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22）

 

第十七章 《評李秀成自述》的發表前後

 

1 ．我為什麽要寫《評李秀成自述》

 

   1962年底，在我擔任《群眾反映》主編的時候，我從主席的閱讀書目裏，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國方麵的書，於是我也把它找來讀了，其中 有呂集義編寫的《李秀成自述》這本書。

 

   在呂集義的書裏，他把李秀成在囚籠親筆寫下的自述的原件，用照相版放在書裏麵。“李秀成自述”的原件後來被曾國藩家裏的人帶去了台灣。這些照片是曾國藩的家人在逃去台灣之前拍下來的。

 

   此外，我還找了一些相關的書籍來閱讀。在當時，羅爾綱、梁岵（hù 多草木的山）廬、呂集義三個人可以說是研究李秀成的最權威的人物了。他們對《李秀成自述》寫了很多的考證和評述。其中以羅爾綱寫的《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影響最大。羅爾綱的書毛主席也看了，但他並沒有在上麵寫下什麽批示。 我看了羅爾綱的書之後心中頗不以為然。羅爾綱在書中是把李秀成當作農民起義的了不起的英雄來歌頌的，而把他向曾國藩寫的“自述”說成是曲線救“國”，說他是像三國時候薑維一樣的向敵人“偽降”。 可是我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後，就斷定這個家夥是已經投降變節了的。你作為一支軍隊的統帥能假投降嗎？你這麽做，那麽多的部下不都是跟著你一起投降了嗎？那還有什麽真投降和假投降的呢。況且李秀成還在他的“自述”裏麵向曾國藩獻計，哀求他放他出去，去招降那些還在抵抗的作戰部隊。而且他所獻上的那些計策都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這明明是一個變節者的自白書，為什麽羅爾綱他們要那麽曲加解說呢？ 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問題，我又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了一些史料，更覺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在 1963年春節期間，我一個人整天呆在家裏，集中精力寫成了《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先生商榷》一文，我主要的觀點，就是否認《李秀成自述》是一個農民革命英雄“堅定的革命立埸”的表現，認為那是一個革命變節者的自白書。

 

   文章寫出來了之後，我是打算向《曆史研究》雜誌投稿的，因為這個雜誌當時是史學界最具權威的刊物。在投稿前，我也想和秘書室的同事討論一下，卻找不到一個對這段曆史有興趣的人。於是，我把文章拿去給田家英看了，因為一方麵他對曆史有興趣，同時他又是我的領導。田家英說，他也沒有時間仔細地看，就讓我把一些基本的觀點給他說了一下。田家英聽了之後沒有反對，說寫得挺好。後來有人說文章是田家英指導我寫的。其實不是，他當時並沒有給過我任何指導。後來我還聽說了，田家英私下裏對《曆史研究》的人說，戚本禹這個人不怎麽樣，叫他們先不要發表。據說，黎澎當時對田家英說：像戚本禹這樣的文章，我們不發，別的地方也會發。我當時聽了還覺得挺納悶的，為什麽田家英要這樣的表裏不一呢。還有人說這篇文章是江青、毛主席授意讓我寫的，那更是無稽之談了。也有人把我的這篇文章，和後來文革運動中抓“叛徒集團”聯係在一起。盡管從後來的客觀效果上講，是起到了這樣的作用的。但是就我當時所處地位來講， 我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先見之明的。這完全是我自發寫的。

 

   要說我寫這篇文章的動因，我隻是聯係到了當時正在進行的與蘇聯赫魯曉夫的修 正主義的鬥爭。我認為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對列寧、斯大林開創的革命事業的背叛。而我對叛變革命的行為向來是深惡痛絕的。 文章寄出之後，我就隨中央辦公廳的農村調查工作組去冀東搞“社教”的試點工作了。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偏僻鄉村，那裏連郵局都沒有，也看不到報紙。有一次我到唐山地委開會，看到《人民日報》登的新出版的《曆史研究》目錄，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經在八月出版的《曆史研究》1963年第四期上發表了。但我一點也不知道北京已經連續開了好幾次會，在批判我的文章了。

 

2 ．《評李秀成自述》風波

 

   當年的9月底，我隨農村調查組回到了中央辦公廳。我一回來，秘書室的同事朱固、田崇淨、梁川，和中央辦公廳圖書館的小李就來看我，他們告訴我北京對我的文章反響很大，還告訴我中央宣傳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經分別召開了會議來批判我的文章。

 

