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張國燾《我的回憶》53 蟄伏八個月

 

第二章   蟄伏八個月 

 

   我返回上海，渡過近八個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是一段夠苦悶的日子。我為中共的挫折而傷感，也為我個人所受處罰而不平。我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我愛黨，也許是逾（yú超過）於別人的，我不得不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我老在逃避警探們的追捕， 任何活動都受到限製，因此心緒和生活都極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科參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我的生活態度，才開始有了改變。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間，我們乘著一艘漁船，沿著廣東的海岸線，向香港進發，一路倒也風平浪靜。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兩個助手，是他的子侄輩， 為人也很誠實。他們殷勤的招待我們；有時，途中偶然發現可疑的船隻在遠處航行，船主便立即請我們臥在艙裏，免得暴露目標。

   這艘漁船很小，艙內除了鋪著的粗糙木板，作為我們的臥處以外，別無任何設備； 而艙房不過三英尺高，我們睡在裏麵，起臥稍不留神，頭就可能碰著艙麵。此外，由於思潮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擊船板聲響的騷擾，我雖很疲倦，也沒有好好安睡過。因此，我這次逃亡，不能算是安適的。

   我們在船中計議如何脫離險境，到了香港怎樣辦，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問題。我們歎息自己的處境，按照“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句老話，認為我們現時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為，我們脫離了部隊，也就不成其為“寇”了。我們自比於“喪家之犬”，這對 失去了一切的我們，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漁船進入了香港的鯉魚門，到了銅鑼灣海麵，我們就在那裏登陸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們也許是幾個怪物，我們幾天沒有修麵，身上穿的，還是流沙鄉下所換上 的粗白布衣褲，染著黃一塊黑一塊的泥土漬子，頭上戴的是又破又髒的草帽，腳上穿的是經 過長途跋涉的黃布鞋。但走起路來，個個倒也顯得神氣十足，我們在街上買了許多份當天的報紙，這是我們兩個多月所沒有看到的東西，我們邊走邊看，忘其所以。

   我們的形狀曾引起 沿途人們的注意，他們一定都在那裏推測：“這是從汕頭敗下來的軍官。” 我們走進了著名的大東酒店，選了一間大房間。茶房們看見我們這些形同乞丐的鄉下人， 而卻又派頭十足，不說甚麽，笑了一笑，就要我們付房金。我們這幾個窮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雙倍的船資，還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費，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憐了。我們四人都各將所有的錢湊攏來，付了兩元多的房金，剩下的隻夠坐坐車子，連一天的飯費也不足了。我們於是將草 帽、報紙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東西，都留在房間內，就到街上去活動。

   賀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這是需要幾番轉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則去找那位曾任過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長、華僑出身的彭澤民。他是與我們友好的國民黨 左派，在武漢分共時，他潛回香港，重操商業。在中環一間頗大的鋪麵裏，我們果然會見了 彭澤民。他那時忙著和一些穿著西服，狀似華僑的人物交談，似乎適逢是生意很忙的時候， 他看見我們這兩位奇怪的客人，顯然有點驚慌，不知和我們如何招呼才好。我們看見這種情 形，坐了一下，也就離開店鋪。彭隨即陪我們走出來，問明了我們的地址，答應和我們打通 關係，幫助我們離開香港，並在他袋中掏出僅有的十幾元港紙，交給我們。這是我們那時最 需要的東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別了。

   有了使彭澤民受窘的經驗，我們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實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們在街頭上走來走去的選購一些廉價的衣物鞋襪必需品，然後理發和洗澡，從汕 頭所帶來的一切土氣，似是一掃麵光了。

   賀昌他們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機構，但要在旅館等候負責連絡的人員來見麵。他們也同樣籌了點錢，買了一些應用雜物，改變了原來 的怪形狀。 我們在旅館，一麵等候來找我們的人，一麵想享受一次多日沒有過的安睡，在晚上九時左右便就寢了。十二時左右，有人來敲我們的房門，把我們從夢中驚醒。開門一看，原來是 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負責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們說：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擱。據廣州方麵的 確實消息，廣州國民黨當局已知道你們的真實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長吳鐵城，即將親自帶人來香港，會同這裏的差館，捉拿你們並要求引渡。我們聽了他的話，連忙收拾必要的東西， 跟著那位負責人，走出了旅館。我在想：讓吳鐵城將我們那些舊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們由他帶領著，在街上先先後後的轉彎抹角走了一陣，覺得沒有跟蹤的人，才直奔一 條傾斜的橫街，進到一所房屋裏。

   這層樓有一間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機構，其餘的 房子則住著普通人家。我們走進房子，看見裏麵已經坐了幾個人，其中也有從汕頭來的。我們的到來，使這間房子更擁擠不堪。那位交通負責人吩咐我們，不要高聲講話，如果願意打牌賭錢，倒有掩護的作用。 接著，他低聲的向我們解釋他沒有很快的來找我們的種種理由，並且說明他沒有耽擱時間。他責備我們，象我們這樣的形相，不應該住大東酒店。不是他來得快，今晚準定要出岔子。他並說現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漢時期的情形；過去的同誌和朋友，現在都不 知道變成甚麽樣子；即使在街上遇見，也應立即設法躲避，不可貿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 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險。

   這位交通負責人對我們的這一番訓誡，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視而笑，認為小夥子居然教訓 起前輩來了。原來這位交通負責人是一個約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與賀昌具有同樣的少年氣 盛的氣概，又是八七會議以後的新人物，顯得神氣十足似的。

   我們擠在這間小房子裏，有的 坐著，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過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負責人的安排，我們都無言的分手了。他將我安排在一間小 旅館的小房間內，給了我一筆必需的旅費，替我購置了一些應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買給我的物件中有一隻大柳條箱，但是並沒有東西可以填滿這隻箱子；我乃臨時買了一條 棉絮，將它塞滿，以壯行色。

   當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種避免人們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開往上海的輪船。其餘三個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輪船的統艙內，聽到一個我所熟悉的談話聲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覺。這是一個 三層的高鋪位，我靜靜的躺在那裏，以免被人發覺。開船以後，我才證實了那個熟悉的聲音， 原來是我的老友朱寶庭。他是寧波籍的老海員，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塊，因而有此 綽號）。他交遊甚廣，這條船上的海員，多數是他的朋友。他喜歡喝酒，往往終日在醉鄉中與人大聲談笑。那時，他也是這個統艙中的乘客，搭這艘船到上海去。與他交談來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慮到：朱寶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誌，也是海員工會領導人之一。這時他竟毫無顧忌 的在那裏大聲談笑，是否他已經變了呢？即使他沒有變；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會遇 到其他認識我的海員；或者這位“朱缺嘴”酒醉了，亂說一陣，豈不要將我的身份暴露嗎了 因此，我決定避不和他見麵。同在一個統艙內，這很不容易做到。於是，我隻得裝暈船有病， 老躺在鋪上不下來；隻有當“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統艙內時，才下來走走。這樣，我算領略 了那種無病裝病的痛苦滋味；而終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於一種苦思焦慮的狀態之中。

