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30）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1．緊急飛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機要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釣魚台找我。徐業夫在電話裏對我說，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見陳伯達、楊成武和 我。讓我去通知他們，我們三個人必須在明天一早趕到上海。

 

   接到徐業夫電話，我立刻告訴了陳伯達。然後又打電話給楊成武。楊成武說，他也接到徐業夫的電話了，並且已經安排好了飛機。他讓我和陳伯達明天淩晨去北京郊區的某軍用機場，然後一起乘專機去上海。

 

   那時我們都習慣在夜間工作，所以那天晚上我幹脆就不睡了。到了 5月13日淩晨3時左右，楊成武就來電話催我們出發了。我和陳伯達坐車去了機場，與楊成武會合。我們剛登上飛機，飛機就起飛了。那是 一架叫做子爵號的中型專機，飛起來很穩。飛機上還有可以辦公和休息的小房間。

 

   飛行途中，我心裏就一直在嘀咕，主席這麽緊急地召見我們，究竟是為了什麽事？那時正在傳說北京有發生軍事政變的跡象，這次又有代總參謀長同行，是不是與軍事政變有關？ 大約飛行了三小時，我們就抵達了上海的虹橋機場。徐業夫已在機場等候我們了。我們一起坐上了一輛有三排座位的轎車，在我們的車子前後還各有一輛開道車和護衛車。

 

   在車上，徐業夫把已經印好的文件分發給我們。打開一看，是林彪轉呈給毛主席的解放軍總後勤部的一個報告，和毛主席在上麵作的批示，主席的批示是寫給林彪的。我們在車上就看了起來。毛主席是比我們早幾天從杭州抵達上海的，他給給林彪的批示應該是在上海寫的。照例這樣的文件都得由經過審查的專門工廠印製。我不記得杭州有這樣的工廠，上海倒是有的。所以這個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飛機送到北京去印的。

 

2 ．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

 

   大概清晨7點左右，我們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賓館12號樓。我們到的時候，主席還沒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們一到就馬上叫他起來。所以護士長吳旭君叫我們在客廳裏先坐下，然後她就去主席臥室敲門，告訴他，我們到了。

 

   客廳不是很大，在客廳的一邊是兩張單人沙發，對麵是一張三人沙發，在這張三人沙發旁邊有一把靠椅。楊成武硬要讓我坐在三人沙發上，他自己坐旁邊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個小青年，怎麽可以我坐沙發，讓他坐椅子呢？經一番退讓，最後還是我坐了椅子。我們坐下後，都繼續埋頭看文件。一會兒我們看到主席穿著睡衣，從臥室裏走了出來。我們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這麽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來後，和我們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時，主席說，好久不見了。主席這樣說，那是因為1964年夏天，我被調去《紅旗》雜誌工作以後，就沒有再見到過主席。

 

   我在中南海工作時，住的地方離豐澤園很近，平日我常騎自行車經過豐澤園的後門出海辦事。有時遇上主席在那裏散步，我遠遠看見了都會立即下車，想從靠牆一邊悄悄推車過去，以免打擾到主席。可是主席隻要看到我，總會向我抬手打個招呼。主席又說，上次討論哲學問題，讓《紅旗》派人來參加，你沒有來。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過一次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我從主席的話中聽出來，主席或許以為我會去參加那次哲學問題談話。但當時《紅旗》雜誌陳伯達是叫吳江、邵鐵真去的，沒叫我去。

 

   主席給大家打完招呼就在單人沙發上坐了下來，隨後就拍了拍他旁邊的另一張單人沙發，讓我坐到他的邊上去。因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就不好推讓了，於是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邊。原來我坐的那個椅子是斜對著主席臥室的門的。主席出來後，我總感覺臥室裏好像還有人。果然不一會兒，江青也從臥室裏走了出來。我馬上從沙發上起身要讓座給她，可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邊上。江青就坐到對麵我原來坐的椅子上了。

 

   我從秦城出獄後，聽到了鄧小平一次講話的傳達，說什麽早在建國初，毛主席與江青就各住各的，實際上是已經離異了。可我親眼目睹： 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時仍與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時主席73歲，江青51歲。建國時，主席56歲，江青34歲。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 兩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釣魚台的時候，江青也經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篇文章，常從釣魚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見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雖然江青平時住在釣魚台的11號樓裏，主席住在中南海的“遊泳池”，但江青仍時常回去看主席的。

 

