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丨群眾的絕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義的關鍵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於一場刺殺，德國人將會如何評價他？約阿西姆·費斯特在《希特勒傳》中設想了這麽一種可能，他的結論是：“隻會有少數人猶豫把他稱為德國最偉大的國家巨匠，或者德國曆史的完成者。”這真是一個讓人沮喪的判斷，因為它很有可能就是事實。
希特勒上台之前，由於他顯而易見的混亂、癲狂和可笑，以至於多數知識人對他輕蔑有加，圖霍爾斯基就曾經說過：“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他隻是他製造的噪音。”希特勒上台之後，人們一開始對即將到來的政治清洗充滿了恐懼，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重點打擊、定點清除了少數幾個代表人物，多數人並沒有真的受到波及，他們隻是被雨點打濕了衣服，被大風吹翻了帽子，但並沒有受到真正意義的傷害。於是，預想中的絕望，以及絕望中的反抗，都沒有出現。相反的，人們暗自鬆了一口氣，相互舉杯，竟有了劫後餘生的歡欣。
更加致命的是，劫後餘生的德國人發現他們正在“追隨”希特勒經曆一場極權主義“奇跡”：
在經濟上，“1933年1月，希特勒上任帝國總理的時候，德國有六百萬失業人員。短短的三年以後，德國實現了充分就業。原先不堪入目的苦難與大眾貧困，變成了普遍的小康狀態。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希望與自信取代了不知所措和絕望。更奇妙的是，從蕭條到經濟繁榮的過渡不是通過通貨膨脹實現的，工資與價格完全穩定”。
在軍事上，“在希特勒就任帝國總理的時候，德國隻有一支十萬人的、沒有現代武器的陸軍，沒有空軍。1938年，德國成了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大國與空軍大國”。
在外交上，成功擴軍意味著“廢除了《凡爾賽和約》的關鍵部分，即對於英國與法國的政治勝利，意味著歐洲權力格局的劇烈改變”。
麵對此情此景，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解讀希特勒》中幹脆利落地做了總結：“從1930年至1941年間，不管是在內政，還是在外交與軍事方麵，希特勒的所有行動都是成功的。”
甚少有人能夠抵禦大國崛起帶來的眩暈感。也正因為此，哈夫納承認費斯特思想實驗的結論：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戛然而止，德國人將會永久地懷念他、歌頌他，因為那些曾經對希特勒心存疑慮的人已經深深折服於他的“成就”和“偉業”。
事後之明總是太過輕巧甚至廉價，哈夫納說：“今天，老年人容易說：‘當時我們怎麽能……？’年輕人很容易會問：‘當年你們怎麽能……？’”但實情卻是，對身處其境的人來說，“必須具有極為罕見的敏銳與深刻的眼光，才能在希特勒的成就與成功中看出後來災難的根源，而且需要極高的人格力量才能抵抗這些成績與成就的魔力”。
這樣的人少之又少，彼得·德魯克無疑就是其中之一。這位日後成為現代管理學奠基者的年輕人當時還隻是一個默默無名的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畢業生。1933年希特勒掌權之前的幾個星期，年僅二十四歲的德魯克開始著手撰寫《經濟人的末日》一書，最早的節錄本在1935-1936年間由奧地利天主教徒和反納粹的出版商以小冊子形式印刷出版，1937年底完成書稿，1939年正式出版。今天，當我們站在塵埃落定的曆史盡頭回看《經濟人的末日》，會不由自主地歎服於德魯克的先見之明：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將會受其內在邏輯的驅使走向“終極方案”，也即屠殺所有的猶太人；西歐的大軍將無法有效地阻擋德國人；斯大林最終會同希特勒簽署協議。所有這些在當時正派的歐洲人聽起來天方夜譚式的預言，都一一得到了驗證。
