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七七（崇新嶽 百思峰 ）

第26節 毛澤東身後的鬥爭

　　（1）

 

　　1976年6月25日，毛澤東寫下最後一個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此後毛澤東已無力做出任何指示，因此毛澤東的政治生命到此結束。盡管毛澤東的肉體生命一直延續到1976年9月，但他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6月就結束了。也就是說，從1976年7月開始，中國就進入了毛澤東身後的時代。眾高官已經不再受毛澤東的束縛，奪權鬥爭也在開始悄悄地展開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這次毛澤東的身體確實是無力去參加追悼會，也無力去遺體告別。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逝世相比，朱德的逝世是比較突然的。毛、周兩人都是患了不治之症，有一個身體逐漸衰弱的過程。而朱德在逝世前半個月的6月21日，還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外賓。然而就在這次會見中，朱德受涼感冒，引發肺炎，突然去世。

　　盡管朱德自從建國以後就一直坐冷板凳，但他在黨內和軍內的威信，依然相當高。朱德的身體一直不錯，到1976年的時候，雖說朱德已經90歲高齡，但他並沒有什麽大病。沒有意外的話，朱德活到毛澤東死後，應該是問題不大的。可是偏偏就出了意外。

　　1976年5月以後，中央決定毛澤東不再會見外賓，由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代替毛澤東會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這樣朱德不像以前那麽輕鬆了。盡管會見外國領導人隻是禮儀上的事情，但這對於90歲高齡的老人來說，也是一件“重體力勞動”。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時來到人民大會堂，準備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可是會見時間到了，外賓還沒到。在這種情況下，朱德也不便離開，隻好在休息室裏等候。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次會見的時間推遲了1小時，但事先沒有人通知朱德，這就讓朱德在放有冷氣的休息室裏等了1小時。

　　這樣的事情，應該說是外交部工作人員的嚴重失誤。因為國家領導人的活動日程安排十分緊張，時間都是按分計算的，讓領導人白白等一個小時，打亂了領導人的日程安排，會造成很大的損失，這是一件嚴重的錯誤。如果這種事發生在毛澤東或周恩來身上，外交部的有關領導是要受到嚴肅的處分。因此有關人員也十分重視，不敢在毛澤東或周恩來這些日理萬機的大忙人身上，發生這種低級錯誤。

　　對於朱德這樣坐冷板凳的人，外交部的人就不那麽重視了。也許他們認為朱德是閑人，讓他等一等也沒關係。另外朱德的脾氣也好，不至於為此事生氣罵人，所以外交部的人也不怕朱德，更不重視了。當然人們也沒想到，讓朱德等這1小時，居然要了他的命。

　　（2）

　　朱德在冷氣房間裏坐了1小時，當時就感冒了，回到家就開始咳嗽，並有低燒。當時醫生診斷認為隻是患了感冒，開了一些藥，也沒有特別在意。可是朱德的感冒一直不愈，4天後的6月25日，朱德又出現腹瀉，這時醫生才趕緊讓朱德住院治療。

　　住院後，朱德的病情加重，多種病症並發，高燒一直不退。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劇惡化，李先念、鄧穎超等人去醫院看望。7月6日下午，朱德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同日，新華社播發了朱德去世的訃告，組成以毛澤東、華國鋒等人為首的朱德治喪委員會。

　　當時中央確定的朱德治喪規格是：“略高於董老（董必武）。宣傳規格除報道統一安排的治喪活動以外，不組織報道各地及群眾的悼念活動。在治喪期間，除了7月11日追悼會這一天，全國停止娛樂活動外，其他日期電台電視台的文藝節目減少，而不是停止。”主管宣傳的姚文元還特別強調：“不要像總理逝世時，文藝節目停止。”總體來說，朱德的治喪規格要低於周恩來。

　　7月8日朱德遺體火化，送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7月9日，在北京為朱德舉行吊唁儀式，毛澤東送了花圈。7月1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朱德追悼大會，5000人參加。

　　按照朱德治喪的規格，廣播電台和電視台都沒有實況轉播追悼會。朱德追悼會由王洪文主持，華國鋒致悼詞。

　　朱德的悼詞說：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朱德同誌對建設和發展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對建設和壯大革命根據地，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建設我國的革命政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黨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我們要學習朱德同誌不斷革命的精神，學習他一貫忠於黨，忠於人民，努力學習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學習他堅定勇敢地對敵鬥爭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品質，學習他無產階級的優良作風。

　　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深入開展批判鄧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反修防修，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

　　（3）

　　朱德的去世，固然是偶然因素觸發的，但其中也有必然因素。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朱德在周恩來去世、毛澤東病重後，露麵過於頻繁，過於活躍了一些。朱德不顧90歲高齡過多拋頭露麵，這必然容易導致疲勞，容易引發感冒，這些對於90歲高齡的人來說，都是致命的。如果朱德把“活過”毛澤東視為第一目標，推掉一切外事活動等“重體力勞動”，不拋頭露麵在家靜養，他應該可以活到毛澤東之後的。

　　如果朱德活到毛澤東之後，他要想“接班”是困難的，畢竟年齡太大。但在毛澤東之後，朱德將是成為說話最有權威，最有份量的人，將對中國政局產生重大影響。哪怕是朱德比毛澤東多活一、兩個月，中國的曆史進程也可能會有所改寫。朱德在毛澤東之前離世，似乎也是某種“天意”。

