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寧/ （來源：微信公號/
我小的時候，經常聽到母親這裏那裏講幾句她年輕時候的事情。她忽然會講在西南聯大讀書，又講在中央大學讀書。她忽然會講安南的法國人多麽凶，又講上海的巡捕紅頭阿三多麽蠢。她忽然會講山東濰縣的高莊饅頭把子肉多好吃，又講去香港的輪船上西餐多可口。她忽然會講汪精衛講話的神情如何優雅，又講杜月笙待人怎樣和氣。不過我家的前輩和親朋戚友，經常都會要講老年間的各種典故，母親的故事雖然好聽，但也沒什麽稀奇，所以我從來沒想到過要刨根問底。
圖1.母親抱著幼年作者
直到初中，不管我多麽努力，始終不能加入共青團，心裏很不舒服，找老師討公道，才曉得是因為我對組織不忠誠，不主動交代家族前輩的反革命曆史。回家追問母親，才終於知道，我的外公陶希聖，是蔣介石的文膽，國民黨高官，人在台灣。那之後，我就產生了追尋外公的念頭，但是那些年裏，天天看到母親愁容不展，便也不敢多問，怕引起母親更多的傷感。我隻有獨自一人，默默回想從小到大，聽母親講過的點點滴滴。
圖2.我的外祖父陶希聖先生
文革期間，母親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殘和迫害，悲憤欲絕，生怕我們子女墮入數典忘祖的深淵，開始係統講述她的一生，以及她的家族曆史。正是在那些血雨腥風的年代之中，我卻清楚地了解，我的外公和母親一家，他們半個世紀經曆的風風雨雨，勾畫著一副多麽浩瀚悲壯的曆史圖卷，讓我長久震撼，深感自豪。
母親給我講的故事，從她出生之前開始，件件動人心弦，都值得大書特書。而其中最驚心動魄，在中國曆史上影響最深遠的一段往事，無疑是抗戰時期著名的高陶事件。這一事件所指的陶，就是我的外公陶希聖。而我的母親，正當十八歲豆蔻年華，在這一事件中，也曾擔任過一個不輕的角色，經曆過非常的生死搏鬥，所幸終得貴人相助而獲殘存。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侵略軍大舉對中原地區進攻，中國人民開始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因為之前十年內戰，消耗甚重，未得喘息，不及準備，軍火短缺，存糧稀少，兵員有限，訓練不足，中國軍隊節節敗退，日軍長驅直入，迅速占領華北華東各地。國民政府失上海，丟南京，棄武漢，退四川，建立陪都重慶。
或戰或和，戰如何戰，和如何和？是當時所有中國人日夜縈繞的問題，尤其是文化人，思想者，國家的領袖們。
圖3.1936年外公一家在北京天壇合影 左二為作者的母親
為了阻止日軍沿平漢鐵路，從華北直下華中，蔣介石下令扒開黃河花園口堤壩，民眾屍橫遍野，繼而又火燒長沙城，百姓生靈塗炭。當時一大批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包括汪精衛，胡適，和我的外公等，對中國抗戰的前景悲觀。外公曾對母親說：自武漢廣州陷落以後，中國沒有一個完整的師，打是打不下去了。財政一年二十七億，收入不到兩億。壯丁補充大大不足。這樣一個局麵下，當然應該考慮保存中華的辦法。我們主張從旁打開中國與日本談判的道路，便經常聚會討論，主張開展對日和談，再勸重慶政府做和議。如果做不到，我們便退隱，再不問政事。母親說，這批人士，史稱低調俱樂部。
戰爭之初，日本軍閥揚言三個月內滅亡中國。可是在中國軍民頑強抵抗之下，僅淞滬一戰就打了三個多月，日本速戰速決的夢想徹底破產。於是日本政府改變策略，采取誘和攻勢。日本首相近衛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兩次發表聲明，對中國試探和談可能。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長影佐，多次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接觸，安排司長高宗武及第一科科長董道寧等密赴東京，與日本諸高級官員會晤，努力鋪平日汪會談的道路。
這情況下，汪精衛及夫人陳璧君在重慶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陳公博，和我外公等，會商多次。最後這批人決定脫離重慶政府，先獨自開展對日談判，取得成果之後，再設法說服蔣介石。他們先分頭飛到昆明，會合之後，同機飛到安南的河內，安南就是現在的越南。
圖4.周佛海
圖5.梅思平
圖6.陳公博
蔣介石發現汪精衛帶著一批人出走，非常焦急。戴笠領導的軍統，立刻派遣特務，到安南行刺。結果計劃有失，誤殺了汪精衛的秘書，而未能傷及汪精衛。如此一來，汪精衛自知再無退路，遂即在安南發表對日和談公告，史稱“豔電”。然後他率領眾人，經香港到上海，開展對日和談，徹底與重慶政府決裂。
但是我的外公始終下不了這個決心，所以一直滯留香港觀望，沒有立刻跟隨汪精衛到上海。汪精衛數次召喚不得，專門派了夫人陳璧君到香港，麵請外公。實在被逼無奈，外公隻好決定赴滬。行前，外公跟母親有過幾次長談。因為是在那麽一種生死時刻，母親對外公的談話記憶非常深刻，對我複述過多次。
母親告訴我，外公當時說：我從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軍校做教官起，汪先生一直很看重我。他要我去上海，已經招呼了八九個月，從成都，到重慶，到河內，到香港，我實在不能不答應。這種時刻，汪先生特別需要有人幫助。朋友情誼為重，我不好看他孤自一人掙紮，狠心不去幫他一把。
外公又以曆史故事講解：春秋時代，楚國有兩個人：一個是伍子胥，一個是申包胥。他們二人是好朋友，但他們的誌向卻完全相反。伍子胥對申包胥說：我立誌要亡楚。申包胥發誓回答道：我立誌要存楚。現在我到上海去，為什麽呢？周佛海梅思平兩先生本來跟我是好朋友，現在周梅兩先生立誌要送汪先生到南京去，建立新政府。我呢，立誌要去阻止汪先生這樣做，不能分裂政府。我留在香港沒有用，勸不動汪先生，一定要親自到上海去，才可以做事。我要去告訴汪先生，劃清主和與投敵的界限，把和平運動與分裂政府兩件不同的事分開。
外公還對母親說：我既決定要去上海，就必須快，趕在汪先生決定到南京組織新政府之前，去阻止他。如果去晚了，汪先生去了南京，公開宣布組織新政府，那就遲了。我們的和平運動就完了，汪先生就完了，我也就完了。那時我跟著汪先生，隻有死。不跟著汪先生，也隻有死。我今天告訴你，我不會去參加新政府，更不會跟著新政府給日本人做事。所以一旦汪先生決定要組織新政府，那就是我的性命完結的時候。你們如果聽到消息，說汪先生到南京組織新政府，就曉得爸爸必定已經死了。
