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非小說類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 Jared Diamond 在其2019年暢銷書《劇變 - 國家在危機中的轉折點》(Upheaval -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用十二個危機因素構成的框架考察了六個國家在各自曆史轉折關頭的進退演變，然後分析了美中戰略競爭的優勢和劣勢，繼而轉入對世界未來的展望。書中談及美國時，也分析了威脅到美國民主製度的幾個根本問題。
第一個也是作者認為最嚴重的，是政治妥協的加速退化。政治妥協是民主對於專製的一個基本優勢，因為它既防止了大多數暴政，又防止了反過來少數對製度的癱瘓。美國憲法專門通過設置權力係統間的製衡來迫使政治妥協。曆史上，除了南北戰爭，美國基本做到了這點。一個比較好的例子是1981-86年間共和黨總統裏根和民主黨議長奧內爾（下圖）之間的互動，雙方都是老練的政客，有強烈個性，在政治哲學和政策立場上相互對立。但他們依然保持互敬，肯定對方的憲法責任，不超越遊戲規則，在預算等大事上總能從對立轉化為妥協，政府因預算通不過而關門的事聞所未聞。但這種政治妥協從90年代中期開始惡化，不僅在兩黨之間，還在黨內的溫和及非溫和派之間，譬如茶黨曾築起對共和黨溫和派的強大阻擾。在美國憲法政府前220年的43任總統任職期，總共隻有68項總統任命被阻擾，而在奧巴馬2008年任職後，共和黨通過癱瘓國會阻止了79項總統的政府任命。
(照片來自respectandrebellion.com)
這種不妥協趨勢是自我強化的，那些有妥協意向的議員無法好好履行人民代理人的本職，而不得不退出舞台。妥協的惡化，究其原因有三：（1）高企的競選活動開銷，使得議員更加依賴本地的捐款人，而捐款人更願意把錢給能為自己特殊利益堅持抗爭的議員，而不是走中間路線的。（2）為拉攏選地捐款人爭取款項，也使得議員更頻繁穿梭於華盛頓和選地，而難以保證足夠時間逗留華盛頓與其他議員建立交流和對話。（3）各州議會更多使用選區離間計，也即重新劃出選區疆界以使得選民分布有利某黨，其後果是特定選區裏選民單一性強，對特定黨派政策偏向強烈，使得中間路線候選人難有獲勝機會。
國會山中的不妥協還隻是一方麵，更嚴重的是整個美國都越來越極化，沿海大都市民主黨越來越占據優勢，而內陸地區則共和黨越來越占優。抽樣調查顯示，各黨選民越來越不能容忍對方，視對方為美國利益的敵人，更願意居住在周圍鄰居與自己有相同政治觀點的區域，甚至不願親友與對方黨友婚嫁。選民的互不容忍，也使得服從選民的政客更取不妥協立場。選民政見的極化也有幾大原因，（1) 信息小生境化，隨著有線電視，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的大量湧現，人們傾向於選擇合自己政治胃口的消息源，越來越陷入單一政治生態的小生境，對其他政見幾乎難有觸及。而社交媒體的互動，更增強了同類抱團異類拒交的現象。（2）社交資本的喪失，社交資本（social capital）指的是個人之間的聯係和社會交往，手機和互聯網雖然讓通訊便捷，但大大削弱了人際的當麵交流，因而也減弱人和人之間的親和感，和日本及歐洲比，美國人口密度小，就更放大了梳理感，後果是社會生活中的友善和忍讓程度降低，相互侵犯增加，從乘電梯不願稍等後來的人到道路駕駛不肯禮讓，即使在學術圈對不同觀點也愈加難以容忍。
第二個基本問題是美國的選舉投票率太低，選舉是保證民主體製活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活動，但美國幾乎有一半合格選民不參加總統選舉投票，地方選舉投票率就更低，一般在20%，在OECD國家裏是墊底的，澳洲強製性投票率在93%左右，意大利約93%，比利時約89%，其他歐洲和東亞民主國家在58-80%之間。美國選民被問及為何不投票時通常的理由是不信任政府，不認為投票有何價值，和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實際上很多人不能，因為他們沒注冊，注冊要憑帶照片的身份證明，如駕照，但不少非裔沒有，因為沒交付交通違章罰款，或者投票時間窗口不在周末，打工者難以抽身。這導致收入$150,000 以上的人群投票率超過80%，而收入低於$20,000人群投票率低於50%。
第三個基本問題是經濟不平等性，社會平等是美國的核心價值之一，1776年的獨立宣言第二句就是“我們堅信人人造而平等是不證自明的”。但今天美國的貧富差距正在很快擴大，在發達民主國家裏遙遙領先，1970年最富的1%人口擁有10%的全國收入，今天這個數據是25%。這被認為是公共政策和公眾態度兩者結合的結果，美國的財富重新分配(即將錢由較富人口向較窮人口轉移）政策要比大多數其他主要民主國家來得弱，美國人中有比其他主要民主國家多得多的人相信：窮人之所以窮是他們自己的原因，他們隻要努力工作就可以致富，而政府的低收入保障政策（如食品券）充滿了濫用，使得窮人不公正地富裕。還有一個原因是前麵說的高額競選開支，使得富人通過捐款更能不成比例地影響政策。
第四個基本問題是社會經濟流動性，也是是個人能夠克服經濟不平等性由窮變富的可能性。美國有比其他主要民主國家多得多的人相信，人們能夠憑自己的能力獲得相應的報酬。社會科學家用以驗證這個想法的一個常用方法是，計算成人的收入和他們父母的收入之間的相關係數並在不同國家間進行比較，相關係數若為１，表示子女的貧富完全取決於父母的貧富，若為０，表示子女的貧富完全取決於自己，和父母無關。結果是美國的家庭代際收入相關係數要高於其他主要民主國家，譬如有42%的美國子女他們的父母屬於他們那代最窮的20%，他們自己也處於自己這代裏最窮的20%，隻有8%的這樣的窮爸爸子女最後成了最富裕的20%。而在斯堪迪納維亞國家，這兩個數據分別是26%和13%。美國的社會經濟流動性還在變得更弱。
不平等性似乎是個道德問題，這不足以引起富裕美國人的重視，但不平等性的加劇會引起社會騷亂，這才是他們開始擔憂這個問題的時候。
第五個基本問題是美國政府對公共目的的投資正在減少，包括教育，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基礎設施，非軍用研發，以及其他需要大政府開銷的非經濟盈利領域。這使得美國逐漸失去競爭優勢。譬如對高等教育的投資越來越少，公共中小學也無法吸引優等生來提高師資，對勞動力的再培養也不夠。投資這些沒有眼前經濟效益的領域，其實是投資國家的未來。公共投資減少的一個原因是錢大多數在納稅人的口袋裏，另一個原因是太多的錢用於監獄，軍事，和健康，這三個領域裏，美國的花費遠高於其他主要民主國家。健康似乎是與未來息息相關而值得大力投資的，但問題是投資沒用在產生健康效益的地方，而是花在盈利性保險公司的高額保險費，高管理費，高價處方藥物，高額醫護人員投保，以及將急診間用於大量沒投保的非急診病患。
你看現在，民主黨和精英們嘴裏，美國經濟一片大好。可是升鬥小民，卻在痛苦掙紮。他們的不滿，就會上升發泄到政治層麵。Let's go Bra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