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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英口述)
圖:筆者在羅浮山衝虛古觀。1939年第四戰區第三遊擊區政治隊住在這裏,1945年是東江縱隊司令部所在地。羅浮山是道教真人葛洪煉丹處。葛洪著有《肘後備急方》,其中有治寒熱諸瘧方:“青蒿一握,以水兩升漬,絞取之,盡服之。”
(李子英與中國共產黨同年,以下是她口述的入黨抗戰的故事)。
1938年10月12日,日軍在大亞灣登陸。日軍登陸大亞灣後,沿廣汕公路進攻廣州。10月15日惠州失陷,16日博羅失陷,19日增城失陷,21日廣州淪陷。20日半夜,廣州淪陷前夕,我隨第四戰區民眾動員委員會133戰時工作隊沿西江往雲浮撤退。133戰時工作隊隊員基本都是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隊員。這是一國民政府編製下的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團體。
廣州淪陷後,廣州及其周邊如增城、東莞、番禺、南海、中山等地變成了日本占領區,是敵後。韶關成為後方,是廣東國民政府所在地。博羅地處廣汕公路途徑地區,是前線遊擊區。廣州淪陷沒有幾天,10月25日武漢淪陷。日本占領中國半壁江山,淪陷區與大後方格局既定,抗日戰爭從戰略防禦階段進入戰略相持階段。蔣介石於1939年1月底推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2月下旬133隊就被調往韶關解散了。
到了韶關,我在西河壩入黨,根據黨的指示,參加了第四戰區的遊擊訓練班。訓練班結束後,四月底加入了第四戰區第三遊擊區政治隊,從後方韶關到了前線博羅,來到羅浮山。當時博羅國民黨縣政府比較開明,很多抗日團體在博羅開展工作,共產黨展開各種抗日活動有相對寬鬆的環境,博羅縣因此有小延安之稱。
我們這支政治隊共20人,其中5人是共產黨員,組織成一個支部。後來又發展了兩個黨員,變成7個。開始我們住在羅浮山衝虛古觀。沒有多久,我們就到黃龍觀,那裏駐紮有國民黨遊擊隊,我們給國民黨遊擊隊隊做政治訓導工作。但是,這些國民黨遊擊隊隊每天賭博睡覺,沒有什麽抗日熱情,政訓工作基本是對牛彈琴。
黃龍觀政訓結束後,我們政治隊分幾個組,在福田、長寧這沿廣汕公路一線建立軍民合作站,組織民眾戰時為遊擊隊救護傷員,傳遞情報,提供後勤。我所在的小組一共三個人,住在瀾石,和博羅的華僑回鄉服務團一起做民眾抗日動員工作。華僑回鄉服務團辦識字夜校,我們不參與。但是,我們和他們一起貼抗日宣傳標語,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話劇等。
華僑回鄉服務團這個名字現在聽起來怪怪的,不知道的人聽到這個名稱很難想象出是抗日組織。武漢淪陷以後,日寇和國民黨進入蜜月期,凡是淪陷區的國民黨軍隊都自動變成了偽軍,國民政府取締許多抗日社團,合法的抗日組織不能有“抗日”、“救亡”之類刺激日寇的字眼。東江一帶很多下南洋的華僑,日寇大亞灣登陸一路燒殺擄掠,殘害中國人民。日寇攻占惠州後,屠城三日,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南洋華僑聞訊後悲痛欲絕,他們義憤填膺地回到東江一帶參加抗日,或明或暗地接受了共產黨的抗日領導。這些回國抗日的南洋華僑和自己的老鄉組織起了華僑回鄉服務團,其中許多骨幹後來都到了東縱。
