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65 末期鄂豫皖

 

第七章 鄂豫皖區的末期發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蔣介石發動對鄂豫皖區大規模的圍剿，也正是鄂豫皖區和紅四軍欣欣向榮的發展時期。我們的發展，顯然是我上麵所說各種努力的結果，後來，我們終於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力下遭受挫敗。這似乎也是由於蘇維埃運動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

   這個時期，我們在軍事上獲得多次大大小小的勝利，紅四軍的實力也隨之膨脹起來。我們在肅反運動中，曾極力整飭紅軍內部，清除了紅軍中一些地主富農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提拔了許多貧苦農民出身的幹部。我們的軍官幾乎是清一色的黨員，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強了，我們將充實軍隊內部的措施，視為最主要的工作。

   我們是內線作戰，因而軍事策略是集結優勢兵力，分別擊破包圍這個區域的敵軍，向四周擴展蘇維埃的領域。我們的軍隊每日均在戰鬥之中，大小戰鬥不知凡幾（共計多少），這裏不能一一敘述，我僅就比較重要的幾次戰役，略加說明。

   當時，敵軍對於我們鄂豫皖蘇區，守勢的蔣介石把剿共的重點，似是放在江西蘇區。我們的周圍大多是一些國民黨的雜牌部隊，他們的將領有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心理，他們的裝備雖不及蔣介石的嫡係部隊，但戰鬥力則並非都是弱的，如吉鴻昌等所率領的原馮玉祥的西北軍，就以善戰著稱。這些敵軍都依據城鎮設防，聯絡民團駐守的寨子，同時又沿線建起碉堡，形成對這個區域的縱深包圍圈。

   我們經常講求打破包圍圈的軍事策略。我們覺得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倡導的遊擊戰術，多已不適用。“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敵人窮追，我兜圈子”的戰術，隻適用打野戰，不適宜於對付守勢的敵軍。要進攻防守的敵軍，而缺乏攻堅的重武器時，我們多采取“圍困一點，消滅來救援的敵軍”的策略，我們認為這才是“以包圍對付包圍”的辦法。

   我們根據紅四軍的特長，來發展我們的遊擊戰術。我們的軍隊能夠發揮奇襲的力量，主要是靠行動迅速和秘密行動兩個條件。我軍裝備很輕，運動力很強，就具備了運動神速、能對付多方麵敵軍的條件。我軍行動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裝的掩護和佯攻，往往使敵軍不易了解我們的真正企圖。我們特別注意夜間行動和夜襲的戰術，發揮奇襲的作用。我們也講究構築工事，以減輕傷亡和節約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勢兵力處於內線作戰的環境下，所應采取的戰術。

   我們將每一次的軍事行動看作是一場實地演習。在作戰以前，不惜詳擬計劃，各方動員，以期發揮獅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戰以後，又詳加檢討，認識錯誤和偏差，擬出下一次行動所應采取的新方法，使我們能在行動中求得進步。

   紅四軍在白雀園整飭內部的期間，即曾向駐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帶的敵軍實施壓力；並在潢川附近的一個小市鎮上，消滅了吉鴻昌部一千餘人。吉鴻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被蔣介石免職，憤而到了上海。他對紅軍的觀感，因親身的經曆，似有了根本的改變。他與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發生聯係，對於孫連仲部後來投降紅軍，起了拉線的作用。後來，他參加了馮玉祥在張家口所組織的反日同盟軍，為蔣介石所殺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軍南移，圍攻駐在黃安縣城的敵軍梁冠英師。我們很重視這一行動，認為是拔除老蘇區的眼中釘。我們的準備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這次行動既有軍委會主席的命令，又經過高級將領會議詳細研討，決定整個行動的計劃，最後又由高級軍事長官召集中下級軍官開會，詳細講解執行這一計劃的每一步驟。

   政治工作在這次戰役中，也顯著的發揮了作用。中共軍中的政治委員，有監督同級軍官的特權，同級軍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員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時，政治委員並可撤換或逮捕同級軍官。但在紅四軍中，軍官都是同誌，我們認為政治委員的監督特權，隻能適用於那些非同誌的軍官，因而改采同級軍官與政治委員，分負軍事與政治責任的平等製度。

