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24）

 

第十八章  調《紅旗》雜誌社和參加通縣的“四清”運動

 

1 ．調入《紅旗》雜誌社

 

   1964年夏，我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寫出之後，康生告訴我，他本想調我到他們的反修寫作班子去 的。可他正打算向中央辦公廳管人事的龔子榮要人的時候，陳伯達卻搶在他之前，向毛主席提出調我到《紅旗》雜誌社去。陳伯達是以當前史學領域鬥爭尖鋭複雜、為增強該領域中的力量為理由，打報告給毛主席，要調我去《紅旗》雜誌擔任曆史組的組長，結果獲得毛主席 的批準。

 

   田家英跟我說過，要去就去康生那裏，不要去陳伯達那裏。所以，在鄧力群代表《紅旗》跟我談話，要正式調我的時候，我對鄧力群說，我不想去《紅旗》。鄧力群一聽就板起臉來說：這個事是給主席打的報告。主席批了，沒得商量了。鄧力群也是老資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沒有選擇了，不得不到《紅旗》雜誌社去。

 

   我知道田家英和陳伯達矛盾很深，田家英曾當麵給我說過，他擔心我萬一不小心，在陳伯達麵前說一些對他不利的話。現在我要調《紅旗》雜誌社，到陳伯達手下去工作，當然需要考慮田家英這位老領導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專門去給他辭行，請教到了《紅旗》的注意事項，實際上是跟他保證一下，讓他不必有多餘的擔心，我不會在陳伯達麵前說他的壞話。

 

   陳伯達在爭取我到《紅旗》去的時候很積極，但其實他隻是做個姿態給主席看的，說明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真的去了之後，他也沒 有怎麽重視我。我去報到，他也不見我，隻是讓鄧力群安排我在副總編範若愚的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裏麵辦公。等報到後我去他辦公室見他，他也就一句“你來了”，並不和我談具體的工作。

 

   後來《紅旗》成立曆史組，他才任命我當組長（正局級）。 康生沒有要到我，但他跟我說，我們這裏的事情你還得幹，你要和《紅旗》副總編範若愚一樣，經常來參加釣魚台的工作。於是，我調出中央辦公廳之後，編製雖然是在《紅旗》雜誌社，人卻是經常要到釣魚台給他們寫文章。可是這年的十月，赫魯曉夫突然下台了。這樣一 來，反修寫作班子的任務就沒有了，隨後它們就作為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寫作班子了，“二月提綱”開始也是由這個班子起草的。

 

   康生和彭真的關係很好。平日裏康生在中間一坐，秀才分坐兩邊，一句一句地討論文章。但是“二月提綱”最後的定稿是彭真定的，是彭真拿到家裏讓許立群他們幾個人又作了修改的，沒有經過康生他們。在康生那裏，主要動筆的是吳冷西和姚溱（zhēn 河南古水名）。王力主要是擔任記錄。後來王力說“二月提綱”主要是由他起草的，那是瞎說。王力的特點是擅長記錄和在記錄後很快地把觀點整理出來。在這點上，別人是比不上他的。但要說寫文章，他的筆頭不行。

 

   然而陳伯達卻一直沒有給我什麽工作。隻有一次，賀龍要人給他寫《賀龍傳》。陳伯達很起勁，他要我參加，因為我是《紅旗》曆史組組長，所以他要我來主持編寫。我當時就推說我對軍隊的情況不熟，堅決推辭了。其實我當時多少還是知道點軍隊的事的，知道是很複雜的。而且江青也跟我說過，連她自己對軍隊都很謹慎，從來不多說話的。我怎麽能去寫這個《賀龍傳》呢。

 

   因為沒什麽事可幹，而我又是個閑不住的人，所以那年（1964年）入冬，我就主動要求去參加“四清”工作隊。

 

2 ．參加“ 四 清 ”運 動

 

   我去了北京郊區的通縣，參加那裏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稱“四清”運動）。鄧力群是帶隊的隊長，陳茂儀（《紅旗》雜誌秘書長）任 副隊長，蘇星、關鋒、海波、鍾林和我分別擔任小組長，其他還有十幾個文化戰士，陶文鵬、王夢奎、鄧紹英、滕（téng 張口放言）文生、王銳生等。

 