　　朱德去世對江青集團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江青集團在文革中多次“整”過朱德，雙方結怨不少，朱德是不太可能支持江青集團的。現在朱德先走了，讓江青集團在毛澤東身後的競爭，少了一個強有力對手。

　　1976年7月以後，在毛澤東已經無力過問政事的情況下，周恩來、鄧小平集團與江青集團的鬥爭，越來越熾熱起來。鄧小平被打倒後，葉劍英成為了這個集團的核心人物。在周恩來晚年，葉劍英與周恩來的關係最為密切。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說：

　　周恩來住在三零五醫院期間，葉劍英幾乎每天親自打電話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遠在海南島，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點鍾左右，有人喊我接電話，當我拿起話筒，總機接線員告訴我：“是葉帥打來的電話。”

　　我知道，葉劍英與周恩來是同齡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問候：“葉帥，我是張大夫，您好！這麽晚了，您還沒有睡啊？”

　　葉帥老人家以濃重的廣東梅縣客家人的鄉音，向我了解總理的病情：“張大夫，我現在在海南島。總理的情況怎麽樣？”

　　我們每天都要對葉帥報告周恩來的病情，他每次問得很細致。這次葉帥來電話的當兒，正好周恩來那兒也要找我說事，所以我隻能向葉帥簡要地匯報了幾句，好在他對總理的病情都了解。

　　葉帥一聽是周恩來要找我，就說：“好吧，就這樣，你去吧。”便將電話掛斷了。

　　我當時想，葉帥遠在海南島，這麽晚了，他老人家還沒有睡覺，心裏總牽腸掛肚地惦著總理的病情。這老一代革命家之間，近半個世紀的友誼，至深至誠，就是不一樣。

　　（4）

　　1976年中央《1號文件》稱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可是陳錫聯有自知之明，對葉劍英很尊重，重大問題都要征求葉劍英的意見，所以實際上仍然是葉劍英在指揮軍隊。據《葉劍英傳》記述：

　　當時，毛澤東正處在重病期間，在“四人幫”咄咄逼人的氣勢下，葉劍英和其他許多老幹部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憂心如焚，他們在思考和醞釀除害救國的良策。

　　久經沙場負有盛名的老將軍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後，就常在老同誌之間“串門子”，溝通消息。王震非常尊重和信賴葉劍英，曾多次到他那裏反映“王、張、江、姚”的問題，並提出：“為什麽讓他們這樣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葉劍英不動聲色，做了一個打啞謎的手勢：伸出右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一按，不讓王震再往下說了。王震會意，要等待時機。

　　葉劍英問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過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聯係，還囑咐他多到老同誌那裏走動走動，聽聽他們的意見。

　　王震自告奮勇當“聯絡參謀”，悄悄走訪老同誌。對於葉劍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辦，並把辦理的結果和了解到的情況、意見以及各方麵的動向，隨時匯報。

　　王震等人急於動手，而葉劍英則按兵不動，等待時機。事實證明，葉劍英的靜觀不動戰術是正確的，等到毛澤東去世後再開始動手，這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而江青集團則“迫不及待”，蠢蠢欲動起來。此時鄧小平已經成為“死老虎”，他們就把矛頭指向華國鋒，給華國鋒扣一個“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的大帽子，製造輿論，試圖伺機一舉拿掉華國鋒。

　　據粉碎“四人幫”後，七機部(航天工業部)的《揭發材料》寫道：“四人幫”積極插手“七機部”，通過其代理人舒龍山、葉正光、曹光琳篡奪了“七機部”的領導權。

　　舒、葉、曹在“四人幫”的指使下，層層揪“走資派”，瘋狂地把矛頭指向華國鋒同誌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1976年5月3日，王洪文對舒龍山、葉正光說：“要通過這次把運動深入搞透。現在抓的是表麵的，要把幕後策劃者、深的搞出來。主席講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比較難的是在黨內，領導層要追下去，千萬不要手軟。該抓就抓，該批就批，該鬥就鬥，趁這個機會打翻身仗。”

   1976年6月23日，王洪文又對舒、葉說：“要抓大官，抓上線。”

　　（5）

　　舒、葉、曹對“四人幫”的旨意心領神會。舒龍山說：“黨內資產階級在黨內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從廣度上不是一個人，是一批人。從中央到地方，從幕前到幕後”。舒龍山還叫嚷：“在領導權問題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這次無論如何不能再等了。”

　　曹光琳說：“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決司令部的問題，不然要犯曆史性的錯誤。”

　　舒、葉、曹並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七機部”的一大批領導幹部肆意打擊陷害。同時，在大搞“突擊入黨”、“突擊提幹”中，把他們的同夥拉入黨內，塞進領導班子。從1976年4月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把“七機部”領導班子改組了百分之八十，篡奪了領導權。

　　1976年7月中央召開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江青集團又借此向華國鋒發難。據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公布的“罪證材料”寫道：1976年7月，中央召開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四人幫”有計劃、有預謀地利用這次會議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在會議期間策動上海市委常委黃濤、遼寧省委書記楊春甫在會上發難，向華國鋒同誌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猖狂進攻，妄圖打倒華國鋒同誌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自己上台。