   由於這種平等製度，在決定軍事行動計劃時，軍委會政治部和各級政治委員會，須提供有關這一行動的政治情況的資料，並製定政治工作計劃。這個計劃的要點，是從政治方麵來鼓勵全軍官兵執行計劃的信心；動員當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裝等，配合軍事行動；瓦解敵軍；鼓勵敵軍官兵投降等等。同級政治部等於同級政治委員的辦事機關，也就是由它來執行上述政治工作計劃。政治委員平時指導政治部工作的進行，戰時則參加作戰。能幹的團政治委員往往是太上團長，否則亦等於副團長。至於軍中中共的組織，則隸屬於政治部，在官兵中起帶頭作用。

   在這次黃安戰役中，我們決定以各團的政治委員和團政治部，為實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環節，所有鼓勵士氣，動員民眾，瓦解敵軍等政治工作，都以團為單位來進行。這樣，軍政治委員的工作，也就有了頭緒。他隻須指導各團的政治委員，工作就能分頭進行。中共軍中黨的組織是以連支部為基本單位，團政治委員指導各連政治指導員和連支部書記，就能如臂使指。

   我軍按計劃到達黃安城下，首先掃蕩了城外的敵軍梁冠英部前哨據點，敵軍全部退守城內。我軍重兵則駐在黃安城的西南麵，其餘東北兩麵則由地方武裝監視。我們的目地是斷絕城內敵軍的糧食供應，一俟敵人糧食缺乏、離城退卻的時候，實行在野外予以殲滅。

   我軍戰鬥力遠較梁冠英師為優，在數量上我們也多一倍。我們經常能分半數以上的兵力，壓迫黃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帶的敵軍，使之不敢前來救援。黃安城內之敵軍曾屢次出城，企圖奪取糧食，但我們已在城的周圍堅壁清野，使他們無法如願。如果他們離城稍遠，即有被我們消滅的危險。

   我們很注意改善七裏坪區與高橋區之間，灰白區（在黃安城附近）內居民和我們的關係。我軍的運輸擔架隊均來自蘇區，不在灰白區征用，我軍所需糧食，半數也是從蘇區運來的。我軍在灰白區打土豪隻限征發糧食，而且要當地居民公認為土豪的，其糧食才予以征發。我們到處公告，不準軍人侵擾當地居民，準許居民舉發，損壞了物件要賠償，借用東西要還，公平交易，不許強買強賣。由於這些措施，灰白區的人民迅速改采親近我們的態度。

   我們動搖敵人軍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們並不禁止人民出城進城，我們所捉到的敵軍官兵，仍然放進城去。我們用各種方法告訴敵人，外援已絕，糧食將盡，隻有繳械投降，這將受到紅軍的優待，不願從軍者，並可給資遣送還鄉。敵軍士兵攜械投誠或被俘後參加紅軍，一向是紅四軍的一項兵源。黃安戰役之時及戰役之後，敵軍士兵投靠我軍的人數有顯著的增加。

   這樣包圍黃安一個多月，敵軍果然因糧食不濟，乘夜向西南逃串。我們消息靈通，早獲情報，而且追擊迅捷，敵人如陷天羅地網，幾乎全部為我們俘虜了。陳昌浩在這次進擊中，又表現了他機警敏捷的才幹。他奉命在離黃安約四十裏的地區，抄襲敗竄之敵，最大多數的敵軍都為陳昌浩部所解決，隻有師長梁冠英單身漏網。

   我軍在這次戰役中，占領了黃安縣城，俘虜敵軍官兵約五千人，繳獲槍枝三千餘。黃安縣城從此被我們改名為紅安，這也是我們占領得最久的一個縣城，它一時成為我們勝利的標誌，對於蘇區人心的振奮，是有極大作用的。這一帶的灰白區，也從此變為新蘇區，這個蘇區的南疆也為之大大擴展。高橋區不再是孤懸在南邊的孤島，已變成了那一帶新蘇區的核心。

   我軍正在黃安附近擴大戰果的時候，敵軍兩個師（原屬西北軍係統，指揮人姓名我已忘記了）由宋埠李家集路線向黃安進逼，這似是蔣介石知道黃安失守以後，嚴令這兩個師恢複失地。這兩師的將領們在嚴令之下，隻好特別賣力。

