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六九（崇新嶽 百思峰 ）

 

    （19）

 

　　在鄧小平全麵整頓時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這就是江青集團再次幹擾毛澤東的部署，提出“反經驗主義”。

　　熟悉中共曆史的人，都知道1942年“延安整風”時，主要是批判兩個主義：第一個是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第二個是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曾任周恩來秘書的童小鵬說：周恩來從來不宣傳自己的功績，卻經常過分檢討自己的過失，在黨內就產生了一些誤解，使他受到不少過分的責備，以致在某些重大問題上是非不清。

　　如認為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之所以能統治中央，是由於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誌成了“俘虜”，對王明等人妥協的結果。所謂“經驗主義”的代表，就是指周恩來。這種誤解一直延續到1942年延安整風，並且不指名地將它寫在1945年黨的《決議》上

　　延安整風重點是批判王明和他的“教條主義”，但一些人也試圖向周恩來的“開刀”。據參加這次整風的楊尚昆回憶說：這次會議劉少奇、周恩來和彭德懷同誌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經常列席的還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飛、陳伯達、胡喬木和我。王明依然稱病不參加，對他的批評是背對背的。

　　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一方麵，從大家揭發的事實來看，左傾教條主義對革命的危害確實十分嚴重，而王明的態度又令人十分氣憤。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條宗派麵目已經統統暴露了，現在的問題就在經驗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

　　康生甚至煽風點火，攻擊武漢長江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他還企圖把矛頭轉向在長江局工作過的周恩來和葉劍英等同誌，要公開批判周恩來。這個時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說：“周恩來同誌自大革命以來做過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義是周恩來等同誌打響的第一槍。”

　　這個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風中在“搶救運動”以外，再來一個“反周”，那就很危險。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也回憶說：在會上，有一些偏激之詞。有人說：“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最危險的人物。”

　　這樣的發言，無疑加劇了會議的緊張氣氛。再加上康生這樣的人不斷地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因此，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鬥爭過火的偏向。

　　毛澤東壓下了有人試圖扳倒周恩來的“反周”，但對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還是進行了批評。延安整風之後，中共做出《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其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代表的“經驗主義”。

　　（20）

　　《決議》寫道：黨的曆史證明，教條主義者缺乏經驗主義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而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後，“經驗主義”更成為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

　　“經驗主義”不隻是指周恩來一個人，當時主要的“經驗主義者”有：周恩來、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聶榮臻，這些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批判。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萬言書》受到批判，毛澤東再次提到和批評了彭德懷的“經驗主義”。

　　1959年8月，中共內部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本小冊子無出版社，無印數，僅此一版。毛澤東為這本小冊子寫了前言，毛澤東的前言說：各位同誌：建議讀兩本書。一本，哲學小辭典。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兩本都在半年讀完。

　　為了從理論上批判經驗主義，我們必須讀哲學。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在這裏印出了“哲學小辭典”中的一部分，題為“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期引起大家讀哲學的興趣。我們現在必須作戰，從三方麵打敗反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思想方麵，政治方麵，經濟方麵。毛澤東。1959年8月15日

　　毛澤東這次提出的批“經驗主義”，顯然是針對彭德懷的。然而到1975年3月，江青集團借著毛澤東發起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加進自己的“私貨”，又提出要批判“經驗主義”，再次向已經病休的周恩來發難，試圖趁著周恩來“退居二線”，大權旁落之際，一舉扳倒周恩來。

　　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記述：從1975年2月底到4月中旬，現存檔案中沒有一件毛澤東的談話記錄或寫有批語的文件，這種狀況在以往是罕見的，這段時間內他的健康狀況很差。就在這時，控製著全國輿論宣傳工具的“四人幫”，借宣傳“學習理論”的名義，掀起了一陣聲勢很大的反對“經驗主義”的浪潮。

　　這次，江青集團故意搬出毛澤東1959年寫的“反經驗主義”小冊子，試圖借此把“反經驗主義”的靶子對準周恩來。1975年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時，大談“經驗主義”的問題。張春橋特別提到毛澤東批判經驗主義的小冊子《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張春橋說：《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書中，主席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講的這段話，不知道同誌們記得不記得。

　　（21）

　　延安整風當中，主要批教條主義。全國解放以後，也批了教條主義，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後來林彪也犯經驗主義，因為經驗主義是作為教條主義的助手出現的。林彪搞經驗主義，不學習理論，說是自己有經驗，可以上升為理論。

　　據我看，主席的話現在仍然有效。我覺得，學習問題，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

　　1975年3月，《紅旗》雜誌刊登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他在文中也引用了毛澤東1959年寫的那段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此後，江青集團利用他們掌握的輿論工具，大量宣傳批判“經驗主義”。

    比如3月2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寫道：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助手。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很容易跟著修正主義路線走。

    江青也在多處發表講話說：現在我們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凶，是當前的大敵。

　　江青還試圖把反“經驗主義”問題提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但受到鄧小平的抵製。1975年4月14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同日他由鄧小平陪同，在中南海會見了來訪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會見結束後，鄧小平向毛澤匯報情況，特別提到江青集團大批“經驗主義”的問題。鄧小平明確表示，他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

　　毛澤東也明確表示讚同鄧小平的意見。4月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轉送的一份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為盼。

　　毛澤東這裏批評的“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顯然是針對江青的。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討論此事，於是政治局於4月27日召開會議，鄧小平、葉劍英等在會上發言，批評江青等人發起的“批判經驗主義”宣傳。鄧小平說：“很明顯，這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反總理的行動！”

　　江青當然不服氣，她認為這次會議是對他們搞“突然圍攻”，是1970年廬山會議的再現。會後，王洪文寫信給毛澤東，告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狀，王洪文在信中說：“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1973年12月會議的案。”

　　（22）

　　同時，江青也給毛澤東打電話匯報此事。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後來說：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報告江青同誌來電話說，這幾天政治局開會對她進行圍攻。毛主席說：“這個會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批評江青還是第一次。她這個人隻能批評別人，很凶。別人不能批評她。批林批孔，什麽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後門。幾十萬人都走後門，又要這幾十萬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門，就有走後門，幾萬年還會有。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決定親自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也從醫院出來，抱病參加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先與到會者一一握手，在與周恩來握手時，周恩來說：“快一年沒有見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澤東問周恩來：“怎麽樣？還好嗎？”

　　周恩來說：“開了三刀，消化還可以。”

　　毛澤東與葉劍英握手時說：“老帥呀。”

