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視頻是美國企業學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員麥克貝克利Michael Beckley 於今年11月份在世界知識講壇World Knowledge Forum 2024上作的一場演講。觀點比較獨特，見仁見智，下麵做個比較詳細的翻譯介紹（不是全篇翻譯）供參考。
演講者挑戰了“中國永遠崛起”的觀點，指出2020年代標誌著中國史詩般崛起的終結，這將深刻改變全球秩序。他提出了三個關鍵點：
一. 中國的崛起不僅在放緩，而是在逆轉。
二. 全球“依賴中國的後遺症”正在帶來經濟和地緣政治挑戰。
三. 作為一個“巔峰國家”，中國對壓力的反應不佳，正走上一條危險的曆史路徑。
中國經濟逆轉，經濟放緩明顯，即使使用官方誇大的數據，中國經濟相較於美國正在縮小。獨立指標（如電力使用和生產力增長）顯示情況更糟。經濟低效，中國的生產力已連續十多年下降，投入更多資本卻產出更少。債務水平激增，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但未帶來顯著增長。公眾不滿增加，公共輿論惡化，“躺平”一代的出現，以及資本外逃，顯示民眾對未來不再樂觀。
中國崛起與衰退的動因
中國過去的快速增長是個異常現象，受短暫“順風”因素推動，而這些因素現已成為“逆風”的阻力。中國崛起的四個主要因素，地緣政治穩定，治理與政策轉變，人口紅利，自然資源。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四個因素的演變也導致了中國崛起的停止。
1. 中國崛起首先得益於地緣政治安全，在過去的40年裏，中國經曆了前所未有的地緣政治穩定，這為其經濟擴張提供了基礎。在此期間，美國在中蘇之間充當製衡力量，為中國提供了一定的外部安全保障。中國加入全球市場的時機恰逢“超級全球化”浪潮，世界貿易和投資激增，中國得以充分利用這一機遇發展經濟。
這種優勢如今已逆轉，中國周邊環境本身非常不穩定，被19個強大或動蕩的國家包圍。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加大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遏製力度，包括貿易戰、製裁和軍事基地擴建等措施。
2. 治理與政策轉變也促進崛起，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的治理出現了轉變，領導人開始優先考慮經濟表現，而不是意識形態忠誠。文化大革命期間，計劃經濟體係的破壞無意中為準私人市場的發展提供了空間，推動了經濟繁榮。
衰退開始在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治理更加集中化，政治控製增強中，嚴厲的防疫封鎖、信息審查以及向國有企業輸送補貼的政策抑製了創新和經濟效率。反腐運動讓官員們不敢嚐試創新，因擔心觸犯既得利益者或成為反腐目標。
3. 人口紅利進一步助長崛起，人口的快速增長為中國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每位退休人員對應10-15名勞動力，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這一人口優勢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推動了經濟增長。
衰退由於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結構開始崩塌，在未來10年，中國將失去7000萬勞動年齡人口，同時新增1.3億老年人。到2030年代末，勞動力與退休人員的比例將從15:1降至2:1，給經濟帶來巨大壓力。
4. 充足的自然資源支撐著中國崛起，中國曾經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水、食品和能源的自給自足使生產成本低廉，促進了工業快速發展。
但是，如今資源短缺已成為嚴重問題，中國一半的河流已經消失，許多土地和地下水受到汙染或退化。中國現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食品和能源進口國，這大大增加了生產成本和經濟脆弱性。
可見中國的崛起是由一些暫時性因素推動的，而這些因素如今已轉化為重大挑戰。環境惡化、人口結構下降、治理困難和地緣政治包圍共同表明，中國的經濟繁榮可能難以持續。
中國崛起到衰退的宿醉效應（handover)