   當我軍屯駐在黃安以南約四十裏地區的時候，敵軍這兩個師竟采取主動，乘夜向我軍實施正麵突襲。敵軍突破了我軍一團人所據守的陣地，直向我們的軍部所在地挺進，使我軍陷於險境。我和徐向前陳昌浩急起應戰，可是身邊所能指揮的部隊已隻有百餘人，徐向前就在這次戰鬥中，為流彈擊中，左肩骨受傷，但他仍是沉著應戰，直到這次戰鬥轉敗為勝為止。

   這次戰鬥也表現了我軍自動協同作戰的精神。我們駐在左右翼的部隊，雖未得到軍部命令，但根據戰況，紛紛向突進之敵的左右兩翼抄襲，於是敵軍不得不向後退卻，我軍乘勝追擊，沿途又繳獲敵軍人槍各一千以上，敵軍迅即退至黃陂附近。

   我們檢討這次戰鬥經驗的時候，對自己疏於防範，深自責備。我們嘉許徐向前，他在受傷時，雖經臨時包紮傷口，體力顯感不支，但仍強自鎮定，繼續指揮，卒挽危局。這種不計生死堅強沉著的精神，確是紅軍的寶貴品質。接著他還在軍中帶傷執行軍長職務，隻在職務稍閑時，略事休養而已。至於各師各團的指揮員，這次能在危急時互相聯絡，相機對敵抄襲，更是我們應當繼續發揚的自動協同作戰的精神。

   我們的軍事勝利，以蘇家埠一役為最著。我軍以少勝多，戰果極豐。這不僅標誌紅四軍戰鬥力的旺盛，也表現我們整個政策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初，我軍由黃安經金家寨麻埠獨山，度過淠（pì）河（源出大別山，入淮河），進圍蘇家埠。我軍占黃安，又擊潰了救援黃安的敵軍後，我們估計敵軍已暫時不能向黃安進攻，因轉向安徽西部的淮河流域發展。鄺繼勳師仍留在鄂豫邊區行動，這個師的力量雖已有充實，但還隻適宜於負擔一些較小規模遊擊戰的任務。

   我軍度過淠河後，逐漸壓迫敵軍退守蘇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鎮。蘇家埠這個重要市鎮，駐有陳調元部兩個旅，這是我們上次占領麻埠獨山後，最接近我們東麵的一個敵軍據點。敵軍在這市鎮的周圍，駐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係城堡。我軍在蘇家埠外圍，同樣廣掘交通壕和建築防禦工事，並利用交通壕，逐漸縮小包圍圈。

   我們的計劃是圍住蘇家埠這一點，斷絕蘇家埠敵軍糧食的供應，逼使他們投降，並消滅從合肥六安一帶來救援的敵軍。這一帶地區地主民團的勢力頗大，一般人民畏懼於紅軍接近，而且我軍的兵力又遠較敵軍為少，我們須從各方發揮我們的力量，才可望獲致勝利。

   我們極力爭取當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團的勢力。我們宣傳紅軍所到的地方，農民可以安居樂業，都不要向地主交租和還債，一俟情況安定，將實行減租減息和分配土地等。我們宣布紅軍絕不會侵犯當地窮苦人民的利益，隻向土豪征發一部分糧食。我們也要求地主民團勢力不要與紅軍作對，否則就要受到我們的懲處。

   由於這些叫溫和政策的實施，當地人民多半留在家裏，沒有被地主民團脅迫逃避。一部分農民還對我們采取友善的態度，雖然還不敢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實行分配土地，但極願不露麵的幫助紅軍的某一個行動。我軍所需要的糧食，全部要就地解決，這一帶確也是盛產糧食的地方。我們征發糧食，事先有當地窮苦人民的代表鑒別那些人家是真正的土豪，實行征發糧食的時候，由當地人民帶路。我們並不征發土豪糧食的全部，隻斟酌情形，征發半數或大部分。征發來的糧食，也有一小部分用來救助當地窮苦人民。

