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八二（崇新嶽 百思峰 ）

　　

（22）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馬克思參照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也經曆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過程。馬克思提出的人類社會進化順序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

　　根據馬克思的“階級論”，除了原始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外，其他社會都是階級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在內。既然是社會主義社會是階級社會，就必然存在階級鬥爭，因此就要在社會主義社會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壓製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反抗，保證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逐步過渡。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存在階級鬥爭的，因此才有必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而蘇聯的赫魯曉夫等人提出一種修正馬克思理論的“階級鬥爭熄滅論”觀點。赫魯曉夫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建立了生產資料全民所有製，這樣無產階級就不存在了。

　　按照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定義：不擁有生產資料，單純靠出賣勞動力獲取收入的勞動者。所謂“生產資料”，指的是土地、廠房、機器等從事生產的資源、設備等。資本家擁有廠房、機器等，所以資本家是有產階級；農民擁有土地，所以農民不算無產階級，而算是有產階級。

　　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生產資料全民所有製”，理論上每個人都占有生產資料，也就是每個人都是股東，都是老板，這樣每個人都變成有產階級了，無產階級就不存在了。同時，消滅私有製之後，資本家不存在了，所以資產階級也就不存在了。這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不存在了，當然階級鬥爭也就不存在了，這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主要論點。進一步引申，既然階級鬥爭不存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沒有必要了。

　　針對蘇共修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熄滅論”觀點，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共於1964年發表《九評蘇共公開信》，其中《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專門駁斥赫魯曉夫的“階級鬥爭熄滅論”。該文說：

　　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不但把他們的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反對革命的理論係統化，而且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必要，提出所謂“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謬論，從而完成了他們的修正主義體係。

　　（23）

　　用“全民國家”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用“全民黨”代替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在理論上是十分荒謬的，在實踐上是極其有害的。這是曆史大倒退，根本談不上向共產主義過渡，而隻能為資本主義複辟效勞。

　　怎樣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究竟是應當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為資本主義複辟開辟道路？對於這些問題，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給以正確的回答。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了資產階級專政，生產資料的公有製代替了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無產階級由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變為統治階級，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是，不能不看到，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出的社會，它不可避免地帶有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

　　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以後的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中，階級鬥爭的繼續，仍然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隻是階級鬥爭的形式不同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前。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是有力量的，他們同國際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還要頑強地同無產階級繼續較量，進行破壞社會主義和複辟資本主義的活動。

　　在政治方麵，他們鑽進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經濟和文化教育等部門，抗拒和篡奪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經濟方麵，他們用各種方式破壞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發展資本主義勢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麵，他們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抗無產階級世界觀，用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宣布在蘇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根據，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蘇聯已經消滅了敵對階級，已經沒有階級鬥爭了。蘇聯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究竟還有沒有敵對階級和階級鬥爭呢？

　　僅僅翻看近年來蘇聯報刊的報道，人們就看到許多事例，說明在蘇聯社會上，不僅有許多舊的剝削階級分子，而且大量地產生著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階級分化正在加劇。

　　哈爾科夫的一個家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好幾個老婆，好幾輛汽車，好幾所房子，並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

　　烏茲別克一個集體農莊的主席，農莊的一切重要職務全被他的許多姐夫、妹夫、小舅子、親家以及其他親友所竊據。他揮霍了農莊十三萬二千盧布，他有一輛轎車，兩輛摩托，三個妻子，她們各有一套單獨的住宅。

　　（24）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蛻化變質分子所把持的工廠，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企業，實際上已經變成他們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企業。他們同工人的關係，變成了剝削與被剝削。像這樣的蛻化變質分子，他們占有和支配著部分生產資料，剝削別人的勞動，難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

　　這些人的活動並不是孤立的，他們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係統和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幹部的支持和庇護。他們在國家機關中任職的同夥，與他們串通一氣，營私舞弊，收受賄賂，坐地分贓，參與了各種各樣的剝削活動，難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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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上麵所引用的材料，僅僅是蘇聯報刊自己披露的一部分事例。這些事實已經夠觸目驚心的了，而蘇聯報刊沒有披露的事實，被隱蔽和保護的更大、更嚴重的事實還多得很。所有這些人，都屬於資產階級，他們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正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階級鬥爭。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硬說蘇聯不存在敵對階級，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新舊資產階級分子向社會主義進攻，這本來是不奇怪的。隻要黨和國家領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蘇聯，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在蘇聯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

　　目前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幹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是同蘇聯工人、農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相對立的。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25）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所代表的蘇聯特權階層，隻占蘇聯人口的百分之幾。他們在蘇聯幹部隊伍中，也隻占極少數。他們同占蘇聯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蘇聯人民，同蘇聯的廣大幹部和共產黨員，是根本對立的。蘇聯人民同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目前蘇聯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

　　赫魯曉夫集團宣揚“蘇聯已經沒有敵對階級和階級鬥爭”，這是為了掩飾他們對蘇聯人民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的真相。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同時，也從反麵教育了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出現，是壞事，又是好事。隻要認真研究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實行“和平演變”的教訓，並且采取相應的措施，防止“和平演變”。

