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19 挫折促團結

 

 第二章 被捕、諒解和團結

 

   幾天後一個炎熱的傍晚，我吃過晚飯，穿著一身短衫褲，活象個小店員般悠閑地踱到陳先生住處。已往每到他家，我都從後門出入，不須經過甚麽通報，就直接走進去；那晚我敲開後門，一個陌生的大漢問我找誰，我立即感到有些異樣，就立在門外說：“找陳太太。”那大漢問：“你找她有甚麽事？”我說：“我來收裁縫工錢。”他打量我一番之後繼續問：“你為甚麽不會說上海話？”我借用了一個我所知道的裁縫鋪告訴他我的鋪子開在甚麽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稱，因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還未學好上海話。那大漢認為我真是裁縫，說陳太太不在家，就把門關上了：我判斷陳先生家裏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觀查身後沒有暗探跟蹤，就忙去通知同誌們，囑咐他們不可到陳先生家裏去。再經過一番探聽，才知道陳先生夫婦和到他家裏去的幾個客人，都在下午六點鍾的時候被法國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陳獨秀先生夫婦、李達、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從法捕房獲釋出來。不少客人到陳先生家裏慰問，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等到其他的客人陸續走了，隻剩下我們幾個同誌的時候，陳先生就對我們說：“幸好此次沒有搜出甚麽重要文件，否則亂子可就闖得不小：我們決不可因此氣餒，更要勇往直前的幹！不過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們已被逼上梁山，隻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並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將立即負起書記的責任，召集中央的正式會議，商討一切。正當我們談得高興的時候，張太雷也來了，轉達馬林懇切慰問的意思，並說：“如果不是不方便，馬林是要親自來慰問的。”陳先生很和氣的回答：“我一兩天再約他會談。”這樣，以前一切的爭執，似乎都因這一意外而煙消雲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離開陳家，我們並肩在馬路上走著，他很興奮的對我說：“陳先生真偉大，你還不知道昨晚經過的詳細情形呢！”還說到從陳先生和各位同誌在獄中所表現的情形看來，可以預測將來我們黨的前途是無限量的，大家隻有熱情的交流，並無誤會存在。他勸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爭執的事，一心一意積極做下去好了。我們邊走邊談，並在我的住所共進午餐，一直談得非常起勁。

   根據包惠僧所說的情形，那天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四點多鍾的時候，來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陳家的前後門，聲勢洶洶，將陳家所有的人監視在一個小房間裏，不準交談；同時四處搜查，檢去了一大包書籍和信件；凡是到陳家的人來一個就逮捕一個，因此他們七個人都先後被捕了。陳先生曾向警探厲聲抗議：“你們是來抓我的，為甚麽連我的客人也連帶的抓去呢？”警探們不由分說，在六時左右就把他們一齊押解到捕房裏去，除陳太太被關在女看守所外，他們六個人都被監禁在一個單獨的看守所裏。陳先生在監房裏向他們說，從搜去的信件內可以證明他是共產黨員的身份，因此預料自己將要被監禁一個時期，他囑咐他們不可說出真情，一切都推在自己身上好了；這樣，他雖一時不能出獄，其餘的人可以先行獲釋，繼續積極工作，在陳先生堅持他這種主張之下，他們商定如何應付警探的訊問，大家通宵都沒有睡。

   在監房裏，他們很關心還會有甚麽同誌繼續被捕，尤其是陳先生更為關切。每逢有犯人送到這排監房的時候，陳先生必起立張望一番，看看是否同誌。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裏去的，所以尤為記掛，他不隻一次的說：“國燾身上總帶著一些文件，他又熱情氣盛，易於和警探吵鬧，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這樣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後來看見沒有另外的同誌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點。

   陳先生還像念遺囑似的指出：“看來，國燾等似乎未被捕。他雖有些地方顧慮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無私的。他有主張有辦法，說得到做得到，這是很難得的。這次他的主張大致都是對的；他與我之間毫無芥蒂，隻因相處甚密，說話不拘小節，現在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的壓迫我們，我們隻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並要求他們出去之後，應和我和諧地分工合作，共策進行。如果大家都讚成的話，可以由我代理書記的職務，那末，他縱然在監獄裏住上幾年，也就安心了。當時他們聽了陳先生這段話，極為感動，紛紛表示他們一向很器重我，願意推我領頭，要陳先生放心，並表示將比以前幹得還要起勁。

   幸好這次法捕房還算是馬虎，而章程名單之類的東西又沒有搜著，所搜去的信件等並不足以構成罪證、而且又都是與法租界無關的；所以捕房認為證據不足，不加深究，經一度訊問後，就把他們開釋了。這是法租界捕房繼續搜查李漢俊家之後，對我們的第二次威脅。

   包惠僧說的這些話，使我感動，並受到很大的鼓勵。包是自出席大會以來羈留在上海的湖北代表，向我說，董必武、陳潭秋於大會閉幕後就回到武漢去了，他也應當趕緊回去一同進行工作，並將這裏的好消息告訴湖北的同誌們。我也曾鼓勵他一番。