   我帶的小組來到了宋莊公社的翟（zhái）裏大隊。 翟裏大隊的一個副大隊長叫鄧慶福，他私分私藏了不少糧食，群眾反映非常強烈。我們通過調查掌握了證據後，經過請示就抄了他的家。

 

   那時普通的社員家裏連吃東西都很少，可是在鄧慶福家裏的幾個屋子裏卻都是東西。他家院子很大，搬出來很多箱子，打開一看滿滿的都是糧食。為了教育幹部社員，我們搞了一個展覽，社員們看了驚訝得不得了，他們從來沒有見到那麽多的東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綠綠什麽都有，還有補品、貴重物品，連當時還相當先進的收音機也有，他家的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

 

   這些東西在當時是超出普通農民太多了，光是抄出來的糧食堆起來就像座小山！當時的糧食是先由隊裏上交公糧，然後是社員按所得的工分來分糧食的，等社員都分完後還會剩下一些，那這些糧食就不在統計數字之內裏麵的，所以等社員都走了，他就帶領幾個幹部私分、私賣。參與的有保管、會計、隊長， 這個副大隊長分得最多。一個普通的大隊幹部，居然就私分得那麽多的財產。

 

   上有所行則下必有效！有一個小隊長，是個皮匠，也私分糧食，群眾揭發他，他還不承認，硬說是節省下來的。我們從小隊會計那裏突破，這個會計先也不講實話。我們說，不講我們就帶人抄家。一聽要抄家，他就主動交代了。我們去小隊長家，發現糧食都藏在櫃子裏。 一個小隊的幹部，就那麽一點點權力，就敢在社員的眼皮底下私分集體的東西。所以，社員就沒有積極性了。他們說，我們幹那麽多，都是給他們幹部幹的，我們工分那麽低，就分一點點錢，一點點糧，他們說是為集體，其實都是為他們自己了。實際上這就是毛主席說的新的地主、新的富農。解放前是公開的剝削，他們這是不公開的剝削。我親眼看到這些之後，就覺得得毛主席講重點是鬥爭走資派講得真對。

 

   關鋒管的那個隊，副大隊長也食汙，情況和我這個隊的副大隊長類似。也辦了一個展覽，綢子緞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電器都是新的， 餅幹都是鐵盒子裝的，數不過來究竟有多少盒。那時剛從困難時期出來不久，這些都是很高級的東西了。他貪汙的糧食多，把糧食高價賣到自由市場上去，錢也就多，所以家裏東西自然就多。光是這些東西，他也夠得上是個貪汙犯了。當然，就貪汙的數值來講那是和現在沒法相比的。而且這個人是曾經做出過一點成績的，他在公社裏有點名氣，上上下下的關係都很好。所以，雖然他貪汙的證據確鑿，卻因為上麵有人給他撐腰，誰也拿他沒有辦法。誰要拿他，他就搬來上麵的人，把拿他說成是整群眾，而上麵的人居然都是聽他的。

 

   關鋒對這事感到非常憤怒，就是要拔掉這個釘子。這個人不光是貪汙錢和糧，平時欺壓老百姓的事兒還很多。關鋒很仔細，他讓滕文生搞了一個小冊 子，把他的種種惡行、斑斑劣跡都寫出來了，最後還是把他拿下了，開除了黨籍。

 

   文革之後，北京市卻給這個人平了反，平反的時候，也不講點具體材料，不談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是一句話：一批極左分子，在關鋒的領導下，誣陷造謠，加給×××的罪名都是誣陷不實之辭。關鋒到去世的時候對這個事情都不服氣。他指著他當年搞的那個小冊子說：我就寫本書定在那兒，他怎麽翻案也翻不了的。但還是沒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那本小冊子人家不給他發行。

 

   “真理”都是相對的，誰掌握權力了就是“真理”。當然這個“真理”是打引號的。真正的真理是動搖不了的。

 

   我那個大隊的副大隊長鄧慶福也是這樣。文革之後，北京市就給他平反了，說他沒有私分糧食，也沒有貪汙。還有一個人，解放前當過地主的狗腿子，他在隊裏打穀場管秤杆子，他就利用這個權力和當時糧食緊張，采用“高抬低壓”秤杆的辦法，來霸占和欺壓婦女。他看中誰家婦女，就讓秤杆髙高翹起多給人家一點糧食，用這個辦法去誘騙人家；誘騙不成的，他就把秤杆壓得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糧食。