這是一本異常傑出的政治小冊子——敦刻爾克大撤退和法國淪陷之後，英國首相丘吉爾下令把它列入英國預備軍官學校的畢業生書目，以期起到政治教育和宣傳的功能。但是這部小書名垂青史的原因不僅在於它的預見性和戰鬥性，還在於它是一部極具獨創性和開拓性的社會學專著。它不像哥頓·克雷格《德國：1866年到1945年》那樣探討極權主義的政治史和經濟史起源，也不像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那樣梳理極權主義的哲學史和觀念史淵藪，對希特勒的生平個性更是隻字不提（此類代表著作包括約阿西姆·費斯特的《希特勒傳》、哈夫納的《解讀希特勒》），《經濟人的末日》遵循的是韋伯開創的偉大的社會學傳統，探討社會力量的此消彼長，解剖個人的社會身份、地位、功能以及組織方式，對社會現象進行真正的“社會”分析，研究社會的緊張、壓力、趨勢、變遷和劇變。正因為觀點和方法上的獨樹一幟，讓這本小書不斷地重印再版、曆久彌新。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德魯克不無驕傲地指出：“本書是20世紀前半葉，也就是極權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事件興起之際，第一本試圖理解這一主要社會現象的書。即便是20世紀後半葉，它仍是如此嚐試的唯一作品。但願光憑這點就能使本書值得一讀。”
當一件糟糕透頂的事情發生時，極度震驚的人們往往會像兔子呆視著巨蟒那樣陷入肌無力和腦癱的狀態。一廂情願地默念咒語“我沒看見！我沒看見！”或者“它會消失！它會消失！”是無濟於事的，滿腔憤懣地指責、控訴甚至反抗同樣無濟於事。抵禦希特勒的魔力需要人格的力量，刺穿納粹德國的盛世幻象則須憑借理性的力量。
德魯克認為：“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脅的運動皆徒勞無功的原因，在於我們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麽。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的表征，卻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義。而那些自稱反法西斯主義者、將反對法西斯作為主要信條的人士，所堅決抵抗的是他們自己捏造的幻覺。這種無知才是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義之成因，看來才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究竟發生了什麽？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明白沒有發生什麽，或者說，在所發生的事情中，哪些是根本的，哪些是無足輕重甚至毫無意義的。
德魯克告訴我們，關於極權主義的成因與本質，有三種流俗的說法毫無意義：
第一，極權主義是“人類原始殘忍野性的惡意爆發”，這個說法之所以沒有意義，是因為它能夠解釋的對象太多了——“暴虐、殘酷和血腥是每一場革命的共有特征”；
第二，極權主義是“資本主義拖延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一搏”，這個說法之所以沒有意義，是因為它不過是在“扭曲曆史”，納粹德國的國防經濟壓根就不是資本主義，極權主義的興起也與資本主義的失敗無關；
第三，極權主義的興起是因為法西斯和納粹“無恥而技巧完美的宣傳手法”，以及“群眾被宣傳麻痹了”。對這個廣為接受的說法，德魯克的觀點尤其讓人意外，他直斥其為“對法西斯主義最危險也最愚蠢的解釋”。德魯克的理由是，首先，這個說法與事實不符：“直到法西斯主義勝利之前，所有宣傳工具其實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沒有哪家擁有廣大讀者的報紙不極盡揶揄希特勒和墨索裏尼之能事，支持納粹及法西斯的報紙則乏人問津、瀕臨倒閉。”其次，德魯克認為“宣傳隻能改變本來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滿足人們現在的需求，或平息人們麵臨的恐懼時，宣傳才具有吸引力”。一言以蔽之，“宣傳並非起因，反宣傳也絕非解決之道”。
那麽，究竟發生了什麽？德魯克的回答是：“群眾的絕望，才是理解法西斯主義的關鍵。”需要明確的是，此處的“絕望”既不是群體的心理幻覺，也不是政治宣傳的扭曲結果，而是社會力量此消彼長以及社會結構變遷所導致的公共政治文化心理的真實體現。一言以蔽之，所謂群眾的絕望乃是由“舊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絕望”。
