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和大亞洲主義

1929年6月1日，南京舉行了奉安大典，將孫中山靈柩從北京香山碧雲寺遷移到紫金山中山陵。奉送靈柩的隊伍延綿六裏多長，出南京市沿中山路往中山陵行進。跟在靈柩後邊的是宋慶齡、宋子文、蔣介石夫婦、孫科夫婦、……等。奉安大典隊伍中，還有一群日本人，其中有兩位75歲高齡的老者：頭山滿和犬養毅。

1929年。前排左一：頭山滿；左三：犬養毅；左四：蔣介石。

頭山滿、犬養毅還有宮崎滔天等孫中山的日本朋友，和孫中山有著一個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大亞洲主義。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是孫中山思想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研究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文化，可以讓我們理解中國近代曆史中中國和亞洲周邊國家的關係，同時也可以為我們今天應對複雜的國際環境提供文化武器。

歐亞大陸是難以分割的一個大陸，亞洲的地理邊界至今難明確界定，亞洲一詞一開始就是一個地緣政治的詞匯，一開始是用於區別於歐洲的一個詞，一開始就隱含了歐亞敵對的國際政治環境。亞洲一詞最早出現於5世紀的希臘語中，義指伊斯坦布爾海峽以東的波斯，後來泛指歐洲以東是所有地域，隱含有歐洲受到來自東方的威脅的含義。

滿清晚期，1840年，英國軍艦來到中國口岸，發動了鴉片戰爭，於1842年迫使滿清簽下了《南京條約》；德川幕府末年，1853年，美國軍艦來到東京灣，打開了日本封閉了200年的門戶，於1854年迫使日本簽下《神奈川條約》。至此整個亞洲都淪為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亞洲麵臨了共同的命運，對內要改造舊製度，對外要抵禦西方侵略壓迫，中日有識之士都同時認識到西方的強大在於科學民主，在反抗西方壓迫的同時學習西方。這是大亞洲主義的曆史背景，大亞洲思潮的興起是感受到歐洲列強侵略的結果。

大亞洲主義的社會基礎在於亞洲各國麵臨相同的地緣政治困境。日本德川末年的思想家吉田鬆陰著書辦學宣傳“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反對幕府；攘夷，就是趕走列強。後來吉田鬆陰被德川幕府處死。然而，吉田鬆陰培養的一批維新誌士明治維新成功了，不但擺脫了西方的壓迫，而且甲午一戰擊敗滿清，迫使滿清簽下《馬關條約》，更於1905年打敗俄國，打破了黃種人打不過白種人的神話，成為大亞洲主義的強心劑。

滿清末年思想家康有為1891年在萬木草堂辦學培養了一批維新人士，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大批維新人士流亡日本，原因就在於日本維新誌士和中國維新人士同病相憐：日本維新誌士受幕府迫害，中國維新和革命誌士受滿清迫害。接濟中國流亡人士的日本人，如頭山滿、犬養毅和宮崎滔天等都是大亞洲主義者，都是即有誌學習西方改革本國舊製度，又反抗西方侵略的誌士。梁啟超流亡日本，就用了吉田鬆陰做為自己的化名，盡顯仰慕之心。孫中山的同盟會，就因為得到了這些具有大亞洲主義思想的日本維新誌士朋友幫助而在日本成立。大亞洲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抵禦西方的色彩，隱含了亞洲人有共同的命運。

1897年孫中山和他的日本朋友在東京。二排左二：孫中山。後排中間：宮崎滔天。

在舊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日本和朝鮮等進步人往往相互支持，這些曆史現象有大亞洲主義思想的影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革命也有印度、越南、朝鮮等國家進步人士參加，中國幫助越南抗法、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這些亞洲國家相互支持的曆史現象雖然被劃為國際共運的一部分，但也體現了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的精神。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是亞洲平等聯合反對列強的共產主義思想的一部分，而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是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儒家理念的一部分。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和日本的大亞洲主義是形形色色的泛亞洲主義思潮中的分枝，是近代歐洲列強壓迫亞洲民族的產物。

日本的大亞洲主義的其中一支，認為亞洲乃至世界都必需由日本領導，帶有很強的日本大國沙文主義，後來演變日本稱霸亞洲的理論基礎，成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大東亞共榮圈戰爭宣傳，成為和希特勒種族主義一樣的日本至上的種族主義，大東亞共榮圈臭名昭著，致使二戰後大亞洲主義銷聲匿跡。直到本世紀初中國經濟的崛起，全球經濟重心逐漸以往亞洲，有關大亞洲主義的研究論文又重新引起學界的重視。