　　怎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呢？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同誌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經驗，也研究了國際的主要是蘇聯的正麵的和反麵的經驗，提出了係統的理論和政策。毛澤東同誌在這方麵提出的理論和政策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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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必須在城市和鄉村中普遍地、反複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第七、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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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必須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製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幹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幹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係，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

　　第十一、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製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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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同誌指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

　　（26）

　　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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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麵所說的毛澤東同誌提出的一係列原則，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中增添了新的武器。這種武器對於我們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隻要按照這些原則辦事，就能夠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使我們的黨和國家永不變色，保證在將來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

　　這裏之所以長篇引用1964年發表的《九評蘇共公開信》，是因為它在事先說明了毛澤東發起文革的一部分動機。在毛澤東看來，蘇聯的赫魯曉夫集團上台，他們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取消“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極大背叛，這就是修正主義。

　　毛澤東進一步認為，中國也存在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如果這樣的人上台，中國就會像蘇聯一樣“變修”。而毛澤東再進一步認為，劉少奇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所以要把劉少奇拿掉，“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

　　毛澤東之所以認為蘇聯變修，是認為蘇聯的領導集團已經成為脫離人民群眾的特權集團。因此毛澤東提出“必須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製度”、“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製度”，就是為了防止領導幹部脫離人民群眾，重蹈蘇聯的覆轍。

　　綜上所述，毛澤東發動文革極為重要的國際背景，就是看到蘇聯赫魯曉夫集團提出一套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搞一套不符合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義路線。因此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在中國采取某種措施，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再現。在1964年中共發表《九評蘇共公開信》之後的兩年，毛澤東就發起了文革，這應該不是偶然的心血來潮。

　　毛澤東由蘇聯的現狀，看到“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已經變成了現實。所以毛澤東急忙發起文革，要搶在中國的赫魯曉夫上台之前，搶在自己的身體尚可的時候，鏟除中國的“修正主義集團”，“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

　　最後毛澤東說：“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因此，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重要動機之一，就是要解決接班人問題。可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接班人，最後無奈讓華國鋒接班。但沒想到卻是華國鋒，終結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這也是毛澤東的悲劇吧。

　　（27）

　　毛澤東發動文革，最初的意圖旨在防止中國走蘇聯的道路，也就是“反修防修”。在文革初期到林彪事件前的這段時間，毛澤東主要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學說，把批判劉少奇與批判蘇聯結合起來，批判的重點是“修正主義”。但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批判的重點變了，他從林彪事件中，看出中國問題的症結，還不是“反修防修”，而是孔子的儒家思想過於根深蒂固。

　　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攻擊毛澤東，並不是用馬克思的理論來批判毛澤東，而是用儒家思想來批判毛澤東，說毛澤東是“當代的秦始皇”等等，這些都不是馬克思的東西，而是孔子的東西。此後，毛澤東把批判林彪，與批判孔子的儒家思想結合起來，即所謂“批林批孔”。

　　進一步，毛澤東不再按照馬克思的階級論，用階級鬥爭的原理來解釋中國曆史，而是把中國曆史解釋為“儒家與法家”的鬥爭，聲稱中國曆史是一部“儒法鬥爭史”。

　　按照馬克思的階級論，不管儒家與法家，他們都是地主階級，並無本質區別。文革前中共把中國曆史解釋為“一部階級鬥爭史”。比如作為文革導火線的曆史劇《海瑞罷官》，寫的是清官海瑞與貪官徐階的鬥爭。對於作者吳晗對海瑞的歌頌，1965年姚文元在《評海瑞罷官》中批判吳晗說：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這是海瑞的階級本質。吳晗同誌把海瑞描寫成農民利益的代表，說什麽海瑞“愛護人民，一切為老百姓著想”，這是徹底歪曲了海瑞的階級麵貌，用階級調和論代替了階級鬥爭論。

　　如果按照“儒法鬥爭史”來解釋海瑞與徐階的鬥爭，誰是儒家？誰是法家呢？因此，把中國曆史理解為“儒法鬥爭史”和“階級鬥爭史”，是兩種差異很大的觀點。毛澤東晚年之所以改變宣傳口徑，用“儒法鬥爭史”代替“階級鬥爭史”，大概是感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勢力太強大，用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點講問題，中國的老百姓理解不了；而用中國傳統的“儒法鬥爭”觀點講問題，老百姓就容易理解了。

　　毛澤東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最大的難題是農民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發生在美國那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小規模個人經營的自耕農式小農經濟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從事“工業化”的農業產生；農民也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農業工人。所以馬克思設想在美國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礎上搞社會主義，並不存在農民問題。

　　（28）

　　可是中國完全不同，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時，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從事小規模個人經營的自耕農，因此怎樣農民問題，是中共搞社會主義最大、最棘手的問題。馬克思沒有想過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跨越資本主義階段，一步跨入社會主義，所以馬克思對解決農民問題基本上沒有什麽理論和設想。這樣一來，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就要靠毛澤東“發展”馬克思主義，提出新的理論和設想。