   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後來我了解到，原來，我的文章在《曆史研究》發表出來後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那一期的《曆史研究》印數不多，一出來之後就售空了。當時發行量很大的《北京晚報》在1963年8月2日刊登了關於這篇文章的報道和節選，現照錄如下：

 

   【本報訊】最近出版的《曆史研究》第四期，發表了戚本禹寫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在這篇文章裏，作者對李秀成後期的思想行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數曆史學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被曾國藩的部隊所俘虜，在囚籠裏寫的。在自述裏，他竭力表明自己參加革命不是由於明確的革命意識，而是“迷迷茫茫”，順勢幹去，猶如“騎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說，這場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卷入了這“劫亂”。他還用很多篇幅去阿諛稱頌清期皇帝和曾國藩，甚至表示自己願效忠於這些反動統治者，如果他們肯收留他，他願為他們收服當時還在英勇鬥爭的太平天國軍隊。

 

   以前許多研究太平天國曆史的專家（如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箏）認為李秀成自始至終對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寫這個自述，貴在是別有苦心，他想借此騙得敵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機會保有革命實力，並且還要利用曾國藩等漢族地主同滿族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利用曾國藩去反對外國侵略者。

 

   戚本禹在他的文章裏認為，判斷一個人的動機應以他的社會實踐為標準，李秀成在自述裏提出了一套“招降”大平天國軍隊的毒辣計劃， 這套計劃如果實行起來，每一條都會奏效，可以極大地幫助曾國藩摧殘和瓦解革命實力。李秀成在自述裏把清朝皇帝和曾國藩看成一體，同樣加以吹捧，根本沒有什麽“利用滿漢矛盾”的痕跡。李秀成表示要嚴防“洋鬼”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堅決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眾，竟想依賴投靠外國資本主義的封建反動派去反鬼，這是一種倒退，完全不應該“表彰”。總之李秀成的投降變節是確鑿事實，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書”。

 

   由此戚本禹認為，不應該把李秀成作為革命英雄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教育。李秀成雖然在太平天國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後卻喪失革命氣節，背叛了革命事業。這樣一個變節的“自白書”，彪炳於革命史冊是沒有道理的。 可以預計，對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評價問題，將會引起學術界熱烈討論。

 

   很多讀者都是從《北京晚報》的報道中知道這篇文章的。但是，一般讀者都不知道這個作者是誰。在爭論中，讚成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一大批，包括我所在的中央辦公廳也是這樣。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學者對我的觀點很反感。據說羅爾綱看了我的文章之後氣得跳腳，說我毀了他一生的研究。而當時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讚成羅爾綱等人的觀點的，在他們看來羅爾綱等人的觀點是不容討論的。而我所提出的反對的觀點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中宣部要幹預爭論了。

 

   9月，周揚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學術界的大人物開會，還親自主持會議，對我的文章進行指責和批判。參加會議的有劉導生、張友漁、侯外 廬、尹（yǐn 治理）達、劉大年、黎澍（shù 及時雨）、丁守和、關鋒、林聿（yù 輕快）時、吳傅啟、翦（jiǎn）伯讚、吳晗、秦柳方、沙英、吉偉青、林澗青、於光遠等。

 

   由於周揚已經明確發話，會議基本是一邊倒的，關鋒等少數幾個人沉默不語。周揚對文章的批判最為嚴厲，他說：“李秀成和曹操不同，這個不全是學術問題，而是帶有政治性的問題，應當提交中央宣傳部討論，開部務會議，還應當請中央考慮。這關係對太平天國、對革命先烈估價問題，李秀成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革命領袖，我們是從他們那裏來的……要改變對他的評價，是帶政治性的問題。”周揚還批判我的文章 是“攻其一點不計其餘”，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手法。

 

   我的文章是《曆史研究》的編輯丁守和與執行主編黎澍同意發表的，所以在會上就有人責備、埋怨《曆史研究》不該發表這篇文章。黎澍 辯解說，戚本禹是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他的文章也經過田家英看過的。周揚說，田家英不管這方麵的工作。

 

   為了消除我的文章的影響，周揚在會上提出幾個辦法，一是中宣部先發一個通知，讓各地不要再轉載戚本禹的文章了；二是由劉大年寫一 篇文章批判戚本禹、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仍出《曆史研究》發表，以作為史學界的基本態度；三是在劉大年文章寫好後，史學界開一個討論會，會後要公開發布消息，表示史學界在批判戚本禹的觀點，以正視聽。

 