外公又說：日本人生性狹隘、善變、冷酷、不擇手段、不得不屈伏時，必至不顧顏麵。他們居然因為意見不和，五年之內，兩度殺死自己的內閣首相大臣。他們要殺死中國人，殺死汪先生，殺死陶希聖，殺死任何一個中國人，還不就像殺死幾隻螞蟻一般。外公繼而歎道：過去幾十年，本著祖傳的家教，研究了十幾年政治法律和曆史，從不曾做過對不起人的事。現在我想賭著生命，到上海去糾正他們，以盡我心。這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不成功一定要丟性命，就是成功，也可能要丟性命。我早已告訴過你們，我的生命安全絕無保障。今天我活著，也許明天我就死了。上午我和你們在一起，下午或者就會遺棄下你們。這一次走，尤其可悲。以後我身邊的危險會更多些，更密些。你們是曉得我的，我留下一本日記，等我不幸死後，你們再慢慢地看吧。
圖7.作者聽外公講故事
隨後外公把家眷留在香港，獨自一人，搭乘郵輪，從香港到上海，補為汪方談判人員，參加與日本人的和平會談，那時己將近年底了。汪精衛與日本人的正式談判，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即已開始，會議地點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園。日方代表是影佐禎昭、犬養健、須賀彥次郎海軍大佐等。汪方代表是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後補入外公，汪精衛本人並不出席日常談判。在那些談判會議上，日方分發《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條討論。由於草案條款廣泛苛刻，遠不同於以前雙方協議與近衛聲明的宗旨，汪方代表頗感意外和驚愕，在自己的討論會議中，屢次發生爭論，外公補入之後，幾乎每次會議都對日方條件提出激烈批評。
短短十天，汪日雙方在六三花園開會七次，並有多次會外私下商談，日方毫不讓步，以為吃定汪方，不論同意與否，汪方隻能接受所有條件。後來談判地點改到滬西愚園路1136弄60號，日方仍繼續堅持強硬立場，軟硬兼施，脅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條款，並要求在年底簽約。此期間，外公數次提出，因為身體不適，請求退出談判，都為汪精衛婉言勸止，無奈之際，隻得繼續敷衍。
談判期間，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等原來住在虹口。虹口是日本軍區，到處日軍，警備森嚴。外公抵滬後，最初也住在虹口，兩三日後便與汪周梅等一起，搬到滬西愚園路。上海人當時稱滬西為歹土，因為這個地方原是公共租界越界築路的區域，屬三不管之地，眼下則全部由日本憲兵戒備，公共租界巡捕並不能來此執行警務，算是日本人的地盤了。愚園路1136弄樓房不多，都很講究，其中之一為前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群私邸。巷內左側是汪公館，右側是陳公博公館。弄底三棟，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公。弄堂口是日本憲兵隊辦公室，一方麵保護汪方談判要員，一方麵便於監視他們的行動。
在愚園路的那些日子，因為單身獨居，外公每天早上到汪公館用餐。日方把他們的綱要交給汪方那天，早餐完畢，汪夫人陳璧君留外公談話，要外公把綱要一條一條詳細解釋給她聽。次日早餐，陳璧君告訴外公，她把外公的解釋，轉告了汪先生，說得不完全，也不詳細。她說，她一麵講，汪先生一麵流淚。汪先生聽完之後說，日本如果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在他們的計劃上簽字。這文件說不上是賣國契，中國是我賣不了的。我簽了字，不過是我的賣身契而已。他們夫婦因此商量，要搬出愚園路，到法租界福屢理路去住，然後發表一個聲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動，立刻轉往法國。
圖8.汪精衛和陳壁君
這個消息，傳到日本人那裏，影佐禎昭立刻到愚園路來見汪先生。汪先生直接講明自己的想法，據後來汪先生複述，汪先生當時說一句，影佐在本子上記一句，記到最後，影佐兩行眼淚滴落在本子上。待汪先生講完，影佐說：我協助汪先生遷居，並請法租界捕房布防，然後我立刻回東京，報告近衛公，請求其出麵幹涉。那一天，法租界真的出動二百名巡捕，準備保護汪先生遷居。但汪先生沒有搬家，而是繼續留在愚園路。他召集所有代表們開會，說明他與影佐的那次談話，還專門提到影佐流淚。他說：看來影佐還是有誠意。外公不以為然，告訴汪先生：影佐流的是鱷魚的眼淚。但是汪先生相信了日本人的欺騙，於是外公便曉得，大勢已去。
外公後來對母親講，他在愚園路親眼見到，汪日之間除《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之外，還有《關於日支新關係調整的基本原則》、《關於日支新關係調整的具體原則》、《秘密諒解事項》等八份文件。那些文件的條件非常苛刻，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國地域，從黑龍江直到海南島。日本所要掠奪的中國物資，下至礦業，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從東南至西北，一切中國的權益，都要讓日本持有或控製，日本軍閥是要吞並中國，滅亡中國，中日之間斷無和平可言。
自六三花園至愚園路，在與影佐機關談判之中，外公還發現，中國存亡之關鍵，還不僅僅在日本劃分中國東北、內蒙、新疆、華北、華中、華南、海南等六個地帶，或決定於日軍控製中國的方式與壓迫剝削的程度，更在於日本要與蘇俄一起，圖謀徹底瓜分中國。日本所預計之中國國土劃分，以潼關為西麵界線，亦即以新疆、西北、華西、西南與西藏為餌，釣取北海之巨鯨蘇俄，二分東方世界。外公對此一巨大罪惡陰謀，實在忍無可忍，生出逃出上海，脫離汪集團的想法。
高宗武先生本來是國民政府的一顆外交新星，從一開始他就和周佛海一起，把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向日本方麵提出。但從跟隨汪先生到上海後，在對於到南京建立新政權的問題，高先生與周佛海發生激烈的矛盾。高先生的理想方案，由於形勢，無法實現。於是汪方其他人在決定重要政策的時候，就逐漸疏遠了他。高先生因此也就對和平運動喪失了熱情，有了退出汪集團的念頭。
外公有了逃脫的想法之後，先秘密派遣他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鞠清遠，到香港找到外婆和母親，通報外公在上海的境況。鞠清遠交給外婆一封外公寫的親筆信：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做山窮水盡的想頭。譬如汙泥中的一粒黃沙，自己不想做汙泥，卻已是汙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時一兩個好友在一起，談起我們所處的環境，總覺得隻有研究如何死法：投水呢？觸電呢？自戕呢？然而這一粒黃沙還有留戀著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譽地位，是我自己從千辛萬苦中奮鬥出來的，為什麽我要讓它們埋沒在汙泥中，自尋毀滅？鞠清遠又告訴外婆說：七十六號已經開始對老師嚴密監視，老師恐怕有危險。