許多國家的經濟與中國的快速增長緊密相連，依賴其市場和貸款。隨著中國經濟放緩，這些國家正麵臨經濟挑戰，包括出口下降和金融不穩定。隨著中國成為一個不那麽可靠的夥伴，各國越來越將其經濟問題歸咎於中國，使中國政府的地緣政治環境更加艱難。中國從崛起到衰退，將給地球村帶來深遠影響。
中國在經濟繁榮的時代，經曆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國經濟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占全球經濟增長的40%以上。這一崛起被視為具有深遠影響的全球事件，被比作工業革命等重大曆史變革。
全球經濟對中共的依賴越來越大。中國對進口的巨大需求（如大豆、芯片、汽車）使其市場成為許多國家的“金礦”。德國、韓國、日本和巴西等國家的經濟深度依賴中國，而中國對大宗商品的需求激增，也間接推動了俄羅斯等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基礎設施投資和貸款上，中國積累的財富支持了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在非洲，三分之一的主要項目由中國公司建造。這為合作國家帶來了“三重紅利”：出口市場、發展融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經驗。
然而今天，隨著中國經濟放緩，其進口需求下降，對外國商品的需求減少，影響了韓國、德國等主要出口國。中國的貸款也已枯竭，北京要求償還貸款而非提供債務減免，導致委內瑞拉、讚比亞、巴基斯坦等國家陷入債務困境。補貼出口與貿易失衡，為維持國內經濟，中國通過補貼支持電動車和太陽能等行業，將產品傾銷至全球市場，加劇了合作國家的貿易逆差。
中國經濟從崛起到衰退的變化，造成地緣政治與經濟反彈。反華情緒上升，全球對中國的好感度急劇下降，反華情緒達到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最高水平。許多國家現在將中國視為經濟和地緣政治威脅，而非可靠的合作夥伴。
中國作為“巔峰國家”
“巔峰國家”的模式是，這類國家快速崛起往往伴隨著對衰退的恐懼，在經濟放緩或停滯時往往表現出危險傾向，靠采取激進行動以維持影響力。曆史上，美國內戰後、20世紀初的俄羅斯以及大蕭條時期的德國和日本，都在國內鎮壓異見、對外擴張，甚至引發大規模戰爭。俄羅斯在2000年代，經濟因大宗商品價格高企而繁榮，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開始衰退。普京通過鎮壓國內異見、加強反西方宣傳，以及對前蘇聯國家實施經濟脅迫來應對，最終引發入侵烏克蘭及與西方的對立關係。中國表現出類似的特征- 增長放緩與國際壓力疊加，伴隨國內壓迫，加強對異見的控製，包括監控、審查和對青年及精英階層的掌控。對外采強硬政策，通過軍事擴張，在南海和台灣等爭議地區表現出更強的攻擊性。
中國正在表現出與巔峰國家類似的三種趨勢：
在國內實行威權統治，彈壓少數民族，軍民融合。習近平的領導展現出甚至“法西斯主義”的特征，包括權力高度集中、極端民族主義和對異見的壓製。政府通過宣傳鞏固忠誠，將習近平塑造成中國“民族複興”的核心人物。對少數民族采取極端控製和鎮壓手段，例如對維吾爾人的再教育營和監控措施，反映出一種極權主義國家的特質。將民用和軍事部門融合，以動員國家資源服務於地緣政治或軍事目標。
采取新經濟戰略，利用全球依賴。中國試圖控製全球經濟的戰略“咽喉點”，如稀土、芯片和海上貿易。通過經濟脅迫施壓，如因澳大利亞呼籲調查新冠病毒起源而對其發起貿易戰。加速從增長到影響力的轉變，中國放棄快速增長的承諾，轉而采用重商主義戰略，通過經濟杠杆獲取讓步。
軍事擴張，中國展現史上最大的和平時期軍備擴張，迅速增加軍事預算，建造戰艦，並擴大核武庫。在台灣海峽和南海等地區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軍事行動；造成地緣政治緊張，采用“軍事威懾”策略，例如台灣問題上的軍演，以及與印度的邊界衝突；通過聯盟進行外部平衡，與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等專製國家合作，形成對西方的製衡。這些聯盟包括軍事支持和經濟投資，擴展衝突區域以削弱西方的焦點。中國通過這些合作在技術和軍事上獲益，同時向對手施加更大的壓力。
展望美中競爭的未來，一場零和博弈，台灣問題和南海爭端等許多關鍵議題本質上是零和遊戲，幾乎沒有妥協的空間。但也可能，由於內部挑戰，中國的經濟和軍事擴張可能在10到20年內放緩，屆時可能迫使中國重新與西方談判。冷戰式的競爭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如技術進步，但未來十年仍然充滿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