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時因地演變的宗教

宗教作為上層建築，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宗教傳播到其它地方，就會在當地本土化。這些都是宗教演變的因素。

基督教傳播，就要適應非猶太人的風俗，如聖誕節的產生，就是把非猶太人的習俗宗教化，把世俗過冬至的節日變為基督教節日。如聖誕樹這樣的東西，在《聖經》和基督教教義中都是沒有的事情。又如基督教傳播到猶太人之外，要適應希臘文化，而產生了三位一體的教義，以說服受希臘邏輯哲學影響的人入教。三位一體教義不是《聖經》中明確表述的東西，而是後人解釋《聖經》構造出來的。

佛教在南亞以小乘佛教為盛，傳入中國則被儒化，變成以大乘佛教為主，尤其是禪宗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產生了《六祖壇經》這樣的佛經。《六祖壇經》是唯一一部非釋迦摩尼言論記錄的佛經。禪宗是佛教中國化的經典案例。

《聖經》書寫的年代是奴隸製年代，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很多理念都過時的。比如說石刑，《舊約·申命記》22章21句就把破了貞操的新娘用石刑砸死。今天，石刑是被視為違反人權違反人道主義的，沒有那個教會會根據《聖經·舊約》來支持石刑。再有就是同性戀。《舊約·利末記》18章22句中，上帝明確禁止同性戀。歐洲中世紀是政教合一，基督教教會有生殺予奪大權，同性戀受到殘酷迫害。實際上，在冷戰時期的麥肯錫時代，同性戀與無神論者都受到歧視和迫害。但是，今天教會也反對歧視同性戀。可見基督教在曆史演變中屢屢拋棄《聖經》中的一些規定。今天，教會不能僭越世俗法律對不守貞操的婦女實施石刑，也不能突破政治正確歧視同性戀。即便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社會，基督教也是守世俗法律規範，基督教教義也得服從於世俗政權的法律法規。

基督徒認為《聖經》是神聖的，但這種神聖性是會變的，要隨著地方和時代而變化。並不是說《聖經》說的一切都是不能違背的，因為對《聖經》的解釋是可以改變的。

十六世紀歐洲發生了宗教改革，產生了新教，新教對天主教教義做出重大改革，對許多教義作了重新解釋。

宗教改革改變的觀念之一是人人都可以和上帝溝通，不必通過牧師和教皇，即與上帝溝通是教徒的權利和能力，並不一定要通過牧師或教皇才能知道上帝。這就是謂之“信徒即祭司”的普適原則（universal priesthood of believers ）。這也是西方“宗教自由”的起源。宗教自由或者信仰自由源於宗教改革，新教自己定義自己的教義，可以有自己對《聖經》和上帝的解釋，這是西方宗教自由的本意。三自教會就是“信徒即祭司”原則的具體實踐之一。既然教徒可以自己解釋《聖經》和教義，基督教中國化就是“信徒即祭司”原則的一個應用。

亨利·樊，首倡三自教會

英國國教聖公教的一個神職人員亨利·樊從1841年到1873年任教會傳教協會（Church Mission Society）的幹事，他提出了本土教會（indigenous church）的傳教戰略。他是基督教最早的傳教戰略家之一。三自教會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播基督教，建立本土教會。就是說基督教的本體化是基督教傳播的重要戰略。自養，自治，自傳符合新教“信徒即祭司”的原則。基督教如此傳播一是降低成本，自養自治就是資金本土維持。自傳就是本土化，讓基督教適應本土文化，降低傳播阻力。所以，基督教中國化本來就是西方提出來的。美國傳教士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54年到達寧波傳教，1885年他在《中國記錄與傳教》（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闡述三自教會的理論與實踐，這一係列文章於1886年匯編成書《栽培與發展傳教教會》（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在中國倡導三自教會運動。可以說，倪維思是中國三自教會的創始人。

倪維思，中國三自教會創始人。

宗教革命修改的另一個重要的教義革命就是把品行（good works）排斥在救贖的必要因素之外。推崇“因信生義”（Sola fide）的教義。英國國家聖公會1571年完成了它的《三十九條教綱》（Thirty Nine Articles of Religion），其中第十一條為“我們在神麵前被算為義，隻是因為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憑信心的功勞，而不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或應得的”。原罪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因為原罪，人就需要被救贖。怎樣才能得到救贖呢？中世紀基督教教義認為是品行，人的行為要符合《聖經》才能得到救贖，而新教認為得救的充分必要條件就是信。按時拉丁文Sola fide，就是僅憑信來得救。 當然，新教有4萬1千流派，每個流派對品行與信仰對於得救的作用解釋各不相同。但是，僅憑信這個教義和中國文化是相衝突的。中國人講“聽其言觀其行”，講“言必信行必果”，講“知行合一”。你說你信了，為什麽行為上沒有表現出來呢？我怎麽知道你的信是真信還是假信呢？所以，基督教要中國化的要點之一，就是教徒要向善，要有高尚品行，要以品行來體現“信”，這相當於恢複基督教中世紀教義。

