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72 聚議毛兒蓋

 

第三章 聚議毛兒蓋

   黨內歧見迅即發展為全麵性，我和四方麵軍的同誌們指責中央的領導不正確，中央的大多數人則堅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確，不稍讓步。毛兒蓋會議原是企圖彌縫歧見，但又因中央多數過分堅持己見而宣告失敗。這就使黨的處境更形惡化。

   中共中央多數以毛澤東為首，原冀（希望）迅速北進，但因川甘邊境情況不明，胡宗南部控製了鬆潘（pān）及其以北一帶要衝，我軍不易順利通過，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區停留下來。他們一麵命令先頭部隊查明北進道路，一麵電令徐向前陳昌浩等四方麵軍的重要幹部趕來會晤，以解決中央軍委會直接指揮四方麵軍的一些實際問題。

   我離開撫邊到達卓克基東北中央駐地時，我的住處竟被安置在離其他中央委員宿營地有好幾裏路的村莊上，沒有甚麽中央的人來找我，我似是已被貶斥了的人員。我保持冷靜，一切不聞不問，樂得暫時休息一下。不兩天，徐向前陳昌浩等四方麵軍的幹部們陸續趕來了，他們都來看我，我告以撫邊會談的一些實況，並要求他們服從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直接指揮。

   當時，由於一、四兩方麵軍的幹部接觸較多，雙方隔閡日甚一日。一方麵軍幹部不但抹殺了四方麵軍英勇奮鬥的經曆，而且作了各種不必要的批評，如說四方麵軍脫離了中央的正確領導，不免有軍閥習氣等等。四方麵軍幹部也忽視一方麵軍的光榮記錄，同樣做些不必要的批評，例如說他們喪失鬥誌等等。這些批評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衝動之下，一切是非黑白反而模糊了。

   這些現象的形成，顯然中共中央要負責任。他們沒有充分認識中央現在是寄居在軍隊之中，任何黨內歧見都易轉化為兩軍之間的隔閡。他們北進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使兩軍互相了解的必要。他們對中央的威信估計過高，忽視了一般同誌的不滿情緒。

   四方麵軍的幹部紛紛向中央質問，其要點大致是：為甚麽中央要急於北進？為甚麽放棄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帶向東南發展的據點？何以見得在這一帶多留幾天就會被敵人封鎖、成為甕中之鱉？為甚麽不抽出時間好好開幾次會議，將一切問題討論清楚？為甚麽不先了解四方麵軍的情況，就批評它的領導？一、四兩方麵軍初會，為甚麽不讓兩軍幹部互相了解、互相學習？為甚麽中央要在一方麵軍幹部中散步不滿四方麵軍的閑話？這一類的問題都是中央要人們不易解釋清楚的。

   因為這些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們進而批評中央歧視四方麵軍、不將它當作嫡係部隊；中央領導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亂；北進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簡單道理，這不過是犧牲軍隊，讓少數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評四方麵軍的領導，無非是偏見作崇。四方麵軍幹部特別反對中央對我的歧視，表示隻有我能代表四方麵軍多數同誌的意見。

   張聞天和秦邦憲等利用他們與陳昌浩在莫斯科同為“二十八宿”的關係，坦率的問陳昌浩：“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者，為甚麽四方麵軍的幹部不追隨中央而要追隨張國燾？”陳昌浩告以過去對張某的派批評是不公道的，張領導四方麵軍，不僅正確有功績，而且為一般同誌所愛戴，如果中央歧視張國燾同誌，將引起四方麵軍的重大反感。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動，就這樣不能收到實效。

   朱德等覺得事態嚴重，乃從中調解。他也坦率承認這次兩軍會合沒有弄好，主要是由於北進的決定太促，兩軍沒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機會，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評等等。他憂慮同誌間的隔閡將影響軍事指揮，甚至要給未來軍事行動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他提出了軍事統一指揮的方案。

   軍事統一指揮方案的要點是：強化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後關於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事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核準施行。這個方案並未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出來（中央政治局當時不願舉行會議，似是避免談到政治問題）。我為了團結，也就欣然就職。

