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六七（崇新嶽 百思峰 ）

 

（107）

 

　　四屆人大的最關鍵之處，就是人事安排。毛澤東作為黨主席，他有絕對的提名權，這是別人無法相比的。可是毛澤東也有難處，就是沒有合適的人才可用，因為他要滿足兩個條件：“政治立場”和“工作能力”。

　　衡量“工作能力”的高低，標準都是一樣的，而衡量“政治立場”的標準，就因人而異了。毛澤東要求的政治立場，第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是要堅持繼續革命，也就是對文革要持肯定的態度。在毛澤東看來，王洪文、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政治立場是堅定，可是這些人的“工作能力”，或者說“執政能力”都比較薄弱，無法滿足毛澤東的要求。所以毛澤東就想出一個“搭配”方案，讓“政治立場強”的王洪文和“工作能力強”的鄧小平，兩個人搭配起來，王洪文負責把握大方向，鄧小平負責執行具體的工作。

　　1974年10月3日，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並要王洪文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他的意見。這本來表現出毛澤東對王洪文的信任，而王洪文卻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意思。據王洪文被捕後的交待材料說，他沒有向周恩來、葉劍英等政治局成員及時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卻在當晚先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人進行了通報。

　　江青對毛澤東的這個決定感到震驚，因為她知道周恩來身患癌症，日子已經不多了。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也就挑明了鄧小平是周恩來的接班人，周恩來死後鄧小平自然升任實權最大的國務院總理。這對於江青集團來說，幾乎就是意味著被排擠出實權圈子之外了。

　　這種事情江青是難於接受的，另一方麵江青也懷疑：毛澤東是不是糊塗了？怎麽能讓鄧小平當總理呢？江青認為讓鄧小平當第一副總理，很可能是周恩來的意思，毛澤東被周恩來欺騙了，於是後來江青讓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當麵告周恩來的狀。王洪文的這次告狀，不僅沒有幫了江青的忙，反而毀了王洪文自己的前程。

　　其實毛澤東的這個布局，對王洪文是有利的。當時王洪文在黨內排名第三，周恩來去世後，王洪文就升到排名第二，毛澤東去世後，王洪文就可以接毛澤東的班，而鄧小平接周恩來的班。這個布局，當然對江青、張春橋他們都是不利的，王洪文沒看出這一點，反而被江青利用了。

　　江青準備去向毛澤東告周恩來的狀，但總要有點告狀的材料。10月14日，江青看到內部刊物《國內動態清樣》上有關國產“風慶”號遠洋貨輪的報道，感到這是一個機會。

　　（108）

　　於是江青在該報道上做了大段批示，並致信中央政治局成員，寫道：該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一個部？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迷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它鬥爭可以嗎？江青還提出：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為什麽要揪住“風慶輪”大做文章呢？因為它與周恩來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後，需要一批遠洋貨輪。周恩來認為中國自己的造船能力還不行，有必要購買外國輪船。1970年代初，由於石油危機運輸業蕭條，遠洋貨輪大降價，於是周恩來指示外貿部門廉價購買了一批外輪。

　　當時中國本身的造船業也在進步，1973年上海江南造船廠建造成一艘萬噸貨輪“風慶輪”。當時該貨輪的設計是近海航行用，所以中國遠洋運輸公司規定“風慶輪”隻能在近海航行。然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一些船廠工人和海員貼出了《遠洋公司還是崇洋公司》的大字報，認為不讓國產萬噸輪遠航是保守思想，要求打破框框，讓“風慶輪”遠航。當時這種意見是很難反對的，誰反對不免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所以最後中國遠洋運輸公司同意“風慶輪”遠航。

　　1974年5月9日，風慶輪從上海啟航遠航羅馬尼亞，中途雖然出現了一些故障，但還是遠航到了羅馬尼亞，並於1974年9月30日國慶前夕返回上海。這時，江青集團控製的報刊上，馬上掀起《自力更生的凱歌》為主題的宣傳報道。

　　10月14日江青給政治局成員寫信，指責國務院，說國產萬噸巨輪早就該遠航，就因為修正主義路線造成的阻力，致使萬噸級巨輪沒有及早遠航。江青的信發出後，王洪文在江青信上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誌的意見。我已在10月12日告訴交通部、上海市委，先發動風慶輪職工進行徹底的揭發批判，然後再搞回交通部進行揭發批判。

　　張春橋跟著批示道：同意江青同誌的批示意見。在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已經進行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號”上的事是這個鬥爭的繼續。

　　姚文元也做出批示：同意江青、洪文、春橋同誌的意見。建議交通部和其他經濟部門，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通過這件事進行路線教育，批判修正主義路線，使我國造船工業和整個社會主義工業能夠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多快好省地發展。

　　周恩來則對江青的信批“已閱”二字，不做任何表態。鄧小平對此信隻是圈閱，也無任何表態。1974年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江青以“風慶輪”事件為借口，向周恩來發難。這次會議周恩來因病沒有參加，江青先講了她的意見後，急著讓其他政治局委員表態支持她。

　　（109）

　　江青先讓鄧小平表態，沒想到鄧小平把江青的話頂了回去，兩人吵了一架。《鄧小平文選》記錄有鄧小平曾說到：文化大革命時有個“風慶輪事件”，我跟“四人幫”吵過架。

　　關於這次會議的情況，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寫道：10月17日晚，江青一夥有預謀地在政治局會議上挑起事端，提出“風慶輪事件”是“崇洋媚外、賣國”的問題，逼著參會政治局成員當場對此表態。江青挑釁性地問鄧小平：“你對這個問題是什麽態度？”

　　麵對這一突然襲擊，鄧小平從容地回答：“我已經圈閱了。對這個材料還要調查一下。”

　　江青見鄧小平膽敢這樣對抗，便進一步逼問：“你對批判洋奴哲學，究竟抱什麽態度，是讚成還是反對？

　　鄧小平忍無可忍，厲聲對江青說：“政治局開會討論問題，要平等嘛，不能用這樣的態度對人呀。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讚成你的意見嗎？”

　　江青一向驕橫跋扈慣了，而今天，在全體政治局成員麵前，鄧小平竟然這樣頂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著，她便大叫大鬧了起來。

　　看見江青如此潑皮囂張，鄧小平站了起來嚴肅而氣憤地說：“問題還沒有了解清楚，就戴了這麽大的帽子，這會怎麽開？”

　　說完，鄧小平即離席走出了會場。鄧小平走後，張春橋狠狠地說：“鄧小平又跳出來了。”

