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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中國貿易順差是個經濟問題，學術界百家爭鳴是正常現象。但是，最近一下中外經濟學家對中國高儲蓄和貿易順差頗有微詞，有點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製造輿論再壓中國一杠子和再宰中國一刀的味道，這就涉及到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利益的問題了，而這些言論有淪為西方對中國超限戰之嫌。所以，筆者覺得有必要把這個問題澄清一下，以反對這場金融危機中針對中國的輿論戰爭。該文以評論吳敬璉的言論引出，但筆者尊重吳敬璉先生學術人品，隻是就事論事，沒有針對吳先生本人的意思。
網上看到吳敬璉關於中國如何應對今天全球經濟危機的報道，茲錄於此：
“記者：既然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不適合用在長期問題上，那麽，您認為中國經濟的長期問題或根本問題是什麽？
吳敬璉：主要是中國經濟日趨嚴重的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內部失衡，是指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外部失衡，是指國際收支的盈餘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http://www.snxw.com/cj/shdt/200903/713241.html）。
我想用人口結構的觀點，來說明“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不是內部失衡，而“國際收支的盈餘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也不是外邊失衡。恰恰相反，這兩個現象是人口經濟學的必然結果。我在《科索沃的獨立給了我們什麽啟示？》等文章中談到這樣一個觀點，就是人口結構決定了經濟和政治局勢的走向。這裏，我想用人口結構來解釋中國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和國際收支的盈餘過大的現象，從而表達我對吳敬璉先生論點的懷疑。
宏觀經濟學理論中最基礎和最可靠的函數是消費函數。消費函數有幾種，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消費傾向函數，這個函數把收入分為消費和儲蓄兩部分，並假設這兩部分有一個線性比例。例如，西方消費函數可能是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90%，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10%。而中國這兩個比例可能是60%和40%。在一個閉經濟體之內，儲蓄=投資。這個消費函數涉及發展經濟中的資本積累問題，就是儲蓄率高，則投資高，則資本積累速度快。中國被列強打了百年了，得出的結論就是落後就得挨打，要發展就得高積累，也就是高儲蓄，高投資。今天中國占世界人口的20%，但GDP隻占全球的5.39%，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在國際政治形勢壓力下，中國隻能在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盡可能地高儲蓄、高投資、高積累。不是說中國人不懂享受，而是國際局勢不允許中國享受。這個高儲蓄高投資是南沙摩擦、美國台灣軍售、釣魚島、印度、藏獨、疆獨等周邊緊張局勢逼出來的。試想這樣一種國際政治局勢：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在佛羅裏達，美國海軍一出墨西哥灣就碰到中國航母，還被中國叫嚷美國威脅，而且美國天天有新墨西哥州獨立的騷亂，有加州獨立武裝隊伍打遊擊。在這種假設的國際局勢下，我想中國的消費一定很高，對積累一點都不在乎。當然，這和人口結構無關。和人口結構有關的消費函數是生命周期消費函數。