   由於這個方案，使這個醞釀中的風潮，暫時和緩下來。
   我們內部的氣候好是改變了。團結一致一時是高於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四方麵軍的幹部們懇切表示，他們已經相信我在四方麵軍中的威信是多年奮鬥的自然結果，不是與中央對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來的，此後，將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順利進行。我也在四方麵軍的幹部會議上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可是這種團結的氣氛，並未能抑製少數人根深蒂固的偏見，統一指揮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實際上的障礙。

   我開始在總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來朱德這個總司令不過徒擁虛名，隻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一員，並無獨立的職權和機構。我加入進去之後，也並未根據統一指揮方案予以調整，一切仍如舊貫。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總司令部名雖為二，實則僅為一個機構。參謀長劉伯承，副參謀長葉劍英、左權，作戰局長張雲逸等均無變動。隻有總政治部代主任秦邦憲不願繼續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學生）代理。原隸屬於我的軍分會人員，概行並如右路軍總指揮部，以增強他們的領導。我們——總司令部——擬俟他們改組完成之後，再行酌調一些人員參加總司令部的工作。

   我當時最注意的是一、四兩方麵軍的團結，因而我任總政委以後，立即下令由右路軍四個軍中各抽調一團補充左路軍，使一、四兩方麵軍互相了解，徹底合作。這個措施曾引起同誌們的興奮。左路軍得到這四團的補充，不僅人力增加，尤其是這四團都帶有較多的子彈，可以使左路軍得到不少助力。這也是左路軍後來戰鬥力增強的一個主因。我之所以不積極改組總司令部，也不立即調用四方麵軍的人員參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無我的精神，使今後工作的進行，能夠團結無間。

   我要求中央軍委會和總司令部職權劃分，工作程序確立。所有原中央軍委會機構概屬總司令部管轄，各單位直接秉承總司令總政委之命處理工作，一切軍事命令都由它下達。中央軍委會原屬中央政治局，對總司令部居指導地位，負責審查核定總司令部所擬的軍事計劃和重要人事變動，不再直接發布軍事命令。

   可是，毛澤東破壞了這個統一指揮方案。他這個軍委會主席過去是獨斷一切的，總司令等於虛設，現在他仍不稍變動。他逕（jìng）行（直截了當）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軍隊行政，以至人事調動等，同時又逕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我們執行。這不特（不僅不但）使總司令總政委變成了幕僚人員，簡直就是由他一個人唱獨角戲。

   毛澤東這種作風最為參謀長劉伯承所反對。劉伯承認為近代戰爭是有組織的戰爭，不能憑一個人的才智去處決。他素來主張，作戰計劃應先由參謀長根據情報局長所提出認為正確的情報，交作戰局擬具方案，再由參謀長召集有關人員並征詢政工人員的政治意見，擬定初步計劃，送總司令總政委批準，提交軍委會討論，或徑由軍委會主席審定，然後由總司令部下達命令實施。我支持劉伯承這一見解，認為我們如能這樣做，不僅可使軍事指揮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許多黨內糾紛。

   毛這種獨斷獨行的作風，似已成為積習。在這點上，他和蔣介石一樣，不唯緊緊握著裁決權，而且有發號施令的欲望。換句話說，他不特（但）執行最後的決定權，而且往往不讓任何同誌有建議的機會，就徑行（直接）予以指示。毛自負有過人的軍事天才，常以德國近代軍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蘇區時就因此和周恩來劉伯承以及德籍軍事顧問李特鬧得不可開交。遵義會議以後，周恩來做他的副手，也是受盡委屈。

   另一方麵，毛澤東也並不是一個精明的獨裁者。他富想象力，反應也非常靈敏；他的思維有時也會走到很離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話式的言論。他缺乏組織才幹，遇事不願作精確的計算。他所表示的意見，有時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豐富的語氣，為他的“天才主張”作辯護。

   他也是特殊的軍事第一主義者。他推崇中國古代的軍事理論，缺乏近代的軍事知識。他鄙薄當時軍事典籍所載的一切，認為都是陳腔濫調，他要不受拘束的發揮他的遊擊天才。他所擬具的軍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訓令”，常用激動的語句，描述某一任務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執行，而指示各個軍事單位分別負擔某些具體的任務時，則常是很籠統的，似是讓各單位自行相機處理。