　　當天晚上，江青召集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到釣魚台十七號樓內緊急密謀。江青說：“鄧小平所以這樣吵架，就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反對文化大革命。”

　　張春橋說：“鄧小平所以跳出來，可能是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對總參謀長的提名有關，這是一次總爆發。”

　　王洪文說：“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有氣，不支持新生事物。”

　　姚文元則在日記中寫道：“鬥爭形勢突然地變化了！鄧小平同誌在昨天會議結束時站起來罵江青同誌，已有1970年廬山會議的氣息。”

　　他們一直研究到午夜後，決定抓住這一事件，精心組織說詞，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狀。

　　鄧小平的性格與周恩來不同，不會那麽讓著和寬容江青。如果當時周恩來在場，還可以“和稀泥”，把問題化解掉。而周恩來不在場，江青和鄧小平就必然要吵架了。不過江青本來就想鬧出點什麽事來，作為告狀的借口。這次與鄧小平的爭吵，正好給了他們一個口實，去毛澤東那裏告狀。

　　江青不久前剛挨過毛澤東的批評，所以江青去告狀不合適；張春橋是與鄧小平爭奪第一副總理的人，所以也不合適去告狀，而王洪文是最恰當的人選。不過江青他們沒想到，聰明反被聰明誤，這次告狀反而讓他們栽了一個大跟頭。

　　（110）

　　1980年11月王洪文在特別法庭上供認說：1974年10月17日晚上，在釣魚台十七號樓，江青召集我和張春橋、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謀告鄧小平的狀，議論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說鄧小平對四屆人大提名人選上可能有不同意見，還議論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去長沙，實際上是一次陰謀活動，是背著周恩來總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趕在毛澤東主席接見外賓之前去，是怕鄧小平陪同外賓先到毛主席那裏說明事實的真相。

　　王洪文說的“鄧小平陪外賓”，是基於以下的情況。1974年6月周恩來住院治病，不能繼續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於是對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做了分工：鄧小平負責主管外交外事，張春橋負責主管文化教育，李先念負責主管財政貿易，紀登奎負責主管幹部人事，華國鋒負責主管政法。因為鄧小平負責外事，所以高級別的外賓來訪時，都由鄧小平出麵陪同。

　　當時恰好丹麥首相哈特林訪華，由鄧小平負責接待。而哈特林提出要見毛澤東，所以將由鄧小平陪同哈特林從北京前往長沙見毛澤東。因為這次鄧小平要見麵毛澤東，所以江青擔心鄧小平把政治局吵架這件事先向毛澤東匯報了，這樣江青自己就被動了。於是江青讓王洪文趕在鄧小平之前，先到長沙去見毛澤東。

　　1974年10月18日一早，王洪文給毛澤東寫信，求見毛澤東。王洪文在信中說：最近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工作中碰到了一些問題。首先是在籌備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內部有爭論，這些爭論也未公開化，但在別的問題上已經表現出來，矛盾已經表麵化。我們幾個同誌商量，是否能當麵向主席匯報，聽取主席的指示。因為書麵一時談不清楚，匯報時由我一人來，以免驚動別人。

　　毛澤東答應見王洪文，於是王洪文與1974年10月18日上午9時飛離北京，下午2時到長沙見了毛澤東，並於當天傍晚回到北京。王洪文這次去見毛澤東，是一次秘密行動，周恩來、鄧小平以及其他政治局成員都不知道。所以後來王洪文在法庭上供認說：我去長沙，實際上是一次陰謀活動，是背著周總理和政治局去的。去的時候沒有報告政治局，也沒有報告總理。

　　王洪文見到毛澤東後，根據事先商量好的口徑，先簡要匯報鄧小平和江青在政治局會上爭吵的情況，然後王洪文把話鋒一轉，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是冒著危險來的。”

　　（111）

　　據當時在場的張玉鳳在法庭上作證說：1974年10月，王洪文背著周總理和政治局到長沙毛主席駐地，向毛主席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的狀。王洪文把周總理等同誌比作在廬山會議上的林彪一夥要搶班奪權。王洪文說：“在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這件事，江青同誌和鄧小平同誌發生了爭吵，吵得很厲害。鄧小平有那樣大的情緒，是因最近在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一事有關。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長沙沒有告訴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誌。我們四個人(王、張、江、姚)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匯報，趁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

　　王洪文別有用心地說：“總理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著找人談話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裏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誌。他們這些人在這個時候來往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王洪文到長沙的目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王洪文還在毛主席麵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麵談，這麽搞不好！要跟小平同誌搞好團結。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同誌談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江青帶著張春橋等人去毛澤東那裏告狀，結果告狀成功，並且導了致林彪的倒台。這次江青以為還能像廬山會議上那樣告狀成功，從而導致周恩來的倒台。但這次江青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王洪文的“告狀”不但沒成功，反而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毛澤東對江青的所作所為並不意外，但王洪文陷入江青集團那麽深，幫江青來告狀，卻讓毛澤東感到意外。毛澤東盡管對王洪文的表現有所失望，但還是給他留了改正的機會，毛澤東給王洪文三條忠告。第一條忠告是：“要跟小平同誌搞好團結”。當時毛澤東計劃在自己身後讓王洪文當主席，鄧小平當總理，所以王洪文與鄧小平搞好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毛澤東給王洪文的第二條忠告是“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同誌談談”，這其實是讓王洪文向周恩來做自我檢討。因為王洪文是背著周恩來等人來告狀的，這樣必然引起周恩來等為首的一批老幹部們對王洪文的反感，造成王洪文在中央的孤立。所以毛澤東讓王洪文主動去向周恩來自我檢討，取得他們的原諒，團結好中央的大多數人。

　　毛澤東給王洪文的第三條忠告是“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這是最至關重要的一條忠告。毛澤東當初之所以不讓江青集團接班，是因為江青得罪人太多，在中央太孤立，站不住腳。所以毛澤東選拔了王洪文這個與江青集團聯係不深的人當接班人。如果王洪文與江青搞在一起，成為江青集團的一員，那麽毛澤東扶王洪文就沒有意義了。

　　毛澤東希望王洪文理解他的心思，回去後與江青一刀兩斷，不再跟江青搞在一起，這樣王洪文以後才有可能接班。然而王洪文卻依舊不理解毛澤東的苦心，回到北京後依然和江青等人搞在一起，於是毛澤東就對王洪文徹底失望了。

　　（112）

　　王洪文回到北京後，立即向江青匯報了毛澤東的態度。但江青仍不死心，她想到兩天後王海容和唐聞生兩位翻譯，要和鄧小平一起陪外賓去長沙見毛澤東，所以就想到讓王海容和唐聞生再次傳話給毛澤東，請毛澤東再次考慮。