　　由於幾千年來的小農經濟，曆史上中國農業一直沒有出現過集團經營、規模經營的概念。舊社會雖說有些大地主擁有大量土地，但大地主還是把土地分散租給一家一戶的農戶個人耕種，並不像西方農場主那樣搞集約化經營。因此，中國農民曆史上就沒有“合作經營”的思想，這是在中國搞農業合作化遇到的一個思想概念上的阻力。

　　長久以來，中國貧苦農民因為沒有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受到地主的盤剝之苦，所以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擁有自己的土地。1905年，孫中山在創建“同盟會”時，就提出了農民問題。同盟會製定的奮鬥綱領為：“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孫中山主持大會，會上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並且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當時中國的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大部分農民沒有土地，或者隻有很少的土地。據當時的國民黨農民部估計，地主富農僅占農村人口的15%，卻占有多達80%的土地。這種土地不平均現象，引發中國農民的強烈不滿，也是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的驅動力。

　　孫中山雖說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實施起來困難重重，因為當時不少國民黨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當然反對觸犯他們利益的“平均地權”土地改革。真正在中國開始搞土地改革的，是毛澤東等人在井岡山時期進行的“土地革命”。1928年毛澤東主持製定了《井岡山土地法》，明確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農民，滿足了農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也激發了農民參加革命的積極性。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進行了徹底的土地改革，全部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平分給廣大貧下中農，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後來卻有人說：毛澤東依靠農民打江山，上台後又剝奪農民，用戶籍製把農民綁在土地上。這種說法真是冤枉了毛澤東。

　　因為農民無償分到土地之後，就必須承擔種地的義務。這個道理很簡單，國家分給你土地之後，你就必須種地，也就是你得到國家分給你的土地之後，你就必須當農民。如果你分到土地不耕種，讓土地荒蕪，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分到土地，自己不種，租給別人種，那就和地主一樣，是剝削了，也是不行的。所以農民分到土地之後，就必須耕種，也就是必須當農民。

　　（29）

　　農民白白得到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這是“得益”；然而人們在“得益”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這就是耕種。“耕者有其田”和“強製種地”是相生相成的，這樣一來，就必然需要強製性的農業戶籍，把農民“綁”在土地上。

　　當時中國政府按照是否擁有土地，把人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類。持“農業戶口”的人擁有土地，也必須承擔耕種義務；“非農業戶口”的人不擁有土地，想種地也沒有可能。直至今日，中國仍保留“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這兩類戶籍。

　　1951年中國大陸實施“平均地權”的分田到戶之後，在一段時間內，的確起到了促進生產和消滅貧困的作用。然而分田單幹的模式，在短時間內效果是比較好的，但它也有很大的缺陷，難於長久地實施。分田單幹的模式主要有三個重大缺陷：

　　分田單幹的缺陷之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不公平。因為分田是按照人口來分的，在當時是公平的，可是長久下去就不公平了。比如甲戶有7口人，分得7畝地；乙戶有2口人，分得2畝地，這在當時是公平的。可是20年後，由於種種原因，甲戶由7口人變成2口人，但他們仍占有7畝地；乙戶由2口人變成7口人，但他們也還是隻有2畝地。這樣一來，甲戶2口人種7畝地，變成富農；而乙戶7口人種2畝地，就變成了貧農。這是明顯的不公平。

　　怎樣改變這種不公平呢？雖說理論上可以采用10年或20年後，根據人口情況重新再分一次地，但實際上實施起來很困難。所以中國目前農村的分田情況，直到現在還是維持1978年時的人口情況分田到戶的狀態，再沒有改動過。

　　分田單幹的缺陷之二，是隨著人口流動而出現不公平。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肯定要有一些農民進入城市當工人。那麽這些農民離開農村之後，他們分得的土地怎麽處理呢？第一種是轉交給自己的親戚耕種，這樣他們的親戚就額外得到一份土地，耕地多於其他沒有進城的農民，這是不公平？第二種是租給別人耕種，這樣就類似於過去地主靠出租土地的使用權，不勞而獲，更不公平。

　　分田單幹的缺陷之三，是結構性的貧困。中國農民人均耕地麵積隻有2畝左右，按照1畝地收獲1000斤糧食，每斤糧食2元計算，那麽一個農民靠2畝地種糧食，不管怎麽折騰，一年的收獲量也就是2000斤糧食，這樣他的年收入最多也就是4000元，平均月收隻有340元左右，自然是非常貧困的。

　　有人也許會說：農民可以改種蔬菜等經濟價值較高的農產品。這對於個別的農戶來說，是可以實現的，但對於整體的農民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種菜的農民，他也必須要買糧食吃。如果全國的農民都種菜，沒人種糧食，大家去哪裏買糧食呢？所以大部分農民必須種糧食，才能保證全國人民有飯吃。