　　與鄧小平握手時說：“小平呀。”

　　與吳德握手時說：“吳德有德呀。”

　　與陳永貴握手時說：“不要住在釣魚台，那裏沒有魚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不要住在釣魚台。”

　　與謝靜宜握手時說，“你當了大官了，要謹慎呀。”

　　然後毛澤東開始在會上當眾批評江青集團，主要是針對江青。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的一部分同誌犯了錯誤，要批評。三箭齊發，批林，批孔，批走後門。無論什麽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現在要安定團結。

　　在這裏我同小平同誌談過一次。你們隻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讚成的就要打，俘虜了一批經驗主義。你(周恩來)一個，朱德一個，還有別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懷。

　　教育界、科學界、新聞界、文化藝術界，還有好多教條主義，還有醫學界，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兩年不能吃雞蛋。因蘇聯人發表了一篇文章，說雞蛋裏麵有膽固醇。後來又一篇文章說，膽固醇不要緊，又說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國的好，不要看低教條主義。

　　有經驗主義的人多，無非是不認識幾個字，馬列也不能看，他們隻好憑經驗辦事。曆來對經驗主義是沒有辦法，我是沒有辦法。慢慢來，還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

　　我說的是安定團結，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又要批評資產階級法權，不能過急，你們誰要過急就要摔下來。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

　　（23）

　　年5月3日，是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而毛澤東這次主持政治局會議的主要內容，卻是批評江青。此時毛澤東因白內障的視力很差，隻能看見一個人影，說話也不清楚，隻有張玉鳳能聽懂他的話，所以要張玉鳳給他當“翻譯”。毛澤東在這種身體情況下召開會議，關鍵是要解決江青的問題。

　　毛澤東說：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馬列主義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評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誌，黨的一大半鬥爭沒有參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都沒有參加鬥爭，沒有參加長征，所以也難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樣寫了一篇文章《更加布爾什維克化》，也不會像張聞天那樣寫《機會主義的動搖》。

　　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的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麽材料的。

　　江青提出批“經驗主義”，毛澤東說江青也是“小小的經驗主義者”，完全否定了江青的這次行動。毛澤東再次告誡江青：“不要隨便，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要以中央的名義發文件，不要用個人的名義”。其實這些話毛澤東已經跟江青說過不知多少遍了，可毛澤東還是不得不再次講，因為江青聽不進去。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雖然批評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幫”，當時對這四個人還是區別對待的。毛澤東是重點批評江青，輕微批評王洪文，而對張春橋和姚文元，毛澤東則采用“保”的態度。

　　毛澤東說：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我沒有看出來，隻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的眼睛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新華社的文件，文元給我看了，對不起春橋。

　　我要負責任，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春橋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為他在1958年就寫了文章(指張春橋的成名作《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那時代我還不認識他，好像不認識。

　　張春橋插話說：“見過一麵。”(張春橋當時是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政治秘書，1958年柯慶施曾帶著張春橋見過一次毛澤東，但毛澤東當時沒有留下印象。)

　　毛澤東接著說：我沒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寫了一個按語，《人民日報》登了。隻有兩篇文章是擁護的，其他的都是反對的，所以他有氣。

　　（24）

　　毛澤東看了張春橋刊登在《解放日報》上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十分欣賞，親自寫了一個編者按，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全文轉載了張春橋的文章。但當時大部分人都反對張春橋的觀點，隻有兩篇文章表示支持張春橋的觀點，所以毛澤東說“張春橋有氣”。

　　毛澤東不知是故意，還是真的搞錯了，他把姚文元寫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搞錯為張春橋寫的。其實張春橋並沒有寫文章批判“經驗主義”，而是在軍隊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批判“經驗主義”。毛澤東特別指出：“我要負責任，我犯了錯誤，我放過了，對不起春橋”，這樣就為張春橋承擔了錯誤。

　　這次搞批判“經驗主義”，江青集團是全體出動，張春橋在會上講批判“經驗主義”，姚文元寫文章批判“經驗主義”，王洪文寫信告狀。如果說“批判經驗主義”搞錯了，那麽就不是江青一個人的錯誤，而是他們四個人都有錯，應該四個人都批評。毛澤東把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錯誤責任擔下來，而把批評的火力集中到江青一個人身上。

　　毛澤東這麽做是很高明的，因為江青有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一下，也不會垮台。而張春橋和姚文元沒有這樣的過硬身份，如果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他們兩人的話，馬上就會引來眾人的圍攻，他們兩人馬上就要垮台。所以毛澤東要“保”張春橋和姚文元，不能批評他們，不能讓他倆垮台。

　　這次會上，毛澤東雖用嚴厲的口吻批評江青，但又給江青留了後路，並沒有打倒她和她的“四人幫”的意思。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說：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廬山會議反對林彪是對的。這一次還是三條，有的同誌不信三條，也不聽我的，這三條都忘記了。九大、十大都講這三條，這三條要大家再議一下。這三條我重複一遍，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一次會議解決不了，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毛澤東特別指出“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也就是說江青他們的問題不算大，一下解決不了，可以慢慢解決，“治病救人，不處分任何人”。

　　（25）

　　毛澤東雖說不處分任何人，但卻不明顯地處分了王洪文。這次會上毛澤東替張春橋和姚文元說了好話，但沒有替王洪文說好話。毛澤東說：要守紀律，軍隊要謹慎，中央委員更要謹慎。我跟江青談過一次，我跟小平談過一次。王洪文要見我，江青又打來電話要見我，我說不見，要見請大家一起來。對不起，我就是這樣。

　　前麵說過，毛澤東多次勸告王洪文不要跟在江青後麵，可是王洪文就是不聽。這次王洪文又給江青當槍使，寫信向毛澤東告鄧小平的狀，讓毛澤東感到頗為惱火。毛澤東特別點出“王洪文要見我”，也就是說王洪文想要私下見他，試圖私下向他告狀。毛澤東明言“我說不見，要見請大家一起來”，這樣就等於是批評了王洪文試圖私下告狀的做法。

　　在會議結束時，王洪文與毛澤東握手時，說：“按主席的指示辦。”

　　毛澤東當著眾人的麵，批評王洪文說：“你不要(做手勢翻過來翻過去)。”毛澤東用手勢批評王洪文說：你不要陽奉陰違。

　　這次會議之後，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工作重新做了安排：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三分之一時間下基層，三分之一時間調查研究。這樣一來，等於就把王洪文“逐出”了北京，“逐出”了政治局。不過在表麵上，仍然保留了王洪文的中央副主席地位。