　　會後，黃濤還攻擊這次計劃工作座談會是“走資派還在走的會議”，對整理華國鋒同誌重要講話記錄的同誌說：“整理記錄幹什麽，這裏麵有文章。”明目張膽地把矛頭直指敬愛的華國鋒同誌。

　　黃濤在交代材料上寫道：“在會議期間，王洪文來京西賓館找我四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楊春甫等人串連在一起，追“風源”，把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誌。”

　　黃濤在會議上的反黨講話如下：“當前，廣大幹部和群眾認真學，深入批，同鄧小平對著幹。但是他們擔心，上邊有些人“批歸批，還是照老樣子幹。”有的同誌，同鄧小平那一套貨色，豈止是共鳴，分明是合唱了！”

　　楊春甫在會議上的反黨講話如下：“國家機關的領導權，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啊？我看不是。為什麽讓鄧小平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念悼詞？我們不能不懷疑，是不是受鄧小平影響的人搞的？”

　　江青集團還試圖把“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引入軍隊，揪“軍內資產階級”，趁機在軍隊奪權。據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公布的“罪證材料”寫道：1976年6月，“四人幫”的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指使他們的親信，在上海警備區某部某連，不顧幹部戰士的反對，強行布置討論“軍內資產階級”問題。會後，他們炮製了《某連理論討論會情況報告》，上報下發。

　　（6）

　　1976年8月13日，南京軍區原司令員丁盛和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竄到這個連隊講話，鼓吹“軍內資產階級”的謬論。下麵是徐景賢、王秀珍、丁盛的講話記錄(節錄)

　　徐景賢：“辯論軍隊有沒有階級鬥爭，有沒有資產階級，有沒有走資派，有三種不同的看法。有的領導不同意，說頭腦發熱。我看，他們是考慮問題很深，不是頭腦發熱。”

　　丁司令：“就這個問題開展討論。我們有許多單位不敢，還怕。”

　　王秀珍：“對資產階級在黨內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實踐上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丁司令：“在軍區開會，我講了，鄧小平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階級，是一條路線，要批深批透是要費力氣的。資產階級在哪裏？走資派還在走。這個我們是一樣的適用，為什麽軍隊沒有資產階級？”

　　徐景賢：“丁司令講話旗幟鮮明，帶頭講路線鬥爭。我讚成把黨內資產階級的討論更深一步，你們討論‘軍內資產階級’這個問題，具有極大的尖銳性。這個問題是頭腦清醒提出來的，不是頭腦發熱提出來的。”

　　江青集團除了大造輿論之外，也沒有忘了武裝力量的重要性。他們不掌握軍隊，但掌握著上海民兵的指揮權，於是他們就試圖依靠上海民兵，建立自己在上海的“軍事基地”。當時他們搞了一個《上海民兵十年規劃設想意見》，該《設想意見》寫道：根據市委領導關於加強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民兵建設，全市裝備民兵10個高炮師，185個高機連，3個地炮師，1個火箭團，1個水陸坦克師，36個武裝基幹團，580武裝基幹連，4212個武裝基幹排，1個摩托團，1個通信團，共裝備民兵65萬人。

　　據後來王秀珍的交代材料說：“四人幫”抓不到軍隊，就抓“第二武裝”。王洪文多次攻擊軍隊不可靠，路線不端正。軍隊不能領導民兵，民兵的指揮權要掌握在市委手裏。民兵指揮部這個班子要配備好，要把總工會常委多派進去，他叫我們配備人。

　　1976年6月，關於毛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黨組織負責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緊了訓練，隨時準備“造修正主義的反”。王洪文問馬天水：“倉庫裏還有多少武器沒有下發？”

　　馬天水告訴他一個數字，他還問馬天水武器在那個倉庫裏放著？馬天水說：“在警備區倉庫。”

　　王洪文說：“不要放在軍隊倉庫裏，放在軍隊倉庫裏不放心，要下發到民兵手裏，打起仗來民兵手裏有武器等等。”王洪文還說：準備上山打遊擊。

　　（7）

　　在毛主席病重期間，馬天水告訴我，王洪文打電話給他，急催發槍。後來，市民兵指揮部寫了發槍的報告給市委，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

　　馬天水也在交代材料上寫道：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揮部送來一份發槍報告，7月3日我就批複同意都發下去，立刻批了‘立即發’三個字。

　　為什麽這樣急於發槍？當時正是毛主席病重時期，擔心發生內戰，要趕快加強民兵這支力量。同時這也與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談話有關係，丁盛談話也談了打內戰問題。

　　後來審判“四人幫”時，對丁盛的起訴書寫道：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積極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團。1976年毛主席病重期間，江青反革命集團加快了陰謀奪權的步伐。1976年8月8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飯店看丁盛時，進行了密談。

　　他們談了在毛主席逝世後可能“打內戰”，分析了上海附近駐軍領導的政治態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對馬、徐、王說：“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軍，這個軍我指揮不動。這個軍的幾個師，就擺在無錫、蘇州到上海這一線，我很擔心。有什麽事件，對上海是個大威脅。”