　　10月18日晚，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在釣魚台集體召見王海容和唐聞生。江青說：“政治局會上，鄧小平和我發生爭吵後揚長而去，使得政治局會開不下去。”江青著重說：“最近國務院的領導同誌經常借談工作搞串連，總理在醫院也很忙，並不是全在養病。鄧小平，葉劍英和總理是一起的，總理是後台。”

　　張春橋說：“國內財政收支和對外貿易出現了逆差，這是國務院‘崇洋媚外’所造成的結果。鄧小平在風慶輪問題上跳出來，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主張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張春橋還把江青與鄧小平的爭吵，比作1967年大鬧懷仁堂的“二月逆流”。

　　江青讓王海容和唐聞生再次把這些情況匯報給毛澤東，並托王、唐向毛澤東轉達說：她提議讓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員長。

　　江青本來是托王海容和唐聞生把此事私下向毛澤東匯報，但王海容和唐聞生聽了江青等人的話之後，感到事關重大，於是在第二天10月19日，王、唐二人到醫院見周恩來，把江青等人的談話內容先向周恩來做了匯報。後來公審“四人幫”，當王海容和唐聞生出庭作證時，江青大罵說：“王海容、唐聞生兩隻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了，就往鄧小平的船上跳。”

　　周恩來聽了王海容和唐聞生的匯報，說：“這件事我也了解到一些情況。經我向參加會議的同誌了解，鄧小平並非像江青宣傳的那樣揚長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勸止的。看來他們事先準備好了要整鄧，鄧小平已經忍耐很久了。”

　　在王海容和唐聞生向周恩來匯報之前，鄧小平就已經向周恩來匯報了17日政治局會議上有關“風慶輪”的爭吵。周恩來給鄧小平建議說：這次他在陪外賓見毛澤東時，不要為此事幹擾毛澤東，回來後再慢慢解決。

　　10月20日，鄧小平、王海容、唐聞生等人陪丹麥首相及夫人來到長沙見毛澤東。鄧小平接受周恩來的建議，沒有向毛澤東提起他與江青吵架之事，鄧小平在陪外賓見完毛澤東之後就走了，沒有留下來與毛澤東談話。從事後的結果來看，鄧小平這麽做的效果是很好的。因為他是當事人，此事由他來談，效果不一定好，不如由第三者來向毛澤東匯報此事。

　　接待完外賓後，王海容和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了江青的話。毛澤東聽後很不高興，他已經讓王洪文給江青回話了，江青還不肯死心。毛澤東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決，但江青還這麽鬧。”

　　當王海容和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江青提議讓王洪文當人大副委員長時，毛澤東生氣地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毛澤東在批評江青的同時，又讓王海容和唐聞生回北京傳話給周恩來和王洪文。毛澤東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誌一起和各方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的名單。開人大的時間，除了看準備情況外，還要視總理的病情而定。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113）

　　毛澤東怕江青還有幻想，所以他要堵死江青的幻想，特別聲明說：“王洪文來的時候沒有這樣明確，再明確一下。”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和具體人事安排，由周恩來和王洪文負責，其實主要是由周恩來負責。於是周恩來就在醫院裏召集在京的政治局成員開會、談話，部署四屆人大的各項籌備工作。1974年11月6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信，匯報籌備工作的進展情況。周恩來在信中說：

　　主席：海容、聞生兩同誌傳達的主席的指示，我當堅決執行，決不違反。人事名單估計11月下旬可搞出幾個較滿意的人選，呈主席選擇批準，關鍵在於中青幹部。

　　我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誌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如打起仗來，第一副總理與總參謀長還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領導下配合工作。據洪文、春橋、小平同誌估計，代表名單，憲法草案和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均可在11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體精神比7月17日見主席時好多了，隻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因為我隻參加會議的一頭一尾就可以。我的療養情況已托王、唐兩同誌麵報，即使照膀胱鏡下燒不成，我還受得起再開刀，務請主席放心。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隻有主席健在，才能領導好。其他托王、唐麵談。

　　周恩來，1974年11月6日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的信，當天在信上批示：“已閱。同意。”

　　也在11月6日這一天，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陪同外賓去長沙，毛澤東招他談話。李先念說到鄧小平與江青的爭吵時，說：“小平的問題解決了，沒有問題了。我們堅決不動搖地執行主席要安定、團結的方針。”

　　毛澤東卻說：“王母娘娘就不聽呢！”

　　李先念說：“她(江青)的帽子公司多一點。”

　　毛澤東又說：“鋼鐵公司厲害呢，又開帽子店。她這個人，別人心裏不高興她，非跟好多人鬧翻不可，她是目中無人。她的話不能全信，她隻能代表她自己。我三年來隻請她吃了一頓飯，現在又是四年了，一頓飯都沒有請她吃。總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幫，她偏要搞。”

　　1974年11月12日，鄧小平又陪同也門共和國總統魯巴伊去長沙見毛澤東，這次毛澤東召見鄧小平。毛澤東問起鄧小平與江青爭吵的那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

　　鄧小平說：“主席也知道了。我實在忍不住了，不隻一次了。”

　　毛澤東說：“我讚成你！”

　　鄧小平說：“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澤東說：“強加於人，我也是不高興的。她們(指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都不高興。”

　　鄧小平說：“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裏去講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

　　毛澤東：“這個好。”

　　鄧小平：“最近關於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麽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

　　毛澤東說：“沒辦法呢，隻好擔起來嘍。”

　　（114）

　　鄧小平的性格強硬，號稱“鋼鐵公司”;而江青的性格也強硬，號稱“鋼鐵工廠”。鄧小平的“鋼鐵公司”的綽號，還是來自毛澤東。前麵提到，1974年11月12日，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

　　鄧小平也當仁不讓地承認說：“主席也知道了。”

　　而江青“鋼鐵工廠”的綽號，也是來自毛澤東。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個工廠不要了吧。”

　　江青表示接受毛澤東的批評，表態說：“那個工廠不要了，鋼鐵工廠送給小平同誌吧！”

　　毛澤東追問說：“當眾說的。”

　　江青幹脆地回答：“說了算！”

　　毛澤東對參會的眾人說：“孔老二講的，言必信，行必果。聽到沒有，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對她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江青說：“不大好的就改。”

　　毛澤東說：“你也是難改呢。”

　　江青說：“我現在鋼鐵工廠不開了。”

　　毛澤東說：“不開就好。”

　　江青說：“我一定特別注意，請主席放心。”