　　毛澤東在這次會上，反複用“不要搞修正主義，不要分裂，不要搞陰謀詭計”的三條來告誡江青和“四人幫”。與其說毛澤東批評他們，更應該說是勸告他們。毛澤東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這樣做，其實是為江青等人好，是想給江青等人留一條後路。毛澤東去世後，張春橋和王洪文同時提出了“離婚”，這也是出於同樣的想法。

　　據參與“四人幫”審判的大法官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國大審判》(新華出版社)一書中，提到張春橋和王洪文的離婚之事。該書說：王文正大法官談了張春橋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動之外，鮮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張春橋從過去中國政壇上的無名之輩，文化大革命中一躍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可是自從毛主席逝世之後，張春橋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令越來越多的幹部和群眾不滿，並預感到自己即將受到曆史的嚴厲懲罰。

　　（26）

　　一天晚上，張春橋召見即將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肖木。張春橋談了毛主席對自己的培養，如何修建毛主席紀念堂等事情，但談得最多的還是當時的形勢。張春橋認為“資產階級還有力量”，這是中國當前很大的一股危險力量。兩個人還談到了未來黨中央主席的人選。

　　對於華國鋒，肖木則表示“夠嗆”，認為華國鋒是“那些老家夥抬出來的”，因為“看他忠厚老實，好用他來做擋箭牌”。

　　張春橋則無可奈何地認為，如不讓華國鋒“掛帥”，現在無法找到更合適的人選。

　　肖木則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張春橋，張春橋沉默好久都不說話。

　　張春橋過了好一會兒，才長歎一聲說：“看來，不管誰當主席，都會有人反對，總會有一場鬥爭。對這一點我早有準備，希望你們也不要掉以輕心。”

　　張春橋站起來，對即將離開的肖木說：“還有一件事情，想請你再次去找一下馬老(馬天水)和(徐)景賢同誌，請他們再抽空出麵找文靜(張春橋妻子)談一談，盡快地將我們離婚的事情辦了。”

　　剛才還在大談國家大事的張春橋，怎麽一下子就轉到家庭問題上來了？肖木的腦子一時還未轉過彎兒來，他驚奇地看著張春橋，感到困惑地說：“離婚？”

　　張春橋很堅決地說：“是的，離婚，還是那個頭痛的離婚。你告訴馬老他們，我沒有別的什麽要求，財產、孩子全歸她，隻要能離婚就行。”

　　作為王洪文秘書的肖木，經常與張春橋打交道，是知道張春橋脾氣的，當然不敢再問下去，更何況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語的張春橋，在肖木不再說話之後，反而接過話頭來繼續說：“我提出離婚，可是文靜和孩子們不理解，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他們好啊！”

　　張春橋的聲音裏帶著幾分哀婉，幾分淒涼，他說：“老婆孩子們的眼光都太短了。他們隻看到現在劉少奇被打倒了，鄧小平也被批判了，劉、鄧路線從此就結束了，天下從此就太平無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熱炕頭了。他們哪裏知道鬥爭的殘酷啊！”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讓秘書廖祖康將兒子帶回上海，交給妻子崔根娣時，曾淒涼地說：“在我們老家有一句話，叫做‘寧跟要飯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況我這頂烏紗帽，說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時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接著王洪文又寫了一張條子交給廖祖康，說：“你到管理處借500塊錢給根娣帶去，你告訴她，我離婚也是為了她好。”

　　崔根娣一個平凡而善良的中國女性，怎麽能理解一個被權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連廣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顧的男人呢？

　　崔根娣當時對轉達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說：“他的好意我明白，隻要把孩子給我，我會答應離婚。從今後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人，各人走各人的路。”

　　（27）

　　毛澤東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嚴肅地批評了江青。但毛澤東也知道，江青是不怕他批評的，他對江青並沒有多大的“威懾力”。所以毛澤東還要安排一次政治局會議，讓眾人來批評江青，這樣江青才會感到害怕，才會有所收斂。開會批評江青這件事，毛澤東當然是讓周恩來去布置，周恩來最善於做這種“批評——團結”的“和稀泥”事情。

　　周恩來接過這件事後，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周恩來雖說從1975年2月初就正式“退居二線”，但周恩來在醫院中，依然密切注視著政治形勢的發展。自從江青集團發起“反經驗主義”宣傳之後，周恩來就明白，這是針對他的，想乘他把實權交出去之後，乘虛而入，一舉打倒他。當然周恩來也在分析，這次“反經驗主義”的宣傳，是毛澤東的意思，還是江青集團自己的“私貨”。

　　1975年4月18日，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反經驗主義”問題時，毛澤東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意見；4月23日，毛澤東在姚文元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明確表態不讚成搞“反經驗主義”。這樣周恩來心裏就有底了，知道這次“反經驗主義”宣傳是江青集團的私貨。

　　4月27日，政治局開會，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在會上批評江青集團搞“反經驗主義”是錯誤的。周恩來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也沒有介入這件事，因為他此時已經“退居二線”，不應該再過問政治局的事情了。

　　5月3日，周恩來抱病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會議；5月4日，周恩來再次回到“一線”，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研究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之事。5月8日，周恩來再次在主持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繼續研究貫徹毛澤東5月3日講話。會上商定，等鄧小平出訪法國回來之後，再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鄧小平計劃在5月12日至18日出訪法國。

　　5月18日晚，剛從法國返京的鄧小平，立即趕到醫院，同周恩來單獨談了一個小時。鄧小平還給周恩來帶回一件禮物：他們當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常吃的法式麵包。在與鄧小平談話後，周恩來又先後同葉劍英、李先念、吳德等政治局成員談話，商議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的議題。

　　毛澤東在5月3日的會議上，隻是批評了江青和王洪文，卻沒有批評張春橋和姚文元。而周恩來認為，這次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時，也不能放過張春橋和姚文元，因為他們兩人也積極宣揚過“反經驗主義”。為此，周恩來給全體政治局成員寫了一封信，表示他的意見。

　　（28）

　　周恩來在信中說：文同誌閱後，請轉政治局同誌和參加會議同誌審閱。

　　5月3日政治局同誌麵聽主席指示後，我提議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談一談，弄清當時沒聽清楚的問題，和如何傳達主席4月23日批示的問題。