　　丁盛並提醒馬、徐、王說：“你們要有所準備”。丁盛還表示：“我是準備殺頭的”。

　　隨後馬天水即給上海民兵突擊發了各種槍支7萬餘件，炮3百門，子彈、炮彈1千多萬發。

　　然而丁盛對此判決不服。在1985年，丁盛寫了一份《申訴書》：我本著尊重客觀事實、相信黨的實事求是政策的態度，再一次將我的問題以及目前處境向組織詳談。望組織明察，重新審理，早日澄清我的不白之冤！

　　早在1977年3月，華國鋒在未經任何調查與核實的情況下，就在全軍工作會議上給我定了密謀、策動武裝叛亂的基調，以後便照此辦理。1977年3月26日宣布我停職審查，未經任何法律手續，將我先後關押兩次，長達兩年之久。六年內除專案組具體辦事人員外，沒有任何人找我談話，沒有任何人找我核實材料。

　　1982年6月，我向總政檢察院、法院三名幹部反複詳談了8月8日和9月3日的談話內容，並一再聲明：絕對沒說馬、徐、王捏造的口供，也不可能說類似的話。但他們還是強行宣布我觸犯刑法，密謀、策動武裝叛亂罪。

　　1982年7月31日，軍區政治部王副主任給我念總政電話通知：“退出現役，每月生活費150元，享受一般幹部待遇。”

　　1982年11月由專案組一名幹事口頭通知我：“開除黨籍。”至今我沒見到處理我的正式文件。我幾十年的黨籍、軍齡便告此結束。冤枉！我想不通。

　　（8）

　　如果毛澤東的接班人是林彪那樣的強人，不會有人覬覦領導人的寶座；可是華國鋒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不免引起有些人產生“取而代之”之心。如果毛澤東不在了，對於周恩來、鄧小平集團來說，是獲得解放，對於鄧小平來說，更是東山再起的機會；而對於江青集團來說，則是失去靠山；對於華國鋒來說，也同樣是失去了靠山。

　　因此，江青集團和華國鋒都要考慮失去毛澤東這個靠山之後，自己下一步該怎麽走。從江青集團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們有上、中、下三個策略。上策是爭取在毛澤東離開人世之前，扳倒華國鋒，最後獲得毛澤東的“欽定接班人”，真正上台接班；中策是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獲得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支持，取得中央政治局的主導權；下策是武裝“起義”，領導武裝民兵，策動群眾造反派，用武力奪權政權。不管是哪個策略，江青集團都沒有準備退卻，沒有準備投降，他們準備戰鬥到底。

　　後來審判“四人幫”時，姚文元講了他當時的心態。姚文元對審訊員交代說：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後一天，我的思想狀況。先從1976年7月下旬說起。新華社轉給我一封河南分社記者寫給我的“親啟信”，並要求我把此信轉給毛主席。這封信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審訊員：信裏寫的是什麽內容？

　　姚文元：這位記者寫信反映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人，1976年初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看他時講的一番話。這封信寫得很露骨，給我印象比較強烈的有：

　　一、用很壞的語言攻擊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說毛主席活不了幾天了；

　　二、攻擊華國鋒總理沒有能力，說他現在雖然擔任了總理，但在工作上一邊向李先念問問，一邊向張春橋問問，這樣把兩邊的意見湊起來做工作，還特別攻擊他在外事工作上沒有經驗；

　　三、還有許多吹捧紀登奎的話，說他父親如何有能力，現在不高興多管事，不高興出主意了；

　　四、他還說現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爭，說：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是因毛主席還活著。隻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風之類的話；

　　他還說老派、新派無論誰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較起來還是老派上台好一些。

　　紀登奎的兒子還對這個組織部長說：要他回去給省委打個招呼，對將來的事情要做好準備。

　　這位記者還反映河南省委在聽到這個組織部長傳達後的情況，如劉建勳（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等人的態度。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寫信人了解到很多的秘密。

　　當時毛主席已經病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華國鋒主席已搬進中南海。我看了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麵我不大相信，因為信中有些情況不確實，比如信中說毛主席患了喉頭癌，就不對。另方麵，又覺得是不是有某種根據。

　　（9）

　　這裏根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雜些內部的情況。

　　我覺得不管怎麽樣，毛主席逝世後，我的確有垮台的可能。

　　這封信收到後，我思忖再三覺得不能轉給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經病重了。我又不願轉給毛遠新，也沒有送給華國鋒主席，因為信裏有些話是說他的。我更沒有想到送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這封信就一直壓下來了，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裏。

　　當時，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時候，華主席、張春橋找我談話，要我和紀登奎負責準備文件，以我為主。我接受了這個任務，和紀登奎一起找了辦公廳的周啟才、李鑫等幾個人。在中南海準備文件，包括《告人民書》等一整套計劃，搞好後封存在那裏。

　　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幾個宣傳單位負責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後的宣傳工作。

　　審訊員：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文元：有新華社的朱穆之、《人民日報》的魯瑛、《光明日報》的莫艾、《紅旗》雜誌的許健生、中央電台的鄧崗。談完話後，我又單獨把魯瑛留下來，我對他說：“這幾天要是你們到處找我，突然找不到我這個人了，你要繼續做好報紙出版工作。現在階級鬥爭形勢還是很複雜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樣，還要看一看。”

　　我想利用這種暗示的形式，告訴他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講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內容告訴他，我當時看他的樣子好像並不懂。不管我這話對他產生什麽影響，我都要負責。

　　審訊員：僅僅是紀登奎的兒子談話內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麽震驚嗎？還有什麽其他原因？

