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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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安倍拜鬼行為，理解中日地緣政治的衝突，就必需回顧曆史，研究日本神道教的曆史演變。
日本文字大約在飛鳥時代形成，主要是從中國引入漢字。飛鳥時代始於公元600年，止於公元710年。飛鳥時代之前日本沒有文字。雖然琉球要比日本更早引入漢字，但琉球不是日本，琉球文明和日本文明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文明，語言不同，習俗不同，琉球是太平洋島嶼文明。即日本文明的起源和伊斯蘭文明起源時間上差不多。
由於在飛鳥時代引入了文字，在奈良時代（公元710－794年），日本編篡了兩本曆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紀錄口頭流傳的日本傳說曆史。《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相當於神道教的聖經，類似於摩西五經敘述亞伯拉罕部落的曆史一樣，《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把日本史前傳說曆史神話為天皇萬世一係的神話曆史。所謂天皇萬世一係，所謂在公元前711年天照神生出神武天皇雲雲，是桓武天皇時期（公元737－806）虛構的。《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相當於《聖經》的《創世紀》。日本天皇是奈良時代受中國漢傳佛教的影響建立的神道教的產物。《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把古墳時代的各部落薩滿崇拜曆史化為神道教。但是，這並不是說飛鳥時代之前的日本曆史沒有確切文字記載，實際上，古墳時代（公元300年到600年）日本常遣使到中國進貢，因此，在中國史書中也有飛鳥時代之前的日本曆史記載。但是，日本文明是在飛鳥時代（公元600－710年）才開始有文字，日本文明自身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最多前朔到公元400年左右，即古墳時代後期。
大約公元一世紀的時候，就有日本人遣使來華，中國曆史上紀錄為“倭”。據《三國誌·魏誌·倭人傳》記載，日本島上的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曾經遣使來訪曹魏。這個邪馬台國隻是日本島上諸多部落之一，是日本島上最大的部落，處於薩滿教時期。國王也是巫師。這是日本天皇政教合一文化的最早的起源。這個時期應該對應於中國三皇五帝時期，即還沒有文字的結繩記事的部落時期。政教合一是人類各個文明早期都經曆過的曆史，如摩西的猶太人部落，摩西既是猶太人部落頭領，也是猶太人部落宗教領袖。默罕默德和伊斯蘭曆史上的哈裏發，基督教中世紀，都是政教合一。中國夏朝就已經不是政教合一了。夏商周的占卜師雖然地位高，但沒有決策權，隻是做為君王的智囊軍師參與決策而已，夏商周的卜師有神通的本領，但是，神通本領不是權力的來源，這些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也是華夏文明與日本文明不同的地方，華夏文明是有文字的時候已經脫離了政教合一的文明，而日本和西方都有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曆史。卑米呼是邪馬台國的宗教、巫術、神靈和政治領袖，這和亞伯拉罕是猶太人遊牧部族宗教、巫術、神靈和政治領袖一樣，這個神靈和、巫術、宗教和政治的地位是世襲的，神靈和巫術能力傳給部落頭人後代。卑彌呼和天皇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那時候邪馬台國沒有統一日本，不是日本中央政權，隻是諸多平等部落中較為顯赫一族而已。後來是奈良地區的大和國逐漸征服各個部落，統一了日本大部分地區。