有人也許會問，“群眾的絕望”難道隻是德意兩國的特殊經驗嗎？它為什麽沒有蔓延到英法諸國，進而摧毀英國人和法國人對資本主義以及自由民主製度的信心？作為一個失敗的民主實驗，魏瑪共和國可供檢討的問題非常多。有學者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當時半總統製和純粹的比例代表製的結合，導致整個新興的民主政體無法解決魏瑪麵臨的基本政治經濟問題，從而使獨裁作為一個替代性的方案登場。也有學者從公共文化政治心理的角度解釋魏瑪共和國的失敗，比如曆史學家弗裏茨·斯特恩在《非自由主義的失敗》中認為，“非自由主義的傾向”在1866至1933年德國的政治發展中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具體表現如下：有非常多受過良好教育但不問政治的市民階層，日益高漲的文化自豪感和民族主義的情緒，強調德國道路，對魏瑪憲法以及民主政府的深刻懷疑，對俾斯麥重大問題隻能由鐵和血才能給出回答的主張深信不疑。
對德魯克來說，德意兩國之所以出現民主崩潰的現象，是因為作為後發資本主義國家，民族統一大業以及“崇高理想”對德意人民具有致命的誘惑力：“德國與意大利在19世紀吸引民眾情感忠誠的偉大經驗，不是因為資產階級秩序的勝利，而是因為民族統一的勝利。兩國的革命運動首先都以民族為目標，其次才是民主。為了民族統一而戰，為了民族統一而流血犧牲。資產階級秩序隻是作為實現民族統一的工具才被接受的。”歸根結底，德意民眾與民主信條之間並未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聯係。一旦時勢不利，就會出現“救亡壓倒啟蒙”、“民族解放壓倒個人自由”的結果。相比之下，“英國、法國、荷蘭和北歐國家為民主奮鬥的經驗和傳統，則深植於民眾的心中。這些國家早就完成了民族統一，因此民主信念能憑本身的條件顯出情感的價值”。因此，哪怕西歐和北歐民主同樣麵臨著“經濟人末日”的威脅，但是民眾在情感和情緒上依然對“民主表象（facade of democracy）”抱有忠誠。德魯克相信，這種忠誠能夠確保外在形式（outward forms）繼續存活相當一段時間，哪怕背後的結構已經傾倒。
人是熱愛秩序的動物，古希臘哲人阿那克薩戈拉說：“在萬物混沌中，思想產生並創造了秩序。”通過思想分門別類，讓宇宙星辰各歸其位，江海河川井井有條，飛鳥蟲魚適得其所，老少賢愚各司其職，人心才能安頓，社會才能安定。不同的秩序擁有不同的基準，在德魯克看來，歐洲兩千年來所有的秩序和信條都源自基督教，它以自由平等為目標，並且把最終一定會實現自由平等作為秩序正當性的根據。
在極權主義興起之前，歐洲人有過兩次建立秩序的失敗嚐試：一次是資本主義，一次是社會主義。這兩種主義看似水火不容，實則分享了同一種人性觀——“經濟人”，說得更明確一些，就是“人類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是實現社會目標的方法。似乎隻有經濟上的滿足，才是對社會重要且有意義的事”。
資本主義曾經自信地認為能夠“自動”實現自由和平等，但事實卻是，經濟的自由雖然導致物質富足，卻無法實現平等，階級衝突和社會撕裂不減反增，“這個事實摧毀了20世紀歐洲人對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信仰”。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品和拯救者，蘇聯同樣沒有實現自由平等的理想。蘇聯的強大吸引力在於它承諾會帶來“新的社會秩序”及“建立平等”，德魯克認為他們“無法奠定真正的自由”。
分析至此，德魯克得出結論，導致經濟人的末日，並且催生極權主義興起的並非資本主義的失敗。社會主義是經濟人的最後一搏，這場鬥爭一旦未果，意味著“再無可能調和經濟領域的至高無上性與對自由平等作為社會之真正目標的信念”。
這就是德魯克眼中歐洲大陸正在發生的事情：舊有的社會政治秩序已然土崩瓦解，廢墟之上，絕望中的群眾亟需一種力量來填補真空，重建秩序。在德魯克看來，資本主義和其他主義都無法實現自由平等的社會理想，傳統的基督教會同樣難堪大任，它隻能“提供個人的避風港和精神寄托”，無法成為建設性的社會力量，“賦予群眾一個新社會秩序的理性”。麵對戰爭和失業這兩個現代社會的惡魔，絕望的歐洲人亟需出現一個驅魔者，哪怕這個驅魔者看上去粗鄙不堪像個小醜，哪怕這個驅魔者本身就是偽裝的魔鬼。
萬萬不可將這裏的魔鬼人格化為希特勒，在經濟人末日被召喚出現的魔鬼，不是某種人格化的存在物，而是“法西斯主義下的非經濟社會”。