   這樣過了三天，我居然沒有被“朱缺嘴”發覺，順利的到達了上海。其實，那時“朱缺 嘴”還是一個忠實的同誌，我沿途的顧慮和所吃的苦頭，實在是多餘的。 我到上海後，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聯絡上了，我也開始領略到“四一二”上海清黨以後 的那種恐怖滋味。李立三這時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妝，顯然是比我要闊綽些，他裝扮成一個富商的姿態，也有點像一個花花公子。我們當時在 李維漢（任瞿秋白中央組織部長）的住所內會見，談論我們如何住下來的問題；又重新聽了 一遍由李維漢告訴我們應注意的種種保密事項。 李維漢告訴我們：中央已經在英租界的重慶路一條橫巷內，租好了一層樓的房子，準備 給我們居住。經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訴房東，是準備給新來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們以旅 客的姿態搬進去，一點也不可露出形跡。我們聽了他的話，隨即商談，以何種身份搬進去， 如何應付環境。我那時容顏顯得相當憔悴。於是，裝成一個來上海就醫的有病教員，李立三 則權充我的弟弟，係一間銀行的高級職員，陪同我來上海醫病，並順便做做買賣。我們這樣 商定後，李維漢從旁欣賞著說：“像得很。”

   我們搬進了這所中共中央的“高級招待所”，這是一幢兩層樓的單獨洋房，房東住在樓下， 我們住在二樓。這層樓有六個房間，相當寬敞。各房間內，都早經布置了一些租來的家具。 我們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覺怎樣？”如果有同誌來往，也要談上一些有關我的病狀，似乎都是一些來看病的親友。弄得房東都在那裏推測 樓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罷！

   李立三卻是好動的人，在家裏耽不住，不管風聲怎麽緊， 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陣。有時，一個人去看電影，倒也很像一位忙於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閑居在那裏，似是等待處罰的機會主義者。瞿秋白避不和我們見麵，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不和我們談黨的政策問題，甚至也不要聽取我們關於南昌暴動經過的 報告，由於我們的要求，那些委員才對從流沙逃出來的同誌的安排問題，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發給我們閱讀的，主要是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誌書，全文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胡華主編，第一九一 頁至第二二三頁—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九版）。我們對於這個文件，讀了又讀，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讀了這個文件，才明白為甚麽在汕頭的時候，張太雷要我們離開部 隊到上海來，和不要譚平山再當委員長；原來我們都被判定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非 要進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進而指出：這是一篇富於煽動性的文章，看來不免有許多武斷 的地方。可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的決議。現在這個文件中說，我們 違反了共產國際這個決議，不知道我看過沒有？我回答說：我也沒見過，應當找來看看。

   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雖未明白提出建立蘇維埃政權，但確是中共進入蘇維埃運動時期的先聲；也為中共以後接二連三的盲動主義的錯誤種下了根苗。中共在國共合作時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甚至在馬日事變以後，仍然為了維持這一聯合戰線，一 味讓步。共產國際也為了避免這個聯合戰線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動的指示。這個文件卻正好相反，它說明“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相對立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八七”會議告全黨同誌書）繼而， 強調階級鬥爭，它還將對外與對內的問題混為一談；認為“封建製度的破壞，就是帝國主義 在中國的統治上嚴重的致命的打擊……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 壓迫所依據的支柱。”（“八七”會議告全黨同誌書）並沒有提出中國革命的反帝的具體任務，因而也不重視民族的聯合戰 線。

   其實，半殖民地的中國，並不因蔣介石的勝利，脫離了殖民地化的危險。廢除不平等條 約，驅逐外國勢力出中國，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涵。中共在西安事 變以後，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蘇維埃和紅軍，停止土地革命，與國民黨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 成一九二七年時所未了的革命任務。對於共產國際這個或那個的死板的革命公式，這似乎是 一個殘酷的曆史諷刺。 平心而論，當時檢討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本有其必要，但八七會 議告黨員書卻是像瞿秋白自廬山回武漢時對我講的那樣，隻是一篇滿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這篇聲討機會主義的洋洋大文，是手執上方寶劍的羅明那滋的傑作。他那個半罐子水的托洛 斯基主義者，在行文中也難免偷運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貨”。

   在羅明那滋的筆下，仿佛中共 黨員做了一係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則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這難免有乖（不順不和諧）於一 般的邏輯。他戴著“左傾”顏色的眼鏡，仿佛像中共這樣一個幼齡的黨，是不會有左傾蠻幹 的舉動的。因此，他特別讚揚左傾的舉動，這就鼓勵了盲動主義的發展。但在具有曆史意義 的南昌暴動舉行之初，中共發表這樣重要的文件，竟對之隻字不提，是不是這件事如果提出， 會影響整個文章的論點，不適宜作為打擊中共機會主義的資料嗎？其實，他這樣不顧後果的 打擊中共中央的領導，不僅沒有為中共的前途著想，似也沒有為共產國際著想，因為他所提 及的那些指責，對於共產國際恰是適用的。

   這篇告黨員書引證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現在的局麵中工人階級的政黨—共 產黨，不在國民黨之內取得領導權，而打算達到無產階級在中國之內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八七”會議告全黨同誌書）。在國民黨取得領導權的做法是否應當的問題姑不置論，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實 上顯然沒有那種可能了。不過，無論共產國際對外的措詞如何合於革命的公式，但鮑羅庭在 一九二七年初發動反蔣，特別是在四月間蔣介石清共之後，根據斯大林意旨，總是要中共不 惜任何讓步，來維持武漢左派政權。至少在鮑羅庭看來，武漢的左派政權似是大海中的一根 浮木，我們已經落在海中的共產主義者，就隻有抱著它作為救生圈。這位熟知行情的鮑羅庭 也就是為了這個理由要我們讓步的。所以直至最後關頭，他仍不肯讓中共退出國民黨，以免多犯一些“機會主義的罪惡”。怪不得後來陳獨秀先生在告全黨黨員書中說：“黨犯了以上 這一貫的根本錯誤（作者按—這是說中共忠實的執行共產國際，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個機 會主義的政策），別的大大小小不可勝計的錯誤，自然要跟著不斷發生出來。”

   知道內情的同誌們曾告訴過我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經過。“八七”緊急會議是匆匆舉行的， 參加的人很少，隻有瞿秋白、任弼時、張太雷、李維漢等人。這個告全黨黨員書，是由共產 國際代表預先準備好，而由瞿秋白譯成中文的；在會議中宣讀了一下，就算了事。接著，中 共召集湖北幹部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的決議，曾遭到不少同誌的質難。他們曾問中央對於南 昌暴動的態度如何？為甚麽對領導南昌暴動的同誌給以嚴重的打擊？為甚麽張國燾、李立三、 蔡和森、周恩來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員受到處罰的事，有過說明。他指出：陳獨秀、譚平山兩人是八七 決議文件中公開指出來的機會主義者，應受到嚴重的處罰。譚平山可能被開除黨籍，陳獨秀 的黨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員在事實上已經開除了。至於張國燾同誌，曾表示反對共產國際， 袒護過去的機會主義。湖北總工會的領導錯誤，應由李立三負責。解散工人糾察隊應由周恩來負責。中共許多宣傳文件，有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蔡和森經辦的。因此，他們也分別受到 處分。在八七告黨員書中，指出全國農民協會發出許多荒謬的訓令，是毛澤東經辦的，應由 他負責。而且他在馬日事變後，通知湖南省委，取消農民進攻長沙的計劃，因而也要負機會 主義的連帶責任。

   八七會議中，任弼時成為天之驕子，因為他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早就反對陳 獨秀的機會主義。原任湖南區委書記的李維漢，避開對馬日事變事先缺乏警覺的指責，成為 湖南農民運動的“英雄好漢”。熟悉共產國際行情的張太雷，不待說是擁護共產國際的。瞿秋 白對於過去自己的責任，是最難於解釋的。他不止一次聲言，他早就反對陳獨秀的機會主義， 又能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擺脫機會主義的錯誤，進而與過去的機會主義作堅決鬥爭， 因此，他出來領導，似是責無旁貸的。