古墳時代後期大和國統一日本，政治的統一需要宗教的統一，因此產生了神道教。神道教是隋唐時期日本遣使到中國學習佛教回來創立的日本宗教，是佛教的日本本土化。
飛鳥時代是日本文明的開始，飛鳥時代之前日本處於野蠻時代，沒有文字，各個部落有自己的薩滿崇拜。由於受到中國儒教和佛教的影響，尤其是受到隋朝統一的刺激，日本在飛鳥時代學習華夏文明，引入漢字，製定律令，日本大和國統一日本的過程中，將分散的部落政治統一為中央集權，將文字曆史前的日本各個部落分散的薩滿迷信統一為神道教，創立了政教合一的天皇製度。而在這一巨大的統一變革過程保留了飛鳥時代前的日本各個部落的政教合一肉身神的薩滿文化。即日本古墳時代的薩滿文化在中國隋唐文化的影響下發展成了飛鳥時代日本的律令製度。“律”是學習佛教的戒律，“令”是學習儒教的政令，飛鳥時代的律令體係是政教合一的天皇製度的成文法。“天皇”一詞則是借用了道教的“玉皇大帝”形象。律令體係整合了日本的社會、宗教和政治，建立了天皇製度，這個製度有三大支柱：1）王法和佛法的相互依賴；2）神佛習合，即神道教和佛教的融合；3）本地垂跡，即把日本史前傳說中的薩滿崇拜的地方神對應為佛教中的佛或菩薩的顯現。本地垂跡類似於古希臘文明把阿波羅類比為古埃及的阿蒙太陽崇拜，類似於古羅馬神話人物對應於古希臘神話人物。天皇是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而且是肉身真神，是“天照大禦神”的後裔，神的後裔還是神，所謂天造神就是日本原始的太陽崇拜佛教化，日本國旗的太陽旗是太陽神崇拜圖騰也是天皇崇拜圖騰。按照本地垂跡原則，神道教的祖始天照神也是佛。公元645年，日本就確立了“祭政一至”的政府原則。公元648年，日本官員早朝要在早上4點鍾就到王宮南門等待日出，日出的時刻就是入殿上朝的時刻，這就是典型的祭政一致，早朝即是政務程序，也是對天照神崇拜行為，也是對天皇的崇拜儀式。天皇製度下有兩個政府部門：神祗官和太政官。神祗官主管祭祀和神道教務，太政官由太政大臣主持，主管政務。這就是祭政一致的政府組織構架。《古事記》和《日本紀事》把神道教曆史化，編寫天照神後裔的天皇譜係，天照神就是太陽神，“日本”國就是源於天照神後裔的國家。佛教傳入西藏變種為達賴班禪轉世的佛教，傳入日本產生了天皇世襲的神道教。
710年，日本建都奈良，奈良成為日本第一個都城。其建築融合了唐朝宮殿建築（政）和唐朝佛廟建築（教）為一體。如果大家去過西安的法華寺，就會發現今天流行的日本園林建築基本是山寨漢傳佛教的廟宇。因為古墳時代的日本薩滿教根本就沒有什麽教義，隻不過是一些對超自然的迷信。所以，日本神道教的天皇在奈良時代無不信奉佛教。佛教成為日本天皇的教養。奈良時代是日本佛教繁榮時代，天皇建立了許多佛教學院，把日本地方薩滿教的信徒培訓成佛教的優婆塞。如此一來，天照神就成為日本佛教的一個佛，而天皇就和達賴喇嘛一樣成為活佛轉世。這些奈良僧院出來的僧尼，一樣保留薩滿教傳統，為他人行巫術治病驅鬼。與吸收歐洲文化忽然崛起的伊斯蘭文明類似，日本吸收了中國文字和文明忽然崛起，《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和《可蘭經》在同一年代成書。日本文明的崛起過程，創立了神道教，而神道教和佛教的關係，就和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與基督教的關係類似。神道教是日本本土原始薩滿教的佛教化，區別於從隋唐進口的漢傳佛教。神道教把佛教地方化，成為保佑日本的佛教，天照神是保佑日本的佛，是日本本土佛教中日本的保護神，有如基督教地方化後聖派翠克成為愛爾蘭的保護神，有如聖約翰成為魁北克的保護神，有如聖保羅成為巴西的保護神。
例如，日本的玄昉和尚從公元717年到中國求佛道，735年回到日本，開創了日本佛教南都六宗的法相宗，738年被天皇請入皇宮開設內道場，並成為宮廷禦醫。玄昉為皇太後（聖武天皇的母親）治膽囊炎的時候，涉嫌與皇太後調情，745年被貶到九州島。這是神佛習合的例子。