　　1974年7月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曾當眾表示“鋼鐵工廠”不開了，並保證“說了算”。可是四個月之後的1974年11月，江青的“鋼鐵工廠”再次開張，與鄧小平在會上大吵，可見毛澤東預言江青“你也是難改”，的確是一語中的。江青和鄧小平是“鋼鐵工廠”對“鋼鐵公司”，兩人根本無法合作，這就讓毛澤東頭痛了。

　　以前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盡管與江青有很大矛盾，但至少在表麵上還是團結的，不會出現開會時爭吵的現象。毛澤東以後準備讓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那麽江青就必須“拿下”，否則兩人不停爭吵，中央工作無法進行。因此這次鄧小平和江青關於“風慶輪”問題的爭吵，毛澤東完全站在鄧小平一邊，江青敗北，這件事情似乎結束了。

　　不過兩年後的1976年，“風慶輪”問題又被再次提起，因為這時鄧小平作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被再次打倒，江青又出來批評鄧小平。江青說：1974年10月有關‘風慶輪’的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為了‘風慶輪’，前年我就跟鄧小平鬥了一場。他罵我，政治局會不歡而散，一個多月開不起會來。後來鄧小平不得已到我那兒道歉說：兩個鋼鐵公司碰到一塊，我說話走火了。

　　這時江青反敗為勝，成為勝利者，“風慶輪”事件也作為江青敢於鬥爭的“事跡”。然而好景不長，四年後的1980年，“風慶輪”事件又再次被提起，不過這次卻成為了江青的“罪證”。江青的《起訴書》中寫道：江青在1974年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借“風慶輪”問題發難，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及國務院其他領導人，阻撓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為他們篡黨奪權創造條件。

　　我們再轉回到1974年底“四屆人大”召前的情況。“四屆人大”是數年一次的權力再分配，時機不可錯過。江青盡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但她還是繼續爭取，不願錯過這個機會。

　　（115）

　　就在毛澤東召見鄧小平的同一天，江青又托王海容和唐聞生帶給毛澤東一封信。江青在信中提出：建議謝靜宜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遲群任教育部長，喬冠華任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來培養。

　　毛澤東對江青試圖插手“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非常不高興，他給江青回信說：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澤東。1974年11月12日

　　毛澤東的回信明確告訴江青，希望她退居二線，即“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毛澤東告還告戒江青“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並把這句話稱為“至囑”，希望江青想一想“積怨甚多”的後果。最後毛澤東再次提醒江青“人貴有自知之明”，指明她沒有接班人的才能。

　　江青看到毛澤東的信，依然不死心。11月19日，江青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名義上是自我檢討，實際上是向毛澤東“要官”。江青的信寫道：我愧對主席的期望，因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賞，頭腦昏昏，對客觀現實不能唯物的正確對待，對自己也就不能恰當的“一分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觸目驚心，使我悚然驚悟。自“九大”以後，我基本上是閑人，沒有分配我什麽工作，目前更甚。江青。1974年11月19日

　　江青在信中自稱“閑人”，希望毛澤東給她分配工作，其實是向毛澤東“要官”。因為毛澤東這次給了鄧小平三個的要職，卻沒有分配給江青任何職務。毛澤東對江青的“要官”當然不滿，第二天他立即給江青回信說：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毛澤東。1974年11月19日

　　李固和黃瓊是東漢人，李固寫給黃瓊的信，其中最有名的是以下幾句：“嶢嶢者易折，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幾句話，早在1966年毛澤東寫給江青的《滴水洞家信》中，就曾經提到過。這裏毛澤東是想借古人的話，告訴江青，她就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要江青有自知之明，不要再爭當接班人了。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徹底打碎了江青試圖爭當接班人的“野心”，江青當然非常不痛快。據王海容和唐聞生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揭發材料說：1975年初的“四屆人大”之後，江青又把我們找去，情緒十分激動地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大罵了一遍，並一定要我們把她的意見報告毛主席。我們報告毛主席說：“江青對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很有意見。”

　　毛主席聽了以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隻有一個，她自己。”

　　我們又問：“你呢？”

　　主席說：“不在她眼裏。”

　　主席又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毛澤東對江青的看法和預見，的確是準確的。毛澤東雖然相信江青政治立場的堅定性，但江青的“自大”、“自以為能幹”的性格，卻承擔不了接班人重任的。

　　（116）

　　所以毛澤東對江青的期待，是把她作為一個“革命的火種”保留下來，讓江青“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在中央當一個閑職，少惹人、少得罪人，在關鍵時刻才發揮作用。可是江青卻“偏要多露麵，偏要批文件”，這也算是辜負了毛澤東的一片苦心吧。

　　關於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澤東讓王海容和唐聞生把他的意見轉告周恩來。毛澤東的意見是：人大委員長朱德，第一副委員長董必武，第二副委員長宋慶齡；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鄧小平，第二副總理張春橋，第三副總理李先念，其它人事則由周恩來主持安排。這樣一來，就給了周恩來相當大的人事權，四屆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基本是由周恩來決定的。周恩來當然把重要的職務都給了老幹部，新上來的中青年幹部和工農兵幹部，沒有拿到多大的實權。

　　據副總理紀登奎回憶說：總理在動了兩次手術後身體很弱。從1974年10月下旬起，他在三零五醫院分別找人談話，征求意見，我去了七次。最後提出一個準備在四屆人大上產生的委員長、副委員長和總理、副總理、部長的名單，都是總理親筆寫的。12月20日淩晨，總理叫國務院值班室主任吳慶彤去，把他寫的名單送到國務院印刷廠印成清樣，然後將原稿交回燒掉。總理為什麽要做得如此嚴密？因為要不留任何痕跡，警惕‘四人幫’插手。

　　1974年12月21日，周恩來在醫院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三個方案，並把三個方案送毛澤東參閱。根據政治局的意見，由周恩來和王洪文帶著這份人事方案飛往長沙，向毛澤東當麵匯報，最後由毛澤東批準。

　　然而就在此關鍵時刻，周恩來的病情突然惡化，大便裏出現潛血，需要馬上檢查治療。因此周恩來的醫療組提出建議，要周恩來放棄長沙之行，留在北京檢查治療。

　　醫療組的意見送到葉劍英那裏，讓葉劍英十分著急。如果周恩來不去長沙，而是由王洪文單獨去向毛澤東匯報，就給了江青集團可乘之機，就可能影響毛澤東的最後判斷。這時葉劍英不得不做出一個決斷，他對醫療組說：“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現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總理安全回來。”

　　周恩來也對醫生說：“既然把我推上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曆史任務。”