《經濟人的末日》立足於兩個前後相因的判斷：“經濟人社會已經走向末日”，以及“非經濟社會的誕生具有必然性”。對此我們至少存在兩種回應方式：一是接著德魯克往下說，追問“非經濟社會”的可能性及其具體形態；二是反思檢討“經濟人末日”這個判斷的有效性。
如果接著德魯克往下說，那麽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德魯克的基本取向不是回到過去（比如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或者前工業社會），而是超越現在（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人社會）。“非經濟社會”的基本特征就在於不把經濟人作為社會的基本組織原則，但是其具體構想到底怎樣？無論在《經濟人的末日》還是三年後出版的《工業人的未來》，都言之不詳、付之闕如，很顯然德魯克隻有一個模糊的願景。1950年代以後他從宏大理論轉入管理學領域，表麵上看偏離了“非經濟社會”這個理想，實則是在“曲線救國”，因為他的基本判斷是：“唯有讓社會釋出新的基本力量，才有辦法真正抵禦極權主義的攻擊。”管理學的思路著眼於現代公司製度下的人的組織方式，以此對抗經濟人的基本理念和組織原則，隻是尺度從國家縮小到了公司。
在德魯克的構想中，不管“非經濟社會”的具體形態是什麽，都必須實現自由與平等這兩個基本價值。這是甄別真假“非經濟社會”的照妖鏡，“法西斯主義的非經濟社會”之所以是一條邪路，理由正在於此。
根據德魯克的觀察，過去的革命好比“新瓶換舊酒”：打破舊製度的外立麵（facade）時毫不猶豫，代以新形式和新口號也幹脆利落，但舊製度的“裏子”——社會的實質內涵卻改變得異常緩慢。相比之下，法西斯主義者的做法卻是“舊瓶裝新酒”，舊秩序的實質被無情地摧毀，最表層的舊形式卻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來。
以自由為例，雖然與極權主義的邏輯相互矛盾，但納粹德國並沒有把自由棄之不用，而是將它竊為己有，把“作為個體權利”的自由偷梁換柱成為“多數人反對個人權利”的“新自由”，悍然宣布這才是“真正的自由”。麵對這個前無古人但後有來者的發明創造，德魯克評價說：“路易十四從未在廢止自由的同時，裝腔作勢地頒布自由。反觀法西斯主義，卻宣稱成功地發明了真自由的秘密，這個秘密就在於廢除自由所有可能的內涵。”
相比自由，法西斯主義對平等的“實現”更具欺騙性和蠱惑力。各種法西斯組織如意大利的“下班後”、德國的“歡樂力量”把工人階級的閑暇時間充分組織起來，一方麵進行無孔不入的政治監控，實現“人的社會化”（關於這個問題，哈夫納有過精彩論述，他強調希特勒雖然沒有把生產資料社會化，但強調“人的社會化”——也即把人們從搖籃到墳墓集體地組織起來，采取集體的生活方式，把他們“牢牢地束縛於一套紀律”），另一方麵讓工人階級在閑暇時光享受到隻有特權階級才能享受的“奢侈性消費”：“戲劇、歌劇、演唱會的門票，赴阿爾卑斯山和國外的假日旅行，冬天到地中海和非洲，夏天到挪威北角的海上航行，等等。”不要小看這些非經濟滿足的價值和功用，作為“社會地位的權力符號”，它們足以“補償長期以來的經濟不平等”，使得“現有的經濟不平等看上去比過去要不那麽難以忍受”。
法西斯主義“實現”平等的手法，一言以蔽之，就是“用非經濟的滿足取代經濟的滿足，非經濟的回報取代經濟的回報，非經濟的考慮取代經濟的考慮，以此作為工業社會中的個人等級、功能和地位的基礎”。托克維爾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主的各種製度最大程度地發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通過提供非經濟的滿足以及社會平等感，“法西斯主義的非經濟社會”在一定意義上很好地解決了嫉妒難題，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它真的解決了歐美資本主義和蘇聯都無力解決的平等難題嗎？德魯克的回答是否定的：“這些努力頂多隻是真實事物的廉價替代品。它們可以補償經濟的不平等，但不能把作為社會區隔要素的經濟不平等徹底移除。在車禍中失去一條腿的人也許可以通過保險得到相當可觀的賠償，但是沒有任何保險賠償可以給他一條新腿。”
由是觀之，“法西斯主義的非經濟社會”並沒有真正實現自由和平等，德意民眾見證的不是奇跡而是幻象。
可是，問題在於，德意民眾何時能“意識”到自己見證的不是奇跡而是幻象？在1939年極權主義的極盛期，德魯克沒有任何現成在手的客觀證據來證明極權主義的必然失敗，他擁有的隻是理性，還有當理性不足時必須訴諸的價值信念。這個信念是什麽？我認為就是——自由平等是無法阻擋的。