所謂的七十六號機關，是因為當時駐滬日軍特務機關，設在極斯非爾路七十六號，故而代指。這裏原是陳調元將軍的宅子，院落廣闊，除日本特務機關以外，院後一棟小樓，還駐紮日本憲兵隊。另外左右兩鄰樓房，則由丁默村、李士群的一百多名日偽武裝特務居住，逮捕抗日誌士，嚴刑拷打，無惡不做，是個魔窟。
圖9.極思菲爾路七十六號
讀了外公的信，聽了鞠清遠的報告，外婆當即決定，立刻帶了全家老小，到上海去。她說：隻有我們全家人都到上海住下來，汪精衛周佛海才不會懷疑，我們才能解救他離開愚園路，搬回自己家裏來住，那樣我們才有時間，一起想逃出上海的辦法。再說我們全家都在上海住好，日本特務機關才可能放鬆監視，他才有脫走的可能。
鞠清遠接受了外婆的決定，回到上海向外公報告，然後又趕回香港，帶來外公的回音：你們欲來滬，極為安慰歡忻。我月底以後，個人生活恐有大變動，然此變動全合乎你們之心意，故你們之來，不但可堅定我心，且可從中幫忙。外公的信極短，字跡很草，顯是在匆忙中急就。
三日之後，母親和舅舅們在學校告了假，外婆便帶領全家，離開香港，到達上海。外婆立刻在法租界環龍路租下一所房子，電話打過去，外公馬上提請汪精衛許可，當日離開愚園路，搬來環龍路跟家人團聚。
搬來之後幾天，外公對外婆和母親講過很多事情，比如他說：七十六號的二頭目李士群，殺人放火，心狠手辣，無惡不做，外號叫狠客。他跟梅思平不合，總想把梅先生擠開。有一次大家開會，李士群當汪先生麵，報告一件事辦糟了，講了半天。這事是梅先生主辦的，可他沒有提梅先生的名，當麵指控，又不提名，手段夠狠。汪先生聽完，問梅先生：你看這事怎麽辦？若是旁人，大概早慌了手腳，怎樣說都不好。梅先生若無其事，答一句：請先生以不變應萬變。這句話是汪先生一次演講中，自以為最得意的警句。汪先生聽了，連連點頭，事情就過去了。後來連李士群都搖頭，說：梅思平果然厲害，我說了十句八句，敵不過他一句。又有一天，汪精衛在七十六號二樓休息室商討幾份名單，李士群帶了四五個部下，都持了槍，走進房間，要求在中央委員裏增加特工人員，好像不答應，他們就要當場開槍斃人。所有在場的人見了，無不麵容改色，相顧無言。
圖10.李士群
外公又說：外公發現對汪先生很難講話，知道自己無力做任何勸說，無法改正汪先生的行事方向。他現在是身陷敵營，想勸汪精衛停止與日方交涉，做不到了。他想過死，但又不甘願就此一死了之。外公感歎道：我原以為前途尚有一絲曙光，斷不致竟落於奸人之手，所以心存生機，隻要良心自問可以無愧，不必強求旁人諒解，終必為人所諒解，一天陰雲或可由此而散開。
將近年底，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上，月明星稀，大地上人們慶賀耶穌聖誕的狂歡還正濃厚。外公沒有按往日的時間，回家來吃晚飯，也沒有打電話回家說明。全家人一直等到七點半，廚子傭人都下工回了家。三舅餓得叫喊，外婆把飯菜熱熱，讓母親和舅舅們先吃。天暗之後，外公回家了，非常的沮喪和絕望。他告訴外婆和母親：汪先生宣布，談判已告結束，日方條件全部接受，三十日雙方簽字。
外公說：他們要我們白紙簽上黑字，借中國人的手葬送自己的江山，此事斷不可為，他決計不能在那些文件上簽字。而他若不肯簽字，就立刻死在此地。七十六號已經計劃好，殺了他，再開追悼會。外婆說：如果你在文件上簽字，我現在就把你打死。我們總會有辦法，我把我的性命來換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們一家都死在這裏，那字萬萬簽不得。外公說：可是我哪裏有自主與自由行動的餘地。我自行脫離重慶，背叛政府，至香港不肯來上海，既來了上海又不願參加談判，既參加談判又拒絕簽字，凡此皆屬徒然。外婆說：明天開始，你就在家裏生病，不到愚園路去。
那天下午三點多鍾，高宗武先生來到外公家，兩人關了門密談片刻。後來外公告訴母親，他對高先生說：我聽說，他們早已監視你，現在你有生命危險。高先生聽了，說：我們走了吧！外公說：這事很機密。我有幾個學生很親近，靠得住，能幫忙接應。高先生說：我發求救電報給香港的親戚。外公說：我想最好能請杜月笙先生幫忙，我跟他有過一麵之交，估計他不會不伸援手。高先生說：杜先生也在香港，我去辦。外公說：小心，小心。然後高先生茶也不喝一口，匆匆告辭而去。
圖11.1976年外公與高宗武美國重逢
據高宗武後來的回憶錄裏所記錄，外公與高先生最後約定一起出走，還是母親帶了外公的密信，獨自一人，勇敢機智，擺脫日汪特務的跟蹤，跑到高先生家，交給高先生的。高先生接到外公的信，才開始與香港聯絡，請求杜先生協助，安排逃出上海的行動。
圖12.高宗武
中國人對杜月笙的名字並不陌生，小學生就會被反複告知，蔣介石從政之前，是個小流氓，參加上海青幫，幫主杜月笙是個大流氓，是蔣介石的老頭子。學校裏老師那麽說，書裏那麽說，報上那麽說，大家都那麽說，也都那麽信。可不管社會上怎麽說，我在家裏尊稱他為杜先生，不得直呼其名。母親反複告訴我，杜先生對我家有恩，特別對她自己個人，更有救命之恩。
圖13.杜月笙
據外公的計劃，當時中國還有些一人，仍對日本人抱有幻想，就如外公過去一樣，而且國際上也還有不少人以為，日本並沒有完全滅亡中國的意圖。如果高宗武和外公兩人，把日汪密約公布於世，天下人便都會看清日本的狼子野心。那麽中國人民抗戰的意誌，就會更堅強，國際上也就會更加支持中國抵抗日本的努力。這麽做，高陶二人對國人敲響警鍾，喚起警覺，也算是懸崖峭壁，將功補過，隻不知那樣夠不夠抵銷他們脫離重慶政府之罪。但當時情勢之下，外公也顧不得日後被重慶政府如何處置，他隻想逃出上海，不在日汪密約上簽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開始，外公稱病在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再不去愚園路開會。汪精衛不放心，派了兩個醫生，到外公家裏來檢查。或許由於外公很多時間憂患深重，不思食寢，身體果然有恙，醫生開了處方，這才消除了七十六號的懷疑。這樣過了三天，十二月三十日，汪方與日方簽署密約，外公沒有到場，沒有在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字。
陽曆一月一日元旦，外公到愚園路去，抱病拜年。他坐七十六號派的車，兩邊車外各站一個李士群派的保鑣，一手扶門，一手提搶，殺氣騰騰，哪裏有過年的喜慶樣子。外公吃過早飯走的，大概十點多鍾，在愚園路一直磨到下午四點多鍾才回到家，告訴外婆和母親：他到汪府，進門才坐下，陳璧君就要他馬上補簽密約。外公說：我是抱病拜年而已，這幾日頭痛得很，連筆也拿不住，最好現在不看文件，不談公務。陳璧君不肯答應，非逼外公簽字不可。幸虧那時汪先生走下樓來，聽到了便說，此刻不必勉強，過幾日等病好了再補不妨。這樣算是救了外公，否則他隻有當場自盡了結。