 

   有個 外號叫“小半仙”的婦女，比較放蕩，她也不結婚，喜歡誰，誰隻要給她一點東西，她就跟人睡；但要不喜歡誰，你再給她錢，給她糧 食，她也不幹。她就是不喜歡這個把秤的，他再怎麽髙抬秤杆她也不幹，這個人實在沒有辦法，最後竟把她給強奸了。就這樣一個壞分 子，鄧小平重新掌權後，北京市居然也給他平反了。隻要當年是我們搞的，北京市一律都給予平反，連證據確鑿的壞人也給平反。理由居然是他們都是當年被我們“迫害”的群眾。這應是人們沒有注意到的，鄧小平、胡耀邦他們平反“冤假錯案”另一麵的真相。

 

   看看今天中國的農村，許多地方村霸、惡霸猖獗，欺壓老百姓。這些是不是與他們當年的“平反冤假錯案”時不分是非一風吹有關？你再怎麽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你能阻止這些血腥事實的持致發酵嗎？

 

   相比之下，還有個叫老劉的，就沒有這麽幸運了。老劉後來死了，對於他的死，我一直是覺得很遺憾和內疚的，因為是我沒有處理好。在查辦了鄧慶福之後，有群眾說，有個人你們沒有查。他姓劉，雖然現在是貧農，可解放前他當過土匪，還經常搞綁票。一般來說，“盜亦有道”，那個時候當土匪也有當土匪的規矩，不能綁票自己村裏的人。可這個人不講這個規矩，曾經綁過村裏的人，所以村裏的人都不喜歡他。可是我們在“社教”運動中是沒有搞土匪的任務的。再說他都已經是貧農了，解放後也沒有什麽劣跡。而且他的一兒一女，參加“四清”也挺積極的。但是，社員們向我反映了，我也得應著。我說，那好吧，讓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說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們工作隊的小周去找他談話。結果一談話，他就覺得很緊張，以為我們搞了鄧慶福之後要搞他了，在小周找他談話後沒兩天，他就跳井自殺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說，我也沒有逼他，就是照你說的讓他交代交代。鄧力群經曆的事情比較多，他是帶隊的，我趕緊報告鄧力群。 鄧力群說，沒多大關係，過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報案，給北京市公安局報案。我們報案後，公安局馬上來人，法醫一套人馬也來了。人已經從井裏拉上來了，法醫翻來覆去地看，照相、記錄，都好了就叫我們埋人。我說究竟檢查出什麽了？法醫說，我們的任務是來看是他殺還是自殺，是他殺就要立案調查，是自殺，那就是村裏的事了。我問，那怎麽知道他是自殺的呢？法醫就跟我講，被推下井的人要掙紮，到井裏還要掙紮，指甲蓋底下一定有泥灰，這個人指甲蓋很幹淨，沒有掙紮的痕跡，他是自己跳到井裏的，沒有掙紮。

 

   這個老劉，家裏一大堆人，他一死沒有強勞力了，他家人的生活就困難了。人不死，怎麽把他當作土匪都沒有問題。等人一死了，大家卻 又同情起他來了，幾十年前的事也原諒他了，反而都覺得是我過分了。其實我又沒有整他，或者是抓他，隻是讓人跟他談話。可是人死了，就都是我的責任了。我為這事檢討過。後來為了把他家生活穩定下來，我給他女兒找了一份工作，讓他一家在生活上有個保障，但是他自己畢竟是死了。

 

   通過“四清”，我們把所存的幹部都查了一遍，翟裏大隊除了那個副大隊長，其他幹部都沒有查出很大的問題，那個小隊長的問題也不算 大。四清之前社員出工，打了鍾還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後，沒打鍾就在鍾底下等出工了。我親眼看見，社員的積極性確實是提髙了。

 