   果然，在中宣部開會之後，中央報紙和各省市地方報紙都不許轉載我的文章了。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還專門召開討論會，討論對李秀成的評 價問題。會議由所長劉大年主持，參加會議的有範文澗、牟安世、侯外廬、王戎（róng 軍事）笙、翦伯讚、張寄謙、李文海、袁定中、李侃（kǎn 剛直）、鄧拓、林澗青等約一百人。會上是一邊倒的，都是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而且批判戚本禹的調子還很高，說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顛倒曆史客觀事實”，否定了英雄的“光輝形象”。會後他們寫了篇報道送中宣部審定。

 

   對我的文章的批判聲勢浩大地展開了，而我這個文章的作者卻一無所知。這也難怪，我自參加工作後，隻寫過一點在內部刊物上發表的小 文章，沒有正式參加過什麽學術討論。所以在學術界是毫無聲譽，默默無聞的。中宣部和學術界的那些大人物，我是一個也不認識。就連同意發表我的文章的丁守和、黎澍，我當時也不認識（關鋒也是後來才認識的）。我既不是領導幹部，也不是學者，更不是教授。所以中宣部組織批判我的文章，進而動員史學界的名家對我搞大規模的圍攻，當然就不必通知我這個文章的作者了。

 

   周揚這些人在文革後宣傳人權和人道主義很積極，可他們當年卻好像並不尊重一個被他們批判的無名小輩的人權，也不講什麽人道主義。   

 

   然而我在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同事和朋友都很關心我，把他們所知道的有關批判我的情況都告訴了我。對整個情況最了解的是中央辦公廳 管文化學術的研究員兼組長李波人，還有我的領導經濟學家何均、陳麒章等人。他們都來安慰我，叫我對中央宣傳部周揚開的會不要太在意，說“主席還沒有說話哩”。

 

   田家英對周揚他們在批判我之前，沒有紿他打個招呼也不滿意，他氣憤地說，他（周揚）也太霸道了。 我是文章的作者，是周揚他們批判的對象，我當然希望能更多了解會議對我批判的具體情況。過了國慶節，我即打電話找負責發表我文章的丁守和，可打了幾次都沒有找到他，我就給他寫了封信。原信如下：

 

   守和同誌（請轉告劉桂五同誌）： 幾次打電話沒有找到您。我前一段時間在鄉下做調查，前天始返京。曆史研究所討論李秀成的會，沒有參加上，不知會上都有些什麽意見，如果有時間，您是否可以大概地同我講講。我已經聽說了一些意見（人大、師大的）。還想多聽一些意見。 我的電話是：6725（不是6554） 如果來信寄中辦就可以了。 盼複，握手。

   本禹 10月2日

 

   丁守和收到我的信之後，就約我到近代史研究所會客室見麵。我如約而去，他告訴我了周揚和劉大年召開的那兩個批判會的一些情況。還悄悄跟我說，這次批判會的來頭很大，不僅周揚在管，而且周總理也過問了。周揚的講話和部署是報告總理批準的。

 

   丁守和講這些話的時候有些緊張，其言訥訥，欲說又止。這我理解，畢竟近代史研究所和《曆史研究》都歸中宣部管，我的文章惹了這麽 大的禍，他作為文章的發稿人和《曆史研究》的負責人之一，可能麵臨撤職甚至下放勞動的處理。

 

   可我自己當時的心理狀態和丁守和不一樣，一是我經曆過1958年的“八司馬事件”，有點鬥爭的經驗了。1958年到1963年已經5年了，這五年裏我又成長了許多。二是我已經從辦公廳同誌那裏知道了毛主席正在關心這件事。他們告訴我，一組（負責毛主席工作、生活和警衛的工作組）派人到圖書館找有關太平天國和李秀成的書籍，說是主席和江青要的。所以當時我心裏很坦然。我向他表示了對自己文章的態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劉大年他們把會議的報道文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立即組織人馬字斟句酌、反複推敲、定稿完畢，準備發表。可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正 在研究我的文章的消息也傳到了中宣部。於是，中宣部就把報道壓下來了，不久又打電話通知各地，說今後凡是歌頌和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不要再發表了，戲劇不要再演出了，批判戚本禹的文章也不要發表了。短短幾天的時間，中宣部一前一後、出爾反爾、互相矛盾的兩個通知，讓下邊不知道怎麽辦，也不知道上麵發生了什麽事情。

 