　　（30）

　　怎樣解決上述分田單幹的缺陷呢？毛澤東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集體化。搞集體化之後，分田單幹的各種不公平會自然消失，這對於注重“公平”的毛澤東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搞集體化，還可能解決分田單幹的結構性貧困。因為搞集體化，可以一部分人種地，另一部分人從事副業或工業。這樣農民的收入，就不僅僅是種田的收入，還有從事副業和工業的收入，那麽收入就有可能大大增加。

　　而單幹的個體農民，不可能有資本去搞副業和工業，隻有集體化才可能集資去搞副業和工業。因此，單幹的農民隻有兩條路：一條是繼續種地，當然這是不可能致富的；另一條是出賣勞動力，進城打工，這成為單幹農民致富的唯一出路。

　　不過進城打工，也有很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老弱病殘的勞動力不值錢，隻有青壯勞動力才能到城裏找到工作。青壯勞動力進城打工，留下老弱病殘在農村種地，勢必影響農業生產。

　　第二個問題是新中國建立的體製，是建立在工人在城市做工，農民在農村種地的“工農分工”前提下，城市的各種體製都是按照“工農分工”的原則設計的。農民進城打工，就打破了“工農分工”的布局，出現一種新職業“農民工”。“農民工”到底屬於農民，還是工人？身份說不清楚。

　　過去城市的各種製度，都是為純粹的工人設計的，這些身份不明的“農民工”進城後，當然無法得到純粹工人的待遇，無法得到所謂的“市民權”，這勢必讓進城的農民工感到自己受到歧視。因此，有人提議：取消戶籍製度，讓農民平等地進城來工作。

　　這種想法或許是好意，但是把事實完全搞錯了。事實上，農業戶口不是歧視農民，反而是起到保護農民的作用。其實最反對取消農業戶口的，不是別人，正是農民本身。

　　有些人對此不解，因為他們聽到一些住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對農業戶籍製非常不滿，就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農民都希望取消農業戶口。其實住在城市生活的農民，畢竟是少數，他們代表不了大多數在農村生活的農民。

　　在城市生活的農民，都是農民的佼佼者，所以才能在城市裏找到像樣的工作，能在城裏定居下去，甚至發家致富。這些佼佼者，在城市裏生活得很好，所以他們希望長久在城市裏生活下去，自然抱怨他們不能與城市的市民“平等”，因此呼籲取消戶籍製度。

　　（31）

　　在毛澤東時代，政府保證市民有工作、有住房等，所以人們都想當市民。現在政府已經不再保證市民的工作，不再保證市民的住房，所以市民權的意義就小得多了。一個市民在城裏找不到工作的話，還不如農民，因為農民畢竟還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土地，市民則什麽都沒有。

　　對於大部分不是那麽佼佼的農民來說，他們在城市裏根本找不到像樣的工作，給他們一個平等的市民權，也是廢紙一張。因為大部分不太佼佼的農民，無法在城市裏定居下去，頂多是趁年輕力壯的時候，在城裏幹苦力掙點錢，一旦年老力衰，或者得病，就不會有人再雇他們，他們隻好回到農村去。現在他們有農業戶口，有土地，打工不行還可以回去種地。如果取消農業戶口，取消他們的土地，這些人就連退路也沒有了。

　　因此，對於大部分不太佼佼的農民來說，給他們一個市民戶口，而不保證他有工作，還不如農民戶口。因為農業戶口與土地是掛鉤的，每一個農業戶口，都分有一份土地的使用權，這份土地上的物產都歸農業戶口者個人所有。而非農業戶口就沒有土地的使用權，當然也得不到土地上的物產，收入隻有靠自己的勞動力。

　　如果取消戶籍製，取消農業戶口，都改成非農業戶口，就等於取消了農民們的土地使用權，土地全部收回國家，農民變成沒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業工人。這樣一來，農民們當然不會答應，他們寧願要農業戶口。因為農業戶口對他們來說，畢竟是一種生活的保障。如果要取消農業戶口，就要保證農民有工作，否則大部分農民是不會讚成取消農業戶口的。

　　現在的農民問題，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遺產，要想解決的話，難度是極大的。至今為止，中國政府想了很多對策來解決農民問題，也確實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很多關鍵性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今年的一號文件《關於全麵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幹意見》，這說明“三農問題(農民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依然麵臨著需要進行重大改革的局麵。

　　其實“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是分田單幹的小農經濟模式，不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問題。毛澤東曾提出用“集體化”的方式來解決“農業現代化”的思路，但毛澤東之後，這種思路不太被看好；另一種“農業現代化”的思路，是美國式的把農業“工業化”，把農民變成農業工人。但這種思路實施起來，難度也極大。

　　（32）

　　美國式模式，必須取消目前的農業戶口，取消每個農民都有的一份土地使用權。為了說明這個道理，不妨假設一個例子。假如一個農業公司，向1000個農民租用土地使用權，租得1000畝土地。該農業公司雇用農業工人，在這1000畝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現代化耕種。但等到收獲之後，該農業公司就要向那1000個農民繳納“地租”，因為農民是不可能讓你無償使用他的土地。農業公司要向1000個“地主”交租，它就必須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才有可能獲利；種植經濟價值較低的糧食，是不可能獲利的。

