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第三產業之交易成本和人權法製的限度

美國次房貸風波引發的金融海嘯波及全球，這是美國的災難，也是全球的災難，並且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有些人能夠為禍，並且能夠發大財，發國難財、發球難財，發完財以後打開金降落傘逃之夭夭，他們不在乎良心譴責，反正美國法律框架內無法追究。資本市場中高收益伴隨高風險，但是，二房貸公司披著政府擔保外衣，著實高收益一番，把高風險留給美國政府和世界人民。美國國際集團經營金融再保險業務，大量簽約“信用毀約掉期”，做的是收人錢財為人消災的買賣，結果錢財收得袋鼓缽滿，真正要為人消災時卻宣布破產，由納稅人來買單。如此民憤極大之人，放在中國這種“法製不健全”的社會早就槍斃了。偏偏美國法製健全，這些民憤極大之人還沒違法，不能槍斃。如果聯邦調查局能夠找到法律依據製裁他們的話，八成也是罪不至死，而以他們月薪百萬的錢財，蹲監獄勝過享清福，判刑對他們根本就沒有懲罰效應，獄中寫回憶錄講講金融海嘯內幕，還可以再賺一把。

 

不能懲罰要挾全球經濟的罪魁禍首，那麽，美國國會就亡羊補牢吧。上次安然事件就是這樣，製定了撒本奧克斯累法案，把會計規則該了，把股市監管規則該了，七八年來一次，總之法規製定了，金融大腕依然可以創新衍生工具，再賺個袋鼓缽滿的，化法規糞土為錢財神奇，而且，還為美國經濟增加不少會計、審計和律師業務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及政府監管的開銷。

 

第三產業有很多種，其中有增加最終使用效用的，如理發服務，有對生產產生附加值的，如技術谘詢服務，還有一種是維持經濟體製運行的，如會計、律師和保險服務等。這最後一類中究竟是降低了生產成本，還是無奈地增加了生產成本，就是判別製度是否優越的尺度。按照製度經濟學的思路，不對最終效用產生貢獻的附加成本通通稱為“交易成本”。這種廣義的交易成本是相對於“生產成本”而言的。

 

一個好的製度，可以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一個中性的製度改革，至少是增加的生產成本可以由減少的交易成本來補償。撒本奧克斯累法案的實施增加了企業內部監管成本和證券交易（資本流通）成本。法律的健全，應該以降低經濟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為指導方向，過渡強調了法製精神而忽略了製度創新的製度經濟學目的，就會導致盲目的製度建設。如美國這樣的法製建設，創造了現代眾多繁縟的法律與合同條文，創造了世界最龐大的律師隊伍和最高的律師業務產值，卻無法懲罰造成全球經濟災難的責任人，或者根本無法追究初如此重大禍害的責任人，這樣的法製製度顯然要引為發展中國家法製建設的前車之鑒。

 

美國第三產業非常發達，但是，這些第三產業中，明顯有很大一部分是社會製度的製度成本。美國號稱現代市場社會的楷模，實際上是一個很不經濟的社會製度。這次金融海嘯就說明了，美國經濟是入不衍出的經濟，這個經濟體攫取了世界各國經濟的效用，並透支了下一代人的福利。一個不儲蓄的國家能夠在發達國家中維持較高的增長率，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美國民主製度是國際社會的一個惡性腫瘤，這個惡性腫瘤在這次金融海嘯中終於發作了。

 

第三產業中的會計業務一部分是生產成本，它提高企業管理的效率。第三產業中的會律師業務的一部分是生產成本，它降低了交易成本（如強製合同）。第三產業中的保險業務一部分是生產成本，因為它分攤了風險，提高了人民的社會安全感。但是，當罪犯可以雇用律師逃避懲罰的律師業務顯然是提高了社會的交易成本，當會計可以給市場信息以假象和耗費大量審計監管成本時，顯然是沒有降低產生成本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股票交易成本的提高）。當醫療保險使得許多人無法享受醫療服務時，這個保險業務中就很大成分不是提高社會安全效用而是徒曾醫療服務的交易成本。美國金融、保險、會計和律師這些第三產業的GDP，很多是負經濟效益的GDP，是增加交易成本的GDP。這些GDP不增加最終使用效用，而徒曾交易成本。

 

而美國這種不經濟的製度的產生，和極端法製主義和人權至上是相關的。比如，要懲罰這些乘金降落傘攫取了國難財的二房和美國國際集團管理層的白領犯罪，最好放到中國的勞改場裏，這是很人道的懲罰，讓他們體驗一下他們的行為給社會底層帶來的災難。但是，國際人權組織是最反對中國勞改製度的，他們認為還是美國監獄製度最人道，富人可以住總統套間似的監獄。但是，這樣一來法律就完全喪失了懲前毖後的社會功能，而且還繼續鼓勵白領犯罪。安然事件過去也就是七八年吧，這不，金融海嘯來了，美國製度根本就沒有懲罰這些發國難財的罪犯的手段。拿範美忠來說，他先跑了，後來國家才補充了師德規範，並取消範美忠的教師資格，這是對範美忠的懲罰。如果放在美國，這是不法製的，按照法製原則法律製定應該沒有回溯力的，範在跑之時是沒有規章製度規定教師保護學生的責任。但是，中國這種製度成本低，合情合理，大多數人國人不反對。這種中國式低交易成本的社會製度比美國優越，希望民主認識不要被西方法製原教旨主義給忽悠了。所以，放到中國，這些危害極大的白領犯罪基本就無法逃避懲罰，要逃避懲罰就是隻有外逃到民主人權至上的加拿大。這就是為什麽貪汙犯都跑到民主法製加拿大的原因。

 

律師業務發達到窮人雇不起律師保護自身權益，保險業發達到身為最先進最強大的美國的公民買不起醫療保險，會計業務發達到雇得起高級會計的公司就能合法逃稅，金融業發達到業內人可以成為經濟殺手同時大發災難財，這些都是法製極端主義造成的經濟交易成本的高攀的現象。當然，國際經濟社會中還有另一大類交易成本，那就是戰爭，那就是各國高額軍費維持國際經濟秩序。台灣如果買美國軍火，這個交易成本就更大了，巨額軍費開支帶來與大陸經濟交往的障礙，這是所謂國際民主人權運動提高製度性交易成本的典型之一。希望台灣的中國人理性對待美國軍售，要買美國軍事技術，就把所以權、使用權處置權都買來，不要買了以後還沒有處置權，純做冤大頭。有了這些處置權以後，然後把美國軍事技術與大陸交流（非盈利非商業活動，不侵犯知識產權），化美台軍售的台灣經濟成本為亞洲和平成本，降低兩岸經濟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