以極權主義經濟“奇跡”為例，德魯克認為其奧秘隻有一條——“管製性消費”：通過全麵管控經濟生活，特別是管製消費，擠壓出資本，從而用來投資生產。在此過程中，雖然表麵上還保留著私有財產和私人獲利的原則，但是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失去了自主性。德魯克相信，管製性消費的主要問題“不在於經濟領域而在於社會和政治領域”。這是因為極權體製下的民眾“願意”接受降低消費，這樣一來，“槍炮取代黃油”就不是經濟選擇，而是一種道德和社會的選擇。也正因為此，與一般人的觀點相反，德魯克認為“降低消費並非極權主義社會的弱點，反而是它主要的力量源泉”。隻要在降低消費的過程中，下層階級的降低比例小於上層階級，就足以承擔“非經濟獎賞”的功能，從而維持住“極權主義非經濟社會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社會滿足感”。也正因為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德魯克承認，“極權主義奇跡的有效性和極權主義社會的穩定性都無法通過經濟得到證實或者證偽”。但是從社會學、政治學以及對人性的基本洞察出發，德魯克相信：“這些決定性的問題完全取決於極權主義能否完成它的社會和政治奇跡，以及它能否驅逐惡魔，恢複社會和世界的理性。”
簡而言之，“如果崩潰真有一天到來，那也會是道德的而非經濟的崩潰”。我認為這是一個無比英明的判斷，它不僅在德意兩國日後的失敗中得到了驗證，而且對於今日各國也極富啟發性，很多學者判斷經濟發展是國家的穩定器，除非經濟崩盤社會才會崩潰，但德魯克告訴我們，全力以赴地提振經濟，希望以此來延緩和療治社會和政治的病征，也許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或許有人會不滿意德魯克的分析進路，認為其中摻雜了太多社會心理學的分析和價值判斷的元素，但是在我看來，喪失了道德維度的社會科學將不能解釋人為何如此行動，社會組織的合法性以及與此相關的穩定性問題。價值判斷不是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它是人類理性的內在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理性不足時的必要補充。
德魯克堅信蟄伏於社會深處的、基於個人自由才有可能蓬勃生長的力量。為此他一再警告西歐民主國家，切不可讓經濟生產附屬於軍備和工業防禦，因為軍事和組織永遠都不是首要的目標，個人自由、個人在經濟社會中的尊嚴和安全才是。也正因為此，德魯克接受“經濟人末日”這個基本前提，但絕不接受“法西斯主義下的非經濟社會”這個解決方案，他把希望寄托於“在我們現有的經濟社會基礎上，發展出一個新的、自由平等的非經濟社會”。
在我看來，“經濟人末日”不是一個普遍有效的論斷，在時間上它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特定曆史階段的產物，在地理上隻適用於德意兩國而不適用於英美等國。“經濟人末日”這個論斷既低估了“經濟人”概念的彈性和容量，也誤判了“經濟人社會”的苟延殘喘能力（以蘇聯為例）以及自我糾錯能力（以歐美資本主義為例）。
一直以來，理論界都在試圖擴充理性-經濟人的概念，用合情理的、自愛等觀念去增厚理性-經濟人的單向度理解，但是另一方麵，如果理論上的修訂不能反映到製度安排上，如果社會組織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仍舊是傳統的經濟人假設，那就隻是理論家的自說自話。毋庸諱言，現代資本主義所孕生的巨大不平等與選舉意義上“徹底的民主製”構成的巨大張力，是當時的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度所無法消化的積食。但這不意味著隻有“非經濟社會”（無論它是法西斯主義的還是自由民主的）一條路可走，事實上還存在著另一種可能，就是在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度內部進行挖潛，部分承認社會主義以及平等價值的合理性，但不放棄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度的基本框架。