   八七會議後改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張太雷、項英、向忠發、 盧福坦七人為委員。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個工人委員—項英曾在武漢做過短時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是當地的一位駁船工人；蘇兆征是著名的海員；盧福坦也是廣東籍的工人，曾係省港罷工委員會的要角。此外，任弼時仍 以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的資格，羅覺則以上海區委書記的資格，經常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蘇兆征擔任過一個時期中央書記的名義，後來蘇兆征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蘇兆征任名符其實的中央書記。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我被剝奪了參加會議的權利。這次會議是因為南昌暴動的失敗，須作出一定的結論；同時，八七會議究未規定今後工作進行的明確方針， 因而也須要來一個補充。這次會議正式決定“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獨裁政權”，采用自下而上 的發動暴動的辦法，來實現土地革命。過去提出過的蘇維埃口號，從此成為定案。

   這次會 議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正在不斷高漲，因而提出了“不斷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這就顯明的露出了羅明那滋的馬腳。後來，第六次代表大會，曾輕描淡寫的批評這次擴大會議， 誤用了“不斷革命”這一名詞，盲動主義的傾向似也是由此發生的。

   這次會議，否定了南昌暴動的意義，認為它仍然采用國民黨的旗幟是機會主義的表現， 而這種機會主義應負南昌暴動失敗之責。譚平山因而被開除黨籍，當時譚平山已從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斷絕了與中共的一切聯係，中共中央也不給他以任何辯護的機會。不久，他在上海《申報》上，登載了一個啟事，聲明脫離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共的政策，對於中國革命來說是超時代的。

   在這次擴大會議中，我也被缺席裁判，開除中共中央委員之職務；而且還有其他受懲罰的同誌們（這次擴大會議的政治綱紀整飭案是這樣的： （一）譚平山任國府農政部長，脫離黨而自由行動，聯絡鄧演達組織第三黨，反對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許可，向汪精衛請假，與汪代表陳春圃談話時攻擊本黨政策。黨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傳第三黨，對於清算土豪及沒收土地政策尤為反對，應予開除黨籍。（二）張國燾受中常會之委托，指導南昌暴動，可是至九江後，即不執行命令，甚至反對。南昌暴動後， 主張聯絡張發奎，反對一切沒收土地的政綱。由於他如此違反中央政策，使全黨同誌大受影響， 革命委員會亦隨之動搖。其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均予除名。（三）此次前敵委員會犯了重大錯誤，所有委員一律予以警告。徐光英任汕頭公安局長時，壓迫工人， 濫行逮捕，而且殺害平民三人，予以一年監視的處分。南方局廣東省委指導農民暴動的錯誤，在於不了解標語，不發動群眾，隻知道用軍事行動，應全體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漢取消現任省委資格，彭公達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之資格取消，並予以半年之監視。毛澤東在八七緊急會議之後，奉派至湖南改組黨部及指導秋收暴動。事實上他就是湖南省黨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黨的錯誤，毛澤東應負重 大責任，其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予以罷免。（四）鄂北特別委員會違反中央命令，全體予以警告。陸沉時任特別委員會的書記，而其主張行動均出自軍事投機的心理，根本不做農民運動的工作，應取消其中央委員的資格。 （五）鄂南行動委員會傅國誌應予半年的監視。（六）王若飛指導錯誤，應予警告。（七）楊包安取銷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我的罪狀是“假傳聖旨”；這個決議是根據張太雷的報告，反謂我未根據中央指 示，去堅決領導南昌暴動，複假傳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動。這與事實正相反，真使我 覺得現在的中央是不顧信義，任意說謊的。不少的同誌，曾為我抱不平。他們曾質問中央： 為何不讓我去出席申辯？為何任意顛倒黑白？我也曾有過一封長信致中央擴大會議，申訴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誌還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項具體工作，他們覺得我雖被開除了中 央委員，但仍是黨員，應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誌們要求的壓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來找我。

   他和我會見的時候，神色很尷尬， 他絕口不提擴大會議以及我被開除中央委員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決議，是完全根 據共產國際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說這句話的意思，等於是推卸他的責任，表示我的被處 罰，是羅明那滋的主意。我對於這種解釋，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進而向我這樣說明：現在 的中央，也許領導能力不夠，但它在“布爾什維克化”這一點上是有進步的。有些同誌，認 為現在中央不免左傾蠻幹；可是他覺得左傾總比右傾好些。他認為我是反動政府所通緝的南昌暴動的要犯，不便要我擔任實際工作，以免受到危險。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據過去的豐富 經驗，隨時向中央提出建議。

   我曾回答瞿秋白：現在革命受到這麽大的摧殘，那麽多的同誌犧牲了生命，還有甚麽個人的得失榮辱可言呢？總希望中央能夠將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願多了解一些情況，隨時提出意見，供中央參考。他雖表示讚成，但事實上他並 不讓我與聞黨內事務，我偶爾提出一些意見，也被認為是機會主義的言論。

   周恩來算是最幸運的。他回到上海以後，立即表示完全擁護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遵奉 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對機會主義。同時，他在黨內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動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動失敗的責任，而且由南昌暴動失敗逃到上海來的許多同誌，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這次擴大會議中，不僅沒有受到處罰，反而重新躋進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員，主 管軍事和特務方麵的工作。

   李立三則相形見絀（形：對照；絀：不夠，不足。和同類的事物相比較，顯出不足。），仍被擱置在那裏，聽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圓通的周恩來，是最現實而又八麵玲瓏的。也許他覺得我和他在武漢末期和南 昌暴動中共任艱巨，竟如是不同的下場，有點過意不去。他請求我去指導關於分配從潮汕逃來上海的一般同誌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卻之下，答應幫他的忙。

   我到了一個秘密聯絡從潮汕來的同誌的中心機關，才知道直接主持這個機關的是一位留俄學生何家興，何太太卻是和朱德離了婚的賀芝華。她曾隨朱德去過德國，當她從德國經莫斯科回到武漢的時候，鄧演達、章伯鈞等人，曾和我談到關於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們所說過的話，故向周恩來說：“那個聯絡機構有點不妥當。因為賀芝華那個女人，也住在那裏，是具有危險性 的。”周恩來那時也許是受了“擺脫機會主義，大膽提拔新幹部”這個觀念的影響，並未接受我的建議。於是我在那裏隻工作過兩個上午，以後也就不願去了。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之下，參加過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願參加工作，因我認為瞿秋白中央的暴動政策，是錯誤而極有害的。我並不在原則上反對暴動，但我認為暴動是要有準備，不能輕舉妄動；要有群眾鬥爭做基礎，而不 是少數人的蠻幹行動。在羅明那滋指導下的瞿秋白中央，卻把暴動當作家常便飯，任何行為 離開了暴動，就好像是機會主義。這樣，所謂暴動政策就走到了“兒戲暴動”、“強迫暴動”、 “命令暴動”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動政權，而是危害自己幫助敵人，如果 說這種暴動是“自殺行為”，也不算是過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動，是八七會議後瞿秋白中央的暴動政策第一次出籠；他以為這才 是土地革命；較之仍具有機會主義成份的南昌暴動，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兩湖粵贛等省， 繼農運風暴而來的是地主豪紳的瘋狂報複。他們以恐怖手段向農民追繳欠租欠債，農民如稍有反抗，動輒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險。在農協仍保有潛力的地方，農民們為了秋季收獲不致掃 數為地主豪紳們所勒索而去，在醞釀著反抗，中共兩湖的地方組織也因此提出了秋收鬥爭的 要求。中共中央則企圖擴大這種秋收鬥爭，發展成為實現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動。