　　周恩來非常清楚自己這次長沙之行的重要性。因為他已經知道，毛澤東的壽命還有不到兩年的時間，因此這次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事實上關係到毛澤東死後的權力格局，關係到今後中國曆史的走向。周恩來要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把握住曆史在關鍵時刻的走向。

　　1974年12月23日中午，身體虛弱的周恩來離開三零五醫院，乘飛機去長沙。據周恩來專機的機組人員回憶說：總理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他明顯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頂藍呢子帽，還圍著圍巾，戴著口罩。以前我送總理上飛機，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勁。這次登機時，總理走得很慢，很費勁，而且還有點晃。總理臉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時手還微微發抖。看到這種情況，我的心一下就提起來了。

　　（117）

　　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的讓步是較大的，基本上由老幹部們掌握了實權，而且一些文革中被打倒、靠邊站的人物，也都複出了。比如“二月逆流”中的第一號幹將譚震林，當時被撤銷了一切職務，1969年的“九大”時連中央委員也沒當選，可是在1975年的四屆人大上，譚震林當選了人大副委員長。

　　前麵提到，成為四屆人大常委的“反潮流英雄”張鐵生，就對這次大會很不滿意。張鐵生說：我認為四屆人大開得很不好，開得很不成功，走了兩個極端，強調代表性，卻讓一些走資派進了人大常委會。我是以工農兵代表的身份進人大常委會的，還是一個常委委員，卻是和一些走資派一起進常委會的，和他們坐一起。我認為這樣做，說明路線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讓步，沒有真正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當時，我感到這樣做，氣候不對。

　　為什麽毛澤東要讓步呢？原因當然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應該是軍方有情緒，軍方不穩。毛澤東雖然在1973年12月搞了一次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但並沒有根本解決軍方不穩的問題。關於當時軍方動向的材料，現在透露出來的不多，但從各種回憶錄中隱隱約約可以看出當時的一些情況。說得比較明確的是來自陳永貴的說法，在師東兵寫的《晚年陳永貴采訪錄》中，有如下一節內容：

　　陳永貴說：“我到中央後，才知道我們這些大老粗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農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華國鋒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得手在發抖，嘴唇哆嗦，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譬如給劉少奇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了他家，他當著我的麵給毛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他處於緊張的為難狀態。”

　　師東兵問：“你參加了討論抓江青這些人的會議嗎？”

　　陳永貴說：“我哪裏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呢！其實並沒有召開任何會議，完全是華國鋒、汪東興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以後，通知了葉劍英，葉劍英早就想動手了。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抓四人幫是順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誌研究，乘毛主席不在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周總理的口氣，可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隻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相信毛主席。”總理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總理是好人，好人呀！’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見的。”

　　（118）

　　師東兵寫的采訪錄，往往不經被采訪者本人過目就發表了，而且還會加入自己的一些東西。因此一些前中央領導人的親屬，對師東兵寫的政要訪談錄提出強烈質疑，指責他編造訪談情節，虛構曆史內情，影響了這些前領導人的形象。其中有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侄兒葉選基、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之女汪延群、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等。

　　當然也不能說師東兵的采訪錄全是假的，就像一位研究者說的：“師東兵的東西，學界普遍不敢引，要是有人引用了他的東西，曆史學的價值就要打折扣。我不敢說師東兵的東西都不可信，可能有一兩個不可信，你就不知道哪個可信，哪個不可信，因為無法辨別。”

　　因此，我們這裏引用師東兵上述一段內容的可信性，請讀者自己考慮。

　　關於當時軍隊的動向，代表性的還有2011年10月10日《北京日報》發表署名李喬的《1975年，小平同誌被停職以後》，該文說：我黨生命力極頑強，原因之一是每當我黨危難之時，黨內總會有正義耿直之士挺身而出，力挽狂瀾。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抓捕了“四人幫”，再舉鮮為人知的幾例。

　　1975年底，小平同誌被停職。王震將軍與葉飛、李強、王諍等將軍聚談，王將軍怒目奮臂說：“我要上山打遊擊，你們敢不敢跟我去？”

　　王震又說：“你們能帶多少隊伍？能帶多少枝槍？”王將軍後來還找到葉帥，建議把江青等四人“抓起來”。

　　1976年夏，毛澤東病重，“四人幫”猖獗，鄧小平下落不明。宋時輪將軍憂心如焚，與軍隊諸將領商討局勢時，扼腕奮臂說：“萬不得已時，我們要實行兵諫！”真是一語驚天地，大有當年張楊二將軍的偉大氣概。王震、宋時輪兩位將軍的逸事，見吳東峰著《開國將軍軼事》(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1976年天安門事件後，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將軍也曾向下屬說：“現在形勢很嚴峻，我是做了充分準備的，如果形勢繼續惡化，我就上山打遊擊！”(《歲月紀實：宋清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

　　當時，傷腿的羅瑞卿正在福州治病，皮將軍又對羅瑞卿說：“羅總長你腿不好，我們抬著你，你告訴我們怎麽打，我們就怎麽打。”(《文史參考》2010年第14期)。

　　王、宋、皮三將軍所言，產生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烙著時代的印痕，雖然都未曾實行(抓捕“四人幫”的建議後來實現了)，但他們為了民族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壯思，足可光耀千秋。

　　（119）

　　根據上麵的情況，1976年鄧小平下台後，一些軍隊將領曾試圖“兵諫”。由此看來，毛澤東在四屆人大上重新啟用鄧小平，作為重新啟用老幹部的象征，起到了安撫老幹部(特別是軍隊老幹部)的作用。毛澤東憑著他的政治敏感性，感覺到軍隊的不穩，因此在四屆人大上，對周恩來為首的老幹部們做出較大的讓步，起到穩定局勢的作用。

　　還有一件事，體現了毛澤東擔心軍隊不穩而做的防範性布置，這就是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的調離。中央警衛團是紅軍時期成立的中央機關警衛部隊，當時稱“總前委特務營”；紅軍長征到陝北後，改稱“中央軍委警衛營”；1942年改稱“中央警備團”。新中國建國後，成立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隸屬於公安部，亦稱公安部九局。

　　中央警衛局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機構，下設中央警衛團，它在編製上屬於解放軍總參謀部，編號為八三四一部隊。但八三四一部隊並不屬於總參謀部管轄，而是隸屬於公安部管轄，由公安部長羅瑞卿直接領導。但同時中央警衛局又接受中央辦公廳的領導，成為雙重領導體製。