外公說：汪先生看我麵色蒼白，病似不輕，問長問短，甚是關懷。幾年前在武漢，我們辦藝文研究所，汪先生住中央銀行二樓，我幾乎每天去見他。汪先生對我們極為支持。有一次他忽然動身去長沙，發表幾次演講，又突然回到武漢。他當時的一首詩，傳誦一時，你們也都記得，其中一句：葉落又歸根，沒有人曉得是什麽用意。原來是汪夫人陳璧君要他去廣州，轉香港，到日本去講和。他到了長沙，中途折回，不肯南下。那一夜他請我吃飯，對我說：我這次與蔣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無論一時戰況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後結局。那時汪先生沒有違背蔣委員長，另主和議的意向。香港一位姓褚的太太來找汪先生，要他主和。他對褚太太說，要我放棄抗戰，獨自主和，是不可能的，又表示要把此事報告蔣委員長。後來有人從日本回國，請周佛海轉一份報告給汪先生，表示日本方麵要請汪先生出麵主和。當時汪先生大吃一驚，也曾說過同樣的話。誰知他現在竟然要重組政府，做日本人的傀儡。
外公說到這裏，萬分痛心。可是現在這種局麵，外公是死也不會在那密約上簽字。他說，日本要滅亡中國的企圖，汪先生也不可私為秘密，以求自己一時成功。如果他們成功了，就是中國的失敗。我既已了解日本野心，必須警示國人。為了中華民族和子孫萬代的獨立，自由和生存，對汪先生的道義責任當然不複存在。不過我私心裏，還是覺得很對不起汪先生，他對我一直很敬重。
次日愚園路通知，元月五日全體開會。外公尚未收到杜先生回複，不知該怎麽辦。一九四０年元旦前後那幾天，外公和一家人，在生死線上徘徊，焦急地等待香港通知。
同一時間，杜月笙先生也正在緊張的策劃和安排之中。那不是一場兒戲，從日軍占領的上海偷渡出海，而且是高宗武和陶希聖兩個汪方高層人物，日汪特務日夜緊密監視，先不說如何出走的行動，就連事先的保密都很難周全。
元月三日，外公終於接獲通知，立刻到南京路華懋飯店。外公借口看朋友，叫日汪派來監視他的車夫開車，連手提箱也沒有提一個，兩手空空，帶了母親做掩護，乘車到華懋飯店。當時的華懋飯店，九層樓房，有個高高的尖頂，很是氣派。裏裏外外很多人，都是西裝革履，昂頭挺胸。外公下了車，帶了母親，從前門走進去，穿過大廳，走出後門，奔到馬路邊，坐進街邊一部計程車，一口氣開到十六鋪碼頭。
碼頭上有杜月笙安排好的人員接應，二話不說，將外公領入船艙，讓母親等在碼頭上。不多時，輪船起錨，外公總算安全逃離上海，母親方才流著眼淚，獨自回家。外婆接到外公從輪船上發回家的電報，知道外公已經安全出了公海，便將外公留給汪精衛的信交上去。汪精衛知道外公潛逃之後，驚慌失措，立刻命七十六號加緊對外婆一家的看管。
外公已經逃離，現在要看外婆和母親一家如何設法離開上海了。首先是買船票，連續兩天，母親跟了外婆一起出門，掩護外婆，擺脫七十六號特務跟蹤，到十六鋪碼頭，買好船票。
次日接到消息，高宗武的家人親戚都被捉起來了。全家人驚慌之中，七十六號派了人來，命令外婆立刻收拾東西，搬到愚園路去。進了愚園路，在七十六號眼皮底下，就沒辦法可想了。外婆急中生智，給汪公館打電話，要求麵見陳璧君，得到許可之後，帶了母親，趕到愚園路汪公館。
那是母親第一次去愚園路，所以記得清清楚楚，詳細講給我聽過。他們母女到達之後，見到汪精衛和陳璧君。外婆用了很多辦法，好說歹說，終於說服汪精衛，同意派她到香港去把外公找回上海。可是陳璧君隻允許外婆帶兩個年幼的舅舅們一起走，我的母親和兩個年紀稍長的舅舅，必須留在上海等待，實際上就是扣留為人質。母親當然不願意，可是當著汪精衛陳璧君，她不能發作。回家之後，外婆安慰母親說：我們一到香港，就會立刻安排解救你們三個，你們耐心等待，不要貿然行事。
第二天一早，愚園路派了兩輛汽車來，送外婆一家到十六鋪碼頭。天氣陰沉沉的，嚴冬的寒風紮臉刺骨。外婆領著四舅五舅，走上船去，母親站在碼頭上，放聲大哭，大舅三舅，站在母親兩邊，都低著頭，不去張望，咬著牙，忍住眼淚。生離乎？死別乎？無從逆料，悲傷莫名。那年母親十八歲，大舅十四歲，三舅九歲。
等待總是炎熱的。雖是陽曆一月，陰天冷風，母親和兩個舅舅，整日焦燥不安，心如火燎，每到夜深人靜，他們便把幾台收音機同時打開，各機調到不同頻道，同時監聽所有新聞。舅舅們期盼能聽到有關外公在香港的消息，而母親則盼望不要聽到有關外公的消息。如果外公在香港公開露個麵，說句話，批評汪先生，那就糟了。汪精衛陳璧君便一定饒不過他，那麽他們三姊弟在上海，必死無疑。
再說回去，外公與高宗武先生安全抵達香港後，高先生一月七日給重慶蔣委員長去一信：頃晤玉笙、溯初兩先生，得悉鈞座愛護之情無以複加，私衷銘感，莫可言宣。宗武於五日抵此，回顧一年以來，各方奔走，祗增慚愧而已，今後唯有閉門思過，靜候尊命，先此奉達，並托玉笙先生代陳一切。另帶上密件三十八紙，照片十六張，敬請查收。
一月十五日，外公從香港寫信給駐美大使胡適：希最痛心者，為日方所提調整日中關係要綱。此項要綱希曾參與談判，至最終希不願結束，亦未予簽字，因而出走。希今後決心不再混政治舞台，去之海外，為人所忘以死矣。作戰以來，死者累累，此身何必偷生？
外婆逃到香港，外公獲知三子女被扣留上海，便決定暫時不將日汪密約公布，同時再次請求杜月笙先生幫忙，救出三個兒女。杜先生認為事情嚴重，馬上專程飛往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蔣先生聽後，拜托杜先生，盡力將我的母親姐弟三人救出，然後公布日汪密約。杜先生從重慶趕回香港，途中遇日本空軍阻截，用機槍猛烈掃射，緊緊追趕。幸虧中華航空機師沉著鎮靜，技術高明，把飛機一路升高，最後甩掉日機。當時飛機設備簡陋，飛至八千尺，空氣稀薄，供氧不足，杜先生呼吸困難，幾乎窒息。機師打電話給香港機場，準備醫生擔架。杜先生下飛機，被擔架抬回家，經醫生急救，才喘過氣來，躺在床上，著手安排援救母親三人的計劃。
外婆走後第五天，汪公館派人送來口信：外婆已有電報發到愚園路，他們母子三人安抵香港，見到外公，外公已同意盡快回上海。汪精衛放了心，到山東去開會。
緩兵之後，杜先生指示留在上海領導地下抗戰活動的門人萬墨林先生，直接安排和主持解救陶先生三子女。萬先生接受任務之後，親自乘車在母親所居住的環龍路附近勘察了幾天，然後細密地製定了援救母親姐弟三人，偷渡出上海的計劃。
圖13.萬墨林
萬先生從內線打探清楚，汪精衛到青島去開會，愚園路大大小小也都懶散起來，正是展開行動的好時機。於是萬先生派幾輛推土車到環龍路，開工修馬路，整日轟鳴。按照萬先生指示，那天晚飯，三舅發脾氣，說外麵推土機通夜吵，沒法子睡覺，頭疼得要命。大舅也跟著抱怨，提出到別處去睡覺。母親作為姐姐，便向七十六號特務們要求，把兩個舅舅送到表姨母家去睡一夜，那表姨母在滬西，有一座煤球廠。
七十六號的特務，自己也煩門外推土機吵鬧，便向機關報告兩個舅舅的要求，獲得同意，當夜開車，將大舅和三舅送到滬西表姨母家。講好第二天早上，由表姨母送兩個舅舅去上學，下午則還由家裏的司機到學校，接兩個舅舅回家。母親送兩個舅舅走後，當晚仍然在自己家裏住，以免引起疑心。
第二天，一九四０年一月十八日，母親早上起床，跟往常一樣，吃過早飯，坐了家裏的汽車，由七十六號派的司機，開到學校。她從學校正門走進去，穿過學校大廳，從後門走出去，奔到後麵的霞飛路。一部黑色的小汽車，在路上等著，見母親從學校走出，便發動起來。母親一到，車門打開，讓母親鑽進去。車門一關，立即飛跑。
