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的可疑與可敬——評顧彬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

按語：轉了一篇顧彬評高行健與莫言的文章後，引起了一些愛好文學網友的反響。有人同感，也有一些反駁，不認同。不過可以說，顧彬是對中國文學最感興趣，多有評論的老外專家。今再轉一篇國人評顧彬著作的文章，讓大家對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有更多的了解。

 

顧彬的可疑與可敬——評顧彬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ZT

羅四鴒

2006年底，顧彬一句“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見2006年12月11日《重慶晨報》，顧彬後來一再澄清說，媒體歪曲了他的原話，他隻說過棉棉、衛慧這樣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學是垃圾）深深觸動國人神經，也讓這位從事了30多年漢學研究一直不為外界所知的德國漢學家，頓時成了公眾人物，讚者視之為中國文學的國際權威，詆者則稱之為胡說八道，但二者似乎都有取其片言隻語，借其口製造話題之嫌。若要看其言論價值幾何，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看看其最新在國內翻譯出版的學術著作《20世紀中國文學史》（顧彬著，範勁等譯，李雪濤校，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

一  可疑的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

在公眾眼裏，顧彬最引人矚目的是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不過，顧彬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是《論杜牧的抒情詩》，獲得教授資格的論文是《空山——中國文學中自然觀之發展》，而這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也僅是他主編的十卷本的德文版《中國文學史》中的第七卷，除這部文學史外，由他親自執筆的還有詩歌、戲曲卷以及散文卷中的將近半部。即便在這部422頁正文的20世紀文學史的中譯本中，也僅有112頁論及包括台港澳文學在內的、小說與詩歌為主的中國當代文學（在顧彬的文學史中指1949年之後的文學）。可見，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在他的學術研究領域中僅屬於邊緣地位，而近年來引起爭議的一些言論則多集中在後麵兩個部分：人道主義文學（1979——1989）和20世紀末中國文學的商業化，大致與國內學界所說的新時期文學的範圍一致，這部分內容隻有65頁的篇幅。從表麵看，這些論點比媒體報道似乎更具有學術性和說服力，然而仔細閱讀，卻仍有失嚴謹和過於草率，有著過多的主觀判斷而無有力的論據和嚴謹的論證。

首先，顧彬的閱讀是非常有限和片麵的，且不說他掛一漏萬的其他重要詩人和作家（其對1985年之後出現的“第三代”“非非”“莽漢”“他們”等一些詩人群體的忽略以及對1990年後中國文學的陌生都是顯而易見的），單就其論及的重要小說家，如高曉聲、張潔、王安憶、鄧友梅、汪曾祺、賈平凹、阿城、莫言等人，其書中注釋讓人懷疑，其閱讀材料多是二手的，甚至是這些作家的作品，也多靠德譯本或是中譯本，且僅僅還是一部分作品；而且，除張潔、翟永明、楊煉等少數幾位作家詩人外，顧彬對許多作家作品的評價幾乎直接轉手或是轉借於其他學者的文章，這種現象越到後麵越嚴重，到了論及新時期文學時，注釋的內容幾乎與正文相等，幾乎要成為資料的累積。如一段不到15行的論述汪曾祺的文字，其注釋就用了4條15行來說明（第332頁），其中第一條是為《受戒》這個題目的注釋為：“收入尹虹、葛柳南和梅薏華編《考察16位中國小說家》252-272頁。原文見陸健華主編《汪曾祺文集》小說卷1，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158-179頁。英文版見Wang Zengqi：《飯後的故事》（Story After Supper），北京：熊貓叢書1990年，75-103頁。汪曾祺散文的英譯見《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rture）1999年秋季號65-83頁。關於作品闡釋和汪曾祺作為沈從文的模仿者見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80年代中國文學中沈從文的遺產》（“Shen Congwen’s Legac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1980’s），收入魏愛蓮、王德威編：《從五四到六四：小說和電影在二十世紀中國》，82-90頁。汪曾祺對於他的老師沈從文的看法見《中國文學》1985年秋季號，219-231頁。關於文革中的汪曾祺見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中國文壇紀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又如韓少功名字下的注釋為（338頁）：“關於他作品的發展情況見梅儀慈：《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意識形態、權力、文本、自我呈現和農民‘他者’》，201-210頁；劉紹銘（Joseph S. M. Lau）：《韓少功1985年後的小說中過去的顯現》（“Visitation of the Past in Han Shaogong’s Post-1985 Fiction”），收入魏愛蓮、王德威編：《從五四到六四：小說和電影在二十世紀中國》，19-42頁；Karl Rospenk:《尋根——實驗主義——荒誕：韓少功（中華人民共和國）》（“Wurzelsuche—— Experimentalismus——Absurditāt. Han Shaogong（VR China）”），載於《文學信息》（Literaturmachrichten）43（1994），7-10頁。在韓少功《文學的“根”》下的注釋為：“代表性的是韓少功的短篇小說《空城》（“Die Leere Stadt”，1987）中，載於 Marin 和Hammer 編：Die Auflōsung der Abtilung，136-146頁。中文原文見《韓少功自選集——短篇集》：《歸去來》，作家出版社1996年，91-100頁。在此要順便指出Wolf Baus 的一個德文新譯本：《謀殺》（“Mord”），見《東亞文學雜誌》（Hefte fū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31（2001），52-71頁。）

