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卷三 評說 (10): 威武不能詘=不要仗勢欺人

原文16：

慎靚王五年（辛亥，公元前三一零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甚矣，王之托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遍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評說16：

      張儀自知與武王不合，找個借口離開秦國。他對秦王說：齊國特恨我，你讓我去魏國，齊國必然去攻擊魏國，這樣秦國就有機會中原問鼎了。秦王準張儀去魏國。果然齊國攻魏國。魏王慌了，張儀安穩魏王不用擔憂，自己派人去楚國，借楚國的使者，到齊國指責齊王幫助秦國，說張儀到魏國，是秦國離間合縱的陰謀，齊國因此回師。過了一年以後，張儀去世。

 

      張儀離秦與蘇秦離燕非常相似，都是推脫借口。而且都是計策。不同的是，蘇秦真的實施了糖衣炮彈決策，而張儀出來就道破計策，使秦國計策落空。蘇秦負燕，秦負張儀。張儀在秦為秦謀事，在魏為魏謀事，而蘇秦食齊國之祿，卻幹損齊之事。蘇秦死於非命，張儀壽終正寢。

 

原文17：

《孟子》論之曰：或謂：“張儀、公孫衍，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惡足以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誌則與民由之，不得誌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是之謂大丈夫。”

 

評說17：

有人說張儀三寸不爛之舌攪得天下紛紛擾擾，真大丈夫所為。孟子則反對，認為隻有富貴了不驕奢淫逸，貧困了不放棄原則，有了權勢不仗勢欺人的人才算大丈夫。

 

對“威武不能詘”的通常解釋是不屈服於暴力，這種解釋不太合理。前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中的“富貴”和“貧賤”都是以“大丈夫”為主體的達到社會地位的謂語動詞，所以“威武”也應該是“大丈夫”的謂語動詞，而不應該看作為動詞“屈服”的壯語。

 

如果將“富貴”、“貧賤”和“威武”分別看作“淫”、“移”和“詘”的壯語，那麽這三句話就解釋為“不要沉溺於富貴，不要嫌棄貧賤，不要屈服於暴力”。如果這樣解釋，就是一般普適的道德說教，與是否大丈夫沒有關係。

 

我把“威武不能詘”解釋為“有了權勢不貪贓枉法不仗勢欺人”與孟子前邊“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誌則與民由之，不得誌則獨行其道”的意思更吻合。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這裏說：大丈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不欺天下”。達則不欺天下，就是“富貴不能淫”和“威武不能詘”，所以“威武不能詘”應該解釋為“有了權勢不要欺壓百姓”。

 

詘與屈通，但屈有多種詞意。有屈服的屈，也有冤屈的屈。詘更接近冤屈，委屈。法言義疏十寡見卷第七（http://read.shulu.net/gd/fayan/010.htm）雲：“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是說善人行事好就好在置道德於個人私利之上；小人行事壞就壞在因一己私利而不顧道德原則。這個“詘”是有直接賓語的動詞。

 

《資治通鑒》卷四中有“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之說，其中“詘”也是帶直接賓語的動詞。而不是“屈服”暴力中的“屈服”那種用壯語修飾的自反動詞。所以，“威武不能詘”不應該解釋為“不為暴力而屈服意誌”，而應該解釋為“有了權勢不要貪贓枉法、不要仗勢欺人”。

 

原文18：

揚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穀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評說18：

      揚子對縱橫家深惡痛絕。認為縱橫家是是非之徒。一概而論，打擊麵太寬了。張儀還是比蘇秦厚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