　　現在少數地方在給予農民一定經濟補償的情況下，征用農民的土地，租給農業公司種植經濟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獲得了成功。但這種模式無法在全國推廣，因為全國大部分地方必須種糧食，才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不可能全國都種經濟作物。

　　這樣一來，要想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美國模式種糧食，就必須改變目前的農業戶籍製度。而大部分農民不願意取消農業戶口，依舊希望擁有土地，這就使問題變得很難解決。

　　還有一種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這個難度也極大。如果把現在農民耕種的土地“贈送”給農民，實施完全私有化，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那麽首先遇到的大問題是土地的價值不平等，在大城市附近的1畝地，可以賣幾百萬元；在邊遠山區的1畝地，1萬元也賣不到。這樣大城市附近的農民得到1畝地，就等於得到幾百萬元；邊遠山區的農民得到1畝地，還不到1萬元，這樣的差距也大了。

　　另外，農村的土地搞私有化，城市的土地是不是也要私有化？農民得到一份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就等於得到一大筆財富。如果城市的土地不實施私有化，市民們什麽也得不到，肯定反對的呼聲極大；如果城市也搞私有化，怎麽搞？北京市每個市民分到幾平方米的土地？這些都是極大的難題。因此，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也是很難實施的。

　　當初中共設置“農業戶口”的初衷，絕不是一些人所說的“為了剝奪農民”、“把農民綁在土地上”，而是為了農民的利益。因為“耕者有其田”本來是農民的願望，所以才成為政治家為之奮鬥的目標。從1905年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的奮鬥目標，到1951年中國大陸實現“平均地權”這個奮鬥目標，看上去是“勝利”了，但結果又產生出人們當初沒有預想到的新問題。這再次應驗了毛澤東的口頭禪：“事情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33）

　　我們現在的“三農問題”，不僅僅是現實問題，也是毛澤東遺留下來的曆史問題。毛澤東對國家的設計，是搞計劃經濟、單一公有製，所以毛澤東時代製定的一係列規章製度，都是為了與“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製”相配套的。毛澤東之後，鄧小平對國家的設計是搞市場經濟、多種所有製。

　　因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差很大，因此毛澤東時代製定的一係列規章製度，對於搞市場經濟來說，就變成了阻礙和障礙，有必要對其進行改革。住房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這些改革，都是要改變過去計劃經濟的那一套製度，因為它們與市場經濟不配套。

　　相比之下，住房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這些改革相對比較容易。現在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因為比較容易改的，都已經改革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所以說“進入深水區”。其中最難啃的骨頭，是計劃經濟的總根基“土地公有製”，這個還沒有觸動。因為“土地所有製”牽扯到千家萬戶的利益，弄不好會惹出大亂子來，所以還沒有人願意去冒這個險。

　　當然，“土地所有製”還是屬於經濟改革範疇，要使改革進入政治體製範疇，水就更深了。很多人呼籲中央搞政治體製改革，但作為國家領導人來說，不得不考慮這裏麵的風險問題。因此，我們怎樣評價毛澤東和文革，在某種方麵也影響到後任領導人搞改革的信心和勇氣。

　　領導人搞改革，他要承擔所有因此而產生的後果責任。這裏拿工廠的老板來打比方，假設一個做皮鞋的工廠，賺錢很少，工人的工資也較低，但工廠尚可維持。此時老板提出來工廠搞改革，不做皮鞋了，改做運動鞋，因為運動鞋有可能賺錢較多。但是皮鞋廠改做運動鞋，風險很大，不僅機器設備都要重新更換，而且做出來的運動鞋質量如何，能不能賣出去，都是不能確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老板決定冒險搞改革，向銀行貸款買新機器，改做運動鞋，那麽結果是兩種：成功和失敗。如果改革成功，運動鞋大賺錢，改革帶來的好處大家都來分享，每個職工都可以漲工資，發獎金；但如果改革失敗，做運動鞋反而賠錢了，改革的壞處則由老板一個人承擔，償還銀行貸款是老板一個人的事，工人不會幫老板還貸款的。

　　（34）

　　因為改革成功了，好處人人有份；改革失敗了，壞處老板一個人承擔，所以很多老板隻要能維持，是不會去冒險搞改革的。

　　國家搞改革也是一樣，成功了全國人民都分享好處，失敗了則是領導人一個人的責任。因此領導人下決心搞改革，是很不容易的。毛澤東搞文革是一種政治體製改革，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結果文革失敗了，那麽我們怎麽評價毛澤東呢?