   這時，護士長吳旭君給主席送來了早餐。我看到她拿著一杯乳製品，顏色淡黃。另有一個小碟，上麵盛著幾片烤饅頭。後來吳旭君對我說，那乳製品是主席喜歡喝的馬奶，加了點麥片。唉，一杯麥片馬奶和一碟烤饅頭，就是這位叱吒風雲的偉大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們剛才在飛機上用的早餐，都遠比它豐富。

 

   主席喝了幾口麥片馬奶，開始講話了。他說，今天找你們來就是為了研究你們手裏在看的文件。接著又說，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 麽社會發展的長遠計劃，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劃，這才是人類文明。

 

   我們講的人類文明，是共產主義。它是馬克思根據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情況設想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等書中講了一些關於共產主義的具體的設想。隻有共產主義社會，才是文明社會。

 

   我以前談過張魯，張魯是東漢末年的農民領袖，與黃巾一黨，他也有些共產主義想法，這些想法大概來源於古書上講的大同世界，隻是古書上那個大同世界講得很模糊，因為那時沒有新的生產力，對將來的大同世界無法具體化。張魯所處的時代社會進步了點，所以張魯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體化了。

 

   在張魯那裏治病不要錢，吃飯也不要錢，但不能亂吃，吃飽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貴族豪富，吃那麽多，浪費那麽大，總不好！主席說，我們現在找到比張魯更好的辦法了，解放軍總後勤部總結的這個經驗，就是一個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萌芽，每個人分工不是那麽刻板，一業為主，全麵發展。

 

   解放軍戰士除了軍事訓練，還可以做工，務農，還能學習文化知識，發展藝術才能。勞動者的勞動不要那麽緊張，不要一天到晚幹活，要勞動與學習相結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領 導的也要勞動，定期勞動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在分配上允許有點差別，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為一個特殊階層。

 

   我注意到，此前主席雖然說過官僚特權階級，但這次說的還是特殊階層。接著主席說，林彪同誌有個報告過來，我給他寫了幾句話，請你們來一起修改 一下。主席問我們看了文件後有什麽意見？ 陳伯達首先發言。陳伯達在政治上確實是比較敏銳的。他說，剛拿到文件，雖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這個批示非常重要。他說，我們在大躍進時，曾探索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模式。這個又是一次新的探索，主席這次的指示非常明確，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說，前不久提倡的“半工半讀”也是一種探索，不過做起來像是勤工儉學，沒有提到共產主義理想的高度。還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搞得太雜，不大可行。

 

   陳伯達的話，讓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讓他和張春橋去看過嵖岈山公社的共產主義過渡，他們回來後對嵖岈山也沒有怎麽肯定，隻是說那個公社的書記挺能吹的，態度明顯有保留。要不是他們當時持有這個態度，恐怕早就宣傳推廣嵖岈山了。

 

   陳伯達接著說，嵖岈山的設想沒有主席這個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現在的生產條件下，怎樣做到人的全麵發展，完全符合馬克思講的新製度下人的全麵發展的理論。

 

   平心而論，陳伯達雖然早年思想龐雜，入黨後在嚴峻的鬥爭中，經不起考驗（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論水平，尤其是哲學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陳伯達講完以後，楊成武講。楊成武對理論的東西講得不多，隻是說了些具體的問題。他說，部隊搞生產意義很大，照這樣下去，我們都可以不領軍糧了，這對戰備是很有意義的。這時主席插話說，我曆來主張軍隊糧食自給。楊成武接著說，戰士學文化好，這樣軍隊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隊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糧食又能學文化。這個好。他還說，東北有個部隊搞得比總後報告中說的還要好。主席聽了就讓他把材料拿來看看。他回答說，已經送上上了，可能還沒有傳到主席這裏。

 

   接下來就是我講了。我年輕時讀過一點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且，主席在《張魯傳》上的批語我都抄寫過，並且讀了很多遍，一些詞句已 能背誦。因而我就從主席對《張魯傳》的批語開始，說張魯搞了五鬥米教，設置“義舍”，窮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飯不要錢，而且都能吃飽；他用草藥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錢。草藥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時也能治病，因為它是一種心理療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強抗病的信心。當我說到張魯在他所統治的地區“不置常吏”，“皆以祭酒為治”時，主席插話說：就是不要當官的，由群眾公推出的人來管理地方的各種事務。接著，我說起我在長辛店二七機車廠勞動的時候，看到工廠邊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來搞農業，那工人生活就會大大改善。

 