萬先生坐在前麵，一路跟母親說笑，好像很輕鬆。母親坐在後排，緊張得要命。她身邊左右兩個保鏢，手提短槍，警戒車窗。母親曉得，那是萬先生手下最優秀的兩名槍手，遇有危難，絕對不計個人生死，而要保衛母親的安全，但他們自始至終，沒有開過一次口。看起來，他們的行動很保密，七十六號沒有察覺，馬路上沒有一部車子跟隨。
車子開到杜美路，街兩邊人多起來，三三兩兩，分了幾批，走的走，坐的坐，看見車子過來，都站起，想來那是萬先生布置的槍手。萬先生的計劃，如果後麵有七十六號的車子追趕，他自己便與車內兩名槍手且戰且走，到杜美路上，這裏埋伏的槍手們就會發動阻擊，掩護母親所乘的汽車脫險。
萬先生本來在杜美路上的杜公館派了兩部車子接應，如遇槍戰發生，他就帶領母親換車，繼續衝出七十六號包圍。但因為一路安靜，他們也就不必換車，打個掉頭，轉而駛往滬西，母親曉得，他們是去接兩個舅舅，心裏很高興。車子一秒不停，急駛到表姨母的煤球廠。
根據萬先生的安排，今天一早，表姨母將兩個舅舅送到煤球廠，說是另有同學家裏的車子，會接兩個舅舅到學校去。實際上，接兩個舅舅的車子，是萬先生安排的。在煤球廠門口，萬先生也埋伏了若幹槍手，都是煤球廠工人打扮。看見車子來到，揮手讓車子進門，然後站在門口警戒。如果七十六號追兵仍然跟著的話，這裏埋伏的弟兄就會開戰，堵截追兵。煤球廠終日煙霧騰騰，咫尺不辯麵目，正好作戰。
母親乘坐的汽車，從煤球廠前門進，換上在那裏接應的另外一部車子，還是萬先生坐前門，後排座位上，兩個保鏢分坐母親身邊，車子又從後門開出。這時候前麵兩部汽車也開動起來，那是大舅和三舅分坐的車。萬先生的計劃，母親和兩個舅舅，每人坐一部車，分頭開去十六鋪碼頭。如果一路沒有閃失，自然最好，三個一起走。如果七十六號追兵不止，一路槍戰，那時候隻有逃出一個算一個，他絕不能讓陶先生的三個男女公子全部犧牲在亂槍之下。
總算萬先生計劃周全，行動機密，一路無事，三部車子，無聲無息，到了十六鋪碼頭。那裏也有若幹弟兄，散布周圍，實行保衛。母親三個要上的，是一艘意大利郵輪康悌威爾第號，船票早買好了。按照萬先生的安排，他們不走碼頭舷板上船，而是由船上萬先生的人，開三個舢板，一人一條，把他們一個一個送到船邊，爬繩梯，從舷窗進船。
臨別，萬先生對母親講：托天之幸，一路平安無事。三條舢板，前前後後，繞過大船，駛到船靠外海一側。遠遠的十六鋪碼頭上，可以看見許多日本兵在入口處檢查上船客人。母親到大船邊時，三舅已經在空中，沿繩梯向船上爬了一半。第二條舢板上，大舅正往繩梯上攀。繩梯不是從甲板上放下來，而是從一個圓形艙孔中放下。三舅到了艙口，孔裏有人伸出兩隻手，把他拖進去。大舅已在半空，母親等不及，急忙往繩梯上爬，把那繩梯搖動起來，半空中的大舅本來緊張萬分，繩梯這一搖，嚇得他險些鬆手落水。
按照萬先生的安排，母親三人上船之後，不許相互說話，裝做不認識，各在自己鋪位上，等候開船，不許亂動。以防船上有人認出，將他們姐弟三人一網打盡，壞了大事。大舅和三舅住同一艙房，但在兩頭，可望見不可講話。忽然間，大舅因為過度緊張，一腿抽筋，兩手抱住，滿鋪亂滾，不敢出聲。三舅在自己鋪上看見，心裏焦急，卻不敢去問。這樣鬧了好一陣，才安穩下來。此事母親不知道，她另住一間艙房，否則她一定忍不住要去照顧大舅。直到下午，郵船啟動，出了公海，母親姐弟三人，才終於可以自由行動，聚到一處，抱頭痛哭，然後飽吃一頓美味的西餐。母親說，那頓飯，他們還喝了幾口葡萄酒，算是慶祝。
靠了杜先生策劃，萬先生指揮，我的母親和兩個舅舅，終於逃脫日汪魔掌，離開上海，到達香港，與外公和外婆團聚。母親說，杜先生和萬先生對我家的救命之恩，我們世世代代不能忘記。
第二天，一九四０年一月廿二日，香港《大公報》頭版，刊出全部日汪密約，四行黑體巨字大標題：
高宗武陶希聖攜港發表
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
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
極中外曆史賣國之罪惡
圖15.1940年1月20日 香港《大公報》刊出全部日汪密約
外公和高宗武先生在香港《大公報》公布日汪密約全部文件，向世界揭露日寇吞並中國的狼子野心，激發中國人民的抗日決心。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立刻宣布堅決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並撥出巨款，援助中國軍民。
母親到達香港當晚，外公帶她同往杜先生公館致謝。那時外公家住上九龍塘，杜先生公館在下九龍塘。杜先生的氣喘病一直不好，母親道過謝，沒有久留。因為搭救外公和母親一家，杜先生曾被香港警局盤查，索取外公住家地址。杜先生為保護外公一家，不僅拒絕交出外公地址，而且派人日夜保衛母親一家的安全。
不幾日，香港《國民日報》的記者登門拜訪，請求母親把進出虎口的經過講述出來。於是讀高二的母親寫了一篇文章，連續兩日刊載於一九四0年一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香港《國民日報》，題目是『我家脫險的前後』，報紙題解：從陶希聖離港赴滬時說起，由女孩子寫出來更見真切。
圖16.報紙發表母親的文章
我的三舅，如常到小學上課。那日早操，全校師生集合，校長上台宣布，請三舅站起來，然後向全校同學們宣布：這位就是經風曆險，從上海衝出來的陶恒生同學，他的父親就是公布了日汪密約的陶先生。三舅的級任黃老師和全班同學都站起鼓掌，全校老師同學也都站起來鼓掌。
日汪密約既然已經公布，外公以為也算將功抵罪，高陶事件就此完結了吧？可是曆史事件，不像一場球賽那樣，說結束就能夠結束。尤其是我的前輩家人，仍舊一直被高陶事件的餘波衝擊，不得安生。
母親告訴我，日汪密約公布之後，外公就想遠走美國，找到北京大學的老同事胡適先生，從此不問政，到學堂裏去教書，了此一生。又看到重慶蔣委員長親自下令，讓高宗武到美國去，再不準回國，就想自己的下場也要來了。卻不料，蔣介石沒有同時把外公也趕到美國去，而是給了他一筆錢，要求外公在香港開設一家國際通訊社，負責把每天國際上對於中國抗戰的各種消息，翻譯成中文，發回重慶，給抗戰大本營做參考。
這麽一來，外公想躲開中國是非之地，遠走他鄉，尋求清淨做學問的願望就被打破了。母親跟我講過多次，因為外公跟隨汪精衛，私自離開重慶，跑到上海，參加與日本人的談判，心裏一直十分內疚，覺得對不起蔣委員長，對不起國民政府，對不起中國人民。即使蔣委員長一刀殺了他，外公也覺得是罪有應得。現在蔣委員長不殺他，留他一條性命，外公自然視為無限恩情，從此半輩子就是給蔣委員長做牛做馬，也心甘情願，盡心盡力。事實上，外公為蔣介石寫各種文告演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為蔣介石寫《中國之命運》的時間，幾個月坐臥不寧，經常通夜失眠，日日如履薄冰，生不如死。外婆和母親看到，心裏難過，卻無可奈何，勸不得他。我的一個表弟，在台灣出生，說是自己從小很少見家裏有好氣氛，祖父（我的外公）總是脾氣很壞，不多說話，一回家就鑽進自己房間，為了蔣介石的文章幾個字怎麽改，走來走去，抓耳擾腮，亂發脾氣。