　　關於弄清當時沒聽清楚的問題，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1959年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提到“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這是在文元同誌文章中，不在春橋同誌文章中。3月份《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兩篇社論，也是根據文元同誌文章引用的。

　　小平同誌也說，他向主席請教的，是指的春橋同誌3月1日在總政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在各大軍區政治部向總政反映討論情況的電報中可以看出。當時，春橋同誌說：在批林整風時，他就認為從1959年後批經驗主義不夠，所以與我商量，又將主席批印的《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重印一批發出。我們認為當時問題已弄清楚，就不要忙於向主席反映。

　　現在政治局既開正式會討論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請洪文同誌向會議上說明，現在補報如上。

　　如大家同意，亦請將此報告轉呈主席一閱。周恩來。1975年5月21日

　　周恩來在政治局開會前夕發出這封信，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指出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參與了“批判經驗主義”，因此這兩個人也應該受到批評；第二，毛澤東在講話中，把姚文元寫的文章，搞錯為張春橋寫的文章，這裏周恩來糾正一下。

　　王洪文收到周恩來的信後，於5月22日轉給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看到周恩來的信後，在傳閱件上批閱：“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但我不反對報主席。”

　　江青在傳閱件上批閱：“許多情況不了解。同意報主席。”

　　姚文元在傳閱件上批閱：“常委會討論情況我不了解。如還討論了別的問題，建議也說明一下。”

　　王洪文在5月24日批閱：“繼續傳閱，傳完後送總理閱。是否呈主席請總理定。”

　　5月25日，周恩來收到王洪文轉來的傳閱報告，看到張春橋的批文“總理的信，有些話不確切。”張春橋敢寫“總理有些話不確切”這樣的話，顯然是挑戰周恩來的權威。或許是張春橋認為周恩來已退居二線，才敢這樣明目張膽地質疑周恩來的話。

　　若在以前，周恩來以大局為重，以團結為重，很可能會保持沉默，讓這件事不了了之過去。但周恩來退到二線之後，反而比較無所畏懼了。周恩來於5月27日，親自給張春橋寫信，回應他的挑戰。

　　（29）

　　周恩來在信中說：春橋同誌：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誌退回我的報告，要我決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語中，說我信中“有些話不確切”。我因頭上皮下神經皰疹未好，腳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兩天才將當時認為較確切的語言寫出，請你審閱。

　　當時你說：由於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時，主席建議印讀兩本書，都在半年讀完。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時就說：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

　　而後，劉、林反黨集團實施陰謀詭計，經驗主義者就常常上當，所以你在批林整風時就提出，將主席批印《經驗主義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再印一批發出。這次主席指示，如果不把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闡明和限製，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的書，還要你寫文章。

　　因此，你聯係到十多年的思想，經驗主義者由於不多讀書，難於總結經驗，易於上反黨集團的當，甚至陷進去。故你在3月1日總政召開的各大單位主任座談會上，片麵地強調經驗主義的危險，這在3、4月中各政治部向總政來電反映討論情況，也可看出。

　　我這段回憶的文字，不知是否較為確切？如果仍不確切，請你以同誌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寫，我決不會介意，因為我們是遵守主席實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導的。

　　如你的低溫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處一談。盼複！

　　周恩來。1975年5月27日5點半

　　這封信是周恩來一生中，為數極少的“進攻性”信件。張春橋看到周恩來的信，知道周恩來真的較真起來，他根本不是對手。於是張春橋在周恩來的信上批閱：總理：已在電話商定，不再改了。現退上。祝你健康。

　　張春橋同意後，周恩來該信上批“呈主席批閱”，把這封信轉到毛澤東那裏。但據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資料，周恩來這封信的原件上，未見毛澤東的圈閱。是這封信沒有轉到毛澤東哪裏？還是毛澤東看後沒有圈閱？顯然後者的可能性比較大。大概毛澤東看出周恩來這封信是想批張春橋和姚文元，所以就把信壓下不做批示。

　　因為沒有看到毛澤東的圈閱意見，在5月27日和6月3日，鄧小平主持兩次政治局會議，都沒有對張春橋和姚文元發難，隻是把矛頭對準了江青一個人。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公布了這兩次會議的記錄。

　　1957年5月27日，人民大會堂東大廳。

　　吳德：“主席說：四人幫不要搞了，照樣搞。我主席聽過三次，4月一次，12月一次和這次。這次主席又講，又引起注意。(四人幫)沒有向主席講清楚，沒有在行動上實際改正，所以主席才要我們討論。”

　　鄧小平：“主席5月3日這篇話很長。內容，對於我們黨非常重要，因為主要是對政治局講的，是黨的核心。主席講話中提到很多原則，首先是告誡政治局同誌。

　　首先要政治局同誌安定團結、三要三不要。隻有這樣，才能做出榜樣，領導全國全黨。主席告誡、幫助我們，再三講三要三不要，聯係講宗派主義，四人幫。

　　（30）

　　4月27日的討論，到會同誌都講了話。有同誌(王洪文)說：這次會上的講話過了頭；有的同誌(江青)說：突然襲擊，圍攻。這次會談不上突然襲擊，過頭，無非是講了曆史上路線鬥爭，有的來自經驗、有的來自教條，我沒有講得主席那麽清楚。

　　我倒是要提一個問題，有三件事：

    一、批周、葉，批是完全應該的，當時鑽出一個‘十—次路線鬥爭’，這不是主席的，後來是主席糾正了。

　　二、批林批孔，又鑽出個‘走後門’，當麵點很多人的名。

　　三、學理論，是防修反修，又鑽出一個‘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來勢相當猛。別的事不那麽雷厲風行，這件事雷厲風行。如果搞下去，這個麵對幾千萬人，比走後門大十倍。

　　主席提三個問題，鑽出三件事。我倒是問—問，為什麽？

　　主觀主義，導致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有些是曆史形成的。搞小圈子，曆來不好，首先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義，四人幫，值得警惕。”

　　李先念：“4月27日會議，我認為沒有過分，沒有越軌。四人幫，又談到四人幫。主席說：我叫他們不要搞，他們還要搞。”

　　陳錫聯：“一個方針，三條原則，不要搞宗派，有問題，講清楚。”