   我聽楊成武講戰上學文化時，心裏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說要戰士學文化，還說要批判資產階級。所以我又著重談了對批判資產階級的看法，我說前些天我剛到“南京路上好八連”去體驗生活過，我沒有想到，我們的戰士也能批判《海瑞罷官》。原來以為那些古代的事情，戰上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戰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聽了我複述的戰士的話，然後他問，會不會是知道你要去，他們指導員事先請人來跟他們講課，做了些準備？我說，這我倒不清楚，但戰士們有些問題說得很好，比我寫的文章還要好，比如戰士們說，那個“清官”也是壓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壓迫人民更厲害。因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擁護，所以他們鎮壓農民起義往往更沒顧慮，也更殘酷，來了就殺，比貪官更凶狠，曾國藩就是如此。

 

   主席聽了說，對！曾國藩殺人厲害，範老（文瀾）說老百姓叫他"曾剃頭。主席還說，《老殘遊記》上也講“清官”殺人厲害。說“清官”的紅頂子是用血染的。

 

   這時，陳伯達又說，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天朝田畝製》，康有為的《大同書》，都沒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說，太平天國起初也是有 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後，它的上層很快就腐敗了，領導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統治者，他們還會認真去搞什麽《天朝田畝製》嗎？我們讓大家都來批判資產階級，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資產階級來。共產黨雖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要是脫離群眾，不繼續革命，甚至腐化變質，轉過來壓迫人民，那麽人民也還會起來反抗的，還會出陳勝、吳廣，瓦崗寨。

 

   我接著主席和陳伯達的話說，主席的設想挺好，人不能一天天老是幹同樣的活，一邊幹活一邊學習，學工的可以學農，學農的可以學工， 還要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那樣人就可以得到全麵的發展。如果工廠、公社、機關、學校都能按照主席的這個設想去做，那這個社會就 越來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繪的這一社會前景，比陶淵明的“桃花源”和康有為的《大同書》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碼它在我們解放軍的部隊裏已經實現了。主席聽了笑著對我說，你是年輕人，你們隻要貫徹不斷革命的精神，把革命進行到底，也許能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曙光。

 

   那天的談話，主席的興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講，江青沒說什麽話。凡主席在場的時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說話的，都是畢恭畢敬地在聽， 那天也一樣。我曾對主席講話作了個簡單的記錄，這個記錄後來被汪東興他們抄走了。我要求幾次，但至今都沒有歸還給我。因為在秦城監獄時，我常回想主席這次講話，所以至今還能記得一些情況，但也就是這些了。其中對陳伯達、楊成武的談話可能有失記之處，因為我有個缺點，就是記自己的多，記別人的少。關於他們的談話，可以參考他們自己的回憶。

 

   到吃午飯的時候了、主席讓我們下午修改文件，看看還有什麽補充的，然後提交給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一下，通過後，再以中央文件 發下去。 從主席那兒出來，我們就去了我們住的錦江飯店，吃過午飯，我們三人就一起坐下來討論主席講話和文件。對主席的批示我們沒做什麽改動，隻是對總後勤部報告中的個別字句、標點做了一點小的修改，接著，我們又討論起草了一個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這種時候，陳伯達往往都是最起勁的，他親自動筆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說過，凡寫給主席的東西，陳伯達是一定要自己親筆來寫的，好讓主席看到是他的筆跡，知道是他寫的，那天、我和楊成武也隻是在一旁參議，讓陳伯達寫。

 

   我記得，楊成武和我隻提了一個意見，即在原來文稿的最後加了一段話，說主席的這個指示對反帝、反修和加強國防戰備有重要戰略意義，陳伯達采納了，後來的中央文件上也是這 麽寫的。

 

   那天總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錦江飯店。當晚，曹荻（dí 水邊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秋、魏文伯請總理和我們一起吃飯。總理說他晚飯後要去主席那裏，陳伯達就讓總理把我們寫好的東西帶去交給主席。這個時候，總理跟我說、約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錦江飯店頂樓陽台上去呼吸新鮮空氣。第二天早晨7點多，我就去了。沒想到，總理已經在那裏等著了。我說，我遲到了，變成貪睡的小張良啦。總理朝我笑了笑，他先和我聊了幾句閑話，接著就問起我的家庭狀況和工作經曆。然後總理就認真地對我說，在李秀成問題的討論中，他看到了主席所作的十六字的批示之後，端正了自己的認識。他很誠懇地對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對不起你，周揚開會批判你是我批準的。其實我也覺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有好好研究就批準了。幸虧主席及時發現了，不然要犯大錯誤。我聽了很受感動，深深覺得總理的胸襟寬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來了，說（我們寫的東西）可用，讓我們帶回北京。當天上午我們就坐飛機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陳伯達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匯報，我向中央文革小組作傳達，楊成武則去向林彪匯報。 很快，1966年5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一致通過了這個文件，並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向全黨下發了這個文件。因為毛主席是 在1966年5月7日作出這個批示的，後來就被稱為“五七指示”