   在秋收暴動中，中共中央以為隻有赤色恐怖才能對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殺盡地主和燒毀其房屋的“燒殺政策”。其實，這種並無實效的燒殺手段，除拖著中共走到恐怖主義的險境而外，隻有促使地主豪紳們更加瘋狂的向農民進攻。當時國民黨政權已不再考慮農民的利益， 一味慫恿地主豪紳迫害農民；這自然給予中共在農村中活動的機會。不通過甫（剛剛）經大難的農民， 在痛定思痛的時候，立即驅之進行大規模的暴動，當然不合時宜。而且各地農協潛力強弱不 一，農民鬥爭情緒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動，也非隨處都可舉行。中共中央執行這種 錯誤的暴動政策，不僅失去了農運複蘇的機會，而且使不少地區的農協潛力，又遭一次嚴重 的打擊。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間裏所設想的暴動藍圖，也很可笑。他設想群眾是革命的，所受壓力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強，隻要有中共黨員去英勇的發動，暴動就可如願進行。甚至抹殺敵人力量，抽象的設想到一個中共黨員拿著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點燃起來，乘勢大叫殺盡地主沒收土地的口號，就會有成千上萬的農民響應，然後從四鄉浩浩蕩蕩的去奪 取縣城；集許多縣城，然後去奪取省會；再集許多省會而去奪取京城。由暴動成立蘇維埃政權的壯舉，就這樣可以實現了。

   為什麽這樣顯明的盲動政策盛行一時呢？羅明那滋的意誌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國的情況，卻自以為有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跡出來。而神經受著重大刺激的瞿秋白又以為過去一切都是機會主義的做法，現在要愈左愈好，多來幾次暴動，既可以洗 清他們過去的機會主義的汙點，又可以樹立新領導的威信。同時也有不少同誌，因受到嚴重 的壓迫，滿懷憤恨，急求複仇；這種心理也發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賀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滿意我們在南昌暴動中不夠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幹一 番。 這種政策的為害，不問可知。

   當時的事實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組織，不顧本身實力，盲 目遵行這種暴動政策，受到嚴重的打擊。其他的一些地方組織因為領導人的才幹，沒有徹底 執行這個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實力。後來散布在各邊遠地區的蘇維埃區域，就是以這些保留下來的實力為基礎的。

   毛澤東在湖南東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就是秋收暴動中的一支主力。也由於毛澤東的老練，能根據本身的處境，來采取行動，保全了若幹實力，因而後來能成為井岡山上的英雄。他所並湊起來的隊伍，以農民武裝為骨幹，來不及與南昌暴動的主力相會合；乃向湘鄂邊境 的山區單獨行動。當這些隊伍企圖進攻平江、瀏陽等縣城，遭受到嚴重失敗的時候，毛澤東 曾被批評為專憑槍杆子的軍事冒險主義者，也即是不肯發動群眾的機會主義者。當他受著敵 軍的壓迫，向井岡山退卻的時候，又被批評為不顧群眾的逃跑主義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連三的處分。但他能掌握了這支約一千人的部隊，建立井岡山基地，並費盡心機來應付中共 中央的指責，才沒有成為盲動主義下的犧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動作風，在上海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瞿秋白等並沒有計劃以暴動奪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險行動，以表現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組織，經過四一二的打 擊，創巨痛深，需要有細密的組織工作，才能恢複元氣。瞿秋白等卻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組織秘密工會小組鞏固中共支部組織等），而且覺得中共過去幾年來關於這一方麵的努 力，多半是機會主義的表現，不足重視，他們號召黨員起來行動，要各工廠各地區的中共組 織，做些極危險的工作；認為這樣縱然犧牲了，也是有價值的—既可喪敵人之膽，又可壯大 革命的聲勢。

   中共中央經常命令幾個或者十幾個同誌，在某家工廠上工或散工的時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幾句：“武裝暴動！”“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等類的口號。這樣，喊口號的同 誌們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務人員所逮捕，終於喪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發傳單，寫貼標語，強行開會等類的行動，也是在上海的同誌們，所常被中央命令執行的， 因之而遭受犧牲的不少。甚至擔任秘密交通的同誌，也常被命令硬去闖過巡捕們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犧牲。這些行動又養成同誌們一種挺而走險的心理，他們似覺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現，而足以誇耀的則是那些無意義的冒險行為。

   瞿秋白中央認為過去負過重責的同誌們，不免依然有機會主義的遺毒，因而命令他們去 冒險；以事實來考驗他們是否具備有布爾什維克的條件。這又發生了一個對待同誌不公平的 和分配不適當的問題。有些老幹部就在這類冒險行動中犧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來的同誌， 則因濫竿充數的流弊，發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犧牲等的現象，甚至出賣黨的事件也發生 過。

    許白昊同誌就是因執行這類冒險行動，而喪失了生命的顯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 工人出身的黨員，在黨內地位與項英、劉少奇等人齊名，擔任過中共湖北區委委員、全國總 工會委員、湖北全省總工會秘書長等重要職務。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於十月間由漢口來到上 海，與我同住在那所高級招待所住宅內，瞿秋白拒絕了項英的分配許白昊一項重要領導工作 的建議，逕（jìng主觀）行指派他去幹下層的艱苦工作，借以洗滌他過去的機會主義作風。這位鼎鼎大名的許白昊，不久就在一次僅有十幾個工人的街頭集會中，和其他的幾位同誌一道被捕了。 許白昊被捕以後，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許白昊是機會主義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 要我們趕速遷避。我聽了這些話，十分痛心。許的太太更是悲傷得不得了。我憤恨瞿秋白的盲動和他對許白昊的歧視；我也覺得也許就因為許與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對他的懷疑， 以致有此悲慘的結果。我向來人悲憤的說：回去告訴瞿秋白吧！他無異是殺害許白昊的劊子 手，不必要的將一個重要的同誌白白的犧牲了，還要誣蔑他是機會主義者，真是豈有此理。 我信任他決不會牽連同誌們，我願意仍住在這裏，用不著他耽心！後來事實證明，許同誌雖 受到嚴刑拷問，充分表現了他的高貴品格，沒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壯烈的與世長辭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發動的廣州暴動，使蘇維埃旗幟在一個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現；也是瞿秋白中央一個最重要的表演。當這個消息傳到上海的時候，瞿秋白等興高采烈，幻想著勝利就要來臨了。我則向他們建議，這支暴動隊伍很難在廣州立足，應迅速開往海陸豐一帶農運有過優良基礎的區域去。我這種實事求是的建議，竟被視為故意澆冷水，是 十足的“逃跑主義者”。

   李立三同樣抱較樂觀的見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廣州暴動的緊急關頭， 他願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擔負一項實際工作。三天之後，廣州暴動失敗，中共廣東區委書 記張太雷陣亡的噩耗接踵傳來，李立三便奉派趕往主持廣東區的工作。從此，這位小弟弟， 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風，而青出於藍的釀成後來有名的“立三路線”。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張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誌帶著她的一歲多的女孩，從廣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過的房間內。她的到來，使我們這些同住者，觸目 傷感。她本是活潑美麗的少婦，那時一變而成為蓬首垢麵的淚人兒了。她在旅途中，強抑哀 思，談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們這裏，滿腔的悲痛，便盡情的傾泄出來。我曾勸 慰她：悲傷是無補於事的。張太雷還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廣州暴動的英雄。也許我們不久也 要死，死的情形或許還不如他。 王一知同誌親身參加這次暴動，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詳細向我敘述這件事的經過。

