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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匯率問題有兩個觀點,一是國際貿易種誰能夠以同樣的產品換取更多的產品,一是在國際分工中誰能占有更多的位置,兩個目標有時是會有衝突的。
人民幣應不應該升值?有些中國人會說,憑什麽中國賣的產品就便宜,買的產品就貴?誰不想自己的東西賣個高價、買別人的東西時付個低價錢?記得剛到美國的時候,第一印象就是美國同樣質量的商品,一定是進口的便宜國產的貴,這與中國國內市場剛好相反。如果匯率合理的話,應該是國產貨價格略低於進口貨物,因為有運輸成本問題。現在中國產品濺,還被別人說是不公平競爭,這多冤枉呀?由此看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有利。
再看看美國人怎麽看人民幣匯率。美國人認為人民幣被低估,是中國政府惡意操控,是不公平貿易,搶了美國的工作機會。
咦?怎麽兩種觀點立論不同,結論卻一樣呀?如果美國想人民幣升值,中國也想人民幣升值,這就不用爭了,升了不就皆大歡喜了嗎?
先看看美國的立論。究竟是美國的失業情況嚴重還是中國的失業情況嚴重?中國人現在50歲就退休了,美國恨不能鼓勵65歲以後繼續工作。中國人要比美國人少工作十多年。這個問題用【物質循環的世界】的觀點來看就是一個中國人是否有權利生活在這個全球物質循環裏邊。以買賣貴賤問題來看匯率,是經濟學中的分餅問題,即國際分工中做的大餅,誰能夠分得更多的分額。以工作機會來看匯率,就是誰有資格加入國際分工的問題。沒有後邊一個問題,前邊一個問題就無從談起。不是世界分工製餅之一員,有什麽資格討論分餅?
中國改革多年,融入國際分工也漸多,中國確實是世界分工製餅之一員,應該考慮餅的分法的問題了。問題是,人民幣升值能為中國分得更大的餅呢?還是將中國擠出世界分工製餅合作之外呢?
如果由於人民幣升值,外國訂單減少,國內失業增加,那就不是分到更大的一份餅,而是失去了分餅的基本資格。所以人民幣要升值,也應該酌情升,但不能如美國國會說的那樣要一下子升一大截。
就算人民幣升值後,銷售額沒有減少,是不是中國廠家利潤就上升了呢?是不是中國人收入就增加了呢?那就要看產品收入是怎麽分配了。人民幣升值,中國名義GDP就增加了。如果其它因素不變,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進口原材料價格下降,出口商品製造商的利潤就增加了。這些利潤是誰的?如果是外資企業(中國製造很多是外企產品),則利潤一部分是外國股東的,即國民產值增加了,國民收入沒有相應增加。同樣,競爭是市場競爭,如果中國製造利潤空間增加了,原料商會提價,技術專利分成會提高,最後能留給中國國內的收入有沒有增加還是個未知數。
所以,改變中國就業環境,改變中國勞動力市場規則,增加勞動力成本,保障和提高民工權益,要比人民幣升值來得實在。中國應該改善勞工法,要最低工資,要企業為職工買醫療保險、社會保險、失業保險,養老基金等等。同樣是推高中國製造在國際市場的價格,使中國民工富裕起來的方法可以降低貧富差距、擴大內需,可以達到人民幣升值所難以達到的許多經濟和社會效益。以提高中國勞動力成本是達到貿易平衡,可以把中國製造價格提高的收入全部轉化為中國國內的收入,這比人民幣升值實惠得多。
不就是貿易不平衡嗎?想要貿易平衡,就用這個實力爭取分更大的餅,而不應該退出製餅的位置。優先考慮國內勞工法的監督、執行和完善,把分餅得益直接造福於民,比人民幣升值來得紮實,人民幣升值會把中國農民工再次擠出全球物質循環圈子。
主要是勞工法問題。如8小時工資製,最低工資,勞動安全保護,醫療保險,對農民工還要子女讀書就學問題(可以要求公司承擔一部分教育經費),養老保險,等。
按照宏觀經濟模型,內需不足就是工資分配問題,勞工工資太低就會造成內需不足。凱恩斯的方法時稅收後政府再分配。現在外資超國民待遇就是減少了稅收。最近兩稅合一了,結束了外資超國民待遇,這是進步,這減少了人民幣升值壓力,也增加了內需。
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是內需不足,GDP的增長並沒有帶動消費需求的增長,隻提高了儲蓄率。從而使中國的龐大的消費品生產能力不得不靠世界市場來消化。最近這些年國內的需求主要是投資需求帶動的,消費需求一直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而富的越富,窮的越窮的社會現狀是導致目前消費需求不足一個主要原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教育的體製和醫療體製的改革失敗,造成國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增強,缺乏安全感是多儲蓄少消費的重要心理原因。沒有對未來的信心,消費者是不敢花光兜裏的最後一個銅板的。
問題不隻出在產業結構和分配領域上,也表現在我們教育的滯後上。大前年我在深圳時,聽一家工廠的經理說,他們現在雇傭的工人工資實際上比十年前還低了。龐大的低素質就業後備軍造成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力成本無法上升。而在北京和上海的高科技公司裏,員工的工資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有經驗的軟件工程師很輕鬆就能每月拿到8000元以上的工資。而且公司還總是說找不到所需的人才。
另外,中國早先的投資體製造成的投入產出效率低下的惡果也在這幾年表現出來。投資的失敗和無效率使它無法帶動就業。
一孔之見,敬請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