　　1975年6月3日，人民大會堂東大廳。

　　沉默，沉默，又沉默。

　　葉劍英：“政治局討論主席的批示、指示。我的體會是：

　　一、3月1日出現‘反經驗主義’，全國的報紙跟著來了，用‘反經驗主義’代替‘反修正主義’。不要隻提一個，放過另一個。

　　二、要團結，不要分裂，這次不同於廬山會議。團結的方法：一手是批評，一手是團結。過去一個時期不正常。如果保持，就有害團結。

　　三、‘十一次路線鬥爭’，事先未請示；‘批走後門’，也是事先未請示；‘批經驗主義’，又是主席糾正。為什麽不請示？事先不請示，事後來糾正。不要幹擾主席，最大的幹擾。”

　　王洪文：“開了三次會，討論主席指示。經過反複學習，我也回憶了一下：

　　一、一年多來，總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發生的問題，主要由我來負責。包括不抓大事，四人幫。反走後門，我是讚成的。兩次大會，我參加了，事先沒有報告主席。

　　二、去年11月份，江、鄧爭論，對我來說，隻聽一方意見，沒聽小平意見，覺得應向主席報告。征求過江、張的意見，向主席報告是對的。對爭論看法，有片麵性。報告了主席，主席批評，錯誤主要是我。

　　三、經驗主義，我雖然沒發表文章、講話，但社論、新華社報告，我都看了。看到‘經驗是主要的危險’，我沒有認識到問題在哪裏，也沒有引起重視，直到主席批示。

　　以後要好好學習。歸根結底，還是學習問題，學習不刻苦。以後，一定按主席安定、團結，三要三不要辦事。

　　另外。4月27日會議的看法，我認為多數同誌的發言是好的，對我的批評，難得。

　　我有兩個保留：

　　l、不同意把形勢說得一塌糊塗。確實有幹擾，但形勢總的是好的。

　　2、決不能因批江，而否定去年11月會議，那次會議大方向沒有錯。

　　江青：“4月27日的會，我自我批評不夠，又有新的不恰當的地方，還要加深認識。上次會，有體溫。我得消化一下，還得看一點東西，再作進一步檢討。”

　　鄧小平：“提議結束，講多少算多少。給主席作報告。”

　　（31）

　　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對江青進行“批評幫助”，這是文革以來從未有過之事。眾人認為毛澤東的立場已經變了，所以在會上，鄧小平、葉劍英、吳德(時任北京市長)等人，都對江青進行了不客氣的批評，據說鄧小平還拍了桌子，這算是對長期一直“霸道”的江青出了一口氣。眾人感到很樂觀，認為這次會議是一個勝利，今後江青集團不會再有出頭之日了。

　　但周恩來卻不這麽樂觀，他並不讚成火力集中批江青，因為這樣是轉移了鬥爭大方向。

    據吳德回憶說：1975年4月28日，周總理找我去談話，當時周總理住在三零五醫院。周總理說：“你們在會上吵起來啦”

　　我說：“隻是聲音大了一些。”

　　周總理說：“你還能吵起來？和為貴嘛！團結要緊。”

　　我說：“我看不慣了，就說了幾句話。”

　　周總理說：“要注意方式，多個別交談，別影響團結。”

　　周總理與我談了個把小時，主要是講要團結，要注意方式。我走時，周總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時，我說：“總理，您回去吧。”

　　周總理問我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麵意見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

　　周總理當時語重心長，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我對周總理說：“我懂了，我有精神準備。”

　　5月3日的政治局會上，毛主席決定，以後要開會批評“四人幫”。5月3日政治局開會後的一天，張玉鳳找我，說要我介紹到友誼商店買東西，實際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會議召開情況的。張玉鳳在閑談中問：“誰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較好？”

　　我也問張玉鳳：“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會上說‘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的話？”我說我不懂這個意思。

　　張玉鳳說：“4月27日政治局會後，江青打電話告狀，要她轉告主席說：4月27日的會議上，葉(劍英)、吳(德)等跳出來圍攻他們，連倪誌福也跳出來了，這是廬山會議的再現。”張玉鳳說：“毛主席不同意江青這樣說，所以說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我才恍然大悟。

　　據吳德回憶，周恩來曾語重心長對他說：“主席對兩方麵意見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周恩來暗示吳德：毛澤東雖然同意政治局開會批江青，但他並不是真的要拿掉江青集團，他還要“觀察”。

　　周恩來認為，這次鬥爭是否成功的關鍵，並不在於批江青，而是在於批張春橋。因為江青鑒於她的特殊身份，隻要毛澤東在世，她肯定是批不倒的。批江青頂多是出口氣，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所以周恩來勸吳德等人，不要跟江青吵。

　　張春橋則沒有這樣的特殊身份，隻要政治局開會批他幾次，張春橋就非倒不可。而且張春橋是江青集團的核心人物，隻要拿掉張春橋，江青集團就基本上瓦解了。這點林彪和周恩來看法是一致的，林彪也是把主攻方向對準張春橋。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公開登高一呼，掀起一把揪張春橋之火，試圖把張春橋一舉拿下。當時林彪認為，仗著他與毛澤東的親密戰友關係，毛澤東肯定會舍棄張春橋而要林彪。沒想到毛澤東居然是要張春橋不要林彪，這就讓林彪“吃不消”了。

　　（32）

　　周恩來繼承了林彪的“遺誌”，也兩次向張春橋發難。第一次是1974年底召開四屆人大之前，周恩來當麵向毛澤東遞交張春橋曆史上曾經當過“叛徒”的材料，但毛澤東沒有理會周恩來的材料，反而進一步提拔重用張春橋，讓張春橋當第二副總理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看到毛澤東不肯動張春橋，於是他也像林彪那樣，號召政治局成員們向張春橋發難，當然周恩來做得不像林彪那麽明顯露骨。

　　毛澤東在5月3日的會議上，公開批評了江青和王洪文，但沒有批評張春橋和姚文元。因此在政治局的“批評幫助會”上，眾人也會按照毛澤東的態度，批評江青和王洪文，而放過張春橋。開會批評江青和王洪文，對毛澤東來說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第一是打掉江青的威信，阻止江青自行其事，破壞他的戰略部署；第二是讓鄧小平等老幹部“出一口氣”，減少對江青等人的怨恨。

　　毛澤東知道，老幹部們對江青的怨恨已經很深了，如果他一味袒護江青，這隻能更進一步加深人們對江青的怨恨。這樣毛澤東死後，江青的下場就很危險了。毛澤東不護著江青，讓眾人批評一下江青，這就減輕了人們對江青的怨恨，這對江青的未來是有好處的。