　　姚文元：沒有這封信，我也會感到自己會被批判的。過去毛主席一直是保護我的。但沒有這封信，我是不會對魯瑛講那番話的。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同國鋒、洪文守靈；接待朝(鮮)、阿(阿爾巴尼亞)、羅(羅馬尼亞)等國使節，許多外賓在主席遺體前失聲痛哭，表現了各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知為什麽，江青沒有參加會見。後來她提出政治局開會，在會上，因為遺體問題和華國鋒吵起來。她的言詞很激烈，大家都不滿意，這樣下去會很危險。

　　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開始疏遠她。我不能這樣做，要努力幫助她，支持她，要對得起主席。

　　晚上，同英(姚文元之妻金英)長談，重點是國內形勢和黨內鬥爭。她的政治嗅覺很敏銳，和我有同樣的預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會趁機鬧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準備。我和英最擔心的是孩子，他們尚小，不諳世事，能經受得住殘酷鬥爭的考驗嗎？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來為什麽老想到孩子？為什麽變得這樣多愁善感，這是意誌消沉和怯弱的表現。我要振作起來，要充滿信心。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戰鬥。

　　記住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歡的生活——戰鬥！”

　　（10）

　　姚文元意識到自己很可能會垮台，但他還是決定“要勇敢地投入戰鬥”、“要對得起主席”，這應該也是“四人幫”其他成員的心態。“四人幫”在毛澤東身後，想到的首先不是生存，而是戰鬥。然而華國鋒卻沒有這種“勇敢地戰鬥”和“對得起主席”的心態，江青集團說他是“機會主義者”，似乎並沒有說錯。華國鋒首先想到的是生存，這是機會主義者的特征。不管東風還是西風，哪邊風大就往哪邊靠。

　　華國鋒也很清楚，毛澤東走後，他失去了靠山，他要堅持毛澤東的路線，日子肯定不好過。所以華國鋒就想找有利於自己生存的出路，他看到周、鄧集團的勢力比江青集團大，於是就往周、鄧集團那一邊靠。在1976年5月以前，華國鋒批鄧的態度還是比較堅決的，可是等到1976年6月毛澤東的身體垮了之後，華國鋒就不在關注批鄧等政治問題了，而是轉向抓經濟，不得罪人。在江青集團看來，華國鋒此舉，是對毛澤東的背叛，這也是江青集團要攻擊華國鋒的重要原因。

　　張鐵生在毛澤東逝世後，公開批評華國鋒說：華現在是第一號人物了，已經是很顯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幹什麽？他在計委會上的講話，與洪文的講話就不一樣，不能說絕然不同，但起碼是有差距。華的講話對右的人是一個鼓舞，他可是國家的一把手了。

　　我真擔心，這樣一個思想路線是右的、滿腦子舊的東西、大搞唯生產力論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支持擁護者。

　　從後來的曆史發展來看，江青集團和華國鋒都沒有遵循毛澤東的初衷。毛澤東希望江青集團作為“火種”生存下去，而江青集團卻選擇了“戰鬥”而不是“生存”；毛澤東希望華國鋒忠於他，毛澤東認為華國鋒這個人是忠誠可靠的，不至於做出“對不起他的事”。毛澤東給華國鋒的底線是保持中立，至少不能靠到周、鄧集團那邊去。如果華國鋒靠到周、鄧集團那邊去，毛澤東提拔華國鋒的舉措，就完全失去意義了。但最後華國鋒還是靠到周、鄧集團那邊去了，而且是主動靠過去的。

　　據李先念的兒子李小林回憶說：程振聲（李先念的秘書）說，1976年9月11日，毛澤東去世兩天後，華國鋒以去北京醫院看病為名，來到西黃城根9號的我家，父親對華國鋒的到來頗感意外。

　　兩人關上門後，華國鋒說：“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問一問葉帥的意見，並請葉帥考慮采取什麽方式、什麽時間解決合適。”

　　父親意外之餘，完全支持和讚成華國鋒的意見。值得一提的是，那時負責中央軍委工作的是陳錫聯，而父親與陳錫聯私交甚好。毛澤東去世後，父親與陳錫聯一起守靈。

　　（11）

　　有一次，父親去洗手間，陳錫聯隨後也跟隨其後。在洗手間裏，陳錫聯對他說：“那幾個人可能要動手，要當心。”父親急忙擺手不讓他說下去。

　　與華國鋒交談、明確了他的態度後，隔了兩天，父親對工作人員說：“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園散心。”

　　車子快到植物園時，他突然對司機和警衛說：“去西山葉帥處。”到了門口才叫警衛人員打電話，通知葉帥。據葉劍英身邊的工作人員王守江和馬錫金回憶，當葉劍英得知父親突然來訪的消息時，起初還猶豫著是否見麵，後來還是答應了。若幹年後，父親將兩人當時的密會場麵做了還原：

　　兩人坐定後，葉劍英問父親：“你是來公事奉命，還是老交情看望？”

　　父親回答：“都有。”

　　這時葉劍英打開收音機，以防有人竊聽。葉帥耳背，又加上收音機幹擾，父親說的話他聽不清楚。兩人商議用筆寫，然後燒掉。

　　李先念寫：“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葉劍英寫：“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李先念寫：“請你考慮時機和方式。”