   當地人民對於我們的同情，日漸增加。我們在軍事上獲得許多方便。我們不須派遣軍隊去征糧食，隻由政工人員率領少數武裝人員去辦理。一般人民開始感到，紅軍來了，他們的日子過得較好了，首先是免去白軍和民團在鄉間任意滋擾。務農的和經商的熙來攘往，多希望陳調元部隊失敗，趕快離開這兒。當地人民還供給我們一些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我們很注意節約兵力，利用密如蛛網的交通壕和工事，隻須一團人，就可以勝任愉快的包圍蘇家埠。敵方經常有少數飛機來轟炸我軍，但由於交通壕的掩護，不特不能予我們以重大的損傷，也沒有妨礙我們的行動。敵軍知道我們包圍蘇家埠的兵力，小於守軍的四倍，經常向我們突襲；有時還借助於飛機的掩護來進行。但我軍在交通壕內，行動神速，是敵人的策略成為畫餅。敵機也常向蘇家埠投擲糧食，補給守軍，但為數很少，而我們的包圍圈越縮越小，投擲的物品經常就落到我們這邊來了。

  這樣，我們經常保持八個團的機動部隊（紅四軍共有九團，除一個團包圍蘇家埠外，還剩有八個團）。當時六安和霍山各駐有敵軍陳調元部的一旅，多次企圖策應蘇家埠的守軍，每次我軍都以優勢兵力將之驅退。後來，我們隻需少數地方武裝，就能監視這兩處的敵軍。

   蘇家埠的守軍被困兩個多月，彈盡糧絕，已無逃出的希望；他們求援的電報，如雪片飛出。駐在蚌埠的王鈞部奉命經合肥六安馳援。王鈞部三個師進到蘇家埠附近時，我軍以全力向敵右翼抄襲，王鈞部大部被殲滅，總指揮勵世鼎被俘。守軍至此完全絕望，乃不得不開城投降。

   這次戰役，我軍戰果極為可觀。勵世鼎所率援軍被俘一萬二千餘人，槍支被繳九千餘枝，其殘部退回合肥去了。蘇家埠的守軍，投降的約五千人，繳出槍枝約三千五百枝。此役總共先後獲槍一萬五千枝（包括幾次小的接觸所繳獲者），等於我們全軍槍支的兩倍，不能不說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這使國民黨當局大為震動。蔣介石似乎覺得，那些雜牌部隊是不能濟事了，開始調用他的嫡係主力來對付我們。我們獲知湯恩伯部第二師正由河南許昌信陽一帶，向潢川集結，企圖乘虛進襲新集。同時，這正是一二八淞滬對日戰爭剛結束的時候，蔣氏高唱“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我們在六安的軍事行動，當然被視為是擾亂後方安寧的罪行。

   我們檢討這次戰役，覺得戰鬥力大大增強，特別是“包圍一點，消滅援軍”的軍事策略，在這次戰役中，運用得極為成功。政治工作也發揮極大作用。我軍本可以乘勝占領六安霍山等縣城，向合肥進逼；但認為湯恩伯部如果進襲新集，將動搖赤區的根本，因此，我們移師西向以待先機。

   我軍旋即有蘇家埠直趨商城潢川，找尋湯恩伯主力決戰。我們抵達商城城下時，城內守軍據城防守。我們首先故作包圍商城的姿態，然後全軍循商潢公路，向潢川挺進。駐在潢川的湯恩伯似已得著商城的告急電訊，擬會合商城守軍，裏應外合來夾擊我們，湯恩伯由潢川率第二師等三個師的兵力，向商城進發。敵我兩軍相遇於“豆腐店”，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遭遇戰。

   兩軍前哨接觸後，敵軍迅速就地展開，匆匆占領陣地應戰。我軍原擅長遭遇戰，立即表演暴風驟雨式的衝擊，經過短時間的肉搏，敵軍的陣勢已呈動搖；我軍攻勢再接再厲，敵軍就全部瓦解了。敵軍兵力超出我們兩倍以上，機關槍火力更遠較我們的為強，但作戰意誌卻遠非我軍可比，一經較量，優劣立辨。敵軍大部向潢川潰逃，一部據守公路兩旁的一些水寨。擔任總指揮的湯恩伯，也在亂軍之中，退到一個水寨裏去了。

   在這次戰役中，我軍因受沿途水寨裏敵軍的阻撓，不能展開有力的衝擊，結果我們在這一役中隻俘獲敵軍人槍支近兩千，我軍的傷亡也超過五百人，這是我在這個區域參加作戰以來，我軍傷亡最大的一役。敵軍潰退時，把那些來自外國的優良裝備，沿途拋棄到水塘和水田裏，以期迅速逃離火線。著名的湯恩伯師，就在這一役之後，調離潢川整補去了。