　　中央警衛局成立後，從1953年開始汪東興任中央警衛局局長。1958年汪東興調任江西省副省長，由賴祖烈接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賴祖烈長期在中央辦公廳工作，建國後曾擔任過一段周恩來的秘書，可視為周恩來派係的人。1964年4月汪東興重新出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賴祖烈改任中央辦公廳會計室主任。1966年文革開始後，賴祖烈被下放到江西，粉碎“四人幫”後重回北京，任全國政協委員。

　　中央警衛局下設的中央警衛團，直接負責高級政要的警衛工作。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政委楊德中，副團長張宏。中央警衛團名義上是團的編製，但實際人數大大超過團的編製，最多時有8000多人，下轄8個大隊，34個中隊。其中一大隊一中隊負責保衛毛澤東，一大隊二中隊負責保衛劉少奇、朱德，一大隊三中隊負責保衛周恩來，二大隊一中隊負責保衛林彪。因為林彪不住在中南海，所以警衛體製屬於二大隊。至於具體的分工，團長張耀祠負責毛澤東的警衛，政委楊德中負責周恩來的警衛，副團長張宏負責林彪的警衛。

　　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可以說是周恩來的親信，不僅負責周恩來的警衛工作，還兼周恩來辦公室主任。

　　（120）

　　中央警衛團基本上是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勢力內，林彪因為進入中央高層比較晚，在中央警衛團裏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勢力。林彪雖為國防部長，但對中央警衛團的事情，卻沒有一點發言權。如果林彪在中央警衛團裏有自己的勢力的話，那麽“九一三”事件可能就會有另外的結局了。

　　中央警衛團的上級領導原來是羅瑞卿，但1965年底羅瑞卿被打倒後，中央警衛團的上級領導就成為汪東興。楊德中從1953年組建中央警衛團開始，就一直擔任中央警衛團政委，他可以說是周恩來在中央警衛團裏的代表。然而在1974年初，楊德中突然被調離中央警衛團，安排為陝西鹹陽軍分區第二政委。

　　1978年，周恩來夫人鄧穎超要求把楊德中調回中南海，楊德中作為受“四人幫”迫害的幹部重新重用。1978年底，汪東興離開中央警衛局，由楊德中繼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而張耀祠被調到成都軍區任副參謀長。此後，中央警衛局一直由楊德中領導，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幹到1994年退休，並被授予上將軍銜，按大軍區司令員待遇。

　　關於楊德中1974年調離中央警衛團的情況，原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回憶說：楊德中可能會有變動的事，在1973年底就有苗頭，但我並沒有察覺到。1973年11月，毛主席因為聽了兩位翻譯不太準確的匯報，認為周總理在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談判中說了錯話，屈從於美方，要政治局開會批評負責對美事務的周總理和葉劍英元帥。結果從1973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總理和葉劍英。

　　楊德中調離中央警衛局和中央警衛團的事，也就發生在那段日子裏。我正式得知消息，是1974年1月9日。在中南海東八所召開的一次黨委學習會議上，汪東興傳達了毛主席關於加強學習的指示，還提到毛主席近期說：“對內要團結，不搞陰謀詭計；對外要反對帝修反，要堅持原則，又要有靈活性。”

　　講完了學習的問題，汪東興又說：“楊德中同誌提出要求下到基層鍛煉一下，報告了主席、總理，他們都同意。另外在改進工作作風上也是需要的，他到陝西做個軍分區的政委就可以了。”

　　楊德中隨後在會上表態說：“要離開了，心情是很矛盾的。在中央、主席身邊工作這麽多年，以後會經常想到。最近學習了毛主席指示後，我考慮有必要下去鍛煉。我下去一定會好好工作，職務越小越好，好好學習。”

　　（121）

　　會議結束後，我聽見楊德中問汪東興，下去以後按什麽安排職務。汪東興當即答道：“師政委，按師職算。”

　　楊德中接著還和汪東興說了些什麽，我沒有聽清楚，但我記得最後汪東興似乎很不高興，氣咻咻的，聲音也大了。

　　後來，我從汪東興那裏聽說：楊德中下放是因“四人幫”要抓他，說他是壞人。汪東興說他為此曾向毛主席做了匯報，毛主席說：“我的部隊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嗎？”但毛主席接著又說：“下放鍛煉一下也好。”汪東興將此向周總理做了報告，得到同意。

　　許多年後才得知周總理那段時間，正在中央政治局挨批，江青、張春橋等為扳倒周總理，無所不用其極。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中央辦公廳的一些老人中，仍傳說著汪、楊之間恩怨相報的事。如今這些都已成往事，我真希望我們所有曾經在警衛戰線摸爬滾打過的老人，能心平氣和地擯棄前嫌，重溫戰友的情誼。

　　關於汪東興提到“四人幫”要抓楊德中之事，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南海往事追蹤報告》一書中，有如下敘述：有一次，江青不知是發了什麽神經，突然說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是壞人，要汪東興把他抓起來。汪東興聽後感到不好辦，急忙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回答說：“我的部隊的政委能是反革命嗎？”不過，他接著又說：“下放鍛煉一下也好。”於是楊德中便被派到下麵部隊當了師政委，用這種辦法避開了江青。

　　另據周恩來的秘書紀東回憶說：我到總理身邊的時候，西花廳黨支部書記由楊德中兼任，總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員。楊德中主要在中央警衛局工作，分管西花廳。同時，總理還交給他一些特殊任務，如首長醫療保健等，楊德中是總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

　　1974年，楊德中被調離中央警衛局，到陝西省鹹陽軍分區任第二政委。離京前，總理同他談了幾個小時的話。此後，就由張樹迎代理西花廳黨支部書記，直到總理去世。

　　由上述材料可見，1974年1月楊德中調離中央警衛局，是來自毛澤東的意思。前麵曾說到，毛澤東與周恩來關於中美談判之事，在1974年12月中旬就“和解”了。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和解”後，才提出調離楊德中，這是想給周恩來一個明確的信息：他這麽做不是要對周恩來采取什麽措施，僅僅是要做一些防範。因為楊德中任中央警衛團政委二十多年，在警衛團中有相當的影響力。周恩來同意調走楊德中，其實周恩來並沒有想過動用中央警衛團來解決問題。

　　（122）

　　這次周恩來和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本來周恩來請王洪文與他同乘一架飛機去，王洪文卻托詞，自己乘另外一架專機去了長沙。王洪文這麽做，主要是江青要王洪文製造一個單獨見毛澤東的機會，最後再努力一次。江青讓王洪文借匯報工作的機會，向毛澤東說出她想要說的關鍵的話：周恩來病重，已不適宜再當總理，因此四屆人大需要另外任命新總理。既然毛澤東已經定下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那麽江青就希望毛澤東任命張春橋或者王洪文為總理，把鄧小平壓下去。