和玄昉和尚一起開創法相宗的道昭和尚是日本法相宗初祖，曾留學中國師事玄奘，精通梵文、因明、音樂和醫術。他給聖武天皇治好了病，被封為宮廷內神社主持，注意，神社是神道教的祭祀殿堂，而宮廷內神社是天皇祭祀場所，奈良時代由佛教和尚主持。孝謙天皇是女天皇，是聖武天皇的公主，在宇佐八幡神社內，孝謙天皇與道昭和尚偷情，並於766年封道昭和為法王，其後還“發現”宇佐八幡神社裏有讖語宣示道昭和尚是繼承孝謙天皇皇位的合法人。孝謙天皇遣使到九州認證八幡神社讖語的真實性，結果報告回來認為八幡神社讖語是假讖語，確認天皇位置隻能傳給天照大禦神的血緣後裔。這是一次衝擊天皇世襲製度的未遂政變，也是日本曆史上唯一一次對天照神世襲天皇的挑戰。從道昭和尚的政壇沉浮可以看出日本天皇製度下神權和王權的統一。這是個施加神佛習合，王法和佛法相互依賴的例子。
公元794年，桓武天皇遷都到平安京（今天的京都），開始了平安時代（794－1185）。這個時代是日本曆史一個變革時代。平安時代律令製度開始解體，日本從奴隸製社會轉入封建製社會的時期。平安時代是藤原氏攝政年代，藤原氏架空天皇，著名的有藤原良房，他官居關白，行攝政實權。藤原家族架空天皇攝政達三百年，這是藤原氏挾天皇以令天下的三百年。藤原氏能得此大權，完全是靠皇親國戚關係，是由於天皇屢屢娶藤原家族的女兒做皇後而形成的藤原政治勢力。天皇依血緣世襲，藤原靠姻緣入政。天皇有繁文縟節的宗教祭祀禮儀之累，更本沒有精力從政，祭政一致成為撥打天皇實權的手段，保護了藤原氏實質攝政。天皇要對抗藤原氏成為“治世之君”，隻能退位擺脫祭政一致的儀式規矩之累，以上皇或法皇身份在禦廳院理政，是謂院政。這就是律令政治崩潰的開始，幕府政治呼之欲出。
1155年近衛天皇逝世。院政的裏治世之君有近衛天皇的父親鳥羽法王和近衛天皇的哥哥崇德上皇，他們兩為皇位繼承問題發生爭執，崇德上皇想自己複位，而鳥羽法王想要崇德上皇的弟弟雅仁親王繼位，結果鳥羽法王占上風，雅仁親王登基為後白河天皇，改元為天保。為了穩固後白河天皇的地位，鳥羽召集了武侍進駐禁內保護後白河天皇。天保元年（1156）7月鳥羽法王去世，崇德上皇召集自己的武侍奪取皇位，因此發生了一場內戰。這是日本曆史上武侍形成日本重要政治力量的重大事件，史稱天保之亂。武侍是武士的前身，是日本後來的幕府政治和現代的軍國主義的貴族基礎。幕府政治和軍國主義都是軍人攝政。
武侍，是莊園的保安。都城裏的皇親國戚和豪門望族在鄉下都有封地，即莊園，這些莊園是他們財政收入的來源。他們有自己的武侍保衛和管理莊園。也有祖祖輩輩從事武侍的家族，如平氏和源氏，這兩個姓氏有如印度的錫克人，錫克人就是祖祖輩輩以當兵和當警察為職業。平氏和源氏是天皇家族的旁枝後裔，有點類似滿清的八旗子弟，滿清八旗子弟很長一段時間都以習武為生，八旗子沒有找到他們的社會職業而頹廢為紈絝子弟，而平氏和源氏有了自己的職業定位保持了貴族特權。天保之亂內戰中，後白河天皇和崇德上皇召集的武侍，都來自於這兩個姓氏。武侍是侍衛莊園主，用今天的話來說，莊園就是莊園主的物業，武侍就是莊園的保安人員兼物業管理人員。
天保之亂以後，後白河天皇在位三年就退位為上皇做治世之君，他致力於鏟除藤原氏攝政官僚勢力，大權獨攬，實行獨裁。宮廷內鬥導致連年戰爭，戰爭使得武侍政治力量越來越大。1192年，源氏武侍源賴朝在經年戰爭中獲得“侍大將”的封號，成為第一任征夷大將軍，在鎌倉市（今天東京南邊50公裏的地方）設立幕府，開創了鎌倉幕府時代（1185－1333），啟動了日本軍人政權的先河。天皇的實權先落下到藤原氏攝政，再有藤原氏攝政落到上皇和法皇的院政，再落到武侍的幕府。院政上皇和法皇掌皇家治權，幕府大將軍架空院政。幕府代替院政成為握有兵權的攝政機構。鎌倉幕府開始了日本的封建社會，而鎌倉時代之前日本處於奴隸製社會。日本奴隸製社會是律令政治製度，日本封建社會是軍人幕府政治製度。日本現代軍國主義有千年幕府封建製的文化基因。