　　如果我們讚揚毛澤東搞改革的勇氣，理解文革的失敗是“事情的發展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認為毛澤東搞文革失敗是“好心辦壞事”，給予毛澤東較高的評價。這樣的話，就會鼓勵後繼的領導人們，鼓起勇氣去搞改革，不怕失敗栽跟頭。

　　如果我們因為毛澤東搞文革失敗，就把他說成是“胡鬧”，甚至把毛澤東搞文革理解為“對政敵的報複”，給予毛澤東很低的評價。這樣的話，就會讓後繼的領導人感到寒心，對搞改革望而卻步，不願意冒著挨罵的風險去搞改革。

　　因此，我們對毛澤東的態度，也影響到中國今後改革的步伐和力度。我們越肯定毛澤東，就會湧現出越多敢於冒風險的改革家；我們越否定毛澤東，改革家就會越少。

　　最後，我們再從大曆史的角度，討論一下毛澤東路線的成功與失敗。首先從曆史的角度，討論一下國家的發展方針。

　　古今中外的國家，其發展方針，從大的方麵看，不外乎兩種：“富”與“強”。所謂“富”，就是老百姓生活富裕；所謂“強”，就是國家軍事力量強大。古今中外的國家，按照“富”與“強”兩個標準來看，可以分為四類：既富又強、富而不強、強而不富、不富不強。

　　雖說每個國家都渴望同時實現“富”與“強”，可是當魚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時候，是優先向“富”的方向努力，還是優先向“強”的方向努力，這是一個國家領導人要考慮的國家發展戰略。

　　二戰前的日本，是一個優先向“強”方向努力的國家，我們稱之為“軍國主義”。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時，日本的武器裝備和軍隊訓練等“強”的方麵，大大優於中國；但日本在“富”的方麵，並沒有多少優勢。當時日本老百姓的生活也很窮困，窮人遇到災荒就要賣兒賣女，和中國也差不多。日本是把一切可以用的錢，都用在軍事上，是一個典型的“強而不富”國家。二戰後，日本又改弦易轍，優先向“富”的方向努力，變成一個典型的“富而不強”國家。

　　（35）

　　中國曆史上的大唐帝國，是“既富又強”的典型。但進入宋朝之後，中國就變成一個“富而不強”的國家。北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都超過北方的金國十倍以上，但卻打不過金國，被金國滅亡。在江南建立的南宋小朝廷，其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也遠在金國之上。但南宋卻是一個軍事弱國，南宋皇帝要向金國屈辱地稱臣，向金國進貢。

　　南宋皇帝趙構給金國皇帝的國書寫道：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籓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是：臣下趙構說，承蒙上國皇帝恩準我們為外藩屬國，我發誓要世世代代永遠稱臣。每年皇帝的生日及新年，都派遣使節去祝賀。每年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每年春天到泗州交納。如果我違背誓言，就要找到天譴，身死國滅。趙構現呈進誓約，並匍匐地上懇請上國早日下詔書，使弊邑稱臣有個永遠的憑證。

　　金國皇帝的詔書說：皇帝若曰：谘爾宋康王趙構，不吊天降喪於爾邦。今天其悔禍，願身列於籓輔。今遣使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其恭聽朕命。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是：皇帝說：告訴你宋康王趙構，是天要滅你的國家。今天你對過去惹的禍表示後悔，願為我的外藩屬國。今天遣使節冊命你為皇帝，國號宋。你要世代臣服，永做我的護衛。你要恭敬地服從我的命令。

　　到了近代的鴉片戰爭，中國在“富”方麵，GDP規模等經濟實力，也不亞於英國。中國戰敗，還是敗在“強”上。最典型的是，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莞爾小國日本，屈辱地割地賠款，絕不是因為中國不夠“富”，而是因為中國不夠“強”。

　　（36）

　　因此，當時中國的政治家和領袖人物，給中國製定的奮鬥目標，都是優先發展“強”，而不是優先發展“富”。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有一組浮雕，上麵的曆史人物，都是為中國的“強”奮鬥獻身的人，而不是為中國的“富”奮鬥獻身的人。

　　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而不是宣布“中國人民富起來了”，就是強調中國實現了“強”的奮鬥目標。

　　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建國方針是優先發展“強”，優先發展軍工，搞全民皆兵，備戰備荒，深挖洞，都是體現在發展“強”上。

　　毛澤東時代搞出的“兩彈一星”，更是為中國的“強”打下了物質基礎。毛澤東對中國的“強”，是貢獻很大的人物。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的兩次對外戰爭：抗美援朝和中印戰爭，中國軍隊都表現出足夠的“強大”，一掃舊中國的“富而不強”印象，使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後，第一次感到自己“強大”起來了，也使外國人第一次感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軍事強國”。

　　毛澤東之後，鄧小平的建國路線則是優先發展中國的“富”。鄧小平對中國的“富”是貢獻很大的人物，但在“強”的方麵，基本上是依靠毛澤東打下的底子。

　　所以說，毛澤東對中國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強”的方麵；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富”的方麵，兩人加起來，就是“富強”了。

　　現在有人批評毛澤東的建國路線失敗，說：“毛澤東不應該搞那麽多軍事，應該集中力量發展經濟。”這個問題從大曆史的角度來看，並不能說毛澤東的建國路線失敗了，至少毛澤東奠定了中國“軍事強國”的地位。

　　近代中國的“富而不強”，是一個曆史老毛病了，因而總是內憂外患不斷。是毛澤東第一次克服近代中國的老毛病，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國”。盡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強而不富”的，但這並不能改變它的劃時代曆史地位。