   與這種情形相似的，黎澎在文革後把我罵得一錢不值，可當年他卻曾親口對我說過：你能成為新中國的梁啟超，你筆端有感情。 還有一個總是喜歡造謠生事，又從不負責任的前《光明日報》負責人穆欣，在文革後說我聽說中宣部在批判我之後，嚇得“惶恐不安”， 趕緊檢討。可在當年他卻正是把我捧上了天的人。倒是當時擔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劉大年，他奉周揚之命寫的《李秀成評價問題》在11月下旬出了初稿，他大概是通過黎澍從田家英那裏知道了毛主席在找太平天國書籍，在研究李秀成評價問題，感到對於如何評價李秀成問題把握還不大，就在把文章送給周揚審閱的同時，也把文章送請田家英審閱。劉大年這樣做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他已經從會議上周揚的發言中，聽出周揚對田家英的反感。田家英看了劉大年的文章，說他寫得很虛偽，觀點上前後矛盾。

 

   這也不全怪劉大年，李秀成的自白書，對曾國藩“老大人”餡媚之詞寫得太過分了，劉大年也沒有辦法給李秀成做辯護。田家英叫我把劉大年的文章拿回去看看。其實，我在這之前已經從近代史研究所黨委領導人劉桂五那裏， 得到了劉大年以《曆史研究》來稿的名義（未署名）的文章初稿。我想，劉桂五這樣做大概也是劉大年自己的意思，目的是聽聽對立麵的意見。劉桂五這個人平和樸素，沒有架子，我也不好為難他，就在文章送來兩周後，給了他一個答複：“我懷著很大興趣讀完了無名氏同誌的大作‘李秀成評價問題’。我同意文章對李秀成被俘以前的功績的評價，也注意到了他不采羅氏偽降說，但是我還不能同意他對李秀成自述的評價。”我最後寫道：“李秀成自述問題是否可以展開進一步討論？與此文意見不同的文章能否再發表，希望給我一個複 示。”後來他們也沒有給我什麽複示。

 

3 ．江青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批示

 

   1964年春天，江青三次派人來找我，前兩次因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我當時辦公的居仁堂的走廊 上等他，隨後他就帶我去了江青家裏。

 

   見麵之後，江背對我說，她從《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找資料，主席看了很多有關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對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新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弄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

 

   她還告訴我，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接著江青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態了，他批了十六個 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接著她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場牽涉麵很大的原則鬥爭啊！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叛徒呀！江青還告訴我，主席的批示是寫在一份報道學術動態的材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給了中央有關領導傳閱；在批示的最後，主席還寫著“退江青”的字樣。她說，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後就給我看。江青最後對我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幹涉，主席支持你，怕什麽。可是不知為什麽，可能因為忙，主席的批示江青後來沒有拿給我看。所以我開始還以為主席批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後來的文章裏有“忠王不忠”這句話。後來鄧力群告訴我，主席寫的是“忠王不終”，是晚節不保的意思。鄧力群從康生那裏看到主席的批件了。

 

   1966年5月我因主席召見去了上海，住在錦江飯店，正好那天總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錦江飯店。晚上曹荻秋、魏文伯宴請總理，也請我出席作陪，在宴會上總理與我說了不少話，還約我第二天早晨到飯店的頂層呼吸新鮮空氣。

 

   第二天早8點不到，我就去了。總理先問我的經曆，我告訴他年輕時在上海參加地下黨、搞學生運動。總理說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過地下工作，對上海很熟。在談話之中，總理忽然很誠懇地說：我對不起你，周揚批你是我批準的。其實我也覺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有好好研究就批準了。幸虧主席及時發現了，不然可要犯大錯誤。

 

   總理曾在文革時的一次群眾大會上，喊出了“向青年曆史學家戚本禹同誌學習”的口號。可是，在我1968年被捕後，總理卻在一次群眾大 會上說，戚本禹的文章也是別人幫他寫的。我是一直都很敬重總理的，到現在還是這樣。可對總理的這個講話，我也一直是有意見的。 當然，在當時總理也隻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

 

4 ．後續的事情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找他們幹什麽，她 讓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曆史也證明，江青是對的。

 

   按照江青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夏天，我寫了關於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 文章初稿寫好後，我就去找康生領導的反修寫作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熱烈歡迎。記得王力當時還對我說，你的文章對我們寫反修文章都很有啟發，最近廣播的一篇反修文章中的一句“你們傾伏爾加河之水，也難以洗刷背叛革命之恥辱”，就是從我文章中的“化長江的波濤，也洗不淨李秀成背叛革命之恥辱”移植而來的。