1221年日本發生承久之亂，後鳥羽上皇領兵起義反抗幕府，他以為自己能夠以天皇的尊嚴號召武侍們追隨天皇反抗幕府，結果失敗了。那時候的武侍隻忠於將軍，而不忠於天皇，和現代日本陸軍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大相徑庭。我們前邊說了，武侍類似於今天的小區保安，那時候是莊園保安，是一種職業，誰給錢，誰能給錢，就跟誰。幕府掌權就跟幕府，天皇掌權就跟天皇。承久之亂後鳥羽上皇失敗了，被流放到離島，日本對天皇的神靈和神通的信譽掃地以盡。這是律令製度崩潰的結局。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丞相建議將所收六國分封給皇子，群臣附議，唯廷尉李斯反對。李斯認為，周朝就是因為封建製度，導致春秋戰國諸候混戰，因此建議采用郡縣製。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確立了中國兩千年大一統格局。秦統一後中國分裂則戰亂，統一則和平。而歐洲中世紀封建製，從來都是戰爭不斷，從來沒有統一過，至今歐盟難以統一，近年依然有科索沃、烏克蘭戰爭。日本曆史也驗證了李斯的論斷。鎌倉幕府建立封建製以後，戰爭不斷，其中當然有院政與皇室爭權奪利的戰爭，但幕府掌兵權，得勢時間多，曆經鎌倉幕府和室町幕府，期間有短暫皇權執政，但是總趨勢是中央政權越來越弱，而地方割據勢力越來越強。日本地方莊園主是大名，大名，類似中國的諸候。鎌倉幕府是幕府為中央政權，幕府委派“守護”到地方把持地方政權。室町幕府是幕府為中央政權，大名把持地方政權，大名有自己的武侍。武侍投奔大名，大名之間不斷有兼並戰爭。1573年到1603年是各個大名之間征戰時期，日本史稱為戰國時期，是中央政權完全虛設的年代。日本自飛鳥時代建立的統一政權實際上從來沒有統一過，就有如蔣介石統一中國實際上還是軍閥相對割據的中國，蔣介石的統一類似於日本飛鳥時代到室町幕府時代的統一，是中央權力有限，地方土豪依然是天高皇帝遠。直到江戶年代德川幕府才真正實現了政令較為暢通的日本中央集權。德川幕府不是律令製度，而是幕藩製度。幕藩製度是幕府為中央政府，而大名與幕府的關係是藩屬關係。幕藩製度拋棄了律令製度的王法和佛法相互依賴的原則，把佛法剔除出政治。但是，幕府製度保存了律令製度的神佛習合原則與本地垂跡原則。而天皇的世襲法統地位自飛鳥時代建立以來就中國一直沒有動搖過。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社會分成侍農工商四個階級，和中國的仕農工商相對應。中國的仕，是仕大夫階層，是食祿階層，是通過科舉考試仕途當官的食祿階層。日本的侍是武侍，也是食祿階層。中國食祿階層是以文進身，平民可有從科舉途徑上去。日本的武侍是相對固定的特權階層，類似八旗子弟，是貴族之一，類似種姓製度的印度錫克人，錫克人是印度種姓細分中一個較為高貴的姓。日本的貴族有皇族，僧侶，和武侍，皇族和僧侶食邑，武侍食祿。德川幕府時代的武侍不但習武，而且讀書修禪，有莊園物業管理和幕府行政能力，成為日本最有文化休養的階層，類似於英國的紳士，這是明治維新興起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基礎。日軍占領中國的時候，日本軍官大多數都有點學問，這就是曆史原因之一。中國的文化楷模是書香門第，日本的文化楷模是武侍門第。由於日本封建社會基本是幕府軍人統治，武侍也是日本封建官僚機構的官吏。中國官吏大多數是文人，是學而優則仕的文人，武人有，但不如文人多。幕府時代，真正的在田裏耕作的不在農這個階層裏。侍農工商的農，指的是地主。如中國那樣陳勝吳廣這樣的農民寫入曆史的不多，日本農民連姓名都沒有，更不要說寫入曆史了。中國有農民起義做皇帝的，日本沒有，歐洲也沒有。華夏文明自古就是階層之間流動性比較暢通的文明，而其它文明社會階層都相對固化。華夏文化是文文化，日本文化是武文化。中國是文人掌權，日本是軍人掌權。