　　另外，毛澤東的確也不希望江青搞“四人幫”。結成幫派，有好處，也有壞處。如果江青等四人不結成幫派，各自為政，那麽他們的力量就要小很多。江青等人結成“四人幫”，聯合起來的力量是大了很多，但同時也引出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她對別人構成的威脅就大了。

　　如果江青聽從毛澤東的話，解散“四人幫”，對別人構成的威脅不大，那麽別人也就不一定非要除掉他們不可，這樣幾個人可以作為“火種”長期保留下來。而江青的“四人幫”不解散，對別人構成的威脅很大，那麽別人就非除掉他們不可，後來的結果也是這樣。

　　周恩來看出毛澤東搞這次“批評幫助會”，隻準備批江青和王洪文。江青是批不倒的，王洪文本來毛澤東也不準備要了，所以批倒也不要緊。而周恩來則試圖改變這個“批評幫助會”的方向，把會議的火力，從江青和王洪文身上，轉移到張春橋身上。因此，周恩來在政治局“批評幫助會”之前，給全體政治局委員寫了一封公開信，信裏沒有批評江青和王洪文，反而委婉地批評了張春橋。周恩來希望眾人看了他的信，理解他的意思，在會上把火力對準張春橋，一舉打倒張春橋。

　　但吳德等人並沒有理解周恩來的用意，還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隻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沒有觸動張春橋，這就讓周恩來失望了。而毛澤東則對這次會議比較滿意。6月7日，鄧小平當麵向毛澤東匯報政治局會議的情況。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公布了這次談話記錄。

　　鄧小平說：“會議的情況，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澤東點頭說：“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

　　鄧小平：“最後他們否認有‘四人幫’”。

　　毛澤東：“他們過去有功勞，反劉少奇，反林彪。現在就不行了，反總理，反鄧小平，反葉帥，反陳錫聯。要告訴莊則棟，有事要找陳錫聯，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陳錫聯不好辦事。”

　　（33）

　　鄧小平：“政治局的同誌氣很大，我說不要把話都說完，散了。”

　　毛澤東：“這個辦法好，留有餘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準備找王洪文談，叫他找你(指鄧小平)，聽你的話，他威望不高。”

　　鄧小平：“他(王洪文)最後的發言，政治局許多同誌感到不真實。”

　　毛澤東：“江青也不喜歡他，專門在我這裏告他的狀，他應該好好工作。沒有大問題，你要把工作幹起來。”

　　鄧小平：“這方麵我還有決心就是了。”

　　毛澤東：“那好。”

　　鄧小平：“反對的人總有，一定會有。”

　　毛澤東笑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鄧小平：“開始工作時，主席給我這個工作崗位，我說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澤東：“就是這樣。”

　　毛澤東之所以比較滿意，是因為鄧小平等人按照他的意圖，隻是批了江青和王洪文，沒有動張春橋。毛澤東本人對鄧小平的談話中，也提到了江青和王洪文，卻沒有提到張春橋。

　　而江青並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意圖，她在會上仍然采取對抗的態度，寫檢討采用拖延戰術，試圖蒙混過去。江青以為毛澤東還會保她，給她留麵子，免掉她的書麵檢查。但毛澤東卻沒有鬆口，堅持讓江青寫書麵檢查。因此，江青在1975年6月28日，終於迫於壓力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書麵檢討。

　　這就是江青的《檢討書》：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誌：

　　在1975年4月27日政治局會議上，我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誌們的批評、幫助，思想觸動很大，但是思想一時轉不過來。經過思想鬥爭，我認為會議基本上開的好，政治局比過去團結了。

　　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誌們，更對不起小平同誌。檢查自己一年多來所犯的錯誤，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齊發”，個人自作主張送材料，以及講“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等等。

　　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麽主席從去年說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負主要責任，連累了他們三位同誌受批評，是很對不起他們。以上的錯誤是嚴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團結和三要三不要方針的。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個人主義、主觀主義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謹慎，不謙虛。我有信心和決心遵照主席的教導、黨的要求去改正錯誤。江青。1975年6月28日

　　江青正式向黨中央作檢討，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可謂讓老幹部們“大快人心”。江青檢討後，一度非常沮喪，連續長時間沒有公開露麵。王洪文也作了長篇檢討，但張春橋隻是做了比較簡單的檢查。張春橋的檢查寫道：主席關於不搞“四人幫”的指示，一定堅決照辦，並盡可能地作好團結工作，至少不給主席增加負擔。

　　張春橋理解毛澤東“保”他的意思，所以不能在檢查中認錯太多，否則毛澤東保他就沒有意義了。

　　（34）

　　1975年上半年毛澤東考慮的問題，基本是“安定團結”，目的是為了自己死後能夠“和平地”交班。在1975年上半年，毛澤東的身體一直不太好，1975年6月下旬，加蓬共和國總統邦戈來訪時，求見毛澤東。毛澤東不得已寫信給邦戈總統說：

    加蓬共和國邦戈總統先生閣下：

　　尊敬的總統先生，聽到閣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興，理應迎談。不幸這兩日不適，臥床不起，不能接見，深為抱歉，請賜原諒。祝閣下旅途順利。毛澤東，倚枕。1975年6月27日

　　當時毛澤東的眼睛因為白內障看不清東西，這封致歉信是毛澤東自己摸索著寫的，這封短短的信，歪歪斜斜地寫了九張紙。由於健康原因而取消與外國首腦的會晤，這對毛澤東來說還是第一次。

　　毛澤東的口頭禪是“事情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這句話一方麵是哲理，另一方麵也是現實。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正應驗了他的這句口頭禪。文革的發展，完全不是以毛澤東的個人意誌為轉移的。雖然大家在毛澤東麵前，都不敢說文革的“壞話，”可是毛澤東自己也感覺到，對文革“讚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讚成文革的是什麽人呢？主要有兩種人：第一種人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江青、張春橋等人是大造反派，各個地方還有各種小造反派，通過文革升官進入各級領導部門；第二種人是在文革中並沒有造反，而是搭順風車上來的老幹部，比如華國鋒等。從這種意義上來講，鄧小平也屬於上述第二種人。

　　鄧小平在文革中雖然受到了相當的衝擊和批判，但鄧小平一下子躍升到接班人的位置上，這也是受益於文革。如果沒有文革，不打倒劉少奇和林彪，那麽鄧小平是不太可能成為接班人的。毛澤東一下子把鄧小平提升為接班人，讓鄧小平意識到自己也是另外一種文革的受益者。毛澤東試圖這樣使鄧小平感到，他也通過文革得到了好處，因此就不會否定文革了。但鄧小平卻沒有像毛澤東期待的那樣行事。