　　如果不是毛澤東解決了中國“強”的問題，中國的內憂外患不斷，鄧小平也不可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我們今天能夠和平發展，不應忘記毛澤東對中國“強”方麵的貢獻。

　　（37）

　　最後談一下“毛澤東思想”問題。對於“毛澤東思想是什麽”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裏隻談一下我們個人的看法。

　　我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東西，並不是“農村包圍城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那些理論，而是毛澤東的思想方法。為了說明毛澤東的思想方法，我們從毛澤東一貫反對的兩種“主義”出發進行說明。這兩種“主義”就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早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就提出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因為這兩種“主義”對革命事業的危害很大。

　　“教條主義”的詞典解釋是：“不對具體事物進行調查研究，隻是生搬硬套現成原則、概念來處理問題的思想作風。”這樣的解釋，是典型的“越解釋越糊塗”。那麽“教條主義”究竟是什麽呢?

　　現在有一句簡單易懂的哲理名言：“別人成功的經驗是不能複製的”，這句話其實就涵蓋了“教條主義”的核心思想。用簡單易懂的話來解釋“教條主義”，那就是“試圖複製別人成功的經驗”。

　　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成功，毫無疑問是一個非常好的成功經驗。當時中共黨內流行一種思潮，試圖“複製”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在大城市搞暴動。中共試圖複製蘇聯的成功經驗，卻因為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結果輸得一塌糊塗。直到毛澤東提出不照搬蘇聯的經驗，獨創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才把中共引導到勝利的軌道上。

　　現在看來，試圖複製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是愚蠢的，但在當時的中共高層，複製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一度曾比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更有市場。這也是有道理的，因為“教條主義”者的理論是：蘇聯人這麽幹成功了，所以我們這麽幹也能成功。而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尚沒有成功的前例，所以很難讓別人相信這條路一定能成功。直到毛澤東屢戰屢勝，農村根據地越打越大；而教條主義者們屢戰屢敗，實在搞不下去了，人們才開始承認毛澤東創新的“農村包圍城市”理論是真理。

　　很多人誤以為“教條主義”是過去的革命時期獨有的錯誤，與自己無關。其實不然，“教條主義”是我們大家都經常犯的錯誤，今天也到處可以看到試圖“複製別人成功經驗”的失敗者。這裏舉一個現代版的“教條主義”經驗教訓。

　　（38）

　　2002年，留學生施尚榮回國創建尚德公司，生產矽太陽電池。正趕上世界掀起清潔能源熱潮，又得到無錫市政府的大力扶持，於是尚德公司飛速發展。2006年，尚德公司的矽太陽電池生產規模達到世界第二位，施尚榮本人也驟然身家186億人民幣，成為2006年中國最為富有的“首富”。

　　施尚榮的巨大成功，引起一陣照搬“施尚榮成功經驗”的太陽電池熱。各地政府也學無錫市政府的成功經驗，大力扶持太陽電池項目，全國各地都在大幹快上“太陽電池項目”，一時間太陽電池在中國遍地開花。由於矽太陽電池的生產技術不是很難，所以很快中國就成為世界最大的太陽電池生產國。

　　但中國卻沒有因此而獲益，因為全國各地到處興建太陽電池生產廠，使中國的太陽電池生產能力很快達到40GW，而全球的太陽電池需求量不過27GW，出現嚴重的“供過於求”。在供過於求情況下，各個廠家隻好壓價競售，使太陽電池價格暴跌，太陽電池生產行業全麵普遍虧損，許多公司破產倒閉，就連施尚榮創建的尚德公司也破產倒閉了。

　　這就是典型的現代版“教條主義”錯誤，大家都想複製施尚榮的成功經驗，都想成為第二個施尚榮，結果不但沒有出現第二個施尚榮，反而整個太陽電池行業都債務累累，搖搖欲墜了。這種失敗，與當年王明搞“教條主義”的失敗是何其相似。當年王明等人搞“教條主義”，把中共在江西的根據地丟得一幹二淨，紅軍被迫長征，20萬人隻剩1萬人，幾乎徹底失敗。

　　盡管“教條主義”錯誤的慘痛教訓比比皆是，但仍不斷有人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比如現在不少提出：中國要複製美國的成功經驗。美國的確搞得很成功，實現“既富又強”的理想。但我們不能忘記，“別人成功的經驗是不能複製的”，中國如果複製美國的經驗，能成功嗎?