   社員們說，大躍進的時候，地裏的莊稼都沒有好好收，南瓜都爛在地裏了，收起來的也沒有人去分，最後還是都爛掉了。1958年確實風調雨順，確實豐產了，但人都去修水利、煉鋼鐵去了，東西收不上來。全國都有這種情況。豐產不豐收，豐收不豐分。老百姓實際沒有分到多少東西。後來農民積極性不髙，並不是公社搞得不對，主要還是幹部的問題，幹部自己貪汙，又欺壓社員。社員怎麽會有積極性呢？經 過“四清”，把幹部隊伍整頓了一下，社員積極性又起來了。

 

   我們工作隊自己都是很清廉的，工作隊所到的地方，幹部也不敢貪汙，社員分的糧食就多。他們說，你們每年來一次就好了，特別是收糧 的時候，你們來跟我們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這就是說，生產問題解決了，大的問題就是分配問題了，你解決了幹部的私分問題，社員的心就順了。我們走了以後，他們連年豐產豐收，這恐怕也是“四清”運動的成果吧。

 

   就在我下去搞“四清”運動的時候，我看到了毛主席新近的一個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對立的階級。這些 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看了之後，我腦子裏轟的一下，就像感到地震一樣的。這是我思想上最受到震動的一 次。當時我剛寫了評李秀成那些文章，研究了太平天國的曆史。但在我的認識上，我們黨至多達到了肖朝貴的那個狀態，總的還是革命的。遠沒有達到洪秀全那個地步，洪秀全是已經完全變質了的，成了重新騎在農民頭上的新的地主階級了。沒想到主席已經把問題提到了形成新的與工農階級相對立的剝削階級的高度了。毛主席的這段批示，其實就是與劉少奇辯論的結論。

 

   我問了關鋒，關鋒說理論上是這樣的。從理論上講是已經到了出現了新的剝削階級了。我也問了鄧力群，鄧力群表示他對主席批示不理解。但據說鄧力群這些年也已經慢慢理解了。

 

3 ．因一封批評信而引起的風波

 

   “四清”運動是一場群眾運動，首先就需要發動群眾起來。如何發動群眾？當時王光美發明的“桃園經驗”，是通過搞秘密的所謂“紮根 串聯”，瞞著大部分的群眾。等到他們排查摸底搞清楚之後，由工作隊召開群眾大會對那些排查出來的“壞人”進行鬥爭。鬥爭的方式很殘酷，搞噴氣式，搞殘酷的肉體鬥爭。最早搞“噴氣式”的就是“桃園經驗”。劉少奇則到處推廣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可是，群眾和那些犯錯誤的“壞人”，平時也是鄉裏鄉親的，你要搞“噴氣式”，搞“肉體折磨”，群眾也抹不開麵子，反而引起群眾的 反感和抵製。所以我們，包括鄧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園經驗”那個搞法。我們就是先到群眾中去了解情況，聽取群眾的反映，然後根據群眾反映的問題去調查核實。在掌握了確鑿的證據之後才對這些人進行清查和鬥爭。在鬥爭的時候，也最多是讓他們站著，不去搞什麽“噴氣式”的“肉體折磨”。這樣有理有節的，群眾覺得信服，所以也容易發動。

 

   可是也有熱衷於學習效法“桃園經驗”的。像北京市委的第二書記劉仁就是這樣的。可是當他看到他們的做法受到了群眾的抵製，群眾發動不起來的時候，就認為是下麵群眾覺悟太低。他就作了個講話，說如果你們不想搞，那我們也沒有辦法，那就算了，我們都撤回去。 劉仁的這個講話精神傳達下來後，我聽了是有些看法的。當時我隻知道是北京市的一個領導講的，並不知道這是劉仁講的。我覺得，群眾不覺悟，那你就應該去做工作，發動他們起來；而不是去訓斥他們，還動不動要撤走工作隊。這樣的做法完全是一種對待群眾的老爺作風。

 

   雖然那時我已經離開“後樓”研究室了，可是陳麒章知道我在下麵搞四清，就叫我把在下麵了解到的事經常跟他們溝通一下。所以我一直 和“後樓”的一些同誌保持著通信聯係，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況寫信告訴他們，大多是些零零碎碎的事。在給一個同誌的私人信件上，我就把我對劉仁講話的看法都寫了出來，因為是私人通信，所以我也就寫得比較直接。那位同誌看了以後，覺得這封信的內容不錯。他也沒有跟我說，就把信轉到陳麒章那裏去了。陳麒章看了以後，認為我的批評意見很有道理，就把信在《情況反映》上登了出來了，而且還從辦公廳保存的北京市簡報裏找到了劉仁的講話，把它作為附件一起登出了。