日本大亞洲主義中有一支對孫中山影響最深，那就是以宮崎兄弟為代表的大亞洲主義。宮崎滔天的一個兄長宮崎彌藏，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才符合天道，認為隻有通過中國革命，複活中國的道德精神，才能解放中國，然後解放亞洲，最後解放全人類。宮崎滔天努力的推動這種世界觀，他尋找中國的領袖，支持中國的革命，要把中國文化精神弘揚世界。宮崎滔天的理念與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理念一拍即合，於中國維新人士的“大同世界”理念心有靈犀。1905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宮崎滔天就成為了同盟會創會會員，這種不分中日為了一個理想相互支持的行為就是實踐宮崎彌藏的大亞洲主義。宮崎彌藏的大亞洲主義，來源於日本德川末年的“中國的道德，西方的科學”的思想，與中國洋務運動中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出一轍。這種大亞洲主義肯定了西方製度的先進和科技的進步，但是，基於西方侵略亞洲的野蠻行徑，中日許多有識之士都認為西方的道德觀念不如中國的文化的道德觀念。西方的國際道德規則基於強權政治，這在中國文化中被稱之為霸道，而中國很早就摒棄了霸道而崇尚王道。孫中山在他1917年寫的《中國存亡問題》中，就認為中日關係是共存亡的關係，日本不能沒有中國，中國不能沒有日本，在大亞洲主義原則下，中日可以共同開發太平洋西岸的資源，而美國可以在門羅主義原則下統一太平洋東岸，以此達到世界的永久和平。

近代史中的中日關係是令人傷心的曆史，日本屢屢給中國造成傷害。但是，中日關係中並非總是交惡。中國近代史最有影響力的三個人，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對中日友好有過很高的期望。孫中山1924年在日本神戶以大亞洲主義為主題的講演，就希望日本走儒家王道的道路，不要走西方霸道的道路。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本著中日友好的信念而放棄日本戰後賠款，可惜的是，由於曆史原因，這個百年的中日友好的夢一直沒能圓。同盟會得到日本友人的很多支持，中日文化和學術交流中應該多挖掘一下孫中山同盟會在日本的曆史，反省中日關係走上歧途的原因，可以擴大中日相互理解。

與日本進行文化和學術交流中研討大亞洲主義和同盟會在日本的建立，可以增加中日的文化歸屬的認同感，以此緩和中日之間的對立乃至仇恨情緒，為中日友好建立基礎。對日本文明進步起關鍵作用的中國因素有漢字、漢傳佛教、王陽明儒家心學等，日本人種和中國一樣，相貌上難以區分，但安倍價值外交堅持的是日本脫亞入歐的理念，把日本文化歸屬的認同劃到歐美一邊，使得中日關係成為地緣政治版圖的交界線，使得中日關係成為國際政治的潛在戰爭熱點，使得中日友好如水月鏡花。

西方地緣政治戰略中，最著名的是分而製之各個擊破，分而製之。西方列強把這種理論應用到東亞就是把儒家文化版塊分割為幾塊。最明顯的是法國把越南漢字拚音化，結果把越南人的文化歸屬認同分裂出去。今天網絡水軍不僅僅分裂了中日的文化歸屬感的認同，而且挑撥中韓關係，乃至挑撥港台與大陸的關係。1994年4月6日起的100天中間，盧旺達發生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種族滅絕大屠殺，死亡近百萬。 盧旺達人口中有15%圖西族，有85%胡圖族。那麽，什麽是圖西族和胡圖族呢？圖西族和胡圖族的區別，不是人種不同，不是血緣不同，不是文化不同，不是語言不同，也不是繁衍地域不同。之所以有圖西族和胡圖族，主要是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不同而形成的所謂民族。盧旺達所謂的圖西族和胡圖族，相當於今天的港人和大陸人或者台灣人和大陸人，西方以意識形態分裂中國，已經使得不少台灣人在海外說自己是台灣人而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從盧旺達大屠殺的曆史和台獨思潮現實可見地緣政治中輿論和文化戰爭的嚴重性，這也是回顧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現實意義。孫中山強調亞洲儒家的王道，而日本卻接受西方強勢文化，脫亞入歐，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傷害。安倍的價值外交不僅僅分裂亞洲，也助長港台分裂勢力。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是曆史階段性的主義，是為了天下為公的終極理念服務的。天下為公是國際主義，大亞洲主義是地區主義，亞洲受到歐洲列強侵略和壓迫的時候，才有了宮崎滔天的大亞洲主義和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這是因為歐洲和亞洲不平等，才有了貧弱的亞洲聯合起來爭取和歐洲平等的訴求。日本軍國主義的大亞洲主義、或者說大東亞共榮圈，也是階段性的，就是日本的先征服中國、再征服世界的戰略。