那麽蔣委員長要求外公留在香港，做國際通訊社，他自然遵命行事。外公租了辦公室，找了幾個一直跟隨他的北大學生，每天兢兢業業，埋頭工作，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同一個時候，也可以想象得出，日汪密約公布，讓上海日寇和汪精衛氣急敗壞。汪精衛講：我與杜月笙有什麽難過，他竟這麽來對付我。周佛海咬牙切齒說：將來捉到陶希聖，誓必殺之。不久，日汪特務機關派了人到香港，企圖暗殺外公一家。沒想到那被派往香港，執行謀殺任務的人，原是杜先生的門生，一到香港，就把計劃全部報告給杜先生，並且交出攜帶的手槍和毒藥，故此外公一家才免於一難。
日汪不甘心失敗，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買通香港差館，到杜公館搜查，要逼杜先生交出外公的下落。這麽一鬧，終使杜先生大發脾氣。此事被俞鴻鈞先生曉得了，俞先生原是上海市長，跟杜先生自然熟不過。當時俞先生在香港，做中央信托局局長，便出麵以國民政府代表之名，向香港總督提出一份備忘錄。說明杜先生是中國政府高級官員，中外知名的社會領袖，警告香港警方，不得無禮取鬧。港督接了備忘錄，連忙親自跑來向杜先生賠不是，保證以後絕不再犯。
一九四0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舍命救出母親和兩個舅舅的萬先生，在上海大馬路金山飯店門口被日汪逮捕。他被帶到極斯菲爾路七十六號特務總部，又被送進虹口日本憲兵隊，連續數日，遭受嚴刑拷打。但萬先生始終不開口，沒有泄露當時國民政府駐滬代表蔣伯誠先生的情況，沒有講出任何一個同誌的姓名和住址，保護住了上海地下抗戰的力量。七十六號也三番五次派人到萬先生家搜查，但終於沒有找到一份機密文件，暴露上海地下抗日活動的信息。
消息傳到香港，杜先生馬上派人給七十六號送信，談判條件：一、總有一天大家要見麵，請留下見麵之情；二、你們要幹的話，大家幹；三、要錢，好講。這三條果然有效，頭一筆錢送進去，拷打停止。然後相關人士奔走說項，由五十三家商號聯保，將萬先生釋放出來。
但是日本人仍然不肯放過萬先生，一九四二年冬天，萬先生第二次在上海被捕。當時國民政府駐滬代表蔣伯誠先生，住在福履利路。蔣太太首先被捕，然後萬先生和曹俊及王先清等十幾人同時被捕，關押在貝當路日本憲兵隊審訊。當時萬先生患著慢性腹膜炎，所以被送進大西路宏恩醫院診治，再轉西浦石路，與中風的蔣伯誠等一起，兼關押兼養病，直過了六個多月，才獲釋放。
日本人心胸狹小，記仇不忘，因為高陶事件，如此三番五次折磨萬先生，他們也絕對不會輕易放過外公。所以外公留在香港，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杜先生趁著公務，飛到重慶，對蔣委員長一力擔保，把外公招回重慶政府任職，最後得到了蔣委員長同意。母親曾經跟我曆曆細數，杜先生救過外公和母親一家多少次性命，又幫外公和母親一家多少次度過難關。母親說，如果杜先生沒有在蔣委員長麵前說情，把外公接到重慶。她們一家如果繼續留在香港，隻有死路一條。
一九四一年夏天，母親以同等學曆，考中西南聯大，到昆明去讀書去了。同時，外公一家也開始做準備，搬到重慶去，還跟母親說好，她放寒假回香港時，幫忙搬家，但是他們沒有走成。同年年十二月七日，日本飛機襲擊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太平洋戰爭隨即爆發，第二天日軍便向香港發起全麵進攻。
圖17.母親在重慶中央大學
香港人原以為由英國保護，並沒有在意日本是否會進占香港，對日軍侵入毫無準備，一下子給打蒙了。而日軍占領香港後，一個首要任務，就是找到陶希聖，了卻心頭恨。
十二月八日早上我的三舅和四舅兩個，像往日一樣，搭七號巴士去上學。四舅到學校門口，發現書包不見了，一路哭著，往回家路上走，想要找到書包。他走到亞皆老街，聽見遠處有飛機轟炸的聲音，慌忙靠牆蹲到地上。他那時雖然隻有七歲，但從北平逃難到南京上海，又逃到武漢成都，經曆過許多次空襲，曉得多麽可怕。他問過路人：是演習還是真的？過路人不經意地說：是演習。四舅便又起身，接著走路找書包。
天上轟炸越來越密集，也越來越近，過路人開始奔跑，有人大叫：是日本飛機轟炸！啟德機場轟壞了！四舅聽到，知道事態嚴重，害怕得很，站在路上，東張西望，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因為轟炸，學校緊急放學，三舅跑到四舅教室，找不到四舅，便沿回家路，跑來尋找。半路見到四舅站在馬路當中發愣，一把拉了他，就往家跑。四舅還哭著，要找書包，三舅說：仗都打起來了，還要什麽書包。
十二月九日晚，外公接到杜公館通知，說杜先生在重慶托了中國航空公司，當晚到香港來接許崇智和外公等幾人飛去重慶，請外公晚飯時候到杜公館等車子去機場。外公按照時間，到了杜公館，杜太太找出杜先生一件毛衣，托外公帶到重慶，交給杜先生，說是重慶天冷。
等到同行的人到齊，大家起身出門，到了車庫，坐進車裏，車夫發動車子之後，才發現因為杜先生很久不在家，車子不常外出，車裏汽油不足，恐怕開不到飛機場。與其半途停下，不如當下抓緊時間，先加足汽油再出發。車夫請客人們暫時下車小候，他開去加油。不料附近各加油站，因為怕遭日機轟炸，都關了門，無油可加。車夫回來，垂頭喪氣。外公一班人不及多話，匆忙決定步行，從杜公館往飛機場走。
一路上到處混亂堵塞，人們驚惶失措，碰碰撞撞，外公等人又都穿著長衫皮鞋，根本跑不快。看看過了午夜十二點，還沒走到機場，遠遠聽見一架飛機起飛，想必是杜先生安排來接他們的那個航班，實在無奈，外公隻好轉路回家。
第二天，日軍空襲之後，開始炮擊。香港地區，到處是印度兵卡車，一輛一輛從新界往尖沙嘴撤退。亞皆老街遊民，三五成群，四處逃竄，整個九龍已然大亂。外公慌忙脫下長衫，換上短衣，與外婆帶著三舅四舅五舅三個，出門逃難，到山林道臨時租的小屋，床也沒有，大家打地鋪。那時母親到昆明西南聯大讀書，不在香港。
外婆決定，讓大舅留在亞皆老街，負責看家。他雖是家中長子，但才十四歲，兵荒馬亂，一人在家，怎能不害怕。大舅後來告訴我們，那些天他晚上根本不敢睡覺，通夜睜著眼睛枯坐。隻有白天才敢睡一會兒覺，也睡不穩當。幾天下來，筋疲力竭，人整個瘦了一圈，神經也幾乎要崩潰。
外公外婆和三個舅舅，逃出家門，一路上，隻見幾處糧店遭搶，饑民遍地。外婆本是小腳，又拉著年幼的五舅，都走不快。沒走多遠，當街一群搶匪擋住去路，一個個搜身，搶去攜帶的所有錢鈔，然後給了他們一張紙，上寫：心胃氣痛散。外公問：那是什麽意思？搶匪們說：拿這條子，以後在香港通行無阻。外公外婆先還不大相信，但沒有想到，果然如此，他們繼續往前走，凡再遇有人攔截，遞過去那紙條，即獲放行，再沒有搜身和搶劫。外公後來感歎道：原來香港的搶匪，還是相當講公道和信用。他們攔路搶了人，會給路條，並且搶過一次之後，絕不再搶第二次。而且他們隻搶錢物，絕不傷人，從某種意義上講，拿了他們的路條，甚至還有一種人身安全的保護。