　　葉劍英點頭表示同意，隨後葉帥寫了陳錫聯的名字，打了一個問號。

　　李先念寫：“完全可靠，請放心。”並簡要介紹陳錫聯兩次同他談話的情況。

　　兩人連寫帶談不到30分鍾。告別前，他們還特別小心地燒掉了紙條。

　　據李先念秘書程振聲說，是華國鋒主動找李先念，繼而托李先念給葉劍英傳話，提出解決江青集團的問題。這也就是說，並不是周、鄧集團把華國鋒拉過去的，而是華國鋒主動投靠過去的。從機會主義的角度來看，華國鋒此舉是高明的。因為從當時的局勢來看，即使是華國鋒不提出粉碎“四人幫”，周、鄧集團也會采用某種方式粉碎掉他們。如果是後者，華國鋒也說不定會被一起粉碎掉。華國鋒主動提出粉碎“四人幫”，也就避免了自己被粉碎的危險。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這對於中央高層來說，一點兒懸念也沒有，當天就公布了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宣布早已準備好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極其悲痛地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宣告：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名譽主席毛澤東同誌，在患病後經過多方精心治療，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於1976年9月9日0時10分在北京逝世。

　　（12）

　　毛澤東主席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英明領袖。毛主席領導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機會主義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戰勝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使我們黨在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經過曲折的道路，發展成為今天領導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中國人民的一切勝利，都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將永遠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

　　毛澤東主席的逝世，對我黨我軍和我國各族人民，對國際無產階級和各國革命人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

　　我們一定要繼承毛主席的遺誌，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爭取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

　　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

　　同日，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等375人組成毛澤東治喪委員會。9月9日至18日，全國各地下半旗誌哀，並停止一切娛樂活動。9月11日至17日，人民大會堂舉行毛澤東的吊唁儀式，中央領導人為毛澤東守靈。9月18日下午，百萬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以最隆重的儀式舉行“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華國鋒在大會上致悼詞。

　　華國鋒在悼詞中說：幾天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都為毛澤東主席逝世感到無限的悲痛。偉大領袖毛主席畢生的事業，是同廣大人民群眾血肉相聯的。長期受壓迫受剝削的中國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翻身作了主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站立起來了。中國人民衷心地愛戴毛主席，信賴毛主席，崇敬毛主席。中國人民的一切勝利，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將永遠照耀著中國人民前進的道路。

　　……

　　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化悲痛為力量，繼承毛主席的遺誌，‘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將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華國鋒在悼詞中特別提到毛澤東的指示“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這是很不尋常的，預示著一場大的政治風波即將來臨。

　　（13）

　　毛澤東去世時，掌管國家最高權力的中央政治局構成如下：

　　一、黨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十屆一中全會選出黨中央副主席5人：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上，李德生副主席辭職，增補鄧小平為副主席；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1976年4月增補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但還沒有經過中央全會的承認。1976年4月同時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包括中央副主席。

　　因此，在毛澤東去世時，黨中央副主席為3人，排名次序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3年8月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上，李德生辭職，增補鄧小平為政治局常委。在毛澤東逝世前，朱德、周恩來、康生、董必武去世。1976年4月增補華國鋒為常委，鄧小平撤職。

　　因此，在毛澤東去世時，政治局常委為4人，排名次序為：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

　　三、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3年8月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21人：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毛澤東去世時，政治局委員有16人（姓氏筆畫排列）：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姚文元。

　　四、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沒有表決權）

　　毛澤東去世時，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為4人：吳桂賢、蘇振華、倪誌福、賽福鼎。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央政治局，除了周、鄧集團和江青集團這兩大勢力之外，還有一些像華國鋒那樣，既不屬於周、鄧集團，也不屬於江青集團的“單幹戶”。這些“單幹戶”和華國鋒一樣，後台都是毛澤東，一旦毛澤東去世，他們失去後台，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這些“單幹”的高官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們明白不管是周、鄧集團上台，還是江青集團上台，他們都要被趕出中央高層。他們唯一可以保住自己地位的途徑，就是力挺跟他們一樣的“單幹戶”華國鋒，力扶華國鋒主政。

　　同樣，華國鋒也需要這些“單幹戶”的支持，他才能上台執政。雙方在利益一致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抱成了一團。為了敘述方便，這裏把這些人稱之為“華國鋒集團”。但要注意，這些人雖然匯集在華國鋒麾下，但各自仍然保持強烈的“單幹”性格，不像周、鄧集團和江青集團那麽團結緊密。

　　（14）

　　政治局委員16人和候補委員為4人共20人中，屬於江青集團的4人：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另外候補委員吳桂賢傾向於江青集團，可以算為5人；屬於周、鄧集團的6人：葉劍英、劉伯承、李先念、李德生、倪誌福、賽福鼎；另外韋國清、許世友傾向於周、鄧集團，可以算為8人。

　　剩下的6個“單幹戶”：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陳永貴，自然匯聚到華國鋒的麾下，形成一個鬆散的組織。另外還有一個蘇振華，本來是鄧小平在第二野戰軍時代的老部下，在1966年文革前，任海軍副司令員。文革爆發後，蘇振華被作為“鄧小平安在海軍的定時炸彈”而打倒。1971年林彪事件後，海軍政委李作鵬倒台，蘇振華複出接任海軍政委，成為海軍第一把手。