區域主義是反抗霸權的武器之一；門羅主義就是當年美國反對大英帝國的全球霸權的武器。亞洲國家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數是南方國家，所以也有區域主義。如1955年的萬隆會議就是亞洲和非洲聯合的區域主義，就是反對霸權的區域主義。東盟是東南亞區域主義，上海合作組織是中亞的區域主義，這些區域主義都和孫中山當年的大亞洲主義類似，都是把國際上受霸權威脅國家聯合到一起。而歐美對付這些反抗的區域主義就是要分裂，如安倍價值外交和美國亞太再平衡就離間東盟，把菲律賓和越南挖出東盟。東盟十加三機製本就和孫中山的大東亞主義相似，希望處於亞洲先進的日本幫助亞洲，結果和孫中山大亞洲主義一樣，十加三機製始終沒能建立起來。帝國主義就是要壓迫其它民族，當年孫中山勸中日聯合是與虎謀皮，和東盟期望日本加入東亞版塊也是一樣的後果。有共同的歸屬認同和共同的利益是區域主義得以實行的基礎。亞洲本來就沒有明確地理界限，本來就是歐亞大陸上非歐洲的泛指，所以，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導致歐美製裁俄國，結果把俄國推到亞洲一邊，強化了上合組織的存在基礎，在這一點上，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依然可以是一種地緣政治的文化資源。

亞洲和歐洲不同，“亞洲”一詞本身就是歐洲大國沙文主義的產物，“亞洲”以詞原本就隱含非歐洲的意思。歐洲有一個核心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歐洲承傳於一個埃及古文明，所以，歐洲人對歐洲有很強的認同感。而亞洲有三個古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古文明、和中國古文明，故此，大亞洲一直缺乏一個主體文化認同，亞洲人對亞洲人的身份認同程度相對較低。歐洲是基督教一元文化，亞洲是多元文化。亞洲概念因此有許多靈活性，2014年9月4日北約舉行峰會，再次從意識形態上將俄國踢出歐洲。弘揚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國際文化交流和學術交流中就應該把東正教的斯拉夫族納入亞洲，如果東亞經濟持續高速的發展而歐美持續經濟製裁俄國，那麽，俄國東部經濟有可能超過西部經濟，隻要有文化和思想的心理準備，俄國成為亞洲一員並非沒有可能。如果當年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期待中日聯合的話，今天的大亞洲主義的含義完全有可能經由上合組織把俄國包含進來。

以史為鑒，就要借鑒曆史教訓。宮崎滔天和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以失敗告終，而以日本種族至上的大亞洲主義主導了日本政壇，最後演變為把日本侵略亞洲合理化的大東亞共榮圈政治理念，並被日本實施為扶持滿洲國和扶持汪精衛日偽政權。孫中山1924年以大亞洲主義為題的演講，對中日友好的期望可以說是仁至義盡。

中日友好的希望，在於宮崎滔天的大亞洲主義在日本複興，取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東亞共榮圈思想。宮崎滔天的大亞洲主義，是儒家文明圈的思想的一部分，他擁護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的儒家理念。儒家的天下大同、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和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脈相承的儒家理念。東亞曆史上就是儒家文化圈，就應該恢複儒家這些理念。

如果宮崎滔天的大亞洲主義能夠複蘇並主導日本政治，則是中日人民之大幸。東亞的文藝複興，在於複興古典，複興儒家理念。以宮崎滔天的大亞洲主義恢複中日友好。以孫中山天下為公的大亞洲主義，整合團結東盟十加三機製，統一東亞市場。以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統合一帶一路，乃至全世界，則可達到世界和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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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iyazaki Toten et al.《My Thirty Year’s Dream – 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ote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82（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的英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