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北京（4）
在日本過得越久，對日本的憤恨和仇恨也就越大？
標題這句話是我姥爺在他的自傳裏寫的，1925年-1928年，姥爺曾就讀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以前回北京的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在外麵玩兒，買東西、吃飯或看朋友，我爸媽一向對此頗有非辭——你到底是回來看誰？
這次到家的第二天，我媽一早就堵在臥房門口給了我一本書：“這是你姥爺的自傳，有空好好讀讀。你姥爺的一生不簡單。。。”我當時猜老媽的言外之意是沒事兒別老往外跑！於是心領神會，那天我就在家讀姥爺的自傳。
我姥爺1975年就去世了，那時我13歲。因為他和姥姥住在開封，所以我和姥爺不算熟。四歲那年我爸帶我去過一次開封，那是我對姥爺最早的記憶，而那個記憶裏的姥爺就是個特別胖的慈祥老頭，穿藏青的棉中山套裝，身形高大，大腹便便。
最早我媽兄妹四人中隻有媽和二姨在北京，後來三姨和舅舅兩家也先後調到北京，這樣姥姥、姥爺來北京的次數頻繁起來，而且每次都是住在爺爺的四合院兒。即便如此，我白天上學，跟姥姥、姥爺也沒什麽接觸，更談不上有很深的感情。
至於我媽說的姥爺一生的成就，以前的確知之不多。四歲時記憶中開封姥爺家住的房子很大，房間也挺多的，比我們在北京四合院裏的平房舒適，說明姥姥、姥爺家生活不錯。
其實我媽對她的父母也不是那麽了解。我讀姥爺傳記那天是9月30日，翻開第一頁，第一行恰恰就寫著姥爺的生日是1901年9月 30日。我問媽是不是因為今天是姥爺的生日才想起來給我讀他的傳記？我媽說她根本不知道姥爺的生日是哪天。這大概也是為什麽我很少聽到媽媽說姥姥、姥爺的事兒，她15歲就離開家上軍醫學校，對自己的父親並不了解。
姥爺是1975年在北京去世的，直到追悼會上我才知道他老人家其實是官至省級、名至中央的幹部，如今在百度百科上也有一頁，該算是我家直係中最有成就的中共。
讀完姥爺的自傳，我確實對他老人家刮目相看，戎馬半生，出生入死，他的履曆真挺神奇的——
姥爺出身安徽農村，中學畢業後當過教師。但終因不甘貧困和地位低下，於1922年參加了馮玉祥的部隊。
1925年姥爺考取留日，被送往日本東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直到1928年回國。回國後在馮玉祥部擔任過營長、團長，軍校教導師、中隊長、大隊長等官職。
九·一八事變之後姥爺在山西加入了共產黨，1933年他所在軍校並入抗日同盟軍，與吉鴻昌等共事，同時作為中共地下黨從事革命活動。
1934年姥爺被派到到西安楊虎城部的步兵訓練班任教官，因利用講課之便宣傳中共政治主張被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追捕，後經馮玉祥安排，在南京國民黨中央軍校擔任教官。
1937年姥爺被調到到楊虎城部任副旅長。 “七七” 事變爆發後，他帶兵赴山西戰場，參加了著名的忻口戰役、中條山戰役、芮城大溝南戰役等，其戰況每每慘烈，有一次幾乎全軍覆沒，全旅隻剩下23人生還。
抗日戰爭勝利後，姥爺在開封以開辦製藥廠為掩護，繼續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淮海戰役期間策反了國民黨劉汝珍部。
解放後，姥爺的中共身份沒有得到及時恢複，所以在民革和政協任職。文革期間因留日和國民黨官員等經曆遭受衝擊，身心俱疲，離世時74歲。
據說姥爺去世後，為了能在他身上蓋上黨旗，他的一些學生和部下費了不少周折。原因之一是他留日那段曆史很難得到清白的證明，盡管姥爺生前幾乎沒有人聽他說過一句日本話。
在姥爺的自傳裏有很大篇幅是寫他去日本留學的，我讀這部分的時候可以感覺姥爺的心理負擔，能讀出不少欲言又止和言不由衷。
關於姥爺留日的經曆，大概是這樣的：
一九二五年春，馮玉祥在其部隊中考選留日學生，我姥爺被錄取。他們一行十六人到日本東京後先學習了四個月的日語，然後被分到靜崗卅四聯隊實習了半年，了解軍士的各種職責、任務，這是軍隊組織教育訓練的基礎。實習結束即轉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是該校第十九期學生。