　　這種想法，其實與當年王明等人“教條主義”想法是一樣的。王明說：因為蘇聯成功了，所以我們按照蘇聯的辦法和經驗幹，就也會成功。現在這些人也說：因為美國是成功的，所以我們按照美國的辦法和經驗幹，就也會成功。如果中國照搬美國經驗，會不會也像王明一樣，輸得一塌糊塗呢？關於美國經驗，後麵還要提到，這裏先說“經驗主義”。

　　（39）

　　用簡單易懂的話來解釋“經驗主義”，就是“試圖複製自己過去的成功經驗”。過去自己成功了，於是就以為將來按著過去的成功經驗辦，就一定也能成功。這種想法顯然是用靜止不變的“形而上學”思維思考問題。過去的成功有它的環境背景，而將來的環境背景變了，因此過去的成功經驗也是不能照搬的。

　　中國有個寓言“守株待兔”，就是形容“試圖複製和照搬過去的成功經驗”，以為過去的幸運還會再現。現代版的“經驗主義”失敗教訓也不少，典型的例子也是上述的施尚榮的例子。在全國各地到處建太陽電池廠，太陽電池價格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施尚榮應該趕緊改行幹別的，為企業重新打開一條的出路。可是施尚榮卻認為自己過去搞太陽電池獲得巨大成功，將來就還會繼續成功。因此他不但不撤出太陽電池行業，反而繼續投資擴大生產。

　　2013年5月，施尚榮的無錫尚德公司申請破產，總負債額高達174億元，其中70億是來自銀行。為什麽銀行會借那麽多錢給施尚榮？因為他們也犯了“經驗主義”錯誤，認為施尚榮過去賺了大錢，所以今後也還會繼續賺大錢，因此敢大量借錢給施尚榮。

　　毛澤東之所以反複強調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是因為這兩種“主義”給人們造成的危害太大了。縱觀毛澤東一生，他沒有犯過“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毛澤東沒有試圖複製別人的成功經驗，也沒有試圖複製自己過去的成功經驗。毛澤東一生所幹的事情，都是圍繞著“獨創”這兩個字。毛澤東搞的文革，被稱為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不管這場文革是成功還是失敗，“史無前例”這四個字是當之無愧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他的思想方法：不模仿別人，不迷信自己，勇於創新，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

　　毛澤東提出並努力實踐的“農村包圍城市”，是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毛澤東走成功了；毛澤東提出並極力推動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毛澤東走失敗了。但不管成功還是失敗，它們都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鼇。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這就是毛澤東思想。

　　這裏再說幾句題外話。中國能複製美國的成功經驗嗎?

　　不可否認，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是實現了“既富又強”的成功國家。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國家，都在學習美國經驗，都想複製美國的成功。但至今為止，世界上並沒有出現第二個美國，這本身也證明上述哲理：“別人成功的經驗是不能複製的”。

　　　（40）

　　沒有一個國家學美國成功，這裏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國情。對於中國來說，要想複製美國經驗，自然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難，但最主要的困難，我們認為是民族問題。

　　現在所謂“西方七國”發達國家，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都是單一民族國家，美國和加拿大是移民國家，它們都沒有民族問題，所以它們搞民選製能夠成功。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如果搞美國那樣的民選製，勢必引發棘手的民族獨立問題。

　　前蘇聯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國家，一旦搞了民選製，結果就是國家分裂。有人認為：國家分裂也沒什麽，不一定是壞事。然而事實並非那麽簡單，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和平地”分裂成幾個國家，那倒真是“沒什麽”。問題是國家分裂的同時，往往伴隨著戰爭。

　　我們可以把國家分裂理解為“分家”，原來大家在一起生活，並不計較這張桌子歸誰，那張椅子歸誰。可是一旦分家，問題就來了：桌子分給誰？椅子分給誰？大家會因為分配財產而爭得麵紅耳赤，弄不好就要大打出手。

　　國家分裂也是一樣，人們會為了這塊土地歸誰、那塊土地歸誰而爭得麵紅耳赤，弄不好就大打出手。在國家分裂時，領土紛爭幾乎是必然出現的。最近，俄羅斯與烏克蘭因為領土問題，發生嚴重爭執，雖然還沒有大打出手，“小打”已經有了，將來“小打”說不定又會變成“大打”。

　　可以預計，中國一旦學美國搞民選製度，勢必出現嚴重的民族獨立問題，進一步引發領土紛爭，再進一步又會麵臨戰爭危險。一旦出現有可能引發戰爭的危機，對國家經濟發展就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首先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看到戰爭危險會紛紛撤出，引發國內大量的失業問題和金融問題。據中國官方的數字，2013年中國的外資企業占中國外貿總值的46%。所以一旦出現外資大量逃離，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是非常嚴重的。

　　因此，按照毛澤東思想的精神，中國不能犯“教條主義”的錯誤，照搬美國經驗；也不能犯“經驗主義”的錯誤，照搬過去毛澤東的經驗或鄧小平的經驗。中國隻有創新，隻有大膽闖出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新路，才能實現“國強民富”的願望。其實，我們不妨想一下，我們學美國經驗，美國又是學誰的經驗？顯然，美國經驗不是從哪裏學來的，而是美國人自己創新出來的。正應“成功的經驗不能複製，能複製的經驗不是成功”。

　　毛澤東從一個普通農民，奮鬥到人生成功的頂點，這絕不是偶然的。毛澤東成功的背後，就是他的毛澤東思想。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理解毛澤東思想，使我們避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也是有助於引導我們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

　　到這裏，我們這個係列文章就結束了。後麵還有一個《後記》，主要說明一下寫作這個係列文章所用的主要參考文獻，以及一些個人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