這在西方職場中是一個巨大的文化震撼。在公司裏，職員一百各式各樣，魚龍混雜什麽人都有，公司內部人事鬥爭和很激烈，勞資衝突和很厲害。工會和管理層就是對抗的。但是，你問公司裏任何一個西人，每一個人都說是信上帝的，還說得出他們信的是哪一教派。當然，那是剛剛到海外的時候的事情，後來才知道問他人信仰是一個忌諱，政治正確的社交方式就是不討論信仰問題。好像特朗普這樣一天不撒謊就無法生活的人，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基督徒，他下令警察鎮壓黑人抗議後，到教堂門口舉起聖經。那些鎮壓黑人的警察和被警察鎮壓的黑人，可以都是基督徒。

西方極右勢力，往往都是信仰很深的基督徒。恐怖主義分子，也是極端原教旨主義。“因信生義”或僅憑“信”，是說人無力通過自己的努力而得救，得救隻能是依靠上帝的力量，隻能通過“信”。這個教義，開脫了很多惡行，使人放棄了行善的努力，而隻流於周日到教堂和給教會捐款的形式主義。

很多西方傳教士到中國為中國人做了不少好事，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其中一些還支持過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為中國人民革命做出貢獻。基督徒可以是善的。但僅憑“信”的教義不符合中國文化。

基督教中國化最大的一場運動就是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是新教4萬1千門派中之一派，是拜上帝教。所以，基督教中國化不僅僅有三自教會，還有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就是基督教新教的運動。

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是之一的空想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基督教共產主義。馬克思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洗過的路德教會基督徒。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的正義同盟（League of Just）是一個基督教共產主義組織，後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把正義同盟改為共產主義同盟（Communist League）,並為其寫了著名的《共產黨宣言》。《聖經·使徒行傳》第2章44-45句和第4章的第32-35句，就講了財產公有按需分配的原則。空想共產主義鼻祖《烏托邦》一書的作者湯姆斯·莫爾是天主教聖徒。他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那時候王權在教權之下，大法官是國王的最高顧問，相當於教廷派去領導英王的政委。莫爾是文藝複興的思想家，是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本主義者，他反對政教分離，反對宗教改革。這是基督教裏的共產主義思想家。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共產主義實踐有捷克南部泰伯山上的天主教徒，他們（Taborite）在十五世紀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社團，他們共有的財產包括一個金礦。基督教共產主義社團，相當於中國的人民公社，就是集體所有製，是生產生活行政合一的團體。

五月花號船100人在這登陸，其中一半是清教徒，他們簽署了一個五月花公約，是北美第一個政治文件。他們建立的這個殖民地的頭兩年半實行的就是共產主義製度，沒用私有財產，沒用分工。他們建立了人民公社似的農莊。二十年後他們中間富有的人擁有了黑奴。

在北美大街上，常常看到穿著白襯衫和西褲，背著雙肩包的英俊小夥子，西人，打照麵是蹦出流利的中國話。這些是傳教士，專門向中國人傳道。他們自稱是摩門教。摩門教以一夫多妻出名。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摩門教興起是教眾幾百萬，1831年開始實行共產主義製度，教徒把財產都捐給基督教會充公。

圖：加拿大滑鐵盧北郊的聖雅各小鎮居住者孟諾教徒，他們至今使用馬車做交通工具，因此保留了製作木輪的手工藝。

加拿大滑鐵盧的北郊聚居著孟諾教徒（Mennonite），他們也有集體所有製的基督教公社習俗。歐洲宗教改革中最激進的一支是再洗禮派（Anabaptism），再洗禮派中著名的實踐基督教共產主義的教派是哈特派教徒（Hutterite），哈特派後來派生出孟諾教（Mennonite），孟諾教派生出亞米希教派（Amish）。實踐《聖經》共產主義的基督徒，至今還有一些零散的基督教公社，這種基督教共產主義實踐在今天基督教中少得幾乎可以忽略。曆史上所有全世界基督教徒實踐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的公社的總和，遠遠不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的規模。由此可見，基督教中國化是完全有可能的。既然基督教演變出來的共產主義可以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變成中國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督教中國化也是有可能的。

縱觀古今，宗教會變化，宗教會隨著時間和地點而變化。宗教中國化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須的，必要的，這符合亨利·樊本土教會的傳教理念。宗教不能作為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的異物嵌在中國社會中，那就如一個異物在身體中，會被身體排斥出去。隻有中國化了，才能成為中國和諧社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