   陳先生出獄後第二天，便首次以書記的身分召集中央會議。周佛海受了這次被捕的刺激，也許楊小姐對他也不無影響，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次簡單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從此不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了。陳先生在這次會議上卻表現得特別積極，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會議的規範。他提議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即以我的草案為討論基礎，迅速予以決定。關於宣傳計劃他提議《共產黨》月刊繼續出版，並將《新青年》複刊。共他如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等都由他與有關負責人先行商談，再提會議討論。

   這次會議所討論的募體問題，仍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草案。這個計劃正式通過後，因這一問題所引起的爭執也告解決，而且大體都是接納我的原提議；惟一修正之點是工作人員的待遇不再稱薪給或工資，統稱之為生活費；其標準由原規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減低到以二十五元為最高額。

   
   在這次會議上，關於黨員生活費問題，還做了一篇大文章。我們認為原則上共產黨人應無報酬的為黨工作，現在所規定的生活費隻給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誌。原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為最高額，顯係當時低級生活水準的需要；但我們仍主張減低到二十五元以下，等於一個窮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認為我們應盡量發揮刻苦的精神，關於生活費一點，應超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自巴黎公社以來，薪給數額任何最低規定的前例。

   這種生活費數額較之當時黨員在社會上所任職業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約為一與十之比。我們並不以為這是有意在生活上開倒車，我們主張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應該同工同酬，沒有種族的區別，現在這樣規定，也不是暗示中國人自安於苦力的地位。我們的用意是要一般黨員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而且個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於工作的費用就會增加起來。我們不依職位的高低，隻按個人生活的需要，來定生活費的多寡。這在一般領取這種最低生活的同誌方麵來說，應引以為榮，因為這正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寶貴的精神的表現。在黨的方麵說來，不論黨員領取生活費與否，還應注意一般同誌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損傷或被捕等事件發生，黨應予以積極的照顧等等。

   這篇大文章在國際共產運動史上，似是少見的；在中國政黨史上更是創舉；這可說是由於我們發生爭論而得到的意外收獲。這也是陳獨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貢獻，而為我和李達所共同致力過的。我們這個決定及其附帶條件的解釋，曾以中央的通告—書麵的和口頭的—傳達給全黨同誌並獲得一致的讚成，從此再沒有發生過“為甚麽要有生活費”以及“為甚麽有人領取有人不能領取”等等問題了。一般同誌也再沒有甚麽“雇傭革命”的說法。後來我們雖常遇到“盧布黨”的譏諷，但事實如此，同誌們隻覺得可笑罷了。而且從此中央處理經費問題有了一個不移的原則：即經費用於發展事業之所必需。並且要經常留一筆相當大的經費為緊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這與中國其他政黨或機構不合理支配經費的傳統作風大有區別（如龐大的行政開支），而且也許是中共以後從未因經費問題發生重大爭執和能迅速發履的原因之一。
   

   會後不兩天，陳獨秀先生與馬林作首次會晤。他們兩人似都飽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對時勢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漢“不打不成相識”，他們交換意見，氣氛顯得十分和諧。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他隻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陳先生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他們這種相互諒解彌補了過去爭執的痕跡，使在座的我為之額手稱慶。

   他們從此經常見麵，毫無隔閡地商討各項問題。中共中央計劃也按時送交馬林一份，馬林似從未提出過異議。關於政策方麵，陳獨秀先生也經常將馬林的建議向中央會議匯報。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在此之前，也許有過接濟，如辦外國語學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過一部分，但不是經常性質的）。

 

   從此我擺脫了與馬林接觸的任務。後來彼此雖也常見麵，但討論政策問題時總是由陳先生約集，至於單獨見麵，則多是談談有關工運的個別問題而已。此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已建立起來，行政事務都由陳先生主辦，我也不再過問了。這樣，近兩個月的時間，中共創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難，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徑。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決定之後，它的機構也正式建立起來了。我被推為上海總部主任，李啟漢任秘書，董鋤平任勞動周刊編輯，北方分部由鄧中夏及羅章龍負責，武漢分部由林育南及項英負責，湖南分部由毛澤東負責，廣州分部由譚平山負責。這個機構是中共中央領導下一個最活躍的部分，大多數的黨團員都參加了這部分的實際工作。它可說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對於中國工人運動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勞動組合書記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開始了實際工作。我上麵已經說過，一九二零年，各地中共小組成立後，即著手在工人群眾中展開活動，上海工運工作一直是由李啟漢負責的。一九二一年八月間，上海浦東英美煙草公司的工人為要求改善待遇發生罷工事件。我們從報上看見了這個消息。立即參加進去一試身手。為了支持這一罷工，我們立即決定以李啟漢的辦公地點為臨時辦事處。

   在我和李啟漢的領導下，這次罷工維持兩個多星期，終於由廠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而宣告勝利結束。這可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牛刀初試，大家都為其成功而十分興奮。

   在這次罷工結束以後，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來了。在上海一所新租賃的單獨房子門口掛上了招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項工作上。

   我在上海做工運正做得起勁的時候，又被推為出席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中共代表。那時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誌們認為這是中共首次參加國際會議，須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陳獨秀先生在中共中央剛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須照顧全局無法抽身，因此這項任務又落在我的身上。中共中央會議決定：關於全國各地團體選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負責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