   一般來說，我們當時都是一些遊擊專家，多少與毛澤東有相同的氣質，不過他在這方麵發揮得最明顯，連我們都有點覺得他太離譜了。我曾多次和他談論這方麵的問題，覺得要與他溝通軍事上的見解極不容易，特別是想形成有組織的統一指揮，更是困難。

   毛澤東不僅不遵守軍事統一的指揮法案，而且發動對四方麵軍的批評攻勢，這就使各項調解努力均無成效。中央政治局突然同意召開政治局和軍委會的聯席會議，討論內容我事先毫無所知。與會人物除兩機構的委員以外，尚有徐向前陳昌浩和軍委會的主要參謀人員。主席毛澤東宣布開會後，即請徐向前報告四方麵軍的軍事狀況。徐向前當即發表了一篇樸素的報告，其內容除了我在上麵已經說到過的四方麵軍的情形外，他還就四方麵軍戰術方麵的優點和劣點，加以補充。他的報告，不僅沒有一句話牽及黨內歧見，而且態度公允，措詞坦率，充分表現出共產軍人的典型風格。

   毛澤東聽了徐向前的報告後，不再詳究，即開始批評。他指責四方麵軍在軍事上犯了兩大錯誤：一是放棄了原有的川北蘇區，沒有留置足夠的兵力和強化遊擊部隊，保衛那個基地；二是沒有使用足夠的兵力控製戰略要地鬆潘，致令北進計劃受到重大阻礙。他不僅沒有一句話撫慰四方麵軍多年的艱苦奮鬥及其策應一方麵軍的努力，而且徑直要求會議接納他的檢討意見，作為定案。

   我當即起而答辯，指出川北蘇區故應保衛，鬆潘亦應當控製，但這決定於四方麵軍的力量，而非決定於主觀願望。我並且說明，我們當時的主要任務是策應一方麵軍，而我們的兵力有限，不能過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並不以為四方麵軍策應一方麵軍的行動是多餘的或錯誤的，就不應苛責四方麵軍不能完成力不勝任的其他軍事任務。川北蘇區即使當時留置了較多的兵力，事實上也不能達到保衛的目的。而一方麵軍當時能否渡過大渡河順利到達懋功，尚成疑問。四方麵軍果真全力北向奪取鬆潘，中央是否會批評我們隔岸觀火，看輕憂戚相關的大義？

   我的發言隻有陳昌浩附和。毛澤東仍堅持己見，他似乎是為批評而批評。其他的到會者始終不發表意見，似乎無人願意卷入這個爭論的漩渦。那次會議並未形成決議，隻是充分暴露了毛的企圖。

   那次會議的經過更激起了四方麵軍的憤怒，有的認為中央始終歧視四方麵軍；有的主張作一次全麵的檢討，不僅要檢討四方麵軍，也要檢討一方麵軍，更要檢討中央的領導是否正確；有的表示中央的所作所為不公平、偏私和感情用事，其目的無非是玩弄打擊四方麵軍的手段，來掩蓋它領導的失敗；有的憂慮失敗主義籠罩了中央，除了製造黨內糾紛外，不會有甚麽新生之路。

   這樣，我們在卓克基耽擱一個多星期，一切情況都未可樂觀。中央在避談政治的煙幕下，繼續從政治上打擊四方麵軍及其領導層，引起四方麵軍幹部的不滿。兩軍的關係不能改善，北進的軍事行動也陷於停頓。我曾提議由四方麵軍擔負進攻鬆潘地區和打開北進道路的任務，但毛不表讚成。他信賴葉劍英，率領林彪的一部份部隊，試圖占領北進的通路，可是疲勞未蘇的一方麵軍，又無力迅速達成任務。

   中央機構和軍事首腦部門旋即北移到毛兒蓋，但北進的路線仍未查明，還須等待一些時間。我於是主張利用毛兒蓋停留的幾天來澄清黨內的歧見。我所建議的要點是：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檢討黨的全盤工作和當前軍事問題；由政治局召集兩軍高級幹部會議，統一意誌並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舉行會議，這是我們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會議，後來中共稱之為毛兒蓋會議。