　　前麵提到，毛澤東1976年4月討論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的政治局會議，特別不讓蘇振華參加，大概是擔心他這個鄧小平的老部下，會跳起來反對。其實毛澤東的擔心是多餘的，鄧小平被打倒後，蘇振華很快與鄧小平“劃清界限”，轉投到華國鋒的麾下。因此不少人可惜蘇振華在最後的關鍵時刻“站錯隊”了。

　　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周、鄧集團並不積極，最積極的是以華國鋒為首的華國鋒集團的人。參與抓捕“四人幫”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回憶說：我看抓‘四人幫’問題上，華國鋒恐怕是主導作用，沒有他的積極性，不是他的積極主動起推動作用，事情不會那樣利索的。華國鋒當時主持中央工作，是第一副主席，主席生前安排的；政府方麵他是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軍隊方麵是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這樣，華國鋒、陳錫聯一起聯手，就是黨軍政一把手。

　　粉碎“四人幫”，除了華國鋒外，最為積極的是汪東興、陳錫聯、吳德、蘇振華這四個人。紀登奎和陳永貴不掌握軍隊，不能起什麽作用，所以事先沒有讓他們知道。原北京市市長吳德比較詳細地回憶了粉碎“四人幫”的過程：

　　1976年8月26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幾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卻到新華印刷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活動，自稱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眾。遲群要求新華社、《北京日報》派記者采訪並發表消息。《北京日報》記者寫出的報道報送姚文元後，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發《北京日報》發表。

　　《北京日報》排出大樣送給我審批，報道是發排在頭版頭條的位置，通欄的標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同誌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認為不經中央批準，由《北京日報》發表這樣的消息，是違反組織原則的。

　　（15）

　　我當即請示華國鋒同誌，並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見。我還提出如果不發表這一消息，要有個理由答複姚文元。華國鋒想了一下說：“先扣在你那裏，如果有人問，你就說送給我了。”這篇報道沒有發表。

　　9月8日深夜，毛主席處於彌留狀態時，政治局委員分組去向他告別。我和葉帥、先念同誌是一組，毛主席當時還有意識，我們報上自己的姓名時他還知道。我記得當時毛主席的手還在動，好像要找眼鏡或什麽東西。向毛主席告別後，我們剛退身到門口，毛主席又讓葉帥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誌也沒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門口了。我看見葉帥到毛主席身邊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說什麽話，但已經說不出來。葉帥停了一會兒就出來了。

　　這個夜晚，我們誰也沒有離開，我記得我們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裏看心電圖監示器，一直看到監示器上的圖形沒有任何變化、任何跳動為止。我們在極大的悲痛中意識到毛主席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9月9日當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遊泳池）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治喪問題。江青在會上大哭大鬧，說毛主席是被鄧小平氣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開除鄧小平黨籍的決定。華國鋒沒有理會江青的無理要求。江青鬧得太厲害，會議沒法討論問題了。後來，與會的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包括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認為治喪問題是當務之急。這樣，會議才沒有討論江青提出的問題。

　　毛主席逝世以後，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糾纏，要張玉鳳將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檔案交給她。在她的多次糾纏下，有兩件毛主席的談話記錄被她拿走了。汪東興同誌知道後，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談話記錄稿，頂住了江青的胡纏。

　　當時，華國鋒同誌與我們談起過這個問題，我們一致認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製毛主席的檔案，以便從中尋找隻言片語，斷章取義，加以篡改，繼續陷害軍隊和地方的一些負責幹部，為他們篡黨奪權掃除障礙。可能是9月21日，華國鋒同誌決定將毛主席的文件、檔案封存。江青對此極為不滿，麵對麵地或在電話中長時間地同華國鋒同誌大吵大鬧。

　　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通報了毛遠新回遼寧工作的事，“四人幫”一致反對。張春橋首先提出毛遠新應留在中央，為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做準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張春橋的意見。江青還提了一條理由，說毛主席的文件、書信，別人整理不了，處理毛主席家裏的事情也離不開毛遠新。江青還是想要控製毛主席的文件和檔案。

　　（16）

　　華國鋒同誌說：“毛遠新同誌還是回遼寧，將來中央開會，如果需要他參加工作，到時還可以再來。”除“四人幫”外，與會的政治局委員一致讚成華國鋒的意見。我們覺得“四人幫”顯然是有陰謀的。會上，江青糾纏不休，說什麽把毛遠新留下來是屬於毛主席家裏的事情。對毛遠新的去留問題，江青與華國鋒不斷爭論。江青甚至說，她要與華國鋒同誌談些“家務事”，別人不願意聽的可以不聽。

　　那時，我們不願意聽她的無理糾纏，感到極度厭煩，就陸續離開了，記得汪東興留下了。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謂“家務事”，馬拉鬆的會開到第二天早晨5點。華國鋒捺著性子，隻是耐心地聽。最後，華國鋒問江青：“講完了沒有？”

　　江青說：“講完了。”