到第三天，日軍占領全部九龍。香港居民，家家戶戶，爭先恐後掛出太陽旗，表示接受日軍統治，免遭日軍捕殺。本來沒有想到日軍會如此之快進占香港，很多人家準備不足，突然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要買太陽旗，自然很多家買不到，隻好自己想辦法，扯塊白布，或拿個白床單，顧不得尺寸比例，稍稍一量剪個方塊，在白布正當中扣個大碗，用紅墨水塗個紅圈，就當就是太陽旗，掛到門口，遠近看去，好像鮮血淋淋，醜惡至極。
到處米店關門，大家要吃飯，就去搶糧。九龍倉庫大門被打開，人人都去搶。山林道小屋旁邊，一個臨居搶來一箱沙丁魚罐頭，擺在家門口。三舅從自家裏拿了一碗米，跟那鄰居換來一盒魚罐頭。那天外公一家吃飯，每人一碗稀飯，加一條沙丁魚。
一連多天，不敢出門。三舅當時九歲，四舅七歲，五舅四歲，怎麽熬得住，又不敢哭出聲，外公隻好每日講《西遊記》給他們聽，又當飯解餓，又轉移他們注意力。那一天，外公正講到火焰山鐵扇公主肚子痛，英軍從香港炮擊九龍天文台。一炮打到山林道上，所有窗戶震得粉碎，玻璃渣從舅舅們的頭上落下，下雨一般。三個舅舅發一聲喊，雙手抱頭，臥倒在地。天保佑，沒有人受傷。
看來山林道也住不成了，外公外婆趕緊領了三個舅舅，再次出門逃難。凡上路，外公總背條棉被，走到哪裏，鋪在地上，一家人可以坐在樹邊牆腳休息，清晨天冷，也要這條棉被包住三個舅舅，不使著涼。外婆則永遠提個暖水瓶，遇到哪裏有個門洞，一家人擠進去，拿出牛奶，滴幾滴在暖水瓶蓋裏，衝點熱水在裏麵，給大家分吃。
房子的住戶開門出來，見門洞裏擠了外公一家，很生氣，趕他們走。外公外婆們隻好領著舅舅們，背著棉被，提著水瓶，離開門洞，繼續漫無目的地朝前走，走一陣歇一陣。開頭大家還總想挑個幹靜一點地方歇腳，後來累得緊了，也就不顧，隨地而坐，四周死人，蠅蟲亂飛。如此漫走，到底無處可去，外婆便決定，還是最好先回家，她實在很惦念留在家裏的大舅，尚不知他是生是死。
可是回家的路已經不通，日軍設立崗哨，把守路口要道，鐵路橋洞都過不去。天色已晚，外公一家站在路邊，不知該怎麽辦。看到旁邊有一座木屋，他們便過去，坐在門外，稍事休息，商量辦法。房子主人聽見動靜，出門來問。外公自稱是新界元朗生意人，到九龍投親，過不了崗。那房子主人說：走難遇貴人，進屋來歇腳吧。那人是個木匠，說他的樓上有間空屋子，可以臨時租給他們住住。
外公一家走進那房子，向主人買一點豆糊，五人分吃。木匠看他們實在餓得可憐，分給他們一人一碗白米飯。已經好幾天沒有見過白米飯了，五舅不相信有人會送飯給他吃，看著麵前的飯碗，問：這是給我吃的嗎？很久不敢動手。
吃過飯，一家人爬上樓，住進那間空屋，沒有床，睡地板。滿屋都是臭蟲，大人小孩翻來覆去，無法睡著。五舅年紀小，一天辛苦之後，胸口爬滿臭蟲也不管，終於睡熟。外婆坐在一邊，通夜不合眼，幫忙捉三個舅舅身上的臭蟲，讓他們睡覺。
日軍把九龍塘作炮兵陣地，四處戒嚴。外公外婆帶了三個舅舅，每到白天，就在周圍打轉，想瞅空子過鐵路。一天轉下來，沒有機會，便回到那木匠的家，鑽回樓上空屋，伴著臭蟲過夜。終於有一天，早上四點鍾，外婆聽見外麵有人喊：戒嚴取銷了。她趕緊叫醒外公和三個舅舅，半睜著眼，背棉被，提水瓶，跌跌撞撞，拚命往橋上奔。剛跑過戒嚴線，日軍便開槍掃射。原來不是戒嚴取銷，是日軍換崗，接班的晚到，有了二十分鍾的空，讓外公一家人跑過去。
回到家，外婆看見大舅，兩眼不住流淚，對大舅說：你還活著。外公問大舅，日本兵到家裏來過嗎？大舅說：來過幾個日本兵，帶了米來，要我給他們煮飯吃。我隻好生火煮飯，他們吃飽了，臨走把剩的米留給我。大舅還告訴外公：上海七十六號也派了人，和日軍一道來家裏，搜查過幾次，什麽也沒找到，隻好走了。
外公一聽，馬上拉了家人，掉頭就走。既然七十六號曉得大舅一個人留在家裏，必知外公會回去找他。那麽一定也還會再來搜查，說不定已經埋伏在周圍。外公大小六人趕忙跑出去，找到餘啟恩先生幫忙，在山東街他的親戚黃醫生家樓上躲起來。從此一家大小不許出門走動，一連數日，舅舅們憋得要命，真是可憐。
好大一陣，九龍完全成了死城，毫無動靜。忽然一日，傳出消息，說是日軍下令，疏散難民。杜公館馬上給外公送來幾張難民證，囑咐他們拿了難民證，分批化裝難民，按照日軍指定的時間地點集合，逃出香港。外婆自然是要外公第一個先走，外公心裏著實很怕，但是不冒這險，留在香港，也隻有死路一條。
已經在香港街上逃來逃去四十八天，外公本已衣衫襤褸，狼狽不堪，作難民也不用化什麽裝了。友人高彤階先生指點，用椰子殼燒出油來，擦在臉上，臉就變得臘黃。那一夜，外婆和大舅兩個，一夜沒睡，給外公燒椰子油擦臉。外婆給外公準備了一個布包，一隻熱水壺，壺裏的夾層內塞四百元法幣兩張，港幣兩張。外婆又蒸了六個白麵饅頭，把兩個金戒指揉在饅頭裏。這錢不光是外公的路費，如果外公真能逃出香港，回到祖國，就要馬上寄錢給正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的母親，因為日軍占領香港，算來他們已經兩個月沒有給母親匯款，恐怕母親早已斷了糧。
第二日清晨五點，外公一步一步下樓，外婆一步一步後麵跟著，各自兩眼含淚。到門口，看見外麵街上，一群一群難民，都靜靜地走路。外公不敢回頭再看外婆，一步跨出門，加入難民隊，就那樣走了。他們兩人講好，如果回到國土，便在桂林相聚。但外公離開家門的那一時刻，誰也不知一家大小哪個能夠活下來，走回國土。
外公靠著椰子油塗黃的臉，拿了難民證，總算通過日軍的檢查，隨難民隊到了大浦，趕上一條漁船，黃昏獲準，離岸出發，駛往大陸。船在海灣，忽聽槍響，外公的腿已站不起來，以為是日軍發現陶希聖混在這條船上，追趕上來，幹脆躺在艙裏，準備等死。不料截船的是一群蒙麵海盜，船上每人交夠五元，即放行。日軍確實嚴加防範，決心活捉陶希聖。外公逃跑的那天上午，日軍獲得一份情報，說陶希聖企圖化裝難民，走陸路潛逃。日軍立刻封鎖各條路口，捕捉許多出走的難民，吊打逼供，到底沒有找到外公。
正是那時，外公跟隨的那批難民，到了葵湧，舍舟登陸，加速步行，走了半夜，到一個小村歇息。第二日早起，繼續急速步行，趕往目的地惠陽。不料將近惠陽，聽說那裏已被日軍占領，不能再去。難民隊隻好掉轉頭，四處亂走，外公自然也跟在裏麵，轉了幾天，到達橫瀝，無奈之間，再次上船，沿東江到龍口，才算終於遇到中國軍隊，已是陰曆除夕之夜。
外公亂走的這段時日裏，外婆也領了四個舅舅，逃出香港。送走外公之後的第二天，外婆聽說又有一艘疏散船白銀丸，要開往廣州。她馬上領了舅舅們，用另外幾張難民證，趕去上船。外婆抱了行李，大舅背著五舅，三舅拉著四舅，到了水師碼頭。日本兵很殘忍，在難民人群裏胡亂揚鞭抽打，周圍許多人臉上都流血。外婆讓舅舅們都低下頭，伸手罩在頭上，急急上船。
三百人的小船，擠了一千多人，都是潮州難民回鄉。外婆囑咐舅舅們，在船上不許講話，不許亂動，隻怕廣東難民聽出他們內地口音，恨他們占了廣東難民的座位，把他們都丟下船去。兩天一夜，滿船大人小孩，不吃不喝，忍饑挨餓，在海裏飄蕩。好不容易到了廣州灣，法國警察卻不許乘客下船登岸，而日軍又不許船回香港。