   現在 我概括的追記於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時左右，廣州市內的槍聲響了。暴動的基幹隊伍，是原第四軍的教 導團，團長葉劍英同誌。這一團裏麵，暗藏著的中共黨員很多。他們首先製服了這一團裏麵 的反動軍官；再開始襲擊第四軍的炮兵團、警衛團和城內各機關；分別予以繳械和占領。但 工人赤衛隊參加暴動的並不多。因此，這支約立千人的暴動隊伍，擺在諾大的廣州市內，實 在感覺到力量薄弱。

   廣州的河南，依然為李福林部據守，連第四軍在廣州的一個留守處，都 沒有攻下。四郊的農民，也沒有響應。 十一日中午，在廣州市內舉行群眾大會；宣布成立蘇維埃政府，實在不見得熱鬧，到會 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產黨員和少數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動對於廣州市民說來，是突如其來 的。一般人都不認為暴動會成功，因此，站得遠遠的。連各工會的工人都在那裏觀望，並沒 有什麽總同盟罷工。機器工會，不待說是持反對的態度。這個大會，在那裏冷冷落落的提出 許多口號，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一切政權 歸工農兵蘇維埃！……等等之後；旋即提出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由蘇兆征任主席，張太雷 任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兼海陸軍人民委員，周文雍為勞動人民委員，彭湃為土地人民委員， 楊殷為肅反人民委員，何來為經濟人民委員，陳鬱司法人民委員，惲代英任秘書長，葉挺任總司令，張太雷任總指揮，徐光英任參謀長。這一幕之後，蘇維埃政府算是成立了。

   張太雷 一直在那裏東奔西跑，忙著指揮軍事行動，那裏有工夫去安排政府的事情？蘇兆征、葉挺等 多數人，那時都不在廣州。事實上，一切事都堆在張太雷身上。 張太雷從十一月中旬在上海出席中央擴大會議回到廣州之後，就在那裏計劃暴動。有一 個共產國際的代表德國人羅易門（Roemann）（這是我第一次從王一知口中聽到羅易門的名）經常和他密商。據張太雷告訴王一知，羅易 門雖隻是羅明那滋的助手，但比羅還要凶狠。張太雷認為他們兩個都是荒唐鬼，遠不及鮑羅 庭那麽老練。太雷也曾向王一知說起擴大會議對我處罰的事。太雷告訴她：處罰我的決議， 雖然是以他的報告做根據，但實際是那兩個荒唐鬼堅持要如此做的。太雷曾以慨歎的口吻向 她表示，做領導工作，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要如張國燾一樣受到處罰。她覺得太雷現在 已經死了，她應代他向我表示，他對我並無成見。

   南昌暴動的時候，張發奎率部返粵，因與駐守廣州的李濟琛部爭奪地盤。南昌暴動失敗 以後，他們間的爭執，日見激烈。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以護黨名義，驅逐了李濟琛、黃紹雄，隨即發生戰爭（一九二一七年九月，南京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執行中央執監委員會的職權，另有一部分 中央委員則認為這是破壞黨章，足以招致禍亂，提議迅速召開第二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那時李濟琛任特別委員會廣東政治分會主席，而張發奎率師返粵，以護黨的名義，表示擁護召開第四次全會的主張；同時采取軍事行動，首先將在廣州及虎門一帶之李濟琛的軍隊包圍繳械，再派軍分駐肇慶、惠州一帶，以阻李濟琛的反攻，李被迫離粵。這就是所謂“護黨戰爭”的經過的大略情形）。張的軍隊都陸續調往東江西江北江一帶前線去了，廣州的防務，非常 空虛，而且留下駐防廣州的部隊，恰恰是教導團。因此，羅易門認為是絕好的暴動時機。

   十 一月下旬，太雷和他們便忙著準備暴動，每天都在談論如何準備暴動力量，規定暴動政綱與 建立蘇維埃政權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張發奎李濟琛兩方軍隊在各個戰線上打得激烈的時候，太雷他們就決 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誌，因工農勢力曾遭受摧殘，對暴動前途，不抱樂觀；但也隻得遵 照命令行事。有些同誌，主張不要死守廣州；惟羅易門反對這種主張，他以為蘇維埃政權， 如能在廣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國際意義。王一知覺得犧牲幾千個同誌的生命，將廣東幾 年來的工作基礎，斷送得幹幹淨淨，即使蘇維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麽意義呢？除了羅易門 要將張太雷等中國同誌的血肉去向共產國際邀功外，她簡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釋。

   十二月十一日暴動以後，不到三天工夫，張發奎的軍隊便調回廣州外圍，向暴動軍進攻 了。外國軍艦也在珠江，掩護李福林部隊過江攻打長堤一帶（關於外國軍艦（美艦沙克拉明拖號及英艦莫麗翁號）掩護李福林部攻打長堤一事，一九五一年七月一 日廣州《南方日報》所發表的《廣州公社史略》一文中，有較詳的敘述，可以參閱），機器工會領導一般反動工人， 到處向我們襲擊。我們陷於四麵作戰之中，不少同誌主張向東江方麵撤退，羅易門卻命令在 街頭構建工事，進行巷戰。張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間，在敵人前後夾攻中，中彈陣亡。這次暴 動也就隨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敗了。隻有少數同誌，帶了一些零星部隊，向郊外退卻。廣 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關一帶，一片大火，到處都是槍聲，街道上堆積著死屍。人 民被誤殺的也不知有多少；當她於十五日晚間偷搭省港夜渡離開廣州的時候，廣州的秩序還 是亂得很。在戒嚴狀態下，到處搜捕共產黨。

   王一知敘述這些經過之後，表示她自己遭受這次的慘痛打擊，業已萬念俱灰。她痛惜張 太雷不該隻是愚誠的順從命令；如果不完全聽從羅易門的指示，按實際情形的需要，不在廣 州市內硬拚，何至失敗如此之慘；她更憤恨瞿秋白的兒戲暴動，毫不珍視幹部的安全。如今， 他雖然恭維她是“女英雄”，這究不足以撫慰寡婦孤兒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脫離了中共，隱居去了。

   廣州暴動失敗得如此悲慘，曾使中共內部為之震動。雖然瞿秋白中央極力誇張廣州暴動 是布爾什維克的壯舉；不少同誌卻認為這是機會主義的軍事冒險，葬送了中共在廣州工作多 年的基礎。後來斯大林也不得不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

   當時我除痛恨盲動主義的作祟外，還對廣州暴動政綱中所列“殺盡一切地主豪紳”的口號，表示抗議。 廣州暴動失敗以後，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動。他們低估中共在暴動政策下所受到的打擊 和失敗在群眾中所引起的懊喪和恐懼的心情；硬說中共是愈鬥愈一強的，群眾的革命情緒是有增無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繼續高漲的。他們整理暴動的資料，作些片麵解釋和違反 事實的宣傳。他們坐在中央，隻要看見某個地方中共還有一些組織的基礎存在，就來一個暴 動計劃，命令執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謂“兩湖暴動計劃”。

   此外，在上海本地，他們還是 繼續命令同誌們進行一些毫無成功希望的冒險勾當。如有同誌表示異議，就給他戴上一頂機 會主義的帽子，予以懲罰。這一切曾逼使我與瞿秋白中央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 這段時間，我所耳聞目見的是瞿秋白中央無休止的盲動行為；深覺七年來艱苦締造的中 共，會因此被摧毀掉。機構被破獲，同誌被濫殺，以及這個地方或那個地方的工作受到打擊 等惡劣的消息，紛至遝來。我們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雖極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們的追捕；但我仍在設想這種或那種方法，來挽救中共的危機。