 

   在討論修改我的文章時，吳冷西、姚溱（zhēn 河南的古水名）講的意見最多，他們認為我這第二篇文章氣勢不足，不是高屋建瓴，是跟著對手的調子來申辯自己，好像理虧似的，要知道不是我們理虧，是他們理虧。

 

   康生提出連帶汪精衛都要好好地批。他說，汪精衛曾是辛亥革命的英雄，後來當了漢奸。聯上汪精衛，人們對李秀成的英雄情結就化解了。我虛心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出來的文章果然氣勢大增，江青看了也說好，還說：我叫你去找康老沒有錯吧。薑還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顆老薑。

 

   這篇文章的最後修改稿在發表前，又送總理、康生、江青、陸定一、周揚、陳伯達、田家英、吳冷西、範若愚、許立群、關鋒、黎澍、鄧 力群等審閱。他們或電話或書麵給了我回話，周揚也在電話裏表示支持。關鋒等人對文章又作了最後的修改。

 

   在這之前，李秀成問題的論戰是按照《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陳俊生擬定的計劃進行的：重發我在《曆史研究》發表的批判文章，陸續在報 刊上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文章，以便展開討論。這期間在中央召開的一次文藝口的會議上，周總理和康生分別在講話中談到李秀成問題。 我根據當時的記錄稿整理他們的發言要點如下：

 

   周總理說，太平天國李秀成的問題可以討論。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後來寫了個自述，向曾國藩投降，並表示願意為曾 國藩收編太平天國的隊伍。有人認為李秀成這樣做是出於策略。但無論如何，投降是錯誤的，麵對忠王這個“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國藩是殺害革命人民的劊子手，怎麽能向他投降呢？這樣的人能稱為忠嗎？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但他的自述白紙黑字，是沒法改變的……太平天國的英雄還是應該寫，陳玉成就是一個。

 

   康生說：現在報紙上大登評論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物？現在羅爾綱和戚本禹有兩種意見：一個說他是英雄，一個 說他是叛徒。戲劇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衛辦《明報》好不好？好！刺殺攝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時在廣東幹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漢當左派好不好？好！但後來寧漢合流，他投靠了蔣介石，反共啦！後來又投靠日本人，當漢奸！老百姓誰不罵他！對原來的革命者，後來投降叛變應該怎麽看？希望你們認真想一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們心中應該有個數。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了我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曆史研究》也在1964年第四期發表了這篇文章。 本來是決定先由《人民日報》和《曆史研究》發表，然後各地報刊轉載的，可是時任《光明日報》領導的穆欣卻找我要清樣，他堅持要和 《人民日報》同時發表。我請示康生，康生和他關係很好，所以同意文章在這兩張報紙同時見報。 這篇經過釣魚台反修班子修改的氣勢恢宏的文章，見報後在各地迅速被轉載，很快就在全國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一場大討論。

 

   本來在我第二篇文章發表之前，支持和反對我觀點的文章都有，折中於兩者之間的也有，現在大家聽到了周總理和康生的講話，又看到中央報刊的表態，於是支持我觀點的文章大增，反對我觀點的文章大減，慢慢的就不大見了。這又是我始料未及的，也不是我願意看到的，更不是我造成的。我始終是希望它是一場學術爭論，但是持反對意見的人不寫文章了，所以本來我起草了第三篇文章，並以《紅旗》未定稿印了幾 份，以征詢意見的，這時也沒有發表的必要了。

 

   導致一場學術討論發生變質的其實正是周揚這些人。我後來才知道，毛主席當年對周揚他們用政治手段幹預學術討論是很惱火的。直到 1966年3月30號，主席在上海同康生、陳伯達以及一批學術專家等人談話的時候，還提到這件事，說：什麽叫學閥？學閥就是那些有閥無 學，自己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包庇叛徒李秀成，到處發通知，不準登戚本禹文章的人。

 

   對於與我持不同學術觀點的羅爾綱，後來在文革時候，我負責曆史所的運動時，我不準曆史所的造反派整羅爾綱，我說那是學術爭論，而且羅爾綱在解放前是積極支持民主運動的。所以，羅爾綱在文革期間沒有受到什麽衝擊。

 

5 ．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們

 