滿船人絕望之餘，有人耐不住，跳水登陸。法國警察就向水裏開槍，有人打傷，有人打死，在水裏翻滾上下，血染水紅，慘不忍睹。如此大人喊叫，孩子哭啼，鬧了一天，直到黃昏時分，法國警察下崗，船上人才從窗洞裏跳出去，爬上小木船，停靠碼頭，登上岸去。所有難民的行李，也由船員卸下，運去潮州會館保存。當夜外婆隻想保住幾個舅舅的性命，無暇去管行李，就算被人搶走，也隻有讓他們搶走了。
大小五人，在江邊小店吃一頓飽飯，再到西營找旅店睡覺。第二天一早，跑去潮州會館領行李。大院中間立椿圍繩，裏麵整整齊齊堆放了幾百件大小行李箱籠，兩個大漢手持木棍在入口把守，驗明船票身份，順利領回行李，一件不少。那兩個大漢也沒有因為外婆內地口音，刁難他們。拿著行李，走出會館，回頭看見旗杆上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外婆不禁熱淚盈眶。三舅四舅兩個立正，用童子軍三指軍禮，向國旗致敬。生死逃難，回到祖國，那感受十分強烈和深刻。
外婆獨自一人，領了四個舅舅，兵荒馬亂，寸步難行。萬般無奈，隻好給重慶的杜先生發電報求救。過了幾日，杜先生派的人到了，不僅給外婆幾個發了路費，還專門派了向導為他們領路。三舅至今還記得，那領路的人，叫做範瑞甫，三十幾歲，烽火連天之中，隻身翩然而至，受命護送外婆一家。從廣州灣出發，一氣連續走了十天路，外婆幾人坐轎子，範先生不坐，兩隻腳走了六百多裏，然後又坐車陪了三百裏。
過廉江縣的時候，範先生聯係，廉江縣長來看外婆一家，對他們說，明天要過十萬大山，不很安全，縣長派八個親兵，護送外婆一家到山那邊，之後不是他的地界，他管不了。第二天，八個親兵果然來了，雇了轎子，上路進山。過中午，見山頂有人持長槍，向下麵打手勢。縣長的親兵用口哨回應，然後領外婆一家轉來轉去，最後到一個峽口，幾個土匪守著一個大木箱，箱上插個白旗，寫個不認識的字。幾個親兵跟土匪交涉了半天，外婆和舅舅們每人付三塊錢，放進木箱，立刻放行。晚上過了十萬大山，那幾個親兵便完成任務，轉路回家去了。
據三舅說，範先生一路沉默寡言，任勞任怨，每到一地，安排外婆一家住好，就去聯絡當地軍政和幫會中人，準備下一日行程。進了深山峻嶺，範先生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前後照應。外婆一家到了柳州，可以坐火車到桂林，範先生的任務也便完成，一刻不留，飄然而去。三舅每次講完一個範先生的故事，總會感歎：如此剛毅沉著，來無影去無蹤，真是大俠客。
外婆領著舅舅們，從柳州坐火車到桂林的時候，外公也在龍口上了岸。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暖水瓶裏的錢取出，又把饅頭裏的金戒換了鈔票，找到一家郵電局，先發電報到重慶給陳布雷先生，報告平安脫險，又在郵電局櫃台上，給西南聯大我的母親匯四百元，匆忙間不及附信，隻注父字。
因為香港淪陷，幾個月接不到家人消息，我的母親在昆明早已心急如焚，終日以淚洗麵。突然被蔣夢麟校長叫到辦公室，告知重慶陳布雷先生發來電報，報告外公平安歸國，又收到外公匯款，才知道外公還活著，母親由不得在郵局櫃台上喜極而泣。
外公匯過錢之後，直奔菜場，買了一隻雞，拎到旅館，請店主幫忙煮吃，他一路上幾乎餓得要發瘋，看著鍋裏的雞，口水直流。雞還沒有煮熟，旅館門口開來一部小汽車，報告說廣東省政府接到重慶陳布雷先生通知，知道陶希聖先生到了龍口，派車接陶先生到韶關去。在韶關的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將軍設宴，為外公壓驚。外公雖然很心疼鍋裏那隻半熟的雞，卻也無法，隻好又忍著饑餓，跟隨車夫到韶關，住進互勵社。
吃過李主席的宴會，外公連夜給桂林當地所有報紙發電報，囑咐刊出一則消息：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將軍在韶關宴請陶希聖先生。外公和外婆兩人本來約好，回國之後在桂林相聚，當時外公無法知道外婆和舅舅們是否已經逃出香港，但他相信，隻要外婆他們逃出了香港，便一定要到桂林，或者可能已經到了桂林。其實外公自己還在惠陽橫瀝龍口打轉的時候，外婆和舅舅們就已經到了桂林，整日找外公找不到，急得要命。各地到處傳說，日本人捉住了陶希聖，剝了皮。聽到那種流言，外婆和舅舅們心裏怕得要死，隻有每天看報，希望獲得外公的消息。
那天早上，外婆又領著舅舅們，站在桂林漓江木橋邊的貼報欄前，忽然看到《掃蕩報》頭版，登出陶希聖在韶關赴宴的消息，才曉得他走東江，到了韶關，並沒有死。舅舅們讀了，大喊大叫，歡喜若狂。外婆心裏不知是悲是喜，隻有眼淚止不住的滴下來。
那之後，外公從韶關坐火車到桂林，總算一家人再得團聚。住過幾天，外公被熊式輝將軍邀請，同機飛重慶。熊式輝將軍剛接到任命，做中國政府駐美國華盛頓代表，他想請外公同往美國，做代表團的秘書，所以急著帶外公到重慶見蔣委員長，麵呈請求。為此熊式輝將軍讓外公用了熊夫人的機票，讓熊夫人晚一天飛重慶。但是到了重慶，蔣委員長沒有答應熊式輝將軍的請求，沒有委派外公去美國，而是將外公留在重慶，任委員長侍從室少將組長，由陳布雷先生直接領導。
外公離開桂林前往重慶之後，外婆也帶了舅舅們，於七月二十四號出發，從桂林搭火車，先到柳州，再到金城江，走了兩天。然後分搭兩輛大卡車，走了七天，才到貴陽。因為我的曾外祖母那時住在貴陽，外婆和舅舅們就在貴陽住了五天。曾外祖母給舅舅們講雲南擺夷人的習慣，看他們個個麵黃肌瘦，便給他們煮燕窩吃。第二天早上起來，幾個舅舅的臉都腫了。曾外祖母說：哎呀，娃娃們實在可憐，已經虛得不受補。八月十三號，外婆和舅舅們離開貴陽，坐木炭車，走川黔公路，到重慶去。當時汽油不夠，車子隻能用木炭生氣發動，爬坡無力，在大山裏，走得極慢。有時上坡，乘客們要下車走路，減輕汽車重量。這樣走了三天三夜，才到重慶。
半年之後，母親從西南聯大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同外公外婆及舅舅們團聚。至此，對於母親及其家人而言，驚心動魄的高陶事件，才成為一段曆史記憶，自重重噩夢中逐漸退隱下去。外公外婆，母親和舅舅們，終於在重慶度過三年無憂無慮的平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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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故事的主人是陶希聖女兒和兩個弟弟被杜月笙營救全過程，看著萬墨林保護仨孩子時刻，我真想豎大拇指。
其中真實性應該有一點點，至少比橫店神劇可信。我堅持認為，壞人會幹好事，好人也會幹壞事，可惜唯物史觀往往講原則。
這篇是2018年我邀旅美作家沈寧先生寫的專題文章，當時準備發表在文史資料《風雲際會》裏麵。後來大概對壞人打壞人故事存疑太多而遭再研究。
多虧現在有個自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