　　雖然上述兩種人都讚成文革，但第一種人和第二種人之間的矛盾還是很大的，主要是第一種人不服氣。因為第一種人在文革中出了大力，流了大汗，是文革的功臣；第二種人在文革中沒有造反的功勞，當然也沒有得罪人。現在這些文革中的逍遙派卻來坐享勝利果實，被稱為“下山摘桃子”派，當然讓江青等第一種人感到憤憤不平。

　　反對文革的又是什麽人呢？也主要有兩種人：第一種人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他們是反文革的主要力量；第二種人卻是一般的老百姓。在文革初期，老百姓毫無疑問是支持文革的，但文革發展到派性武鬥，老百姓就開始對文革搖頭了。更主要的是文革長期拖下去，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包括多年不提工資，副食品、生活必須品供應緊張等，而且人們的精神生活也受到較大的影響。

　　（35）

　　文革後文藝作品很少，電影、戲劇就是八個樣板戲，人們都看膩了。所有文藝雜誌基本上全部停刊，隻有很少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得以出版，書店裏隻賣《毛澤東選集》、革命英雄故事、教科書和初級技術教材，讓人們感到文革把文藝也搞掉了，所以感到不滿。

　　毛澤東也了解到人們的不滿，為了豐富人們的文藝生活，從1969年開始，第一批文革前的電影解禁，主要是“三戰”故事片(《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以及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友好國家的故事片，還有蘇聯老電影《列寧在十月》等；1971年，第二批文革前的電影解禁，有抗美援朝係列故事片(《打擊侵略者》、《英雄兒女》、《奇襲》等)，以及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故事片。當時有句順口溜：“中國電影——新聞簡報；朝鮮電影——哭哭笑笑；越南電影——飛機大炮；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

　　為了解決人們對文藝生活的不滿，林彪事件之後開始拍攝的新故事品。第一批新電影故事片《火紅的年代》等4部影片在1974年春節上映，引起很大的反響。之後國產新故事片開始陸續上映，比較反應比較好的有《閃閃的紅星》、《車輪滾滾》、《春苗》等。然而文藝片多了，必然出現一些“有問題”的作品。而江青等人在文革中培養出靈敏的政治嗅覺，特別喜歡從文藝作品中發掘問題，因為文革本身就是從評論戲劇《海瑞罷官》開始的。

　　首先江青提出湘劇《園丁之歌》有問題，但上報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卻批示說：“我看是出好戲。”最為著名的是電影《創業》，這部反映石油工人的故事片在1975年春節期間公映，但第二天就被禁止。因為江青發現該電影有問題，說該影片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的錯誤，列出了“十大罪狀”，並聲稱該電影美化劉少奇。為什麽說該影片美化劉少奇呢？因為該片中三次籠統地提到“中央首長”，而當時劉少奇是中央首長，所以美化了劉少奇。

　　此後，《創業》的編劇張天民給毛澤東寫信“告禦狀”，張天民在信中寫道：《創業》上映後，廣大石油工人和其他戰線的工農兵觀眾，反映強烈，感到受到鼓舞。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關領導做出幾項決定：不繼續印製拷貝，報紙上不發表評介文章，電視電台停止廣播。不久，北影負責人傳達了中央負責同誌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錯誤，政治上美化劉少奇，公式化概念化。這使文藝界受到極大的震動，思想上比較混亂。從實踐、從效果來看，《創業》是部好影片，它不是毒草。我建議應該重新上演。

　　毛澤東張天民的信上批示說：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

　　（36）

　　關於張天民給毛澤東寫信告狀之事，根據後來透露出來的情況，這是胡喬木(毛澤東過去的政治秘書)的主意。《在曆史的漩渦中》(中國文史出版社)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關於《創業》的這份材料，胡喬木讀後，認為這份材料反映的情況很有代表性，能夠成為揭露“四人幫”文化專製主義的突破口，但從效果出發，不適於拿它送給毛澤東。

　　胡喬木對賀捷生說，最好由劇本執筆者張天民自己上書。胡喬木在委托賀捷生與張天民聯係的同時，在7月18日開會時，向鄧小平匯報了關於《創業》受壓製的情況和人們的議論，認為文化部對這部影片的處理很不對，管得過嚴過死，所以新片子少。這樣領導文藝，很難達到繁榮創作、百花齊放的目的。鄧小平表示讚同。

　　7月22日，賀捷生把致鄧小平的一封信交給胡喬木，把致毛澤東的一封信交給王海容。胡喬木很快把信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讀了張天民的來信以後，就及時把這封信送給毛澤東。7月25日，毛澤東主席寫下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10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

　　7月26日，鄧小平正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7位負責人開會，會議中途接到送來的毛澤東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即當場宣讀了。文藝整頓初戰告捷。

　　《創業》批示傳達以後，給毛主席寫信、送材料成為一時風尚。舉其要者有：

　　電影《海霞》編劇謝鐵驪、導演兼攝影錢江7月25日給毛澤東的信，申訴受到壓製，要求影片《海霞》通過發行。毛澤東7月29日批示：即發政治局各同誌。

　　冼星海夫人錢韻玲9月27日給毛主席的信，要求舉辦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聶耳逝世40周年音樂會。毛澤東10月3日批示：印發在京中央各同誌。

　　姚雪垠10月19日給毛澤東的信，請求支持他完成長篇小說《李自成》的寫作計劃並解決出版問題。毛澤東11月2日作了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

　　周海嬰10月28日給毛主席的信，反映魯迅書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魯迅研究等方麵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提出建議，請求幫助解決。毛澤東11月1日批示：“我讚成周海嬰同誌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做出決定，立即實行。”

　　（37）

　　毛澤東對《創業》的批示產生如此巨大影響，胡喬木怕張天民得意忘形，頭腦發熱，又要賀捷生出麵，找張天民談話，以賀個人的名義交代張天民：“一、要愛護毛主席的批示，珍惜這個榮譽，不要驕傲，準備迎接更困難艱巨的鬥爭，準備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經常同我們取得聯係。”並建議他的妻子趙亮同誌給毛主席寫感謝信。這位始終沒有直接出麵的領導同誌，想得何等周到！

　　毛澤東感到文藝按照江青搞的“樣板戲”的“高、大、全”模式，必然脫離群眾，所以反對江青集團對文藝作品的求全責備態度。1975年7月初，毛澤東對鄧小平等人談話時，鄧小平說到：“現在文藝並不活躍。”毛澤東說：“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