1920年代，英國保守黨議員斯克爾頓意識到英國正在步入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帶來的關鍵問題是“普羅大眾——他們中的多數人依靠工廠的工資生活——的政治地位和教育地位遠遠勝過其經濟地位”。斯克爾頓相信，整個國民生活因此處於結構性失衡的危險之中。修複這一失衡的方法不是走“法西斯主義的非經濟社會”道路，而是實現所謂的“財產所有的民主製”。斯克爾頓明確反對社會主義公有製，理由是“每個人所有，就等於沒有人所有”。但與此同時，他清楚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對財產匱乏的普通民眾所具有的魅惑力，就此而言，“財產所有的民主製”本質上是執兩用中的策略：在反對公有製的同時，通過大範圍地拓展財產所有者的數量讓保守主義者得以正麵回應社會主義的挑戰，這麽做的優勢在於“既不會導致革命也不會對工人階級的要求無動於衷”。與此同時，鑒於私有財產對於個體性的充分發展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唯有有產者才有能力保持人格的獨立性、主動性和責任感，因此，在“徹底的民主製”成為現實的“新時代”，就應該大範圍地擴展財產所有者的人數，借此將工薪階級的經濟地位提升到與其政治、教育地位相匹配的程度，保證他們擁有實踐政治自由的品格與能力，從而解決國民生活失衡的時代問題。
“財產所有的民主製”致力於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實現自由平等價值，按照德魯克的標準，這當然仍舊屬於經濟人社會的思路。從戰後的發展看，這一努力（包括二戰期間興起的福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美國的羅斯福新政）雖難言徹底成功，但有一點是清楚的，資本主義因其巨大的自我調適能力而續命，並未走上德魯克預言的“非經濟社會”的道路。同樣的，蘇聯在戰後仍舊堅挺了四十餘年才轟然倒塌，盡管它的確從未真正實現過自由平等的現代承諾。
馬克思說，曆史經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遺憾的是，人類似乎天生是一個鬧劇演員，誰都無法預言那些東西會不會再次卷土重來。
時間來到2016年，距離二戰結束已逾七十年，這七十年裏，有的大國崩潰了，有的大國正在崛起，有的奇跡業已證明是幻象，有的奇跡光環褪色，巴黎剛剛經曆暴恐襲擊，伊斯蘭國的威脅如影隨形，朝鮮的核試驗又紛至遝來，追求平等的歐洲福利國家危機空前劇烈，以自由立國的美國正在遭遇桑德斯與川普的左右夾擊，時代似乎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類法西斯的“非經濟社會”的誘惑再次出現。
也許，德魯克關於經濟人末日的預言並沒有錯，它隻是提前了半個多世紀？
德魯克在1994年的再版序言中說：“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現在的世界，或許跟之前的所有社會一樣，瘋狂錯亂。但偏執不是治愈瘋狂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瘋狂的環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現代性的根本宗旨就是憑借人類理性去營建和維係一個理性、有序、可控和可理解的社會秩序。雖然二十世紀的曆史充滿災難和無序，但在一個上帝遁形的時代，我們隻能將現代性的自由平等理想堅持下去，讓自己的行為理性起來，正如德魯克所言，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擁有一個正直的、有意義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個正直的社會。
就此而言，德魯克給我們的啟示也許並不在於“非經濟社會”這個理想，而是無論采取哪種社會組織形態，我們都必須堅持“自由平等”這個信念。
所謂“敗而不潰”，或許這就是現代人的宿命吧。
本文原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380期，2016年5月15日，原標題為《“非經濟社會”的誘惑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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