1868年明治複辟，擁皇派打敗了保幕派，引入了西方資本主義。複辟，是指確立了天皇的絕對統治權，確立了天皇自平安時代就失去的統治權。明治後的天皇擁有日本主權和擁有軍隊統帥權，而且有不受議會製約的權力，天皇擁有的軍權就不受議會製約。《明治憲法》曰：“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係之天皇統治之。第二條皇位，依皇宗典範之規定，由皇族男係子孫繼承之。第三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四條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規定實行之。第五條天皇依帝國議會之協讚，行使立法權。第六條天皇批準法律，命其公布及執行。第七條天皇召集帝國議會，其開會、閉會、停會及日本眾議院之解散，皆以天皇之命行之。第八條天皇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災厄，依緊急之需要，於帝國議會閉會期間，可發布代法律之敕令。此敕令應於下次會期提交帝國議會，若議會不承諾時，政府應公布其將失去效力。第九條天皇為執行法律或保持公共安寧秩序及增進臣民之幸福，得發布或使令政府發布必要之命令，但不得以命令改變法律。第十條天皇規定行政部門之官製及文武官員之俸給，任免文武官員，但本憲法及其他法律有特殊規定者有特殊規定者，須各依其規定。第十一條天皇統率陸海軍。……”。《明治憲法》把天皇塑造成上帝和凱撒的合一，是日本神道教的天皇入世肉身神教理。
明治複辟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幕藩製度，推行廢藩置縣，建立了日本帝國天皇製度，恢複天皇的統治權威，開始了清洗佛教的運動。1868年終止了自古以來天皇入葬的佛教殯葬儀式。1868年神道教成為法定日本國教。2002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炸毀巴米揚大佛，舉世震驚。1868年日本關閉和燒毀了4500座佛寺，日本燒毀了佛經，把佛像融化鑄炮，把青壯年和尚拉去充軍，強迫所有僧尼還俗。明治複辟結束了日本幕府封建社會，開始了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日本不但從西方引入資本主義，而且學習了西方一神教，確立了獨尊的神道教。1870年至1873年，日本信仰佛教淨土宗的農民，尤其是親鸞法師和蓮日法師的信徒們，發動暴亂反對明治複辟對佛教的迫害，他們反對這種引入西方的維新，把矛頭指向西方基督教傳道士。這個起義被鎮壓下去了，被鎮壓後的日本佛教成為屈服於神道教和軍官主義的工具。明治複辟不但改造了神道教，而且改造了日本佛教，明治複辟後的日本禪宗和德川幕府時代的禪宗不同，明治複辟後的佛教是日本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文化的一部分，學術上稱為基督新教化的佛教，被鎮壓而屈服的日本佛教也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吹鼓手。明治複辟後的神道教，不是明治前的神道教，我們不可以以尊重日本民族文化為借口為安倍拜鬼說情，今天的日本神道教和日本軍國主義相輔相成的明治複辟時期構建的文化，而不是所謂的日本民族曆史習俗。
明治期間，日本“明六社”的知識分子批評日本明治複辟的極端政教合一體製，但是，明治複辟者詭辯說神道教和佛教基督教不同，辯說神道教是日本本土民間宗教，是國體，是日本公民必需遵循的儀式。明治複辟派把天皇崇拜解釋得類似於中國的祖宗崇拜，《明治憲法》中的吿文和敕令中反反複複說到“祖”和“宗”。但是，必需指出，日本從來沒有過中國的宗法社會，既便到江戶年代，有姓氏的人大多數居住在江戶（今天的東京），而日本廣大平民沒有姓，姓是貴族階層的特權。明治複辟實行資本主義以後，日本人才紛紛給自己取個姓，日本有超過30萬個姓，今天使用的姓也有10萬個。而且，天皇家族沒有姓，何來祭祖？《明治憲法》的“祖”和“宗”實際強調的就是要建立日本種族的帝國，所以，《明治憲法》叫著《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這種“祖”和“宗”的帝國憲法和希特勒的德意誌血統優秀種族的帝國理論如出一轍。