   我被瞿秋白等目為反中央的首腦，我的住所也被視為是機會主義者的俱樂部。和我同住 在這招待所裏的，先後有李立三、許白昊夫婦、王一知，以及劉少奇夫婦等。劉少奇夫婦是 在廣州暴動前不久，從武漢輾轉來到上海的，他們同樣被視為武漢時期的機會主義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與我同住。這段時期，到我們住所來訪問的同誌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緝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們的座上客。這些客人們在 我們那裏，常可以無拘束的議論黨事，發發牢騷，也有過一些人譏諷瞿秋白的“反機會主義”、 “盲動”、“亂發命令”、“任意懲罰”等等，與我的議論互相唱和。這一切自然為瞿秋白所厭 惡。

   十二月下旬，當廣州暴動失敗的慘痛情況完全判明以後，我曾向瞿秋白進言，要求他改 變政策。我向他指出現在再不是繼續暴動的時候，應該保全剩餘的實力。中央應通令各地組 織，不可任意暴動或做其他浪費同誌生命的冒險行為。在農村中應著重秘密組織農民，準許 農民武裝，集結在偏遠地區，休養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嚴緊自己的組織，整理 黨的支部。在工人學生等群眾中，注重組織秘密地下小組。隻有留下這些資本，才可以再圖 大舉，來一次成功的暴動。

   我的主張與中央的現行政策固然大相徑庭，但瞿秋白也說不出充分的理由來加以否定。 同時，中央的負責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項英也鑒於損失的慘痛，不願一味盲動。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認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接受八七會議和十一月擴大會議的決定，並在根本讚成 暴動政策的條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補充性質的意見，並參加一部份實際工作。而這種苛 刻的約束，又是我所不願意接受的。因此，我們無法獲得諒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與瞿秋白有過一次攤牌性的談話。瞿秋白向我堅決表示，無論各地同誌犧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堅持暴動政策，反對所謂盲動的誣蔑。我則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這種斷送中共命脈的暴動政策，我將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來挽救目前的危機。瞿秋白 聽了我的話，就氣忿的走了。我這種意圖雖因種種因素沒有實現，後來，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會中，霍秋白曾聲稱他雖然犯了錯誤，但沒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的意圖；就是指我這段 話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間，除了政策問題各有所見而外，當時我們處境危險，見麵的機會 愈來愈少，這就使我們更形隔閡了。

   當時，我們共產主義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險；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經過法律 手續，就可被秘密處決的。楊虎陳群這兩個劊（guì屠殺人民）子手，在上海就嚴格執行“對共產黨寧可錯殺 一千，不可放走一個”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誠惶誠恐，怕染到一絲一毫紅色的嫌疑。 而我們的寓所，發生過許白昊突然不見，王一知哭哭啼啼而來等類事件，而且來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東的詫異。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開頭幾天，劉少奇太太何葆貞自殺未遂事件，使我們這些同住者陷 於窘境。

   在劉少奇王一知都沒有結婚以前，他們原是好朋友。王一知這次在廣州喪失了張太雷是悲痛愈恒的；她來到上海恰恰又與劉少奇夫婦朝夕相處，劉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勸慰她，這就引起了何葆貞的妒意。何葆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時我們大家遭受不斷的打擊， 前途茫茫，這也許增加了她的悲觀情緒。她乘劉少奇不在身邊的時候、竟閉門服毒自殺，為女工發現；對少奇冒著極大危險，立即將她送往一個私立醫院去救治。不幾天，何葆貞安然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這件事發生後，王一知立即遷走了，劉少奇也就避重就輕的向醫院負責人及房東等承認是並不嚴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們不要向外宣泄；這樣，才避免了警方的 查問。

   我早就認為中央對劉少奇這樣重要的幹部，閑置在招待所裏是要不得的，現在何葆貞又 有這樣意外的舉動，非從速遷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要求他從速分派劉 少奇夫婦的工作，並為我們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維漢對我態度一向還算友善，對我們的處 境也甚關切。當我再度去找他具體解決這件事的時候（約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將近舊曆年關）， 我又遇著了另一個意外。

   這是黃昏的時候，我正在李維漢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會計的龔飲冰同誌說說笑笑。何叔衡突然跑進來，急促的告訴我們，幾個鍾頭以前，他和幾個同誌在某工人區從事街頭活動， 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認為是誤捉的老學究，他也順水推舟的和審訊他的包打聽說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釋放出來，其他的同誌，則被拘禁；因而他趕來報告，要求李維漢設法營救。

   我們聽了他的報告，立即覺得何叔衡這樣輕易被釋放，顯然是捕房故意 放他出來做“吊線的”（所渭吊線指捕房故意將嫌疑犯人釋放出來，再派人暗中跟蹤，以便捉拿其他有關的人犯）；同時何叔衡也不能確實知道他的背後沒有跟蹤的人。於是李龔二 人立即燒毀文件，不到五分鍾，我們就分途離開那裏。

   我走出這條弄堂，跳上一輛人力車，指揮車夫轉彎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燈照耀之下， 我發覺後麵果然有一輛人力車在跟蹤。我知道跟蹤的線人，沒有得到捕房的允許，是不能逮 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脫離他的視線，那就終有被捕被殺的危險。在鬧市中，我跳下車子，混 入人群，東鑽西閃，企圖脫梢。這樣，我時而急走，時而乘車，玩了好幾個鍾頭的迷藏戲。 到了夜晚十二時左右，我自信脫離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萬一。我乃到 三洋徑橋的廣泰來旅館投宿。當我走進一間選定的房間，旅館賬房拿著旅客登記表要我填寫 的時候，我發覺他的身旁站著一個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蹤著的，我隻得泰然的填寫登 記表，交付房金，並脫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臉，表示滿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 個可疑者隨著賬房下樓去了，我便丟下大衣帽子，裝著如廁的樣子，循著另一樓梯，急步下 來。我通過旅館門口櫃台前時，那個可疑者正在櫃台內麵朝著牆打電話（電話機是安裝在牆上的）。我乘著這個機會，溜出大門，穿過好幾條小巷，閃坐上人力車，在夜深人靜的街道上 急駛，我仔細觀察，這次確是擺脫了跟梢。

   我噓了一口氣，暗想：萬幸！暫時總算脫離危險了！我考慮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為妙， 因為我不知道李維漢他們的遭遇如何，會不會牽涉到我的寓所，不無疑問。所以我決定到同 誌們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裏去借宿（那時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開了林家的門， 為了避免林家鄰居發生疑竇起見，托辭剛從南京來，因錢被扒手竊去了，特來打擾。那位從 夢中驚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閨秀，又飽經革命的磨練，她立即會意，留我在他家住宿， 並忙著弄東西給我吃。 我悄悄的告訴她我今晚的遭遇，並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團員）明夭替我去打聽消息。林 太太祝賀我的脫險，並幽默的說：那個家夥，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獎金（我和其他南昌暴動的首腦們，都被南京政府各懸五萬元獎金緝捕）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將一切情況打聽清楚了，李維漢等都安然無恙，我的住所也沒有問題， 因而我在黃昏時，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認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從事街頭活動，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維漢等這次遭受到不必要的驚險，就是中央這種愚蠢辦法所招致的。李維漢等逃出那所房子後，雖沒我一樣落入敵人的陷阱；據說也扮演了不少的驚險鏡頭，不得不將他的那所房子內的一切東西 白白的丟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從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無法再行接觸了。至於龔飲冰更是因這次的驚險，脫離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據說他在千方百計脫險後，逃到天津，從事 他個人的商業去了。何叔衡也在這個時候，逃離上海。我曾以這個顯明的事例為據，要求中 央轉而注意指導黨員秘密活動，這才是危險性較小而收效更大的辦法。