姥爺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是培養教育陸軍將校的地方，分：步、騎、炮、工、輜、航空各科；主要課程有戰術學、兵器學、地形學、軍製學、築城學、交通學、衛生學、馬術等。。。其次還學習操典、陣中要務、射擊教範、築城教範、兵器/被服保管、內務條例等”。
教法是“先講後演、由小到大、由簡及繁”；“教練的重點為班、排、連的各種指揮”。
（網圖：1907年建立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校址）
第十九期從一九二六年秋正式轉入本科，本來要學滿3年，但一九二八年中國發生了“五三慘案”，日本對中國軍事壓迫日益加重，因此“十九期全體同學，基於愛國天良，都已無心繼續讀書，乃向學校當局要求提前返國。”經過幾個月與校方的抗爭，“日本陸軍當局終於給以他們退學，於當年七月返國”。
讀姥爺回顧這段經曆，我覺得他那時對日本的感情也是很複雜的。
一方麵，他覺得日本人歧視中國人，這一點讓他覺得心理上對日本有日益增長的仇恨，用他的話說“在日本過得越久，對日本的憤恨和仇恨也就越大”。
姥爺恨日本有幾個原因：第一，上學時日本人在學術上對中國人有所保留。如果課程中涉及到某種秘密，日本教官“就不予講解或命令中國學生退堂”；在參觀某些築城要塞或實地作業時，也要求中國學生止步。。
其次，不僅在士官學校如此，“在街道上、火車上，遇到中國人或聽到中國人說話，日本人馬上以瞧不起的神色和輕視的態度說“支那人”！
另外姥爺認為在他留日的時候就感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野營演習中，日本教官總是“令中國學生當假想敵，讓日本學生攻擊我們”。
但另一方麵，姥爺對他留日的經曆基本上持肯定態度：“盡管士官學校教官敷衍了事，對中國學生隻是走過場的教育，我們確實學了些東西”。並且還表達了他某種程度上對日本的羨慕——
他認為日本“的社會秩序好。這個資本主義雖然幼小，但比起中國確實進了一步。日本人的生活習慣、文化娛樂、都市的各樣建設、交通運輸等比中國好得多”
“在這裏讀書的條件比北京好多了，要什麽材料有什麽材料。世界上新出版的書，不到三個月日本即翻譯出來。真正研究學問，這個環境太好不過！”
“羨慕日本人沒有不識字的，小學教育普遍。每一個市鎮或鄉村，都可遇見成群的可愛小學生背著書包上學校讀書，這些成千上萬的小學生後生可畏”。
姥爺還說“天天可以看到日本勞動者終日辛苦不停地勞動。日本人的勞動精神也給我們極大的影響”。。。
他甚至還對照日本武道士的忠誠精神對我們中國人的不抱團提出了批評：“中國學生在士官學校和聯隊實習中，常被日本人罵作一盤散沙，當時的留學生分成不同的體係：馮玉祥送的，張學良送的，蔣介石送的，還有各省送的，軍閥送的，自費的等等，他們之間打架，不相往來，互相攻擊爭吵，對立。。。有失國體，讓日本人看到瞧不起，還當作笑話傳”。對此姥爺感歎說：“日本人向我們表示驕傲或瞧不起，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姥爺的這個自傳確切地說是文革初期給組織寫的“自白書”。裏麵在講述每一段經曆之後都不會忘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比如他寫了在馮玉祥部受訓的經曆後馬上批評馮玉祥武斷粗暴的軍閥作風，並自我批評他自己也受到這樣作風的不良影響。
講到留日的經曆也是一樣，他一麵說在日本他學到了軍事教練上新的組織辦法，戰術戰略和指揮運用等不少東西，但也承認日本軍國主義作風對自身的滲透。
雖然姥爺在這份自白書裏竭力表達了他對日本的憎恨，但不經意中還是流露出對日本先進方麵的“讚許”。用今天的觀點看，姥爺對日本的看法挺客觀的，但是在文革期間的自白書裏這麽說，那一定會被認為是對日本的溢美之詞，是親日的。你再怎麽說仇恨日本也不會有人相信，難怪姥爺到死都沒有等到平反。
幾年前我看到廣告，有一個由李現、魏大勳等出演的電視劇《人生如若初見》即將開始播放，廣告中說此劇講的是中國第一批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的事跡。本來想看，結果不知道什麽原因沒幾天就被下架了，非常遺憾，至今再無提及。大概關於日本的往事都不太好說吧。
上圖：《人生若是初見》劇照
雖然以前並不知道姥爺在日本留過學還會說日本話，但我們一輩中，姥爺有兩個外孫女如今定居日本，並在那裏成家立業。不知道若是姥爺在天有靈，知道了會作何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