　　據負責毛澤東警衛的張耀祠回憶說：江青不肯善罷甘休，再次找到王洪文說：“10月你去長沙雖然碰了釘子，這算什麽？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時，不是連性命都豁出去了嗎？地位權力是爭來的，不是誰恩賜的，你再進行一次拚搏。幹我們這一行的，就是不能怕這個三長兩短，關鍵時刻連死都不怕，你還怕什麽？快到嘴的東西你不去爭，不去搶，難道還要別人喂到你嘴裏來嗎？我為你當委員長，費了多少腦子，采取了多少措施，你知道嗎？隻有你再去一次，你不去誰去呢？”

　　王洪文說：“江青同誌，我知道你對我的一片好心，我辜負了你的一片期望。船到碼頭，車到站，官當大了，就怕失去位置。現在我們還要鬥爭，要拚搏，不然我們所得的一切，也可能被人家搶去。哪怕是百丈深淵我也要跳，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我去長沙向主席麵談，再力爭一次。”

　　江青高興地說：“這才是好樣的，就是要有這種精神。怕什麽，頂多挨幾句批評。隻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要抓住，就不能放棄，這叫‘寸權不讓，寸權必爭’，必須要爭。”

　　正好12月23日，周總理約王洪文一起去長沙，同乘一架飛機給國家節約一點經費，而王洪文心懷鬼胎，他既不吭聲，也不與總理同行，獨自乘坐一架飛機去長沙。

　　這天，王洪文按江青的意見去找主席談，講著講著，主席生氣了：“你上次來我是怎樣批評你的？我幾次勸你，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總是聽不進去！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跛的。你要作深刻的檢討。這一次，你既然來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寫個書麵檢查給我。”

　　王洪文說：“主席，我是有錯誤，我一定作深刻的檢討。”

　　王洪文唯唯諾諾說罷，向主席告辭回到了住所，寫了一個通宵，也沒有寫出一個像樣的檢討。就是這個不像樣的檢討，也沒有交給主席。

　　（123）

　　到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才在他的抽屜裏發現了檢討。王洪文的檢查寫道：

　　“主席：這次來長沙向主席匯報工作，又一次聆聽了主席的教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特別是主席對我的批評‘你不要搞四人幫’，主席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我誠肯(懇)的接受主席的批評教育。這次主席批準在這裏住三天，我應借這個機會來回憶，總結自己犯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兩天來我認真的回憶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錯誤。主席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的按主席的指示辦事，當工作中遇有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誌商量，而是隻找少數幾個同誌。雖經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後有同誌來找議事，我仍然頂不住，因此就繼續犯錯誤。

　　10月17日來長沙向主席匯報關於江青同誌和小平同誌為“風慶號”批示發生爭吵一事，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小平同誌有不同意見，這本來是黨內生活中允許的。但我隻聽了少數同誌的意見，錯誤的把江青同誌批示‘風慶輪’問題，同小平同誌爭吵聯係在一起，並且亂加猜測，因此我就提意(議)向主席報告。

　　在這個問題上的是(事)實是：小平同誌並不錯，而是我犯了嚴重錯誤。因為總理身體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麵的聽取各方不同意見，而是隻聽少數同誌意見，又不加分析就錯誤的向主席報告，幹擾了主席。我的錯誤是嚴重的。”

　　以第一手史料紀實領袖人物的《世紀風采》2013年第三期刊登《1974年秋冬毛澤東在長沙休養的日子》中這樣寫：本來，周恩來在醫院與王洪文約好，二人同乘一架飛機去長沙，可以給國家節約一些費用。然而，王洪文心懷鬼胎，不願和周恩來同機，便單獨乘飛機提前飛往長沙。

　　周恩來飛到長沙後，稍事休息，就和王洪文一起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見了王洪文，頭一句便說：“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臉漲得通紅，不好意思地趕緊說：“以後不搞了。”

　　接著，毛澤東向周恩來和王洪文說他自己的身體情況：“明年1月起，外賓我不見了。要求見，我也不見了。我吃飯、睡覺還好，遊了5次泳。就是講話，肺、腿不行了。”

　　細心的周恩來俯下身子，輕輕拉開毛澤東的褲腳，按摩著他的下肢，說：“有沒有浮腫啊？”

　　“坐久了難免。”毛澤東若無其事地說。他打量著麵容憔悴的周恩來，同樣關切地問道：“你的病情怎樣？”

　　周恩來答道：“不要緊，開四屆人大沒有什麽大問題。”

　　（124）

　　毛澤東叮囑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召開之後，你安心養病吧！你可以到外麵走走，像漢口、長沙，國務院工作讓小平同誌去頂吧！”

　　當話題轉移到鄧小平身上時，毛澤東露出極為欣賞的神情。毛澤東用手指了指腦袋，又用手指王洪文，對周恩來說：“鄧小平Politics比他強。”(鄧小平的政治比王洪文強)

　　毛澤東又補充道：“他(王洪文)沒有鄧小平強。”毛澤東一邊說著，還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

　　王洪文十分尷尬，也很緊張，擺出一副洗耳恭聽的神情。

　　接下來，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當總理說到葉劍英任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打斷了他的話：“我看小平做個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三個字，寫到此處，周恩來馬上說出來：“人材難得。”毛澤東就把筆放下了。

　　毛澤東要周恩來、王洪文留下來，多住些日子。他說：“你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這樣，毛澤東在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跟周恩來、王洪文兩人進行了四次談話，定下了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名單。毛澤東對王洪文進行了好幾次批評，並要他在長沙寫出了書麵檢查。

　　12月26日那天，是毛澤東81歲生日，毛澤東打發王洪文到韶山參觀，當夜王洪文就宿在韶山。那天晚飯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單獨促膝長談。

　　毛澤東首先談江青、王洪文搞宗派的問題。毛澤東說：“江青有野心。我正在做江青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政府(組閣)。當然對江青可以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就不對了。”

　　周恩來說：“這一條隻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談，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接著毛澤東說：“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搞亂了，也不告訴我。”

　　周恩來說：“在今年一、二月份，江青下達那些指示，開那樣的大會，我也有責任，政治局也沒有認真討論。”

　　毛澤東說：“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意識到國家需要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麵，說：“還是安定團結好。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周恩來認真地聽著，記著。