 

   毛主席向來都很反感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搞神秘化、搞地下鬥爭那套東西的。他從《情況反映》上看到了我的信，就作了批示，是批給彭武 的。主席批評了劉仁，說劉仁，你不該這樣講話。這一來，劉仁就很緊張了，他作了檢討，還生了場病，住院治療。不過很快就治好了。 這件事，彭真的意見很大。他找了陳伯達，說劉仁這個人是老革命了。你們批評我們的書記，也先給我打個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評他的。 你這麽一登出來，給主席看了，這事情就弄大了。

 

   陳伯達這個人是沒有獨立自主性的，他的確是像主席說的那樣，經常在黨內這一派和那一派之間搞投機。我們批評劉仁就等於是給彭真難 堪了。而彭真當時是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厲害程度絲毫不在鄧小平之下。所以，陳伯達一看彭真不滿意了，就很緊張。當然說實話， 那時候陳伯達怕跟彭真起矛盾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陳伯達來電話批評我：你們是怎麽搞的？不經過我同意，怎麽就隨便給人下戰書？我也沒有叫你們下戰書啊。你們寫這東西應該先通知我 啊。你是《紅旗》的人，這牽涉到《紅旗》和北京市委的關係，《紅旗》和黨中央書記處的關係，影響我和彭真的關係，彭高是可以隨便 得罪的嗎？你們這麽一弄，彭真還以為是我要整他，對我有意見了。我跟陳伯達解釋：我知道了，以後反映什麽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給你看，那隻是封私人通信，講得隨便了些，有點上綱上線， 並不是正式意見。沒有想到他們會登出來。我往信裏說他是老爺作風。現在我收回這話。要不要我給彭真寫信說明一下，這是我的問題， 跟你沒有關係。陳伯達說，你別寫了。你和關鋒趕緊到彭真那裏去作檢討，認個錯。由於我的信裏還引用了關鋒的幾句話，也是比較激烈的，所以他讓我叫上關鋒一起去。 這一下，我和關鋒也覺得犯難了。那封信，主席都已經作出批示了，我們怎麽去認錯呢。說來也巧，陳伯達要我們去向彭真作檢討，彭真也正在找我們。彭真指名叫我和關鋒去參加北京市委召開的“四清”工作動員大會。

 

   我記得那天是天寒地凍，雖然專門給我們弄了個火爐子烤火，我們還是冷得不得了。開了四個小時的會，就凍了四個小時。其他幹部沒有火爐子，就更遭罪了。開完會，主持人說，你們兩位請留一下，一會兒有車送你們到彭書記家去，彭書記要見你們。彭真是很大的領導，要見我們，我們不能說不去的。一會兒車子來了，把我們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頭一次到彭真家裏，屋裏熱氣開放，溫暖如春。以前我給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沒到他家裏去過。這次到他家一 看，真是富麗堂皇，比豪華飯店的高級房間還要高級。桌子都是很高級的木頭。吃飯是個專門的房間，很大，存很多精致的擺設。我當時也沒有見過大世麵，我在上海見過我爸爸的老板，家裏也很氣派的，可那是資產階級，共產黨裏麵這麽闊氣的我還沒有見到過。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沒有吃飯的房間，吃飯都在辦公桌上。當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長。可是，主席家裏與彭真的家相比，也簡直也是兩重天的，暖氣不暖，在屋裏呆著也要穿棉襖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參觀一下，木床、舊沙發……。總理家裏我也去過，西花廳，總理和鄧穎超就住在一間小屋，都挺樸素的。

 