　　1975年7月14日，毛澤東專門找江青和張春橋談話。毛澤東說：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文藝問題是思想問題，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無法評論。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們怕什麽？1957年右派猖狂進攻，我們把他們罵我們的話登在報上，最後還是被我們打退了。蔣介石的時候，報紙、廣播、學校、電影都是他們的，他們蒙蔽人民，我們都是從那兒來的。反動派沒有多少威力，靠剝削過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壯丁，所以我們不怕他們。

　　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林彪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1975年以後文藝界和電影界開始鬆動，出現“百花齊放”的苗頭。但電影多了，也出現後來被稱為美化“四人幫”的故事片《決裂》和“反動電影”《反擊》，這些電影在粉碎“四人幫”後被禁止放映。

　　毛澤東放鬆文藝界，也表現出他當時的“安定團結”思路，希望以此緩和一般老百姓對文藝政策的不滿，從而使得他死後的接班，可以平穩順利地進行。但到1975年8月以後，毛澤東的態度突變，驟然發起“批《水滸》”運動，之後又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兩場運動，極大地破壞了“安定團結”的局麵。毛澤東為什麽突然要破壞自己好不容易經營起來的“安定團結”局麵呢?這在後麵分析。

　　（38）

　　促成毛澤東1975年8月發起“批《水滸》”和後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可以說有各種因素，但起關鍵作用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鄧小平；另一個是人們不太清楚的周榮鑫。周榮鑫在1975年可以說是僅次於鄧小平的大膽敢幹的人，如果他不是在1976年4月死於心髒病突發，那麽在毛澤東之後，肯定會是一位曆史上留名的風雲人物。正是由於周榮鑫的大膽敢幹，促成毛澤東發起“批《水滸》”。

　　前麵提到，毛澤東在1975年上半年，是認真地準備了自己的後事。他安排鄧小平接班，這是最平穩的接班部署。當時黨內可以與鄧小平一爭高低的人，林彪、彭德懷、陳毅等人都已經死去，鄧小平的潛在威望和實力，已經成為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的第三號人物。而鄧小平又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認可的接班人，這就更沒有人阻礙鄧小平的接班了。

　　本來，鄧小平接班已經是水到渠成之事，隻要他耐心地再等一等，等到一年之後，周恩來和毛澤東去世，他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接班了。可是鄧小平這個人，偏偏是個沒有耐心的人，不肯等到毛澤東身後再動手，而是在毛澤東在世時就急著動手。周恩來的性格與鄧小平不同，他多次勸鄧小平不要急，但並無效果。果然到1975年11月，毛澤東反過來開始批評鄧小平，不再支持他了。

　　據周恩來的衛士張樹迎回憶說：小平同誌那次和主席的談話一結束，就感到情況不妙和形勢的嚴峻，便匆匆驅車趕來三零五醫院向總理報告。

　　那天是我在總理身邊值班。總理病勢已經很沉，時有昏迷，有時昏睡。當我告訴他，小平同誌來了，他費力地睜開眼，已不能起坐，雙方隻輕輕握了一下手。小平同誌就坐在床邊，把毛澤東和他的談話內容告訴了總理。我見總理聽了是有點生氣的，是瞪著眼睛對小平同誌說：“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榮鑫也是個急性子的人。周榮鑫，1917年生，1937年入黨，建國後任財經委員會秘書長、教育部副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是周恩來的最重要助手之一。文革後，周榮鑫受到衝擊，被下放到寧夏，直到林彪事件之後恢複工作，轉任中科院核心小組副組長。1975年1月，經周恩來提名，在四屆人大上任命周榮鑫為教育部部長。

　　周恩來讓周榮鑫當教育部長，對他的期待是很大的。建國後，周恩來集團的勢力隻是局限在經濟生產部門，文化教育部門是劉少奇管轄的。文革後，江青集團奪得了文化教育部門的管轄權，這次周榮鑫擔任教育部長，是周恩來集團首次延伸到教育部門。

　　（39）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門是所謂文革的“重災區”，是受文革影響最大的部門之一，而工業、農業、財貿等“經濟基礎”部門，受文革的影響就小得多。反過來說，教育部門是文革搞得最徹底的部門之一，工業、農業、財貿等部門的文革，就搞得沒有這麽徹底。

　　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開始“調整經濟”，逐步把工業、農業、財貿等部門，恢複到文革以前的狀態。鄧小平上台之後，更是大刀闊斧地“全麵整頓”，使經濟生產部門大致上恢複到文革以前的狀態。但文化教育部門，不僅沒有恢複到文革前的狀態，而且進一步走得更遠。

　　最能體現文革成果的東西，或者說文革最大的成績，是高等教育體製的改革。文革前是高中生直接考大學，文革後改為“工農兵學員”，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翻天覆地的變革。文革前中國的高等教育體製，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等教育體製不同，反而與封建時代中國傳統的科舉考試製度比較相似，其核心就是“讀書做官”。

　　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隻是給學生一個學習知識的園地，大學生畢業之後，找工作等都要靠自己，並不是上大學就等於拿到鐵飯碗。而文革前的中國，隻要考上大學，就是拿鐵飯碗的國家幹部，也就是古代的“官”，所以它與古代的“讀書做官”體製很相似。

　　中國古代的“讀書做官”，對社會潮流有非常強的引導性和示範性。讀書讀好了，考試合格了，就可以作官。這樣就引導社會上有才能的人，把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放在讀書上，這樣一來社會就比較穩定了。如果有才能的人不把精力放在讀書上，而是去幹其他的什麽事，就有可能幹出威脅社會穩定之事。

　　比如清末農民起義首領洪秀全，曾多次考科舉，但屢考不中，他一直考到30歲，還是沒有考中。於是洪秀全對考科舉不再抱希望，轉而自立教派，開始傳教，終於發展為武裝起義。後來有人說：如果當時的主考官讓洪秀全考上科舉，讓洪秀全當官，就不會有後來的“太平天國”大動亂了。

　　另外在文革前，那時中國的機器還很少，搞生產主要是靠挑擔子，掄大錘等重勞動，所以幹體力勞動是很辛苦的，大家都想成為坐辦公室的腦力勞動者。而那時隻要考上大學，就是國家幹部，不管你原來的身份是工人還是農民，一律成為不用參加體力勞動的“腦力工作者”。而且有了大學文憑，更有社會地位，人生更容易“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