 

3 ． “ 五七指示 ”偉大而深遠的意義

 

   主席那麽緊急地召我們去上海，就是因為當時北京正在召開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席是要把這個文件也拿到這個會議 上去討論通過，然後馬上下發給全黨。

 

   “五七指示”在當時也確實是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發的。可是隨著中央緊接著又發出“五一六通知”，北京發生了一係列的政 治事件，這樣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轉到其他事情上麵去了。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陳伯達提出要和我一起寫個關於“五七指示”的東西，發個社論什麽的。以引起全黨和廣大群眾的重視，我非常讚 同。在起草社論綱要的時候，陳伯達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宏偉藍圖”這個概念，他認為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都沒有具體的規劃，主席的“五七指示”則是一個具體規劃，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宏偉藍圖。我說，這個提法挺好，很有指導意義。陳伯達聽了說，嘿，你還能欣賞我噢。我說，那當然啦，你是老夫子嘛。於是按照陳伯達寫的綱要，我組織人寫了一篇文章，後來以《人民日 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至於文章發表前是否請其他中央領導人看過，我記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傳的關鋒、王力是看過的。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對“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還是很不夠的。當時我們都沒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關係。後來才認識到，主席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設想了文革後要構建一個怎麽樣的社會，他給我們講“五七指示”、談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向我們展示文革的前景。

 

   在中南海工作那麽多年，參加過的會議無數，卻很少聽到有哪個領導能像主席那樣不斷地思考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劉少奇平時很少講 共產主義。大躍進時，他倒是講共產主義了，可一講就是什麽男女分營、消滅家庭等等。但他後來卻阻礙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說他是言不及義。總理雖然不怎麽多講共產主義，但我覺得他倒是一個堅信並且身體力行的共產主義者。陳伯達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響，他倒時常講共產主義，但他身體力行的則是個人享受，不太關心人民群眾。

 

   陶鑄有時也講共產主義理想，而且能把具體問題提到理想的高度來講。在中央辦公廳歸陶鑄領導的時候，我和他接觸比較多，他經常跟我閑談，談讀書、談理想，態度也是真誠的。但他對文化大革命，卻是抽象的擁護，具體的反對，對一些貪汙腐敗、鎮壓群眾的幹部極力保護。其他的中央領導，還有省委書記當中，講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講就是具體工作。地方上的大員，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們都有接觸，卻從來沒聽他們講什麽共產主義理想。也許是沒有碰到適當的機會。

 

   主席自己對“五七指示”是很重視的。他一直都在考慮怎樣才能既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又不使差別擴大。在一次中央碰頭會議上，主席問 我，現在工人的工資是多少？我告訴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塊錢。他說，哦，我是四百多塊了，相差十倍了，離巴黎公社的原則還很遠。他對我們說，工資差別這麽大，這個問題要研究怎麽解決？他特別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決。我趕緊找了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孟祥才等人，組織了一個小組去作調查研究。後來也提出了一個方案，主要內容是，降低上麵的工資，增加工人的工資。

 

   孟祥才後來在山東大學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訴我，當年我們作調查研究的材料現在都還在他那裏。我記得我們所提出的方案，大約是把主席這一級的工資降到三百多塊，這樣就和工人隻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實十倍應該還是比較合理的。這個方案一提出 來，陳伯達看了就反對，他說按你這樣的方案搞，我們都不能生活了。陳伯達是四級還是五級，記不清了，隻比主席少一點。按當時的物價水平和陳伯達的生活開支，他的確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的。所以我們研究的方案有待進一步推敲。後來文革運動發生大變動，這個方案就拖下來了。

 

   文革期間搞的“五七幹校”，就是根據“五七指示”來的。但大多數人都把它看作是臨時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牛棚”，是“勞改”，是一種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幹部脫離群眾、脫離勞動、防止產生特權利益階級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間，農村搞工業，發展社隊企業（後來的鄉鎮企業的前身）也是根據“五七指示”來的。現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蘇的華西村，也就是這樣搞起來的，有農業，有工業，又有學校。

 

   主席和我們的那次談話過去半個世紀了。我自己也到了暮年了，當年主席曾滿懷信心地對我說，像我這樣年輕的人，隻要堅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產主義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麽共產主義的曙光，我看到的隻是資本主義在很多領域猖獗地複辟，還有美、 日帝國主義包圍並企圖像瓦解蘇聯那樣，演變與分裂中國的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