   就在這次戰役之後，蔣介石似覺得鄂豫皖區的力量，再也不可輕侮了。而且鄂豫皖區地處衝要，紅四軍動輒可以威脅武漢，截斷長江和京漢路的主要交通線，無怪乎要把這個區域看作是心腹大患。因此，鄂豫皖區和紅四軍成為蔣所急於要進剿的主要對象。蔣乃在武漢設置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張學良任副司令。這樣，鄂豫皖區在蔣的“剿匪”日程上，已列為第一位。

   一九三二年四月間，我們對蔣的企圖雖然還未詳細知悉，但已隱然覺得我們將要麵臨更大規模的戰爭，便加緊部署紅軍力量。鄺繼勳編組地七十三師的工作，進行的頗為迅速，得到一般同誌的讚許。這時，我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擴組本區的軍隊為第四方麵軍，轄原第四軍及新編組的第二十五軍，以徐向前為第四方麵軍的總指揮，陳昌浩為政治委員；他們兩人仍分別兼任第四軍的原職。鄺繼勳升任第二十五軍軍長，率領已編成的第七十三師前往豫皖區金家寨蘇家埠一帶，利用在蘇家埠一役中所繳獲的武器，從速編組第七十四師及第七十五師。其第二十五軍軍政治委員一職，則暫由蔡申熙兼任，但蔡原為參謀長，且為紅軍學校的職務所羈，軍政治委員的職位，暫時隻是掛名而已。

   我軍最重大的缺點，是缺乏訓練，便積極在這方麵謀求補救。我軍作戰，軍官們身先士卒，因此幹部傷亡數字較大，這種情況一直不能糾正過來。我在上麵說，徐向前受過傷，師長如劉英陳賡也先後受傷，團級以下的幹部傷亡更不可勝計。我們幹部的補充十分困難，我軍乃抽空實施戰鬥教練，以期士兵能散開利用地形作戰，改正由軍官率領密集衝鋒的作風，這也是減少傷亡的要著。

   我軍的裝備是增加了，有了幾尊山炮，幾十尊迫擊炮，以百計的機關槍。我們需要訓練炮兵和機關槍兵。同時，也繳獲了一些無線電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拚湊修理起來，訓練編組人員來使用。我們繳獲來的槍支，一部分已發交地方上的獨立團，但尚存有一部分。兵工廠也能修理槍支和製手榴彈之類的武器，正在日夜開工。新兵也隨著武器的增添而增加，訓練工作也就繁重而複雜化了。

   我們的軍事工作暫時分成兩個區域來進行，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軍在鄂豫邊區四周行動，加強訓練，並充實地方武裝。以鄺繼勳為首尚待充實的第二十五軍軍部，則會同金家寨一帶的黨政機關，在豫皖邊區負擔同樣的任務。這個分工對於鄺繼勳說來，擬是相當沉重的任務：他要單獨對付周圍的敵軍；他的二十五軍軍部和第七十三師尚須繼續加以充實，還要編組兩個新師，又要擴充訓練那一帶的地方武裝，並指揮他們作戰。工作之繁忙和他的才幹，本不是完全相稱的，然而一時又沒有其他辦法可想，也隻好暫時聽之。

   除軍事工作外，這個區域其他方麵的工作也獲得若幹進展。首先是糧食不再感缺乏了。一九三一年中國各地發生了很大的水災，但我們的蘇區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產，反而是大大的豐年。沒有了糧荒憂慮，社會秩序也顯得安寧了。當時蘇維埃政府的糧食工作，主要是征收糧稅，儲藏糧食，儲備種籽等等。

   老蘇區的土地經過重逢以後，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證也發到了各個農戶手裏。一般農民覺得他們有了一塊可以長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緒為之高漲。代耕製度有了相當的改善，農民們的勞役負擔，也相應的減輕了。一般人都慶幸本鄉土不再受到白軍民團的侵襲，邊疆上的糧食也不會受到敵人的掠奪。

   財政經濟政策方麵所收得的成效，尤為顯著。蘇維埃政府的收支，日漸接近平衡。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間，我們的軍隊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月可以領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費。敵人雖然加緊封鎖，但我們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蘇維埃銀行經常存有五十萬斤以上的食鹽，這是用蘇區土產向白區換來的。