　　在談到四屆人大和國務院人事安排問題時，毛澤東再次表示：“由總理負責。”並提議由鄧小平協助總理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總理病重期間，由鄧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12月27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又一次談及江青，再一次強調“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是有。”

　　（125）

　　12月28日，周恩來、王洪文結束了長沙之行，帶著毛澤東的重托，帶著四屆人大和國務院的人事決策返回北京。臨別時，王洪文又對毛澤東說：“現在政治局裏沒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國務院，還管組織部、中聯部；文元管出版、宣傳；春橋管黨務、毛選五卷；隻有江青同誌沒有分工了。”

　　毛澤東回答說：“她的工作是研究國際，讀兩本《參考》(新華社編印的大、小《參考資料》)。我也是啊。”談話到此結束。

　　另據張耀祠回憶說：主席對周總理說：“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沒有？我看是有的。我比你們了解她，幾十年了，我對她作了許多工作，她就是不聽。她搞了三件事，‘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搞亂了也不告訴我。王洪文要見我，江青又打電話要見我，我說不見，要見大家一起來。”總理聽後沉默了好長時間。

　　周恩來12月23日到達長沙，原計劃12月25日回北京。12月25日周恩來向毛澤東辭行時，毛澤東又請他再住兩天，於是周恩來就在長沙住到了12月27日。而12月26日，恰好是毛澤東81歲生日。按照慣例，毛澤東過生日是不請客的，不搞生日壽宴。毛澤東唯一辦的一次生日壽宴，就是10年前，1964年12月26日宴請劉少奇等人的71歲生日壽宴。

　　1974年12月26日上午，周恩來對身邊隨行工作人員說：“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請大家吃頓飯，祝賀一下。”

　　當然周恩來也從來不為自己過生日，他也不提倡為黨內領導人過生日。隻有像宋慶齡、何香凝等一些非黨員知名人士過生日，他才去祝賀。這次周恩來專門請客為毛澤東祝壽，也是很少見的。

　　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問：“總理，都要請哪些人呢？”

　　周恩來說：“就是這棟樓內工作的同誌，再請幾位省裏、軍隊裏的負責人。”

　　周恩來和北京帶來的隨員，當地的工作人員等二十幾人，開了一個小型的慶祝毛澤東生日的祝宴。雖說毛澤東本人並沒有來，參宴的人都舉杯祝賀毛澤東健康長壽。

　　12月26日早上，工作人員悄悄將一束鮮花擺在毛澤東會客廳的桌上，又在沙發前的茶幾上，放了盛有幾種湖南風味小吃的果盤。毛澤東見了會意地對工作人員點頭微笑，也不說什麽。中午，毛澤東和工作人員一起吃了祝壽的麵條，並喝了一杯祝壽的深紅色芙蓉酒。賓館工作人員還在院子裏放了幾掛鞭炮，向毛澤東祝福。

　　12月26日午夜時分，毛澤東的秘書打來電話，請周恩來到他的臥室去談工作。這兩位老戰友一直談到次日淩晨，長達4個小時，這是他們兩人生前的最後一次單獨談話。關於這次兩人單獨談話的具體內容和細節，並沒有透露出來。

　　（126）

　　根據後來透露出來的一些情報來看，兩人談話的主要話題有兩個：一個是最後決定“四屆人大”的人事，另一個是所謂“理論問題”，這個問題後麵重點介紹。

　　另外在這次單獨談話中，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到張春橋有曆史問題。前麵說過，早在“九大”之前，林彪集團的人就搞到了張春橋曾經“叛變”過的材料。這個材料送到周恩來手裏，周恩來卻沒有往毛澤東那裏送。周恩來知道毛澤東不想追查張春橋的曆史問題，所以就把這件事壓了下來。

　　而在這次，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嚴厲批評江青，批評“四人幫”，感到是拿出張春橋“叛徒”材料的時候了，於是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張春橋的曆史問題，並表示他對張春秋的曆史問題很不放心。不過周恩來對這件事也沒有說太多，隻是點到為此，請毛澤東考慮。

　　毛澤東知道周恩來的用意，是想借他批評“四人幫”之機，順勢把張春橋也拿下。毛澤東沒有對張春橋的曆史問題表態，反而稱讚張春橋有才幹，並提議張春橋兼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這樣一來，周恩來試圖拿掉張春橋沒有成功。鄧小平女兒鄧榕講了鄧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起去醫院探望周恩來的情景，鄧榕說：看著總理消瘦的麵容，父親和母親心中說不出的悲傷。見了鄧小平，周恩來很高興。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積蓄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裏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說。”講完後，周恩來對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

　　周恩來回到北京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了毛澤東在長沙談話的要點。周恩來說：傳達主席在1974年12月23、24、25、27日四次談話要點：

　　—、主席23日說：留三天談談。24日又說：你們留在這裏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25日說：你們還可再留兩天。27日見麵時說：現在沒有什麽要談的了。

　　二、“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麽多人，要團結。在24日談話中，主席又說：(四人幫)在批劉、批林運動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並舉黨內鬥爭曆史為例。

　　三、在23日談到小平同誌時，主席寫了“人材難”三字和“強”一字，並指指腦袋，說小平是難得人材，政治思想強。在報告劍英任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主席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講到副總理名單時，主席在聽到我念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時，又加了一個陳(錫聯)字，念為鄧、張、李、陳。並說張有才幹，李較軟弱。

　　（127）

　　四、主席說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誌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組閣)。江青同誌說她沒有工作做，主席說看資料，研究國際國內問題，然後提意見。主席他自己多少年來就是這樣做的。對江青同誌，主席說：當然要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錯誤就不對了。這一條，我們報告主席，隻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一談，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五、主席說：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搞亂了，也不告訴我。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我們說，在一、二月份，下達那些指示，開了那樣大會，我們也有責任，政治局也沒有認真討論。

　　六、主席說：說批林容易，批孔難。世界上的事，說起來難，做起來並不難。現在“五經四書”也批了，孔夫子是文聖打倒了，關雲長是武聖也打倒了。

　　毛澤東在長沙與周恩來和王洪文在12月23、24、25、27日進行了四次談話，在12月26日與周恩來進行了單獨談話。周恩來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了毛澤東與他和王洪文的四次談話內容，卻沒有傳達他與毛澤東在26日單獨談話的內容。不過後來周恩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傳達了他與毛澤東談話的大致內容。

　　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重要指示的通知》。該《通知》說：毛主席在聽取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匯報後說，這次談兩個問題：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

　　關於理論問題，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麽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都知道。

　　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

　　毛主席說：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製度。中國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毛澤東為什麽要特別提出“理論問題”呢？這個問題在後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