從這幾條隨手挑出的注釋可以明顯發現，顧彬即便看過中文，但更熟悉的似乎是英譯本和德譯本；其次，對作家的評論多倚重於其他學者的文章；第三，他的一些資料來源的權威性和有限性似乎很值得懷疑。比如，注釋中兩次提到的《中國文學》這本雜誌，顧彬在書中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在正文中還將其1979年辦刊方向的變化視為1979年中國文學從公眾意見轉向個人聲音的外部標誌。這本由1950年創刊，2001年停止運行的官方雜誌，開始由中國文學雜誌社出版，後中國文學出版社成立，統由出版社負責，1984年其英文版由月刊改為季刊，50年共出590期，內容雖以文學為主，但實含文學和藝術（刊內還有古今繪畫等）兩部分。文學部分雖以當地部分為主，但也譯載魯迅以來的現代文學作品和自《詩經》以來的古代作品，另外還刊載選自國內報刊和書籍的文藝評論。文革期間，雜誌受到極“左”思潮嚴重損害，70年代末，除了恢複適量選譯現代和古代的優秀作品外，開始譯載新時期的作品。不知道這是否就是顧彬所指的1979年中國文學轉變的外部標誌？如果顧彬是以此雜誌作為他考察中國當代文學的主要窗口，那其資料的來源與權威似乎都要打個問號。

類似這種長達兩三百字的注釋在書中並不罕見，在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部分，不少作家如鐵凝、陳染、陸文夫、殘雪、張抗抗、張賢亮等，幾乎都是用這種注釋一帶而過。好在顧彬都會誠實地告訴我們，正文出自或是參考了哪一篇或是哪幾篇文獻。可惜的是，他在引用王家新“被陳思和稱為除了翟永明之外最重要的90年代詩人”（第367頁）時，卻沒有注釋這句話的出處，文中僅有兩首詩不到一頁的分析評價也難以說服人。

因此不難驚訝地發現，顧彬對於當代中國作家的許多評價，幾乎沒有分析，隻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或是來自他人的判斷，無論這個判斷是否客觀是否準確，似乎都難以說服讀者，更難以用學術二字來評判。如“王安憶的寫作是神經質的，根本不能停筆。自1979年以來，沒有人能像她那樣寫出這麽多值得嚴肅對待的作品。她就像是必須通過寫作來擺脫某種夢魘，所以筆下始終在寫同一樣東西”、“蘇童的主人公們是作為已定型了的人物上上下下。生物性完全支配了他們，以致情節進程帶有一種必然性，第一事件都是可以預料的。無論男女，生活僅僅演出於廁所和床鋪之間。蘇童追隨著世界範圍的‘糞便和精液的藝術’潮流”等評價，讓人懷疑顧彬是否讀了他們的全部作品。而文中出現的“張賢亮是《錦繡穀之戀》的情人原型”的流言（第322頁），以及在一個注釋中將賈平凹的家鄉弄到山西（第341頁）的錯誤，似乎更是一本嚴謹學術著作所不應出現的。而這個有些陌生的“三突出”——“優秀的（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更為優秀的群體（幹部、黨、中央委員會），優秀群體的核心人物比其他所有人更為優秀”——讓人又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由此可見，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的整體評價是非常可疑的。