   政治局會議舉行的地點是在中共中央機構駐紮地、離毛兒蓋約二十裏的沙窩。這裏四圍皆山，山上樹林茂密，山溝中有一個藏人的小村莊，自成天地。當天晚上七點鍾的時候，我和陳昌浩偕十餘騎兵由毛兒蓋附近策馬趕去參加會議。我們到達沙窩山口時，張聞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訴我們：“這是一次秘密會議，陳昌浩不能參加。”我雖指出陳昌浩係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會議，但他仍不接納。於是陳昌浩隻得暫住山口外放牛亭裏休息，等我會後一同返會原駐地。

   我和張聞天還有一個跟隨我的衛士，步行進入山溝，沿途通過好幾道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顯得戒備森嚴。當時中央機關另設了一個中央縱隊司令部，負責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當晚全村周圍警衛密布，如臨大敵。我笑著向張聞天說：“中央機關自行警戒的如此嚴密，那就用不著總司令部擔心它的安全了。”張聞天聽了我的話，麵色顯得有些尷尬。

   會場設置在一間喇嘛廟的外亭中。到會者有毛澤東、朱德、秦邦憲、張聞天和我五個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王稼祥二人因病請假），列席者有鄧發、凱豐二人，另由中央書記處秘書長王首道擔任記錄。會議開始後，毛澤東便拿出一份預先擬好的決議草案交給我看。

   這個文件不很長，要點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重大的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曾發生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經適當的將它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的路線；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奮鬥。

   我讀完這個文件，遞交給其他到會者閱看，他們回答已經看過了。看情形他們不僅看過，也許還討論過，隻我一個人不知道罷了。會場氣氛，好像有些緊張，每人的麵孔都是冷峻的，當主席張聞天請大家討論時，竟無一人發言。當晚會場警戒的森嚴和會場上同誌們的緊張表情，使我想起了曆史上有名的鴻門宴（劉邦破秦，入鹹陽，自知實力遠不及當時的項羽，乃還軍壩上，以待項羽。項羽聽到劉邦定關中的消息，果率大軍至新豐，召劉邦宴於鴻門，由部將項莊在席前舞劍，擬乘勢殺害劉邦，這是一個緊張驚險的場麵。不過劉邦終於乘機逃去了，這就是所謂《鴻門宴》的故事）。

 

   我第一個發言，為了要轉變這種氣氛，語調甚為輕鬆。我表示我們之間發生歧見，是絲毫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漢不打不相識，爭爭吵吵並無關係；我們都有多年奮鬥的經曆，尋求諒解應該不是一件很難的事，而我們目的，本來就是要獲知諒解，並不是要擴大分歧。

   我惋惜我們沒有在撫邊初會麵時，就痛痛快快把問題談清楚，因而釀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閡，甚至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言論。譬如有人說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非打擊不可；或者說張國燾自視資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員，要在糾正中央錯誤的名義之下，摧毀整個中央；也有人引經據典的說西北聯邦政府反叛蘇維埃；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完全抹煞軍委會主席和整個中央的職權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繪的不成樣子。

   我說到這裏，毛澤東插言說：“這種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說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漢獻帝。”接著他又表示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線錯了，現在隻是用軍閥官僚的手段來統治全黨全軍，這次會議正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繼續發言，指出政治路線可能是錯了，也可能是共產國際錯了，也可能是我們執行錯了，也可能是時移勢易而必須改變。但是，我們要求檢討中央的政治路線，決不等於推翻整個中央。我認為我們都經曆過驚人的艱苦奮鬥，都為共產主義賣過一番氣力，黨不能舍棄我們，我們也不能舍棄黨。第六次大會的時候，就有人說犯過錯誤的同誌，仍是黨內最好的同誌，而且這樣的同誌，現在更加少了。因此，我們討論政治問題的時候，不要把責任問題牽連在一起。

   對這個預擬的文件我提出批評，並提出我的建議。我提出這次會議，也許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但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重大的損失，我們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失敗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也不能當作隻是我們軍事上的失算，我認為，主要還是這一運動不合時宜，沒有為廣大群眾所接受。遵義會議肯定中央政治路線正確，卻說軍事路線錯了，這似乎有些倒果為因。

   我譏諷這次會議如此嚴密，而且預先擬好了決議草案，不但是故作神秘，而且會妨礙彼此間自由交換意見的機會。我要求將這件預擬的草案擱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以檢討。我希望同誌們不要用有色眼鏡來看我們提出的意見，不妨先就事論事研究一下。