日本飛鳥時代的神道教和佛教是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成，而明治複辟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而成，明治複辟後的神道教和佛教與飛鳥時代的神道教和佛教在價值和精神上有本質的不同。明治複辟後的日本禪師鈴木大拙貞太郎所著的《禪與日本文化》一書備受希特勒智囊的讚賞，希特勒與明治後的日本禪宗臭味相投，與達賴喇嘛臭味相投，其中必有道理。鈴木大拙貞太郎在1896年所著《宗教新約》一書中，就認為日本侵華的甲午戰爭是正義的戰爭，是必須的宗教行為。日本禪宗與中國禪宗不同，日本禪宗是在幕府時代興起的，是武侍的休養之一，是武侍戰爭意誌力訓練的休養方式，是為戰爭服務的。日本武侍的禪宗與伊斯蘭聖戰的原教旨有異曲同工之妙。1941年日本軍隊出版發行了鈴木大拙貞太郎的《佛教基礎》，其中《禪與佛教》一章就鼓吹要士兵無我的戰鬥。鈴木大拙貞太郎鼓吹的實際上是日本帝國對外侵略的聖戰。這種禪宗是明治複辟後的神佛習合。
田中智學（1861－1939）是日本佛教日蓮教學者，極端日本民族主義者，他主張日蓮主義，主張大日本帝國法和佛法的統一，他把法華宗的“折服”一義解釋為“征服”，他認為日本帝國陸軍是主持正義建設和平的仁義之師。策劃九一八事變的日本中將石原莞爾就是日蓮教的狂熱信徒，是日本軍國主義鼓吹者。石原莞爾相信佛誕2500年將有一場最後的戰爭統一全球，田中智學相信全世界終將都要崇拜神道教。石原莞爾在給麥克阿瑟將軍的坦白信中說到他根據日蓮教的預言相信日本要向西方開戰。但是，同樣是日蓮教信徒的妹尾義郎卻拒絕對法華經做軍國主義解釋，堅持反戰，並組織了反戰的《新興佛教》，1936年被判叛國罪而逮捕下獄，5個月後他悔過效忠天皇，1942年被釋放。從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日蓮教中反叛出來的日蓮教信徒牧口常三郎和戸田城聖在1930年組織了《創價學會》，《創價學會》成為日蓮教的一個和平反戰分枝。1943年牧口常三郎和戸田城聖以及20位創價學會骨幹被判違反《治安維持法》而逮捕入獄。牧口常三郎死於獄中。戸田城聖在日本投降前一周被釋放。
明治複辟按照西方一神教影響下改造了神道教，稱其為複古神道，重新強化了天皇的神性，重新強化了被藤原攝政和三朝幕府政治藐視了近千年的天皇的神性。所以稱為複古。形式是複古，實質是西化，形式是天皇獨攬大權，實質上是軍閥和財閥操縱天皇。明治複古神道教，實際上就是軍閥和財閥的帝國主義邪教， 稱之為“大和魂”。輔以《治安維持法》管製言論和從小學開始的神道教軍國主義教育，日本明治複辟後構造了以神道和天皇為符號的日本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今天的日本國是建立在對中國掠奪基礎之上的日本國，日本的大和魂英雄，大都是侵華罪犯。靖國神社供奉了1130名1874年侵略中國台灣的軍人牌位，供奉了13619名甲午戰爭日本軍人牌位，1256名八國聯軍占領北京被義和團打死的日本軍人牌位，4850名一戰中占領中國山東和膠州灣的軍人牌位，1928年濟南事件185個牌位，1931年占領中國東北三省的17176個牌位，1937年至1941年侵略中國的191250個牌位。八國聯軍打入中國首都北京燒殺擄掠，運走幾百噸珍貴文物，日本皇軍是八國聯軍的主力，出兵最多。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曆史上日本兩次進軍到中國首都後，在完成了軍事目標以後，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不是軍事目的而是純粹屠殺平民的大屠殺，而現在他們還把這些戰犯做為他們的民族英雄來記念。安倍拜鬼的的地方是國家神道教神社，不要以為這個神道是日本民俗宗教，明治複辟後的神道教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體係，安倍拜鬼是為軍國主義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