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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3:
顯王十年(壬戌,公元前三五九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製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評說3: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還沒開始就已經有人反對了。做人行事,從來就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期望,神仙都沒有可能辦到,改革就更不用說了。
“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稱雄爭霸,戰火頻繁,沒有什麽和平發展環境,所以改革就得快刀斬亂麻,不能絲毫猶豫。“不可與慮始”相當於“不爭論”、“不管黑貓白貓”;“可與樂成”,相當於“致富光榮”、發展才是硬道理”。
“至德者不和於俗”,自古聖賢皆寂寞,思想太超前了,世人無法理解,連毛澤東都有孤家寡人的感覺。
“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公孫鞅錯就錯在這。不發動群眾搞改革,自己行使強製措施,再好的果子別人吃得也不舒服,所以後來有車裂之禍,就是錯在沒有爭取改革利益相關者對改革的認同。以前共產黨土改隊,不是下鄉後馬上就糾地主分田地,而是先宣傳,深入群眾,發動群眾。讓土地改革成為人民自己的行動。人民認同了,出再大的錯人民要能原諒。現在民工苦,能比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苦嗎,但當時社會一點不亂,現在就不行了。想改革一點不出錯是不可能的,但以行政手段強製改革,難以維持社會穩定。改革措施要讓利益相關者理解,要使人民成為改革的主體,而不由政府強製推行改革的客體。共產黨革命時期很會深入群眾,現在都當官做老爺了,脫離群眾了,所以埋下車裂的禍根。現在一說加強黨的領導,就擴大黨的行政權力,那是飲鴆止渴。加強黨的領導,應該是恢複深入群眾的革命傳統,提高中國人民對改革的認同和對黨和政府領導的認同。
“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強國之路沒有現成的模式套。要製度創新,不要走別人的路,否則永遠步別人的後塵,終是弱國。走中國自己的路,學西方,但不能照搬,尤其不能全盤照搬。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這是今天最時髦的管理方法,叫做“團隊激勵”。功過賞罰不到個人,隻到團隊。這一下就以幾何數量級速度提高了管理效率。以前事必躬親,現在宏觀調控。
“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勞動生產效率高的,有奴隸轉為農民。無怪乎秦國統一天下,公孫鞅搞的是封建主義革命。顛覆奴隸製度。公孫鞅論才不如管仲,由車裂下場可知,但膽識過人,懂得生產關係要符合生產力,戰國時期,正是鐵器時代來臨之際,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要有新的生產關係,所以給公孫鞅變法之天地。結果秦國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封建集權王朝。
社會發展,並不是馬克思說的一定由階級鬥爭來推動。秦國封建主義革命,不是奴隸對奴隸主階級鬥爭的結果,而是奴隸主統治階級自身變革的結果。“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秦人者,奴隸主也。公孫鞅讓奴隸成為農民,奴隸主安能不恨?怎麽不找機會車裂他?戰火中的變革就是如此。秦國變革是為了強國。毛澤東也說過,抗日戰爭時,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階級矛盾是次要矛盾。秦國國內階級矛盾是次要的,七國爭雄稱霸的戰爭是重要矛盾。所以,推動曆史前進的,在這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國際爭雄稱霸戰火。今天一樣,中國要能渡過崛起這一關,絕對不是以建立一個類似歐美社會所能達到的,一定要有更先進的社會製度。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懶惰的人就把他重新變回奴隸。咦?這不是複辟奴隸製度嗎?不爭論。管他姓資還是姓社,姓封還是姓奴,可以發展生產力的製度就行。現在歐美也要防止好吃懶做的方法,如征收遺產稅,不要以為父母有錢就可以不勞而獲,到時遺產大半是收歸國有的。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名譽賜予有軍功的人,世襲是有條件的。這與英國稱霸世界時的賞罰製度是一樣的,要成為英國貴族,一定得在軍隊和外交界任職,否則沒有榮譽,英國以此製度建立日不落帝國。國家重臣,應該是舍命為國、拋棄兒女情長誌在四方的男兒。公孫鞅得封地也是因為建立軍功,而非因為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