   彭真確實是大手筆，領導能力很強。他不但不批評我們，還好像很重視我們。關鋒是老幹部，我原以為他會以關鋒為主的。不料，他把關鋒冷在一邊，老跟我說話。 他先跟我們嘮家常，問寒問暖，連我老婆怎麽樣，多大年紀，長得好不好，感情怎麽樣都問，還叫我常到他家裏來。我說，我還不知道您愛人叫什麽名字，他就說叫張潔清。然後問我最近在看什麽書。他先說了關鋒的文章好，讚揚關鋒一番。然後就提起了我評李秀成的文章。他對我說，我看到你的關於李秀成的文章，當時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寫得好，那麽長的文章，我一口氣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賞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對的，周揚他們不對。“忠王不終”啊，李秀成的確是對革命不忠，真正對革命忠誠的是農民英雄陳玉成，我跟你一樣是擁護陳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們黨培養的新興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舉負黨的培養。彭真這麽一說，就把我們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我對他的感覺也一下子好起來了。乘此機會，我就說，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對劉仁同誌的那個意見應該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給辦公廳寫了封信，他們就登出來了。這個事情跟陳伯達同誌沒有關係。

 

   我們去之前，鄧力群還在通縣，我們跟他通報 了彭真要見我們的事。鄧力群也叮囑說，見了彭真要說一下，你們寫的那個情況匯報，是你們自己弄的，不是陳伯達叫寫的。他還說，陳伯達對這個事情很惱火，你們要替陳伯達撇清楚。 彭真說，這有什麽關係呢，你有意見，有權利寫。還說，你們的意見很好，對待群眾怎麽能用這種老爺式的腔調呢？他說，劉仁這個人呢，就喜歡講反話。他那個意思本來是想反激一下的。他說不管了，那意思是，還是要管的。你們把它當成是他的真話了。其實他不是這個意思。他要是真不管就不對了。他是個書記，怎麽能真不管呢？ 我們聽了，也覺得彭真講的很有道理。我說，我水平低，當時是我跟關鋒講的。關鋒也沒有仔細看。我們倆水平都不高，可能領會錯了。 主席看了我們的報告認為劉仁不對，就批評了。這是我們做得不好。彭真說，沒關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主席批評他，批得好啊。 弄得他很緊張，心髒病都發了。他以後就知道該怎麽講話了。你要激發人家，就正麵講嘛。

 

   彭真這麽一說，我和關鋒倒覺得過意不去了，因為當時我們對劉仁也並沒有什麽看法，隻是覺得他的話講得不對。聽過彭真的這些話，我覺得彭真好像不在乎這個事。於是，我再次強調說這個批評不是陳伯達的意見。他說，就是陳伯達的意見也沒有關係。彭真又說，你們 《紅旗》雜誌辦得很好，工農兵學哲學，主席都說了，我也是這個意見。彭真的這個態度和陳伯達的指斥大不一樣，這使我對彭真更加好感。說完他還要請我和關鋒兩人以後擔任整個北京地區四清工作的顧問，隻要我們有時間，所有北京召開的“四清”工作會議都歡迎我們 去參加。

 

   聊完了，就吃飯。我第一次吃這麽精細的飯，那豆腐做得比肉都好吃。我老吃豆腐，關鋒是老吃肉，那個肉也好吃。我們在通縣都是“三 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都是在社員家吃飯的，到工作隊隊部也沒有什麽好吃的。平時在中央開會，我以為吃得也還不錯的。中南海我們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請我到四川飯店吃過，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這個飯菜，那是天差地別了。

 

   臨走的時候彭真還叮囑我，以後看到北京有什麽事你就直接跟我寫信，寫我親收，信封上寫上你的名字，他們就不會壓了。我領會他那意 思是說，以後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別人說了，要跟他本人說。對這一點我當時也並不反感，因為那時彭高在黨內很有威望，中央開會也常是他在講話，比鄧小平還厲害。那時還沒有什麽“二月提綱”的事，我確實是把他看作是中央的領導的。我那時才30多歲，比較簡單，還不知道會有那麽多矛盾。 我回來以後就對關鋒說，彭真請我們吃飯這麽隆重啊！關鋒說，還不是因為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權力大，陳伯達都不敢得罪他。你寫了那封信說劉仁的壞話，陳伯達要你去說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請吃飯還不是因為那封信，因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說了嗎，以後北京有什麽事給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這樣的話，我們還能說他不好嗎？關鋒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銳，他究竟是經驗多。我問他，我跟彭真講清楚沒有？他說，你應該向他說明，你是跟中辦同誌個人寫的信。不經意說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狀。應該把這個意思說清楚。我說，那你怎麽不當時就補充？他說，你的事我怎麽補充？我仔細一想，覺得關鋒講得很有道理。 於是我就給彭真寫了一封信，一來是按照關鋒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經過說得再清楚一點，這也算是對向陳伯達有個交代；二來吃了人家的那麽一頓飯，也該說聲謝謝。給彭真的信，不是關鋒叫我寫的，我在信裏說了對彭真招待很感謝，希望他轉告劉仁同誌，消除誤會。此後我和彭真再沒有什麽來往，也沒有再給他寫過信。