不過，雖然顧彬的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過於草率和主管，不太“平穩”，且固執偏見的可愛，卻恰恰給正在垃圾化的文學史寫作提供了一個寫作的範例：以個人的曆史觀和文學觀來構建文學史，並以此來評判作家作品。雖然有“盲人摸象”之嫌，但顧彬孩子般的“真話”卻教會讀者如何閱讀：不要被作家的名聲和評論家的殺聲捧聲吆喝聲所欺騙，而失去了自己的閱讀判斷。雖然有時他的“真話”有些逆耳，卻是忠言良諫。如其以胡風《時間開始了》等作品為例，對頌歌式的文藝作品的批評；以李準《不能走這條路》等作品為例，對用文學作品為黨的路線方針作注解的創作方法的批評，並驚訝“中國作家居然直到90年代初始終堅持這種創作方法！” 後又借用海德堡漢學家的瓦格納的觀點，“否定了見過時期黃金歲月”的論以及以賀敬之、劉白羽、浩然為分析對象的對“文化大革命前夕碩果僅存的兩種文學形式：頌歌和革命圖解”的論述（292頁）；此外他對文革時期吳晗、郭沫若的曆史劇的批評；對“除了沈從文、錢鍾書等人之外，1949年以前成名的大作家看來都決定了采取人雲亦運的態度”的直接指出（269頁）；對於傷痕文學過高評價的不滿；對改革文學的評價的思考；對於巴金《隨想錄》價值的對比分析以及對於寫作自由、文學與思想的分離等問題指出，可謂一針見血，雖有些過於主觀草率，卻也不失痛快和警醒！

而最值得重視的是顧彬對於遇羅錦、劉賓雁、高行健、陳若曦等這些陌生卻又有文學史價值的作家的評價，或許不一定準確，但讓我們看到了我們的忽略，以及忽略背後文學觀念、文學史觀念的差異和缺憾，而這正是一本文學史成功與否的標誌之一。

二 可敬的“搬運工”

不過，讀完這部文學史，我首先想說的卻是：與其說這是顧彬五年半寫就的文學史，不如說是海外漢學家與國內少數學者幾十年來集體創作的一部文學史，顧彬在其中，甚至算不上是一位最出色的作者。雖然他宣稱自己是“借文學這個模型去寫一部20世紀思想史”，但實際上似乎更像借20世紀思想史來編一部海外漢學研究史。因此，與其說顧彬是這部文學史的著者，不如說是一位優秀而誠實的編者。

這隻要認真翻閱這本書下麵認真而嚴謹的注釋和後麵長達50頁的參考文獻目錄（我隻在其中發現兩本參考文獻屬於顧彬編著）就可以發現這一點：大到貫穿整部書的理論（如在考察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時，顧彬的視角來自於海外學者夏誌清的“中國的執迷”說和捷克漢學家高利克強調的西方語境），某一曆史階段社會、政治、文學的分析（如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分析借鑒了李歐梵、王德威、劉禾等人的觀點；對“五四”社會和文學的分析引用的是海外學者周策縱、林毓生等人的觀點；對延安時期的政治和文藝分析，則來自漢學家杜博尼、普實克、麥斯納、Robert Tung等人的話語；對新中國文學的評價，則多借助於海德堡漢學家瓦格納等人的研究，以及陳思和的“民間文化形態”“共名與無名”等理論），小到對某一作家作品、社會文化現象的分析，甚至舉例，甚至是用詞，都不難發現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對土改文學的分析，裏麵便引用了國內學者陳思和的“民間理論”，舉的例子也是趙樹理的《鍛煉鍛煉》，認為“陳思和以‘鄉土’稱呼這種隱含文本，即作者自身的經驗自然而然地流露於筆端。”（第267頁）而實際上，在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民間文化形態”與“鄉土”這兩個概念是有區別的，而陳思和教授在分析趙樹理的《鍛煉鍛煉》時，用的是“民間”一詞，而不是“鄉土”一詞。這不知是顧彬先生的筆誤還是翻譯錯誤導致？此外，在論述土改文學時，他還借用了學者夏誌清教授的觀點，來分析張愛玲的土改小說《秧歌》。

這種引用、借用或是借鑒的例子在書中俯首皆是，其比例之大，組合之緊密，讓我幾乎難以從中找到完全屬於顧彬個人獨見的東西。事實上，眼拙的我，隻發現幾個重要評論基本屬於顧彬本人的研究成果，如對上個世紀之交長篇小說的評論（這裏還是依借了王德威的觀點），短篇小說形式對於新文學的意義；對蘇曼殊的評價以及對魯迅、郭沫若、鬱達夫、葉聖陶、張潔、翟永明、楊煉等幾位詩人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評價。