   國民黨統治的混亂，也是我們能衝破經濟封鎖的一個重要因素。駐在金家寨背麵固始三河尖一帶的敵軍，就是不認真執行封鎖法令的雜牌部隊。那支敵軍因國民黨軍事當局對他們待遇不公，軍餉缺乏，在當地實行走私，以辟財源。這個敵軍旅長並與我們訂了一個通商條約，其要點是彼此互不侵犯，經他的防地進出的貨物，準他私收定額的稅款，我們的商業機關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補償初辦時稅款的不足。這樣我們出入口的貨物，就在這個缺口通行無阻了。

   此外，蘇維埃政府各級機構的行政效率，逐漸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為，以及捉土豪迫繳罰款的事也大為減少了。蘇區農民到白區去搶糧食的事從此絕跡。黨團員的數量增加了，黨團和民眾組織加強了。蘇區內到處在修橋補路，建置驛站和各種小型工廠合作社，以及發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這些進步發生相當大的影響。我訪問過老蘇區內的一些老農民，征詢他們的意見。他們大致表示蘇維埃政府的新章程新辦法，與他們所聽見、所看見的從前的一些造反行動，如白蓮教、白狼、紅槍會等的舉事，顯有不同，即較之一九二七年的農協運動，也有進步。現在這裏一片興旺的氣象，這樣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們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還要若幹年，天下才能太平。老農們的這種觀感，刻劃了當時那裏的真相。

   我們最大的苦惱，確是力量不易擴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間，這個區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萬以上，比較穩定的區域（即老蘇區）擁有人口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多數新發展的區域，政權機構大致上還不算健全，，土地還沒有分配好，地方武裝的力量還很薄弱，我們當時稱這類地方為“尚未穩定的區域”，但它占了我們全區的三分之二。我們的努力主要放在這些區域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們不能單靠發命令去解決一切問題，主要的方法是發動群眾鬥爭。一個新蘇區，如果我們下命令實行分土地，若是農民不起勁，還是無濟於事的。因此，我們著重於派遣一些幹部，去發動當地農民，自行分土地。農民們固然讚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顧忌，如蘇家埠附近的農民，就常常這樣說：“等到合肥六安打下來了，再分土地罷！”

   擴大紅軍是我們經常進行的重要工作。我們需要大量的兵源來補充缺額和編組新軍，單靠老蘇區地方武裝人員來補充紅軍是不夠的。在新蘇區我們經常舉行軍民聯歡大會，動員壯丁來參加我們的隊伍。紅軍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辦法，吸引青年到軍隊中來。這些辦法效果固然相當可觀，但仍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農民抱著觀望的態度，他們似覺得在勝利尚極渺茫的目前，就貿然參加造反，那是過分危險的事。

   這些事令我煩惱。我覺得這個蘇區主要是靠軍事力量來維持。我們是在大膽嚐試土地革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燒力，蘇維埃政權究竟有多大的優越性和適應性。我們鼓起信心，開足馬力，爭取最大限度的勝利。在這些發麵，我認為我們已經是竭盡所能了。作為一個領導者，我不得不考慮究竟能否、和如何獲致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更使我聯想到蘇維埃運動的前途問題。

   這個蘇區被隔離在偏僻的鄉村裏，使我們失去政治的感應能力。這種苦惱似是當時整個中共和各個蘇區所共有的。我們對於這個區域以外的動態，漠然無所知，往往要在事件發生後一兩個月，才從所搜獲的報刊中，獲知一鱗半爪；我們又缺乏通訊設備，將我們的心聲，傳達到外麵去。我們與中共中央和各個蘇區也互相隔離，彼此無法交換意見，就是互通情報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國東北，遲了兩個月之後，我們才根據一些材料知悉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會議上，我指出現在反日情緒在全國已激成極大的浪潮，我們應當重視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紳的，也是搗毀南京政權基礎的步驟，可是與反帝運動不易發生密切的聯係。各地愛國人民會覺得：既要舉國一致對日，中共就不能在鄉村中專搞土地革命。蘇維埃政府對於反日的知識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將反日軍人團結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

