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陰招連連：先後扳倒三塊絆腳石

鄧小平陰招連連：先後扳倒三塊絆腳石

在文革中被毛澤東二次打倒的鄧小平，曾聲稱“永不翻案”，早已為世人所熟知。但毛逝世後，鄧小平率先挑戰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的動機，就是要借助於翻案，取代華國鋒的地位，最終達到否定毛澤東的舊權威，樹立自己新權威的目的。因此，鄧小平才會利用“天安門事件”、“人民民主思想解放運動”和“真理標準討論”，解除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緊箍咒，再套上了他的“四項堅持”枷鎖；才會在黨內為自己的權威計算，先後扳倒三個黨魁絆腳石----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可以說，鄧小平複出後從否定“兩個凡是”，到提出“四項堅持”，以及先後罷免三個最高領導人的過程，充分展示了他的“權為己所用，利為己所謀”，自封“核心”地位的韜略軌跡。

無論是反右運動、封殺民主牆運動、鎮壓“64”血案，件件都是由鄧小平主導的。

一、華國鋒推出“兩個凡是”

1976年10月10日，當時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這篇社論公開出現了“團結在以華國鋒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的提法。這種提法向世人泄露了中共中央已經分裂的秘密。就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被毛澤東二次打倒的鄧小平就急不可待且又不無媚態地給華國鋒寫信，試圖在黨內權力重新洗牌過程中被重新起用。鄧小平信中說：“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當時主持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工作的華國鋒深知鄧小平肉麻性媚頌他的意圖，不僅不予買賬，依然遵照毛澤東“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反而於1976年10月26日，在聽取了中央宣傳工作的匯報後，做出如下指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二、“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的路線；三、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四、“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這是華國鋒第一次提出“兩個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又同時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進一步明確了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2月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華國鋒批準的《關於堅決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鄧”的“反革命案件”為由頭，指出：在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中，有少數壞人製造謠言，甚至偽造華主席、中央領導同誌的講話，妄圖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幹擾運動的方向。可見，華國鋒對“永不翻案”的鄧小平早有戒心。

1977年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中央對於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平反‘天安門事件’問題，是堅決地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如不這樣看，就會有損我們的旗幟。”此外，華國鋒還別有用心地強調：“‘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幫’的罪行隻是在於他們批鄧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幫’後繼續批鄧是為了從根本上打掉‘四人幫’及其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由此可見，華國鋒也並非不懂權謀，他不僅用毛澤東壓鄧小平，而且意在把鄧小平跟“四人幫”捆在一起。為此他又說：“現已查獲，有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誌，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

二、鄧小平“兩個完全擁護”陰招

麵對這一情況，老謀深算的鄧小平，因急於複出，又於4月10日，再次借助於寫信，向中央施加壓力，意在討論他複出的問題。但他接受上次隻給華國鋒寫信表忠心、喊萬歲，結果熱臉貼了冷屁股的教訓。他此次給華國鋒中央信的抬頭上，又刻意加了葉劍英的名字。其用意很明確，就是讓葉劍英製衡華國鋒。該信寫到：“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鄧的這一陰招果然很靈，華國鋒這一次接到此信無法繞開葉劍英，隻得向中央公開，最終導致華國鋒迫於老人政治壓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表態說：1976年“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達自己對周總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華國鋒的這兩句話，已違背了他的“兩個凡是”原則。因天安門事件是毛澤東定性的“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打倒的。因此，“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的鄧小平，1977年5月24日剛剛複出，就抓住了華國鋒上述兩句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華國鋒再無回旋餘地。他在與王震、鄧力群談話時嘴臉全變，利用當時的“天安門事件”攻擊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說：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指汪東興和李鑫）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誌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麽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麽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誌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

三、鄧小平否毛又用毛

之後，在決定鄧小平第三次複出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又作了題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他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係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明眼人一看就知，鄧是在玩弄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伎倆。後來的事實證明，鄧小平逐一推翻了毛對他的所有“批評和教導”。

鄧小平上台後，首先從否定毛澤東對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入手，進一步向“兩個凡是”挑戰。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對劉西堯說：毛澤東同誌劃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於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誌也是劃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麽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當鄧小平利用完了天安門事件，已達到顛覆華國鋒政治地位與“兩個凡是”原則的目的，接著又翻臉變調，重新抬出毛澤東思想，開始向傳承天安門事件的“西單民主牆”下手，給當時民心思變的“思想解放運動”再念緊箍咒。即至今都在禁錮社會變革的“四項基本原則”。

眾所周知，當時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之後，思想解放很快便被已取得了黨魁地位的鄧小平套上了“四項基本原則”的枷鎖。1979年3月，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在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強調，一方麵要繼續肅清“四人幫”散布的極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麵也要同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鬥爭。這篇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要由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抵製的“鄧小平理論”來鎖定。

四、在鄧小平的一貫邏輯裏

分析上述事實，我們不難發現鄧小平上台前就利用了“天安門事件”的民意，大搞針對毛的“翻案”。他一上台，就以黨的名義，行使所謂黨指揮槍的權力。他第一步首先重整班底，排除異己，打擊對手，並造輿論，控製黨政軍製高點，以樹立自己的權威為目標，利用真理標準的討論，全麵否定文革，攻擊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當他在黨內成功排斥了異己，穩操勝券之後，立即就開始控製與鎮壓人民民主變革運動，並且親自召開人大，動手修改憲法，取消四大和罷工，沒收中國人民僅有的點滴民主武器。當“民主牆”上揭露出他就是反右運動急先鋒時，鄧小平便毫不客氣地使用了比反右運動更無情的鐵腕，堅決封殺了“民主牆”，在全國逮捕、判刑了一大批青年知識份子，直至89年發生震驚中外的“64”血案，徹底廢棄了改革派領導人並自封“核心”。由此可見，鄧小平挑戰“兩個凡是”的目的僅僅就是為了他和擁戴他為核心的官僚集團平反，而不是真正要實現自由，為知識份子與被壓迫的人民平反。記得鄧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由於反右他是急先鋒，他至死都拒絕右派平反，而以“改正”敷衍，並以此為中共糾正反右政策定調。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說：“在整風運動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地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就是這樣一紙荒唐的決議，至今束縛著當局的手腳。

毛澤東曾說，鄧犯錯誤“死不改悔”。的確，毛說鄧錯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在鄧小平的一貫邏輯裏，毛是可以有錯誤的，但我鄧小平是絕不可以有錯誤的。無論是反右運動、封殺民主牆運動、鎮壓“64”血案，件件都是由鄧主導的。鄧小平的傳代繼承人們寧可翻毛澤東定的案，也絕不敢翻鄧小平定的案。而鄧製定的“四項原則”，至今仍是中共領導人意識形態堅持不放的閘門。鄧小平從謀權到集權，再到自封核心；從35年前的“兩個凡是”，到35年來的一直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項基本原則”，一路走來，曆曆在目。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在“紅色記憶”禁錮下的中國，鄧小平沒有從集權、“改革”走向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