不過，這似乎正是顧彬這本《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學術價值的最大所在：給我們集中展示了海外漢學家多年來對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成果，雖是管中窺豹，卻頗有振聾發聵之效，如Erhard Rosner、司馬濤等人對於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研究，杜博尼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原貌的研究，普實克對於解放區文學的研究，瓦格納對新中國文學與政治的研究等，就此而言，這部文學史的注釋和附錄的價值遠遠勝於正文。曾有一篇報道稱顧彬為“一位搬運工”，多年來孜孜不倦地將中國文學搬運到德語界，而此次，顧彬似乎同樣做了一次搬運工，隻是方向相反，將海外漢學界的研究成果一次性地搬運到中國學界。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位可敬的搬運工不是簡單機械的搬運，在倚重或借鑒的時候，始終按照自己的三個標準——“語言的駕馭力、形式塑造力和個體性精神的穿透力——來進行慎重比較，分析思考，然後再選擇，並常常指出形同或不同的觀點讓讀者進行自己的選擇。如其雖然借用了陳思和教授的“民間理論”分析土改文學和趙樹理的小說，但對於陳思和教授提出的“地下文學”和“抽屜文學”仍抱遲疑態度，因為他認為這些文學在當時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當時的主流仍是頌歌式與政治圖解式文學；其次，他還提出“地下文學的質量問題，因為即使在不容藝術存在的環境裏，地下寫作方式本身也不能作為衡量文學質量的唯一標準（297頁）。

不過，作為一個母語非漢語，而又未在中國長期生活的德國人，對於其對中國文化和語言的感受和判斷，有時似乎也讓人無法接受。比如，他在評論阿城的小說《棋王》時，先引用阿多諾的名言，認定小說主題是“一種對於無意義食物的意義賦予——無論如何對西方批評家來說是如此。”認為“《棋王》的勝利是靈性的勝利，依靠回複到人們從道家和禪宗實踐中早已熟知的人定態度，這才成為可能。在這方麵，阿城在世界觀上沒有提供什麽新東西。”最後，還指出《棋王》的結尾讓人“體會到某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出於共同的來源，人們有時會不覺想起了赫爾曼·黑塞和他的小說《玻璃球遊戲》（1943年）”（343頁）。顯然，顧彬在這裏既沒有讀懂《棋王》中所蘊藉的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精神，更沒有看到小說在當時所顯示出的超然大氣與卓然獨立，而一味地以西方小說為判斷標準，簡單粗暴地將阿城與王蒙以及其他作家歸為一類，認為阿城“呼籲中國精神的傳統力量，是為了不屈服於以宏大姿態言說的烏托邦，為了在困厄中也不沉溺於絕望。”更為可惜的是，顧彬對於《棋王》語言隻字未提，或許，阿城那富有張力、爐火純青的語言藝術，在他看來平淡如水，不過爾爾。這也讓人不得不對於他的評判標準表示懷疑。

不過，正如顧彬在書中所說，“20世紀中國文學並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決於闡釋者及其闡釋的形象”，無論其闡釋的形象如何，對於這位鍾情於中國文學，並進行了長達30年研究的漢學家，都應該表示一份敬意。更何況，即便僅僅看其對蘇曼殊、魯迅、郭沫若、王實味等作家作品的精彩分析，也足以讓翻看此書的人甘之如飴或是醍醐灌頂！

著作最後，顧彬套用北島早期詩《彗星》中的一句做結束：回來，我們重建家園。

[胥鈞屏]

回複 'chufang' 的評論 :
是的，未尚不可。
可是，作為漢學家和文學評論家，顧彬的要求和標準很高。

[chufang]

其實我覺得衛慧，棉棉也沒什麽不好，至少給出版界帶來了一股不同風格，不是說要“百花齊放”啊。

[胥鈞屏]

昨晚。細細地讀了本人轉載的兩篇文章。
真的有點讀懂了漢學家顧彬的言下之意，他不看好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並認為小說不如詩歌有思想的深度。
20世紀的中國文學曆經歌頌文學、革命文學、傷痕文學、創傷文學等等，起伏很大。盡管在後階段的文學獲得兩座諾獎，但顧彬認為距離他的標準還不夠，作品揭露有餘，批判有言，還缺少些什麽。大概是缺“魂”吧。 莫言很歡迎顧彬對他的作品批判。看來莫言懂得顧彬的言下之意，但他自己覺得一時還辦不到，知道是缺點什麽。
作為一個老外漢學家，他更喜歡1949年前的中國文學。
魂在哪裏？缺在哪裏？很可能顧彬認為是缺少具有普世意義的思想性吧。
頂級名著不光是揭露與批判，而且須有很高的思想性。 這是他點評的準繩吧。
其實，顧彬說得沒錯，20世紀後期中國文學恰恰沒達到較高較深的思想水平。（不然，不會被出版）
以上是本人的讀後感。 （我不與任何人爭辯，也沒時間去陷入討論與辯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