   為了統一黨內的意誌，我主張召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並說明我在鄂豫皖區和川北時，曾屢次舉行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成績都很美滿。特別是現在一、四兩方麵軍的幹部互有隔閡，對中央也有不滿，這樣，擴大的會議更有必要。我們不用懼怕這種會議，認為一定會吵架散場，如果我們現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見，提交高級幹部會議討論，解釋一些過去的誤會，嘉許兩軍奮鬥精神，提倡互相學習，反而會收團結的實效。

   中央應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這可以鞏固中央的領導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委員，也不全是六次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會選舉出來的中委），非中央委員列席政治局會議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們從一、四兩方麵軍遴選少數幹部列席政治局會議，並參加軍委會和其他中央機關的工作，將有百利而無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員，但常被視為是第四方麵軍的代言人，我們為何不讓四方麵軍的幹部，直接向中央表達他們的意見？

   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和吸收新人參加中央工作，隻是實施黨內民主，並不是甚麽推翻中央領導的陰謀。我說明我提議的高級幹部會議，其職權可以從長計議，它的作用，有時可類似於中央擴大會議，有時則隻向中央提供意見。現在中央事實上與全國各地組織隔離了，實際隻是指導一、四兩方麵軍，因而由一、四兩方麵軍的幹部組成高級幹部會議，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過度敏感，以為這樣的高級幹部會議將由四方麵軍的同誌占多數，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聲明，四方麵軍的同誌絕不會在高級幹部會議中要求占多數，隻是想有發表意見的機會而已。

   最後，我著重指出，實施黨內民主，將使黨內各項歧見易於解決。例如軍事行動問題，經過一次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以後決定下來，將來在執行時可以表現更大的決心與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絕舉行高級幹部會議，不讓新人參加中央工作，政治上軍事上的重大問題也不讓同誌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這就無異阻塞了團結之路。

   繼我發言之後，到會者紛紛表示支持這份預擬的決議草案，其中仍以毛澤東說話為最多。他首先表示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共產國際決定的，經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決不能說它錯誤。他強詞奪理的硬認蘇維埃運動是勝利，不是失敗。他表示如果我們現在說蘇維埃運動失敗了，將使一般同誌失望。而且今後無論到甚麽地方，也要將這麵蘇維埃旗幟高舉起來。

   毛澤東更拒絕了我的全部意見。他表示中央是全國的，不僅是一、四兩方麵軍的，因為還有二方麵軍和全國白區秘密黨的組織，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線，不能由一、四兩方麵軍來檢討。他反對舉行任何性質的一、四兩方麵軍高級幹部會議，也拒絕任何同誌參加中央工作。他認為現在是在軍事行動中，不能談甚麽黨內民主，一切隻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們雖各持己見，但仍互相要求諒解。那次會議的重大缺點是：沒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法，連我這個反對中央政治路線的人，也沒有從積極方麵提出主張。我們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道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會議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發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全國各軍隊停止進攻紅軍、一致抗日。但我們都相信蔣介石不會因為這個“一致抗日”的口號，就停止對我們的進攻。

   不料正當我們為蘇維埃運動政策是否正確的問題，爭得麵紅耳赤的時候，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經悄悄放棄了這個“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法寶，使出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七次大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殖民地應建立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中國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接著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全文見胡華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二六三頁至二六九頁——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一年第九版），主張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由於毛澤東等死守著教條不稍讓步，會議終於無功而散。那次會議沒有討論到軍事問題。我曾聲言，隻要黨內政治問題獲得適當解決，軍事計劃上的歧見也就不難冰釋。但我的話未為到會者所重視。會上沒有人再提起西北聯邦政府問題，顯然對少數民族政策無人感覺興趣。看來這次會議的性質專是處理內部爭端問題，但內部爭端也未因這次會議而獲得解決。不過毛所提出的解決草案也未付諸表決。大概是因為不願會場空氣過份緊張罷。深夜三時左右散會之後，我步出沙窩山口，與陳昌浩會晤，並告以會議的經過。陳昌浩非常難過，很激動的問我：“為甚麽中央這樣頑強的抹煞四方麵軍一般同誌的意見？如果你進一步明確宣布中央政治路線完全錯誤，中央領導破產，將會發生甚麽後果？如果這樣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讓步？”