國民黨內部也很複雜,第三戰區司令部抗日氣氛高一些,第三戰區指揮部則反共氣氛高一些。但是,無論是政治隊,還是華僑回鄉服務團,基層黨員身份都是秘密的。當時第三遊擊隊司令部政訓室主任就是共產黨員。我們知道,但規定我們不和他聯係。他下來宣講“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文件,他又不願意講,讓政治隊的隊長張漢榮講。我們黨員在其中聽“溶共、反共”,自然是左耳朵進右耳朵。政治隊隊員待遇,還是和133隊一樣,是每月20大洋,在那時候是很好的待遇。有時候我們也會去買一些好吃的改善夥食。但是,我們交黨費也交多一些。黎明起那時候在國民黨部隊裏,也是共產黨員。他常常到政治隊問有沒有好書看,我們也不敢把進步書籍給他看,怕他是來溶共限共的。後來撤退到了白麵石培訓,才發現他也是黨員。
圖:筆者與黎明起的兒子黎援朝(左)在加拿大金士頓亨利要塞。
政治隊裏邊的黨員,不允許對外發展黨員,以防暴露身份。華僑回鄉服務團裏的黨員則不同,他們在抗日動員活動中,物色抗日積極分子入黨,發展黨組織。1939年底到1940年春,是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汪精衛在淪陷區建立了偽政權。由於華僑服務團內部的李智光的告密說華僑服務團有共產黨活動,第三戰區指揮所派人來逮捕華僑服務團。1940年1月一天,新作塘的華僑回鄉服務團正準備開會,有一人行色匆匆地趕來,遞給服務團一個字條,又匆匆忙忙離開。字條上寫著,今晚國民黨要來逮捕服務團團員。服務團的人一商量,覺得解散躲起來不是個事,那不是不打自招嗎?於是決定不躲避,而是把所有黨內文件都燒了。果然,半夜國民黨軍隊就來抓人了。那時候我們政治隊和幾個服務團的一起在瀾石工作,第二天就看到國民黨軍隊到瀾石抓那幾個服務團的團員。這是著名的博羅隊事件。國民黨檔案中記載有李智光的告密。我在瀾石看到過李智光兩次,但不認識他,和他並沒有什麽來往,1966年至1976年這段期間,博羅事件成為審查我的主要事件。國民黨逮捕了博羅服務團23人,把他們關到韶關。共產黨則在外邊積極營救,把消息傳到香港,又從香港傳到新加坡。南洋華僑民憤極大,說我們送子弟回鄉抗日,怎麽這也要抓?迫於海內外的輿論壓力,國民黨最終釋放了這些被捕的服務團團員,那是我撤出政治隊到敵後淪陷區以後的事情了。
在國民黨反共高潮下,地下組織決定把黨員撤出國民黨的政治隊。一次我們住在瀾石的政治隊到橫河鎮工作,工作結束後下午回瀾石。我們一行四人一起走,我是女的,個子又矮,落在後邊。迎麵來了一個人,假裝向我問路,問我橫河鎮怎麽走。他一邊問,一邊遞個紙條給我,我打開紙條一看,上邊寫著:勞欣,跟我走。“勞欣”是我在黨內的化名,我一看就知道是黨組織來和我接頭。另外三人還遠遠在路邊等我,我向他們喊,你們先走,我馬上趕上來。來人自我介紹叫著李光中。我問李光中要不要去和政治隊請個假,他說不用了。我說我行李還在瀾石,他說會有人幫我把行李拿回來。到了橫河鎮,他就問我,你們平時住哪裏?我說我們住在學校。他說,我住在這個客棧裏,你還是到學校住,明天早上你來,我會煮好早飯。我就到了學校裏,把教室門關起來,把幾個課桌拚在一起,我一個女孩子就黑燈瞎火的睡了一晚上,那時候也沒有什麽害怕。第二天頭遍雞叫我就起床了。天還沒亮我就到了客棧,李光中已經把飯煮好。