 

   文革一開始，彭真就被隔離審查了，抄了他的家。所有彭真那裏的信都交到了康生那裏，裏麵就有我寫的那封信。那時候彭真被認為是個反黨集團，所有跟他關係好的，都會受到懷疑和審查。戚本禹響當當的的左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生、陳伯達、江青都看了那封信，就說我是拍彭真的馬屁，向資產階級投降。江青還有點懷疑，問我：你怎麽跟彭真寫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說，是陳伯達叫我去認錯的。如此這般講了一下過程。江青就問陳伯達，可陳伯達說沒有啊，我不記得啊。還好那正是一起在開會的時候，關鋒也在。我說：“江青同誌，這個事關鋒同誌可以證明”。關鋒也證明了。江青知道了實情就說陳伯達：“你個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的，你現在又來說人家。”那次，康生也在，王力也在。康生說他仔細看了我的信，彭真請吃飯，一般的感謝，沒有講別的內容，沒有什麽事兒。康 生這麽一解釋，這封信的事就算過去了。可後來陳伯達說，康生在包庇戚本禹。等到我被捕後，開始是陳伯達罵我，後來是總理、康生、江青講話，講我早就投靠彭真。還引用我信裏的一句話“在您的家裏，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說可見戚本禹早與彭真成為一家人了。其實那不過是句客氣話而己。還有人造謠說我在信裏寫了“最敬愛的彭真同誌”。 我給主席都不這麽寫的，怎麽可能給彭真寫“最敬愛的”這種話呢？那造謠的人自己沒有頭腦，不等於其他人也沒有頭腦啊。

 

4 ．批評“ 繁瑣哲學 ”惹出的麻煩

 

   翟裏大隊的“四清”運動歸宋莊公社管，而宋莊的“四清”又由上麵統一管著，所以經常要我們去匯報工作，填寫各種各樣的表格，有些都是重複的，我們得專門派一個人來應付。正好那時《哲學研究》約我寫文章，我就想現在是繁瑣哲學盛行啊。大大小小的會議，沒完沒了的統計、填表、查問，上麵老來人聽匯報，要這材料要那材料，比我們的隊長鄧力群來得還勤，鄧力群有什麽事叫我們說說就行了，也並不經常開會的。而他們卻是沒完沒了地折騰你。

 

   一天晚上，我越來越氣，就寫了一篇短文，批評繁瑣哲學，關鋒拿去看了說好。於是我就把它交給了《哲學研究》雜誌。清樣都出來了，鄧力群看到了，就問我，你這個批判“繁瑣哲學”是不是中央有人跟你說了什麽啊？我說，沒有啊。他就說，毛主席正在批評劉少奇的“繁瑣哲學”呢。 我當時寫的隻是出於自己的感受，並把它提到了哲學高度來看這個問題。

 

   沒想到的是，製定“二十三條”時，毛主席和劉少奇發生了分歧，毛主席說“四清”運動主要是解決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劉少 奇說，有什麽矛盾就解決什麽矛盾。主要是解決“四清、四不清”的問題，還說要解決什麽“黨內外矛盾交叉”的問題。毛主席就批評他是搞“繁瑣哲學”。

 

   我所講的“繁瑣哲學”是指具體的工作方法問題，跟主席批評的劉少奇搞的“繁瑣哲學”一點關係也沒有。但因為我是從哲學角度講的， 所以用了“繁瑣哲學”這個詞。鄧力群是做過劉少奇的秘書，所以他很敏感。一看我講“繁瑣哲學”就警惕了，以為我是在批判劉少奇，以為我消息靈通，一定是聽到了毛主席批判劉少奇“繁瑣哲學”了。我問他，你怎麽知道主席在批“繁瑣哲學”呢。他說是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說毛主席跟劉少奇發生分歧了。鄧力群跟康生關係不錯，常跟康生打電話。鄧力群說，這個事現在中央還沒有公開，你不要去趕這個熱鬧。我跟鄧力群說，我批評“繁瑣哲學”，批的是工作方法上的問題，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我一點不知道，我在農村沒有回家，自從上次那個私人通信搞出那麽多的事情後，我也沒有和辦公廳通信。鄧力群表示相信，說那你就趕緊把文章撤回來吧，以免引起誤會。你看我都誤解你了，別人誤解就更大了。黨內文件一傳達，你的文章一出去，好像你在反對劉少奇了。這樣的話引起黨內矛盾就不好了。這是中央領導之間的事，現在沒有正式傳達，我們不要作這樣題目的文章為好。