    以上就是《評李秀成自述》引發的學術和政治風雲的大致過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為是的“遵命文學”，也不是其他什麽人叫我寫 的，那是我體會毛主席的曆史觀之後純粹的個人自覺行為。讓我始料未及的是，這篇文章就像一塊巨石從高高的山崖掉進了山下平靜的大湖，在史學界掀起那場大波浪，還引發了文學界、戲劇界、機關、學校的大爭論，甚至有很多工廠也卷進了爭論。還有傳聞說作者是山東大學曆史係畢業生，《評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處女作。

 

   該文發表三年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運動中對叛徒集團的批判和我個人的浮沉，使該文又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問 我：“你寫《評李秀成自述》，是不是知道主席要解決叛徒問題呢？”這個問話中的“叛徒問題”不是李秀成的背叛問題，而是指抗日戰爭初期“六十一人自首叛黨”案。我寫《評李秀成自述》的時候，根本還不知道有“六十一人自首叛黨”的問題，因此不可能有這種聯係。而且我認為毛主席那時也沒有想到要解決什麽“六十一人自首叛黨”問題，他的著眼點就是江青說的是國際、國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 導致一場健康的學術討論發生變質的是周揚一夥人。周揚他們的政治幹預，讓毛主席警惕起來，最後有了毛主席關於李秀成的十六個字的批示。我有時甚至想，要沒有周揚幹預這場學術討論，就沒有毛主席對周揚幹預的惱怒和關於李秀成的擲地有聲的十六個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後來的命運會是什麽？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實際是我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結果，但也不是針對什麽“六十一人自首叛黨”之類的問題，而是為了把學術討論引向深入。由於這第二篇文章發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來的對於李秀成問題的事先表態，一場轟轟烈烈的學術大討論很快就無聲無息了，這同樣留給後人很多的思考。大討論結束後，我很快就和關鋒、鄧力群、陳茂儀、陶文鷉（tī 鋒利）、王夢奎、鄧紹英、滕文生、王銳生等十幾個文化戰士，一起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了。

 

  文革中我的幾篇影響很大的文章，有《評李秀成自述》、《為革命而研究曆史》、《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和《愛 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等。我比較滿意的是最後這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評反動影片〈清宮秘 史〉》，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導寫的，而且毛主席改過的，後來又經過中央文革小組幾次討論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無產階級的大權威，他也是滿意的。

   《評李秀成自述》這篇文章，實際上就等於把某些關於叛徒的觀念改變了，而且引起了爭論。

   而《為革命而研究曆史》重申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更是在整個史學界引起震動。

   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點過名的，本身也都有豐富的學術內涵。 《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個政治評論，主要是指出，彭真他們說“真理麵前人人平等”，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他們自己就沒有貫徹，卻是他們自己所說的“以勢壓人”。就說對《評李秀成自述》的批判，關起門來批判我，完了還要開大會，組織學術界權威圍攻我，都不讓我參加會，出了文件也不讓我看。這平等嗎？主席批評彭真他們的話比我要厲害得多：說是“真理麵前人人平等”，你們從來就沒有平等過。

 

   我曾經是那麽幼稚，以為幾篇文章就可以讓革命勢力戰勝背叛革命的勢力。那是多麽不切實際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見太陽，我還清楚記 得，我的評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發表後，我耳邊響起了各種衷心讚揚和意圖捧殺的聲音。上麵提到的那位《光明曰報》的領導人，當時對我好話說盡，還繪聲繪色，還引用毛主席的詩詞說我的文章“橫掃千軍如卷席”（我不敢當，當然否定，他卻還是笑眯眯的）。他在文革中落難，我念及舊情，請示江青、康生、陳伯達，又拉上關鋒一起到報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罵我最凶、不惜造謠誹謗我的又是這位老兄。就是他說我盜竊魯迅手稿、向江青告密等等無稽之談的始作俑者。這位老兄對於一個友人都是如此反複，那麽他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會持之以恒嗎？他身上有無李秀成的影子？

 

   進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終”。如果把當初跟著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來看，那麽就會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終，多少“忠王”不忠當然也就談不上不終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時候，就企圖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業開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屍骨未寒的時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業同時問斬；一 些人說了“永不翻案”，卻一朝權力到手，就什麽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馬事件”案不是翻了嗎？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嗎？就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案不是也翻了嗎？

 

   曆史已經證明：不僅在幾千年來缺乏科學理論指導和社會新生力量支持的農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複鬥爭，就是在有科學理論指導和先進階級力量支持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中，同樣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複鬥爭。 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監獄中，寫下過永垂不朽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們大聲呼喊： 警惕呀，人們！ 我願伏契克的呼喊，永遠回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