   二月上旬，我們住的這個高級招待所，終於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漢赴南昌 時分手的，她帶著我們的孩子回她的家鄉躲避“分共”的壓迫。這時她將我們的孩子交給她 的母親撫養，隻身來到上海，伴著我共渡這地下的驚險生涯，我們準備單獨居住，並且已經 物色妥了一個新的住所。

   劉少奇夫婦已被派往內地工作去了；從此，我也不知道這位共事多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別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們在延安重逢的時候，他已是中共白區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們老友中寥寥無幾的人物之一了。至於他的太太何葆貞，自從那次 分手以後，不久便被國民黨殺害。

   許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們夫婦住了一個短時期，也被 派到內地工作去了，後來她因所受刺激過甚中途離開了黨。我們同住在那個招待所的同誌們， 就這樣各奔東西了。 我們夫婦搬到北京路附近一個商業區的裏弄房子裏。這個區域少有政治人物的蹤跡，距 離中共的各機構也很遠，比較安全。中共中央僅有一個交通員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與 中央間的唯一橋梁。

   項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裏來。我們之間有一種“互助公約”，即是遇到危險之時，盡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們夫婦很喜愛這所新居，準備就在那裏安定下來，做一名“亭子間的作家”。 不料我們在那個新居住了約三個星期，又因一項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

   有一天下 午二時，項英匆匆跑來告訴我，兩個鍾頭以前，上海區委書記羅覺在他的秘密辦公處被捕了。 這個突然發生的意外，可能是我們內部有奸細告密，有波及整個中央機構的可能。我的住址雖隻有一個交通知道，但他是新進同誌，如果他被捕了，難保不泄露出來。項英恰在那時找 好了一個沒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們夫妻暫時在他那裏躲藏起來，等情況弄明白了 再作計較。我們到達項英的新住址之後，他就出去打聽消息。 當天晚間，項英回來又告訴我們，羅覺的被捕果然是由於奸細告密，而且牽連極廣，據 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個能說德語英語的漂亮女性，自動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負責人告密；她 自謂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個共產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其中多數是參加南昌暴動的人物；隻要 捕房答應給她一張出國護照和五萬元美金，讓她到她所願意去的國度，並替她保守秘密，她 就可交出來。她願意先報告出羅覺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證明她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此後，雙方再履行條件，完成這樁買賣。捕房依照她的話行動，果然抓住了羅覺。

   項英還說到捕房如有逮捕同誌的行動，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時之前獲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損害。但這次羅覺的被捕，事前毫無所知，現在中央已經查實了，那個告密的女人， 便是賀芝華；正在設法將賀芝華手中的名單奪回來，並消滅這個告密的“口”。我聽了項英這 個驚人的報告，曾慨歎的向他追述一段關於鄧演達、章伯鈞等在武漢時期懷疑賀芝華的忠誠， 甚至企圖將她當作張作霖的偵探來槍斃的住事。可惜周恩來沒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 家興、賀芝華這對寶貝夫妻，以致釀成今天的大禍。 我和項英曾就這件事作竟夜的長談。他說起許多連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 秘密工作做得很壞，而且對保密工作也不夠重視。現在機關龐大，數目又多，開會的次數頻 繁，占時又久，往往十幾人聚在一起開上半天的會。文件增加了，傳遞的手續又非常煩複， 那裏像是地下工作，簡直是官僚的排場。就像賀芝華這樣一個不重要的職員，手頭竟積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黨員名單，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的事。以往從陳獨秀起這類重要的負責人，也 不會知道這樣多同誌的姓名和住址。現在，不僅發現了賀芝華一人是奸細；許多新進的同誌， 多未經過考驗，就參加機密，也是萬分危險的。 項英認為中共的組織之所以沒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毀，主要是敵人工作效能不夠；而周恩 來所做的情報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

   他詳述周恩來情報工作的內容。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清黨以後，我們有些同誌偽裝反共，混進了陳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務機構，其中有三 個同誌竟擔任陳果夫機構中的秘書、科長等重要職務，李克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陳果夫 逮捕同誌的機密，大多事先為我們所獲悉，但日子久了，陳果夫就由懷疑而開始肅清內奸； 那些隱藏的同誌隻好溜之大吉。從此，我們在國民黨特務機構中的內線工作就失靈了。

   周恩來自南昌失敗後重返中央，繼續主持情報工作；他主要是指導顧順章的特務部，進行租界捕房的情報工作。顧順章原係青幫的活躍分子，憑他的精幹，建立了各種情報線索。 捕房方麵每逢有逮捕中共黨員的行動，他用賄賂的方法，往往在行動的半小時或一小時之前 就購得消息。這次羅覺的被捕，顧順章事前不知算是情報工作最大一次失敗。 項英覺得租界和國民黨的特務，多將逮捕共產黨的工作當作生財之道。這些人可能有這 樣一種想法：如果真賣力，將中共黨員一古腦兒捉完了，無異是自毀財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讓它細水長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這班惡狗，在思想上本說不上甚麽反共，就連國家 觀念也沒有；他們受雇於外人或國民黨，一切隻為個人利益著想，似不會對中共施展出斬盡 殺絕的手段。我們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下，能夠生存下去。

   項英對於這種情報工作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他指出顧順章在這方麵所花的錢是太多了； 而且情報工作的組織日漸擴大，自成一個特殊係統。中共有限的經費，既大部分花在這方麵， 自然要減弱其他方麵的工作。而這種情報工作究竟隻是預防性的，組織工農群眾的工作才是 積極性的。如果減弱了積極性質的工作，就會使黨變質，換句話說，中共將因此由群眾性質 的黨，變為脫離群眾專事冒險以圖僥幸的黨。其實嚴密組織，注重保密，使黨員和黨的組織 隱藏在群眾中，才是避免摧殘的正當途徑。情報工作隻能彌補這些工作的不足。

   項英敘述了這些情況和他的看法之後，並向我建議從速另搬新居，不要讓任何一個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認為賀芝華手中的名單，如果奪不回來，我們都要陷於極度危險的境地。 我覺得項英的話是正確的，我對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決定另覓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項英出去活動了。我則仍留在他那裏，等候消息。不久，項英回來很高興 的告訴我：“何家興和賀芝華已被解決了，今早顧順章指揮幾個行動人員，到他們的寓所去， 他們尚在睡覺。行動人員掏出手槍，逼他們將名單交出。名單到手之後，就在門外的爆竹聲 中，將這兩個叛徒槍斃了；行動人員也安然脫逃了。”項英認為名單既已奪回，叛徒又已槍斃 （其實後來證明賀芝華隻受重傷，經捕房送醫院治愈，不過她沒了名單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鄉下去了）。捕房大概不會有名單的副本，現在危險性自然較少；但也不能就斷言不會再 被牽連，所以仍主張我還是照原定計劃搬家。

   我遷居之後，便與中共中央斷絕了直接的聯係。我搬到垃圾橋附近一個舊式的弄堂裏。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兒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幾個月不回來。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養病為借口，住在她的樓上，彼此相處得十分和諧。沒有一個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沒有信劄或文件送到這裏。同時，其他同誌們也多搬家了，我也無法去與他們聯 絡。這段時間，除項英以外，隻有老友鄧中夏後來知道我的地址，間或來看過我。