吃過早飯,天蒙蒙亮我們就上路,翻越羅浮山,經過酥繆觀。那時候酥繆觀裏還住著一個國民黨團長,我們不做聲不打擾匆匆路過。翻越羅浮山一整天,到天黑才趕到白麵石。到了白麵石以後,李光中讓我寫了一封信給政治隊隊長張漢榮,說香港的家裏人病了,要到香港一段時間。到了白麵石村,我參加了幹部培訓班。因為我有文化,培訓課材料下來,李光中讓我來宣講,學習《論持久戰》、《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抗日文獻。同時,黨組織找了一個農民,把我和其它幾個政治隊黨員的行李打包送過來。那個農民用扁擔挑著兩袋行李,沿著廣汕公路走,遠遠看到日本巡邏兵,扔了行李就跑,結果我的衣物就沒有了。連同積攢的一點錢也沒有了。以後我們到淪陷區,也沒有衣服換洗。
白麵石培訓結束以後,我被派到淪陷區工作委員會領導下的一支武裝部隊。這支部隊大約20來人,在九佛鎮竹山窿。那是一個客家村,隻有八戶人家左右。增城一帶客家村都是在山邊一溜排開。我們語言不通,地方又窮,當地群眾基礎也不如惠州好。我們就睡在山上,我又沒有換洗衣服,組織就在山下給我買了一件男裝衣服。我們在山上睡在禾杆草上,吃的就是芋頭葉杆醃的鹹菜。生活非常艱苦。我們有時候就下山尋找開展抗日活動的途徑。
從化縣縣長伍觀淇思想比較進步。一次我在竹山窿碰到從化縣國民政府軍事科王科長,我自稱從廣州逃難出來,生活沒有著落。通過和王科長交談,王科長推薦我到蘿崗水西村教書。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寫了幾個字介紹我給水西村的鍾錦文先生。鍾錦文也在廣州讀過書。鍾姓是水西村大姓。組織派了一個小交通員帶我去水西村。過廣汕公路的時候,交通員讓我躲在土坡後邊,他到公路觀察,看到沒有日本巡邏兵,才帶我迅速通過公路。他帶我走了一天,晚上才到水西村。一到水西村,交通員就馬上離開,我獨自一人去見鍾錦文。鍾錦文看了王科長的名片,很豪爽地帶我到他父母那裏,讓他父母安排我住下。他父母讓我跟鍾錦文的妹妹一鍾裳一起睡。
圖:元貝村抗日遊擊隊聯絡站舊址
鍾家祠堂有公田,當地人稱太公田,有先秦井田製遺風。 太公田的收入供養了水西村的一間學校,學校有一個老頭做教師。鍾錦文是鍾家大姓中的大家,有四個弟弟,他又在廣州讀過書,在村裏算是說話有分量的人。他周知村裏婦女到學校識字,說來了一位女教書。晚上大家來了,一看我一身男裝,又是短發,引起村中一些非議。還好來識字的人也帶來一些糧食算是學費,鍾家就幫忙用這是學費為我換了一身女裝。水西村東邊兩裏路就是元貝村。元貝村有一家糧店,就是淪陷區工作委員會的一個交通站。 組織有什麽指示,就派個交通員給我一個小紙條,我就到元貝村接受指示。1942年,我隨郭大同到了中山黃圃鎮,在崗東坊複辦小學。 後來加入了珠縱。由於在水西村和鍾裳住在一起,影響了鍾裳,鍾裳堅決要參加抗日。她獨自一人來到中山找到我,參加了抗日的隊伍。
圖:五桂山古氏宗祠,珠江縱隊司令部所在地。祠堂旁白白色民居,是珠江縱隊衛生站舊址
我在學校教書,還和我的堂侄李鎭桓一起印刷抗日報紙。後來我到了五桂山根據地。一天,遊擊隊黨委開會,讓我列席,會間政委粱奇達問我對遊擊隊衛生隊工作的看法。我參加過遊擊隊訓練,也宣傳過黨的許多抗日文獻,就說了衛生隊任務是減少戰鬥減員,工作方法要依靠群眾等等我知道的知識。然後黨委就任命我做衛生隊政治指導員。當時遊擊隊上山了,傷病員就藏在村裏夾牆裏。我們運送傷員的時候,把傷員放在棺材裏,出村被日偽盤查時,就說的瘟疫死的人,盤查的也不敢看棺驗證,怕染上瘟疫。
1939年初我在後方韶關,1939年中到羅浮山抗日前線,1940年中到淪陷區抗日。從後方,到前線,到敵後,最後加入了珠江縱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