 

   我認為鄧力群的意見對，馬上打電話告訴《哲學研究》雜誌的林聿（yù 古稱筆，用筆寫文章。）時，請他趕緊把文章撤下。他們說目錄都上了，印刷費都付了。我說哪怕印了也要抽下來，損失我賠償，我說這是鄧力群交代的， 不能發了。我也不好說怕引起什麽誤會，就說請他幫個忙吧，下次我一定寫一篇大文章。他說那要損失多少錢，我說我來補。他說那倒不用，別的雜誌賠錢，他們雜誌賺錢，不在乎這點錢。他最後還是把文章撤了。

 

   因為有了這麽一個情節，所以我就特別留意毛主席和劉少奇的意見分歧。有關他們分歧的文件（即“前十條”和“後十條”）發下來後我仔細看，覺得是毛主席對，劉少奇不對。而鄧力群看了後，卻搞調和論，說他們隻是一個說法問題。同樣的事情，不同的說法而已。劉少奇也沒有否定搞黨內矛盾啊。我和關鋒都不同意鄧力群的說法，認為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敵我矛盾，內部矛盾，幹群矛盾， 貪汙腐敗，私分糧食，各種人的曆史問題，農村什麽問題沒有，你要找矛盾什麽矛盾都有。這是客觀情況，但是我們的體會是，你不能一天搞那麽多的事情，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決黨內幹部的貪汙腐化的問題，要讓農民多分些糧食，這才是主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了。鄧力群認為，你得把各種矛盾擺出來，然後才能抓主要矛盾。我們怎麽能一進去就知道什麽是主要矛盾呢？主席說，什麽都抓是繁瑣哲學，但你擺出各種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瑣哲學。我們就這麽隨便議論，也沒有誰要抓誰的辮子。

 

   我原來也不滿意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但隻是把它看作是一個工作方法的問題。為什麽毛主席會跟劉少奇產生這麽大的分歧，還專門把陳伯達從農村叫回來寫二十三條呢？後來才理解了，毛主席和劉少奇這個“繁瑣哲學”的問題的根本分歧，毛主席主要是要解決領導幹部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並把這個問題看作是對社會主義事業最具有危險性的。而劉少奇則根本否認黨內存在著這樣的問題，他把運動的方向指向了在群眾和基層幹部中所存在的這樣那樣的問題去了。

 

   江青在文革的時候曾跟我說過，就在當時，主席覺得挺納悶的。主席對江青說，以前，劉少奇對他不是這樣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見，也總是很委婉的提出。而現在是我說一句，他就頂我一句。主席所講的，可能就是在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主席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時候，劉少奇當場就提出來，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說出來聽聽。毛主席當場就點了兩個人的名，說煤炭部的張霖之和地質部的何長工就是。在此前後又發生了劉少奇不讓主席在會上講話，鄧小平叫主席不要去開會，毛主席手持憲法和黨章去參加會議的事情。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此形成了。

 

   1965年我從通縣參加“四清”運動回到北京後，就生了場病，當時口吐鮮血。家裏的人很緊張，馬上把我送去醫院。沒想到江青和康生都 來醫院看我了。我對江青表示感謝的時候，江青說，別謝我，不是我關心你。下麵的她就不說了。我就知道是主席在關心我。康生還下了命令，要衛生部保證我的健康。衛生部的副部長親自來。其實後來檢查下來，也沒什麽大病，是支氣管破裂導致的吐血，過度勞累所致。

 

   從醫院出來，我又回到了《紅旗》，一邊休養，一邊就寫了“為革命研究曆史”這篇文章。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