生命周期消費函數說，一個人一生中生產的產品應該等於一個人一生中消費的產品。問題是，人在生命的童年時期不生產而隻消費，在老年時期也不生產而也隻消費，隻是在青壯年時期生產。這就產生了跨代交換。在有勞動能力的年齡段生產的產品除了在青壯年時期消費以外，還生產很多補償童年的消費和退休以後的消費。在中國自然經濟時期，這種跨代消費是以家庭養老撫幼的形式來實現的。這時，一個家庭當年的產出可以和當年的消費相當，並在平均意義上基本滿足人一生中的產出約等於一生中的消費。如果人口結構不隨時間變化，社會也沒有國際壓力要求積累，那麽每年消費和產出相等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吳敬璉先生關於內外失衡的觀點就是對的。或者說，吳敬璉先生觀點正確的前提是人口結構為恒定。很遺憾，中國有個人口高峰期，中國人口高峰期的一族還處於有勞動能力的年齡段。按照生命周期消費函數來看，這批人必需生產超過現時消費的產品留做他們退休以後消費。什麽東西能留著以後消費呢？蔬菜？糧食？衣服？教育醫療服務？這些都不行，這些都得讓下一代獨生子女去生產來養老年人。所以，現在這批高峰期人口必需生產幾十年以後還有經濟效益的東西，如三峽大壩，青藏鐵路，南水北調等。這些就是我們看到的高投資現象，是合情合理的按照生命消費函數的經濟規律辦事的現象。由於投資基礎設施也有許多因素限製，不能完全消化社會儲蓄，部分儲蓄就得以出口順差的形式來完成跨代消費，即高峰期人口有勞動能力的時候順差，這批人退休後逆差，這賦予經濟全球一個跨代消費功能，人類慶幸。這符合生命周期消費函數的經濟規律。
中國現在女50退休，男55退休，比起西方是縮短了生命周期中的勞動生產年齡段，也就是說提高了消費的年齡段的長度。所以，中國是在生命周期消費函數定義下的高消費社會，而美國加拿大隻能說是高浪費社會，不是高消費社會，他們消費時段與生產時段的比率比中國低，他們相對與中國來說是低消費國家，而中國才是高消費國家。抬高人民幣幣值來降低中國出口是違反跨代消費的經濟規律的。在某種程度上，中國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是中國人口結構造成的經濟局勢，這個經濟局勢又形成了G2模式的國際政治局勢，這不是中國政府想采納一些經濟學家的建議所能左右的，是人口結構主導的經濟動力驅動的出來的局勢。所以，說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製造了出口順差是高估了中國政府的能力，出口順差是人口結構驅動的經濟力量的結果。如果說操縱的話，隻有具備全球軍事投射能力和國際規則強製能力的美國能夠操縱國際經濟和政治格局。說美國操縱，一點不冤枉。美國也有人口高峰期，這批人已經開始退休了，但是，美國的社會安全基金卻接近破產，不能完成跨代消費，違反了人口結構和生命周期消費函數的經濟基本定律。美國政府的能力強於經濟規律，中國政府的能力弱於經濟規律。在這點上來說，中國是小政府強市場社會，美國是強政府弱市場社會。美國政府操縱美元和石油價格、主導和強製國際金融和貿易秩序，製造了一個不是高消費而是高浪費的“美國夢”社會。
今天國際經濟衰退，不是中國貿易順差的過錯，而是美國連年雙赤字的過錯，因為中國沒有能力違反這個經濟規律而犯所謂過錯。G2國際局勢崩潰了，是因為美國高浪費社會使得全球經濟不可持續。奧巴馬應該重塑美國夢的含義，不要再繼續美國的高浪費經濟了。吳敬璉先生對的地方，就是主張中國不能再繼續高資源投入的產生模式，這也為G2良性互動繪出了良好的前景。中國不投入高資源，美國高浪費就是無米之炊。中國轉型綠色產業，同時美國修正在消費端浪費資源的美國夢，這樣地球才轉得均勻，G2才能生根發芽。中美能源和環保合作是G2的基石之一，但美國還得修正美國的浪費經濟才有可能助全球經濟軟著路地走出衰退。你對奧巴馬有這個信心嗎？
因為, 資本帳+經常帳=0，別的國家需要美元儲備，即美國的資本帳會是正項，就使到美國的經常帳必須為負才能平衡。正的資本帳就是使到美國的國債受歡迎。同時美元的發行機製導致了不斷要求大的國債供給。這也是造成美國大量赤字的原因。
1：中國需要美元作結算用，隻好出口多於進口去追求美元順差節餘。
2: 中國的成本低時因為中國的產品把很多成本轉化為外延成本(externalization).比如，勞動力的失業培訓，環境的破壞等都不包括進成本。人為控製匯率（匯率不反映市場力量而有國家決定即為人為控製匯率），使進口消費者為出口消費者轉移支付等。
抄來的？言下之意還是有水平的囉？
在正文中摘一段文字去百度穀歌收索一下，在對比一下發表日期時間就知道了。
消費的東西必須生產出來，這是很簡單的問題，把人口結構和有生產能力的時間隻占人生一部分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就是很明了的事情。
這個結論與經濟學名詞沒關係。何況，很多經濟學名詞和經濟學概念在經濟學家中還爭論不休呢，也不知道前邊留言的幾位到底信奉那個經濟學派，即便要那經濟學權威來壓人，也得把你自己信奉的經濟學家或學派提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