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第三章中詳細談。

柯慶施死後，江青與上海市委的聯係就斷了線。張春橋、姚文元也不好越過我天天躲在密室裏寫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張春橋、姚文元。萬不得已，江青主動找我，要求繼續借用張春橋、姚文元。江青對我說，前幾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罷官》，但主席不同意，還勸她有功夫多看幾本書。她最後隻好保留意見。江青還說，她一個人說不動主席，就請康生出麵說。康生說，這事得慢慢來，不能操之過急。後來經過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議，把《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和彭德懷問題聯係起來。開始，主席不同意；後來康生又說，這出戲的要害是罷官，是要為彭德懷鳴不平。這引起了主席的重視，他默許了。江青還說，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於是她才來到上海。柯慶施對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並要我對任何人都保密，特別是不能讓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寫文章還要如此保密？我當時也覺得有點蹊蹺，但也並沒有把它當成什麽大不了的事，心想不過就是寫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見可以講，別人有不同意見也可以講。我當時還想，這大概是江青想出點風頭，先對外保密，待發表時再一鳴驚人，讓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張、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繼續抓緊策劃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各大區書記都參加。華東局因柯慶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書記，因此中央通知我和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到北京參加會議。臨行前，張春橋把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交我帶給在北京的江青。其間，張、姚七易其稿，他們交給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沒想到這一次我竟成了他們的“信使”，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罷官》的稿子。

據後來張春橋自己邀功說，以前幾稿，都是他把稿子夾在《智取威虎山》的錄音帶內，用飛機送到北京江青那裏的。江青自己也自鳴得意地說，張春橋每次來，都裝著為的是搞樣板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

一路上，我心裏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罷官》的事要保密，特別不能讓北京市委知道，但我總感到這不正常。由上海方麵直接批北京市的一個副市長、著名史學家，卻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這不僅會影響到兩市關係，也不符合組織原則。

到北京後，我把稿子轉給了江青，同時也把自己的顧慮悄悄地告訴了魏文伯，他也認為此事不妥，應該向中央領導報告。我們議論了一番，覺得最好是找個機會向周總理或陳老總匯報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總理首先講了抗美援越問題，然後各中央局書記開始匯報。當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匯報工作時，毛主席針對西北局的工作講了一段話，突然他話鋒一轉，說“現在我提出一個問題”，說著麵孔變得嚴肅起來，“這就是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氣爽，氣候宜人，但聽到毛主席這一句話，我不禁渾身感到一股涼意。與會者都感到驚愕，誰也沒有理解這句突如其來的話的含意。接著，毛主席把頭轉向彭真，問道：“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呀？”

麵對這問話，彭真同誌愣了一下，他回答：“吳晗有些問題當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參加訪問朝鮮代表團在朝時的一些講話就有錯誤。”顯然，彭真同誌對毛主席這句話的含義也並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對視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經看過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了，並且是同意批《海瑞罷官》的。我想，主席問彭真同誌“吳晗可不可以批判”，有兩層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見，二是打個招呼。會後，魏文伯對我說：“阿丕，這下不用擔心了，毛主席都問過彭真了，我看咱們也不用再找總理和陳老總匯報了。”後來的事實果然證明了我們猜測，江青事後告訴我，毛主席看過這篇文章，已經同意了。

江青後來在講批《海瑞罷官》經過時說：“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風險啊，還搞了保密。”“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江青所說的“保密”，實際上是一種不正常的陰謀活動，她所說的“擔了很大風險”，一方麵是指毛主席在此之前隻是勉強同意批《海瑞罷官》，是她自己把她的“保留權”提前解除；另一方麵是他們做賊心虛，生怕北京市委會揭穿他們的陰謀。有些研究“文革”史的文章推斷在這篇文章正式發表前毛主席沒有看過，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不然，他就不會在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突然問彭真“吳晗可不可以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