   我雖然提出了反帝與土地革命相互關係這個嚴重問題，但也沒有說出具體的結論。同誌們大體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約束，不能有甚麽新的闡明。我們仍認為南京政府是賣國媚外的，隻有蘇維埃政權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運動。必須以打倒蔣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為先決條件。這樣，我們就無異置身於反日運動之外。主要是放棄了爭取愛國人民的同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發了淞滬戰爭，駐在上海的十九路軍積極對日作戰，舉國反日情緒達到沸點。以攮外必先安內為國策的國民黨政權，居然也參與對外的作戰，這是出人意外的。我軍那時正圍攻蘇家埔，我們大致仍認為國民黨一部分軍人和全國人民是抗日的，南京政府則是阻撓抗日的。我們也提出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國民黨軍人應來參加紅軍一致抗日”的主張，但這種口號僅屬宣傳性質，我們並不能在政策上有所變更。這使我對中共的蘇維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滿。

   當年四月間，淞滬抗日戰爭早已結束，我軍在潢川地區也擊潰了湯恩伯部，正準備應付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蔣氏那時以紅軍搗亂後方為理由，更加強攘外必先安內的論調。他在廬山積極訓練剿“匪”軍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對共政策，並在武漢調兵遣將，準備廝殺。我們針對蔣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蔣”的口號。不過我們也覺得蔣介石把“抗日”與“剿共”聯在一塊，是很厲害的一著。在中央分局研討衝破第四次圍剿的時候，我曾暗示我的同誌們，我們可能暫時要受打擊，主要因為我們在反日運動上，沒有占到適當的地位。

   我們的最高軍事策略，向來不在中央分局公開討論。為了機密的理由，隻有少數巨頭——我和蔡申熙沈澤民徐向前陳昌浩——密商決定。蔡申熙被委為這方麵的草擬人；他所擬議的常常與我的看法不謀而合。蔡擬具了在順利發展的條件下，一些積極性的軍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樂觀的。他認為鄂豫皖蘇區過於狹小，在敵軍優勢兵力壓迫之下，沒有回旋的餘地，不易實施化整為零的遊擊戰術。他主張必要時紅四軍應向京漢鐵路以西行動，這雖是退卻行動，但為必要步驟。就在蔣的四次圍剿前夕，蔡申熙更認為非這樣做不可。

   我們對付四次圍剿的軍事策略：積極方麵，是以這個蘇區為根據地，分別消滅進攻的敵人；消極方麵，是失利時退到京漢鐵路以西，占領襄樊鄂陽一帶鄂北地區，與大江以南湘鄂邊區的賀龍部互相呼應。我們由內線作戰，轉為外線作戰時，不能向南北東三方麵發展，因為南有長江，北有黃河，東麵是津浦線，這三方的軍事要點，都有國民黨重兵駐守。因此，我們在軍事觀點上，隻有向西，西麵是國民黨軍力較弱的地方，也有廣大的後路。

   蔡申熙參謀長為了我們的退路問題，曾花了不少時間，研究京漢路西麵的情況。那時，原在洪湖一帶的賀龍部因軍事上的失利，退到湘西桑植去了，我們很難與他取得聯絡。京漢路以西、孝感、雲夢、安陸一些零星遊擊隊，早被國民黨軍隊摧毀，其中有些逃到鄂豫邊境大別山脈的西段。蔡曾派遣人員企圖與這些遊擊隊聯絡，也派了一些人深入鄂西北和陝南一帶地區，調查情況。他在這方麵的努力有可觀的成績。後來，蔡在四次圍剿中陣亡了，這對我軍西向行動，是莫大的損失。

   當年七月間，鄂豫皖蘇區，終被蔣介石優勢兵力的四次圍剿所壓碎。紅四軍的主力被逼向京漢鐵路以西行動，進鄂北陝南輾轉到了川北巴中通江南疆一帶，才立住腳，在那裏建立起新的“川北蘇區”。鄂豫皖蘇區從此不僅發展中斷了，而且成了蔣介石的屠場。留在這個區域的遊擊部隊，在那裏堅強奮鬥，所受犧牲極其重大。沈澤民等重要幹部就是在那裏殉難的。後來留守在這個區域裏的徐海東部也被逼輾轉到了陝北，成為各地紅軍集中陝北的先行者。最後剩下的高俊亭部到抗日戰爭時，改編為新四軍的第二縱隊。

   上麵所說到的，就是鄂豫皖蘇區和紅四軍披荊斬棘，艱難締造始末的大要。行文至此，我這個鄂豫皖蘇區的園丁，真有感慨萬千之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