   陳昌浩這些問題，更加引起了我的許多感觸。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國以及國民黨內爭的往事，總覺得中共不應重蹈他們的覆轍。我慨歎中共中央在挫敗中釀成了頗深的自卑感，竟固步自封，不敢與一般同誌交換意見。我並不後悔我所采取的較為溫和的態度，因為大敵當前，如果內爭激化，無異自取滅亡。就由於這些心理因素，我和陳昌浩仍然主張繼續采取尋求諒解的態度。

   翌日，陳昌浩便約張聞天懇談，用意是想勸張聞天接納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見。在座適有一位四方麵軍的軍長，他聽了這些糾纏不清的談話，頗感不耐，因向張聞天坦率表示：中央領導錯誤，他這個黨員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張聞天立時麵紅耳赤，出聲不得。陳昌浩隨即加以解釋，這不過是黨員個人的直率表示，請張聞天不要介意，但後來張聞天即據以指斥四方麵軍是軍閥集團。

   我也曾訪問在療養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發揮若幹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蘇區時，為敵機炸彈所傷，洞穿了大腸，經過手術治療，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從江西直到這裏，都在擔架上過生活，一直靠鴉片來減輕他的痛苦，當時他已經是一個身體瘦弱的大癮客。朱德當時正為自己無力調解而懊喪，力懇王稼祥出任魯仲連的角色。王雖係留俄學生，但教條主義的氣味並不濃厚，而且在療養中也較能冷靜的考慮問題。

   王稼祥向我表示願盡全力，調解黨內歧見，認為沒有甚麽不可以諒解的。他指出我和四方麵軍同誌先後向中央所提出的要點，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暫勿批評中央的政治路線，留待以後再行檢討；現在先設法舉行一次比較擴大的幹部會議，吸收四方麵軍少數同誌參加中央工作，以期黨內意誌漸趨一致，軍事行動也能順利進行。我鼓勵他的這種努力，但後來也沒有甚麽結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軍事情況更是嚴重。由於我們放棄了茂縣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區，敵軍雖無繼續進逼跡象，但我軍已處於不利地位。毛兒蓋、卓克基一帶地區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較少，糧食不足。如果我軍在這一帶停留久了，就會發生供應短缺的問題。我們從撫邊往卓克基到毛兒蓋，已費了三個星期以上的時間，當時已是七月間了。我們如果再停留下去，敵方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同誌們對於這種軍事行動的停滯不前，更為耽心。為了挽救這樣的局勢，我終於提議暫行擱置黨內歧見問題，專力尋求軍事出路的辦法。我提議紅軍全部迅速進入甘南岷縣臨潭一帶地區，再依情況決定北進或西進。總司令部率領現駐毛兒蓋以西的原四方麵軍的第九第三十一兩軍，經刷金寺北進，為全軍左翼；徐向前、陳昌浩率原四方麵軍為全軍右翼，抑製鬆潘及其以北之敵。彭德懷、林彪率所部為中路，掩護中央各機構；董振堂、羅炳輝率所部殿後。所有各軍均進入戰鬥準備地位，聽候總司令部命令行動。

   我所提出的軍事計劃，顯然合乎當時情況的需要，且自認是大公無私顧全大局的想法。我軍在這一帶，萬萬不能集中在一塊狹小地區，為地形、房屋和糧食供應的限製所束縛。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左翼軍要通過一片草地，行軍的障礙自然很多。徐向前陳昌浩的右翼軍擔負著對敵作戰的任務，隻有原一方麵軍所負擔的任務，比較輕而易舉。中央機關的安全，也在這個計劃中完全照顧到了。

   毛澤東等人很高興，讚成我的計劃，一般同誌也引為欣慰。大家似覺得北進的軍事行動，並未因黨內歧見停滯下來，也有人覺得中央各巨頭聚集在毛兒蓋，貌合神離，相持不下，究竟不是一個了局，現在分開行動，無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參謀長劉伯承以及少數參謀人員立即西行。從此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軍事方麵去了，毛兒蓋會議所沒有解決的黨內爭執問題，也就暫時擱置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