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舊事）筆沙（2）

筆沙是西江江心一個嶼洲，靠近西江南岸。上筆沙要過擺渡，從南岸擺渡到筆沙。生產隊在筆沙上種了許多甘蔗和花生，這些作物是嶼洲沙質土壤的特產。

 

 

我們班的同學有住的在沙頭生產隊，有的住在沙尾生產隊，我們小組住在沙頭生產隊。我們是下鄉搞社教的，至於為什麽要搞社教，怎麽搞，我是一點概念都沒有，我也不關心。社教是黨員們的事，和我們群眾學生沒多大關心，我們下鄉與其說是搞社教，不如說就是三同而已。我們三同實際是兩同，同勞動和同吃飯，睡覺還是我們男生女生各自集團睡通鋪。

 

 

同住大家基本是一樣，同吃就不一樣了，有分到富裕人家同吃的，每周都有一、二頓葷腥，也有分到貧窮人家同吃的，天天就是木薯幹和稀粥。我的三同戶伍二嫂家境中等，菜不保證有，但米飯還是有得吃的。說實在的，農村米飯比城裏米飯香，每隔兩周，伍二嫂就拿一袋穀子到生產隊的碾米機碾一次米，所以這是新米，比起城裏的三級米好吃多了，所以即便沒有菜，我吃飯也吃得很香。

 

 

黨員學生就不同了，他們有黨組織活動，他們除了三同還要搞社教的，據說要抓階級鬥爭，要選貧農做生產隊隊長。社教是他們黨內的是，與我們黨外學生無關。後來發現這社教非常滑稽，隊長是中農，但是是共產黨員，而社教運動要改選隊長推薦的貧農並不是共產黨員。這大概就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吧。

 

 

我們同勞動有時在黃布沙上剝甘蔗葉，有時又渡到江岸上挑土加固西江大堤。相對來說，我們比黨員有更多的時間，勞動之餘，自然和農民聊聊天。開始，農民也不太說話，後來，可能是看我能幹活，特別是幫他們從磚窯出磚的一次，磚窯裏邊又熱又大灰，我在那幹得挺賣勁，他們漸漸就和我聊天了。也許，他們發現我不是搞社教的，隻是三同而已，這樣聊天沒有太大的顧忌。

村裏有兩大姓，這中農隊長姓董，而社教要搞上台的貧農姓梁。沙頭最頭上一戶是個能人，但是是外姓，不在兩姓當中，所以他不幹預村裏的公事，隻是一人養豬捕魚，五、六個兒女都是壯勞力，生活是最好得的。董姓能人多，如有一個又會燒磚，又會木匠活，即生產隊稍微大一點的非農業項目，都得靠董姓能人幹。隊長是農家裏手，知天時地利，最關鍵就是何時播種，何時插秧，所以選他做隊長排工大家服。隊長家也富裕，但他是經營自留地富的，和洲頭那戶靠養豬捕魚富裕不一樣。

 

 

我問他們十個工分多少錢，十個工分就是一天全出工的工錢，但工錢隻能秋收後計算出來，平時隻能記工分。他們說有一角多到兩角錢左右。這比洪秀全故鄉的大怖鄉要好，大怖鄉十個工分才八分錢。我又問他們工分最高的時候是多少，他們說有兩元多。這可是個大數目，以一個月開工二十五天算，那就是城裏三級技工的工資，比我們大學裏講師工資還高。我問工分怎麽可以那麽高，他們說，每燒一窯磚，每十個工分就多一毛錢，那年燒了十幾窯磚，所以十個工分兩元多錢，今年燒一窯磚，所以工分就是一角多。我問為什麽不燒多幾窯磚，他們回到說公社有規定，一年隻準燒一窯磚，否則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雖然滑稽，但我笑不出來。

 

 

班裏找人畫村史，找來找去就小黎一個人能畫，說人手不夠，我覺得天天三同就膩了，所以自告奮勇去幫小黎畫村史。小黎也接受了我，想不到幼兒園臘筆的那點兒畫畫訓練，竟然能派上用場。我們一共三個人，大字報那麽大的紙，用毛筆醮著水粉就畫起來了。我還真驚訝自己畫的畫能在公眾場合掛起來。我們把村史故事拿來，先把故事情節搞通了，計劃用幾張畫表達一個故事，然後就在我們買的一大摞小人書裏找相類似的畫麵，然後就照葫蘆畫瓢，略加歪曲，就這樣把村史展隆重推出了。當然，大部分功勞都是小黎的。

 

 

然後我真的是去調查村史了。我從生產隊找來土地冊，按著名冊去訪問農民，結果發現，社教要推選隊長的那梁姓貧農實際上解放前最富，梁家名下土地最多，不過，就在土改前梁家三兄弟分家了，結果每家土地都不多，土改就劃為貧農了。其他人家地也不多，了不起是一個中農。我問他們有沒有地主，他們說土改時非得劃出地主成份，結果把兩姓各自得祠堂定為“公”地主，因為每戶都得給祠堂公地勞動，大家出工為祠堂無償幹活。這聽起來有點像前秦的井田製。

 

 

看來，廣東有些地方就是沒有地主，廣東土改就是一個不顧實際的指標工程，社教還是一個指標工程。由此看來，廣東省反對地方主義確實是冤案。

我們班的同學擺渡到達沙頭生產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