　　華國鋒立刻宣布說：“散會！毛遠新還是要回遼寧。”江青的無理糾纏失效。

　　當時中辦的秘書是米士奇，9月10日，王洪文背著中央政治局和華國鋒同誌，以中辦名義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各省市自治區的報告和請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兩天，米士奇分別給一些省、市打了電話。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接到電話後，認為這樣做不符合組織原則，懷疑有問題，張平化立即打電話將此事報告了華國鋒。華國鋒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詢後，得知都接到了同樣的電話。這就表明“四人幫”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製華國鋒同誌，企圖直接指揮全國各地，進而奪取中央最高權力。

　　9月11日，華國鋒借口身體不好，要到醫院去檢查。“四人幫”當時對華國鋒的行動是很注意的，是緊緊盯住的。華國鋒離開治喪的地方給李先念同誌打了電話，說：“我到你那裏，隻談五分鍾。”

　　李先念說：“你來吧，談多長時間都可以。”

　　那時，李先念在家裏養病。華國鋒到李先念家，他一進門就很緊張地說：“我可能已被跟蹤，不能多停留，說幾句話就走。現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華國鋒說完後即匆匆離去。

　　李先念受華國鋒委托後親自給葉帥打電話說要去看他，葉劍英在電話中問：“公事、私事？”

　　李先念說：“公私都有，無事不登三寶殿。”

　　葉劍英說：“那你就來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華國鋒的委托。為了避免被“四人幫”發現，李先念同誌也采取了跟華國鋒相似的辦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園遊覽，發現沒有異常情況後才去見葉帥。

　　（17）

　　華國鋒同誌告訴我，當時葉劍英同誌非常謹慎，他沒有與李先念同誌商量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同誌還對我說過，他還在9月11日找了汪東興同誌商量此事，汪東興的態度很明確，表示了堅決支持華國鋒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

　　“四人幫”被篡黨奪權野心所驅使，又有計劃、有預謀地編造了一個“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毛主席的臨終囑咐，利用被他們控製的宣傳機構，將其寫入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中，廣為宣傳，將鬥爭矛頭直接指向華國鋒和政治局其他反對他們的同誌。毛主席逝世後，“四人幫”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並將篡改後的指示稱之為“臨終囑咐”，其意在否定華國鋒的繼承者地位，標明他們才是毛主席臨終時指定的接班人，他們才是忠於毛主席的繼承者。

　　9月26日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華國鋒說：“現在看來，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已經不可避免，這場鬥爭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如果“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得逞，就會斷送我們黨領導人民創建的社會主義事業，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就是黨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覺到“四人幫”近來的一些活動不正常，表示支持華國鋒同誌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並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

　　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辦法來解決，說：“我們會有多數同誌的支持，反正他們最多隻有四張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們是絕對多數。過去他們假借毛主席壓我們，現在他們沒有這個條件了。”這個半票是指跟著“四人幫”跑的吳桂賢，吳桂賢當時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沒有表決權。

　　李先念插話說：“你知道赫魯曉夫是怎麽上台的嗎？”

　　我說：“當然知道。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是少數，莫洛托夫、馬林科夫是多數。赫魯曉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軍用飛機把中央委員從各地接來開中央全會，在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的人占了多數，莫洛托夫、馬林科夫遭到失敗，被打成反黨集團。”

　　隨後，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計了當時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我們認識到：在政治局開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沒有把握。

　　“十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把許多屬於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的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

　　（18）

　　我們還討論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問題。毛主席逝世不久，江青又是毛主席的夫人，要考慮到他們利用散布“毛主席屍骨未寒”來造輿論，但是也要認清“四人幫”的活動在加劇，不知道他們會有什麽動作。我和李先念都同意華國鋒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決“四人幫”的提議。

　　我們一直討論到第二天早晨5點，認識一致了。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和李先念都對我說過，通過這次商量後，華國鋒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國慶活動。由於毛主席剛逝世等原因，政治局決定：不舉行遊行、聯歡等慶祝活動，隻是召集一些工農兵的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開會；政治局的同誌可分頭到工廠、農村去看望工人、農民。這次的政治局會議開得時間不長。

　　9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開的會議由我主持，會議的氣氛從一開始就顯得很緊張。華國鋒、葉劍英、王洪文等進來時臉都拉得很長，其他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人，包括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都是這樣。

　　會議先由工農兵代表發言，他們主要是講了繼承毛主席的遺誌，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工農兵代表發言後，我說請中央領導同誌發言。這時，其他的人還沒有講話，華國鋒就急著站起來發言，並且講得很短。我意會到華國鋒這樣做是要快點結束會議。華國鋒一講完，我就起來宣布散會，避免在這樣的會議上發生什麽問題。從當時會場上的形勢看，“四人幫”是準備了要發言的。

　　會議散後，我們到國務院小禮堂看了一場電影。看過電影後，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又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李先念同誌積極參加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期工作，但對“四人幫”何時采取行動，他是不知道的。據我所知，紀登奎不知道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情況。

　　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汪東興同誌也是出了大力的。華國鋒、葉劍英找汪東興談過幾次，具體研究了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這個班子的人員是由汪東興親自從中辦和中央警衛團挑選，並個別談話後組織起來的，大概有50多個人，組成了幾個行動小組，一個組負責抓一個人。

　　10月2日，華國鋒到我的住處，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與我進一步商議。華國鋒要我深思：“把‘四人幫’抓起來後，全國黨政軍民會有什麽反應？”華國鋒當時還問我：“四人幫在北京市有什麽爪牙？”

　　我說：“有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也該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