   在這段時間，我與陳獨秀先生的接觸，是我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內容。他沒有參加八七 會議，由漢口潛返上海，度著極度秘密的隱居生活，也沒有受到甚麽風波的牽連。在廣州暴動失敗以後，我們覺得有交換意見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聯絡人引導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華洋交界的一個弄堂裏，他之所以選擇這裏居住，大概就是由於這是個兩不管的 區域。 我們小別重逢，彼此心情都相當沉重。我曾對他的兩個兒子的被殺害（曾任廣東區委書 記的陳延年和曾任北方區委書記的陳喬年在四一二清黨後，先後在上海遇害），婉詞表示悼唁。 我們談到許多同誌們，尤其是李大釗、趙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噓良久。我們旋即避開 追憶令人傷感的往事，轉而檢討目前的政局。 隱居中的陳獨秀先生，對於時局的演變是時刻關注著的，他談到寧漢合流的經過；蔣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別委員會成立所引起的爭執，討伐唐生智戰爭的發生 以及汪精衛等所發動的護黨運動等等。這些國民黨內部紛爭的內幕，他都了如指掌。我們約 定經常接觸，檢討時局，大致每兩個星期晤麵一次。

   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須一清早就到他 那裏去，在他那裏消磨一個整天，直到黃昏的時候，才便於離去，以免進出為警探或他人所 發現。在孤獨生活中的陳先生，對於我的造訪，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預先準備一切。 在我們以後若幹次的談話中，隻有項英曾偶爾偷閑來參加過。由於我們這樣經常接觸，就被瞿秋白指為黨內機會主義的反對派。 我們的談話漸漸涉及黨內問題。我們彼此間原有些芥蒂，這點我在前麵都說過，我不滿他在武漢末期采取消極的態度，他對此表示遺憾，但覺得即使他沒有這個過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會議的決議有所改變。他誤信我阻止南昌暴動是我個人的主意，並認為是不應該的。我 告訴他我主張南昌暴動，但為了遵守紀律，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經過。 他這才明白這件事的原委，確認十一月間中共擴大會議處罰我的決議是顛倒黑白的。由於彼 此了解了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們間的隔閡就大致掃除了。

   陳先生曾對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複任總司令職的事大發議論。 他覺得南京政府並不因蔣介石的複職能有顯著的改善，國民黨內部各派及各軍將領之爭，仍 將繼續不已。這個政權與列強的關係，仍是有矛盾的。它仍隻知搜括錢財，縱容流氓特務橫 行，殘暴清鄉，欺壓農民，並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會。他的結論是如果中共有領導群眾鬥 爭的正確策略，會有翻身的機會。

   他之反對瞿秋白的暴動政策，與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認為這種兒戲暴動的行為，不合於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也違反列寧關於暴動的遺訓；而且事實上每次暴動都遭受嚴重的失敗。 他曾屢次向中央進言，改變暴動政策（見陳獨秀《告全黨黨員書》），但無效果。現在，他極願與我共同糾正瞿秋白中央 的錯誤。 我則指出我們以往一切對中央的勸告，都被當作機會主義的見解，遭受拒絕了。我慎重 建議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拋棄以往糾紛以及開展以後的光輝前途，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 黨；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誌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動，是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護符的；羅明 那滋等共產國際代表，不懂中國情況，任意胡鬧，是禍害的根源。如果命名為“工農黨”的 新組織，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隻是國際主義下的友黨，一切取決於黨內多數，也許可 以減少一些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進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陳先生對我的建議大感興趣，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改變黨內現狀的要圖，但他似在遭受這 許多打擊之後，已無足夠的勇氣來負擔這個艱巨任務，因而他提出了實行起來會遭遇許多困 難的話。首先是共產國際不會平心靜氣的考慮這個建議，反會予我們以無情的打擊。同時西 歐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不重視東方問題，自不會予我們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內部 狀況來說，即使多數同誌同意我們的見解，經費問題也是難於解決的。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機構因羅覺的被捕，陷於混亂的時候，陳先生向我表示：現在看來 中央機構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組織又大多損毀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動， 事實上已無力再盲動了。組織工農黨的事可以暫時擱置一下，作為我們的最後步驟。現在或 許有旁的辦法來改變這個現狀。這樣，我曾向瞿秋白提過一次的另組工農黨的事，就因陳先生的慎重，而作罷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軍借口護僑，屠殺濟南民眾數千人並慘殺外交特派員蔡公時慘 案發生，這又激起了全國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對此態度冷淡，認為中共的任務是實行暴 動，反對南京的國民黨政權。日軍的行動似隻是打擊國民黨的，如果中共卷入這個反日運動中去，無異是幫了蔣介石的忙。這種荒謬的看法，曾使我們為之大嘩。我和陳先生主張應積 極領導這個反日運動，既可暴露蔣介石對外的妥協麵目，更可以爭取群眾，如果我們不參加 這種反帝運動，簡直是罪惡。

   在這個問題上，上海的多數同誌，在項英的影響之下（羅覺被 捕後，項英接任上海區委書記），支持我們的見解。 五月中旬，鄧中夏來看我，告訴我現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於六月間在莫斯 科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檢討中央現行政策，並謀求黨內團結。我和陳獨秀、蔡和森、羅章龍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產國際直接邀請出席，中央特要他來正式通知我。如果我決定去， 現在就要辦理旅行手續了。鄧中夏那時也不滿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過不如我們的激烈， 他也知道黨內危機是很嚴重的，因此，他向我懇切的說到他不願見黨的分裂，勸我接受這個 邀請。

   接著，項英也來看我，告訴我黨內的一些近況。他說到羅明那滋和魯易門早已被調回莫 斯科去了，據說曾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共產國際最近有指示給中共中央，不讚成隨便暴動。 我們的反對意見，也陸續由中央報告到共產國際去了。共產國際以鑒於黨內危機嚴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請我們五人去出席大會。他認為中共的命運可能因此而獲得轉機，反對中央的直接行動，似已無必要了。

   蔡和森、羅章龍這些同誌，我已好久沒見著了，也不知道他們的地址和近況；所以我隻 有去找陳先生商談應否接受邀請的問題。陳先生主張我們四個人應前往參加，他自己則不願 出席。他預料第六次代表大會能改正瞿秋白這種顯明的盲動錯誤，我們如果不去出席，隻提 出書麵意見或表示不合作的態度，都是不妥當的。 我和項英曾先後勸陳先生一同應邀前往，我甚至說：如果不去，你與共產國際及中央間 的關係的破裂，隻是時間問題。他回答：八七會議的決議對他批評如此嚴厲，足證共產國際 早有犧牲他的決心；他的處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難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絕不出席第六次大 會，以往他常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後還可多做一些，再不願參加中共的領導工作； 不為自己辯護，也不出麵批評別人。如果第六次大會成績不錯，他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 不持反對態度，以後如果要他到莫斯科當一個政治難民，他是可以考慮的。

   這樣，我便經由鄧中夏通知中共中央，接受邀請，並由鄧中夏為我辦妥所有旅行的手續。 鄧中夏這個熱心的老友，對我的接受邀請，深感欣奮；對陳先生的拒絕，則耿耿於懷。他曾 要求我再去力勸陳先生，可惜我終無力改變陳先生的決心。而共產國際在六大以後，也再沒 有邀請陳先生遊俄了。 我在上海八個月的地下生涯，至此告一結束，而再度馳赴遙遠的赤都—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