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六二（崇新嶽 百思峰 ）

 

（26）

 

　　《中日聯合聲明》這樣記載：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應中國總理周恩來的邀請，於1972年9月25日至1972年9月30日訪問了中國。毛澤東主席於1972年9月27日會見了田中角榮首相，雙方進行了認真、友好的談話。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悠久的傳統友好的曆史。兩國人民切望結束迄今存在於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

　　日本方麵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並盡快互換大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在1972年中日雙方簽署《聯合聲明》時，周恩來顧慮日方的立場，把“侵略”兩字改為“戰爭”。周恩來說：“外交就一定要替對方設想。”

　　在短暫的周恩來時代，周恩來所做的大手筆，除了外交之外，就是政治上展開批判“極左思潮”。林彪事件之後，按照當時的慣例，肯定是要對林彪進行一場批判，展開一場“批林整風”運動，這本身是毫無疑問的。不過問題是另外兩個：第一個問題是誰來領導或者主管“批林整風”；第二個是誰來給這場運動“定調子”，也就是從哪個角度來批判林彪。

　　自從文革以來，宣傳工作一直是由中央文革小組主管。“九大”之後，中央文革小組不再提起，轉而在1970年11月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中央組織宣傳組的組長為康生，組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的主要單位有：中央組織部、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等宣傳部門，原中央宣傳部取消。

　　因為“批林整風”屬於宣傳工作，按照黨內的分工，應該由“中央組織宣傳組”主管。而周恩來在黨內的分工長期以來一直是主管經濟的，所以周恩來似乎不應該主管“批林整風”。

　　像“批林整風”這樣的大運動，原則上應該是由黨主席毛澤東來定調子。當時周恩來連黨的副主席都不是，由周恩來為“批林整風”定調子，似乎也是不合適的。

　　建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的調子、方針和口號，都是毛澤東親自製定的。而這次“批林整風”的調子批判“極左思潮”，這個調子顯然不是毛澤東定的，而是由周恩來定的調子。批判“極左思潮”也是建國以來第一次不是由毛澤東主導的政治運動。當時毛澤東由於身體原因，無力顧及這場運動。等到毛澤東身體有一定的恢複之後，他馬上改變了“批林整風”的調子，由批“極左”改為批“極右”。

　　（27）

　　當時周恩來之所以大膽地掀起和主導一場批判“極左思潮”政治運動，一個很大的因素是認為毛澤東的身體再也恢複不過來了。如果周恩來事先預知毛澤東的身體還能恢複過來，他也未必會這麽“大膽”地主導和展開這場運動。周恩來發起批判“極左思潮”運動，也是導致後來毛澤東與周恩來衝突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外，中央組織宣傳組的組長康生，在“批陳整風”之後就稱病不出，在林彪事件之後的“批林整風”運動中，康生更是“躺倒不幹”了。據原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在回憶錄中透露：1973年12月，靠造反起家、已爬至江西省委常委位置的塗烈給江青等人寫信，攻擊江西省委常委劉俊秀“傳播政治謠言”。

　　塗烈誣告劉俊秀在省委的一次老幹部會上，說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話’的指示：‘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帥就位，小兵回營’。會後，有的單位以此為指導思想來調整領導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來的新幹部‘打掃回營’。

　　還說有人捏造毛主席‘四個想不到’的指示，向下傳達。‘四個想不到’指示的大意是：一、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幹部整得這樣苦；二、想不到林彪會反對我；三、想不到康生告老還鄉、躺倒不幹；四、想不到姚文元當了政治局委員水平這樣低。

　　雖說毛澤東的“四個想不到”指示是謠傳，但其中說到康生“躺倒不幹”，也是事實。而姚文元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一度沉默不再發表文章，這也是事實。

　　在“批陳整風”運動前期，毛澤東身體不支，沒有精力研究和發出具體的指示，而主管宣傳部門的康生又“躺倒不幹”，這樣一來，下麵的江青、張春橋等人也不知如何是好，隻好持觀望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宣傳部門就自然地轉而聽從周恩來指示了。在1972年的一段時間，《人民日報》等重要宣傳工具，基本上是根據周恩來的意思開展宣傳工作的。

　　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第一個方麵，是在幹部政策方麵。周恩來說：“開展批林整風，主要矛頭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這個反黨集團，教育大批幹部，團結大批幹部，是這樣一個精神。”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周恩來審定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該社論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對一切犯錯誤的同誌，不論老幹部、新幹部，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采取以教育為主的方針。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隻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周恩來提出“犯過錯誤的人，有可能工作得更好”這樣的新觀點，顯然是為了“解放”老幹部而製造輿論。在周恩來的主導下，在文革中被奪權的老幹部，大部分又重新回到領導崗位。這些複權的老幹部，在後來成為鄧小平推行“全麵整頓”的中堅力量。

　　（28）

　　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第二個方麵，是在生產經濟部門“放寬政策”。周恩來說：學習大寨的經驗有三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後私。目前還是提“先公後私”，不宜提“大公無私”。如果隻講“公”，不講“私”，就不符合實際，也不科學。因為發展生產的結果，是要對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都有好處。

　　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經驗，不能把黨的政策所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這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農村中“割資本主義尾巴”等“極左”思潮。

　　1972年2月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周恩來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這是文革以來，中央第一次明確提出整頓企業“抓生產”。國務院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明確規定企業應該恢複和健全崗位責任，抓好產量、品種、質量、成本、利潤等指標。周恩來說：“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產品質量不穩定，就是規章製度執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規章製度。”

　　1972年上半年，周恩來在一係全國性會議上，多次強調要反對極左思潮，幾乎是逢會必講，反複加以批判。如果說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僅僅停留在他主管的經濟部門，毛澤東還可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1972年下半年，周恩來主導的批判“極左思潮”，進入到第三個方麵：文化教育界，這就超過了毛澤東的容忍界限。在1972年底，毛澤東的身體有一定恢複，這時毛澤東開始直接出麵幹涉周恩來的批判“極左思潮”了。

　　政治批判都是為了現實的目的，批判林彪這個死人，是著眼於借“死人”的話題來說“活人”。林彪事件之後，全國展開“批林整風”運動。那麽要批判林彪的什麽錯誤呢？這裏毛澤東與周恩來的看法完全不同，周恩來認為林彪錯誤的性質是“極左”，而毛澤東則認為林彪錯誤的性質是“極右”。

　　據原周恩來秘書紀東，回憶說他聽到過“周總理唯一的一次國罵”。紀東說：《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於1972年12月5日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表示很同意周總理關於要批透“極左思潮”的主張，信中還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情況。

　　但王若水的信激起軒然大波。毛主席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王若水的那封信，我把它和毛主席批過的其它文件一起，裝在專門文件夾裏，放在總理辦公室單人床頭的一個茶幾上。這天下午我在中直俱樂部看電影，在那裏忽然聽到廣播：“總理值班室紀東趕快回去，有車在門口等你。”

　　（29）

　　我馬上站起來直奔門口，出門先看到的是傾盆大雨，接著，看到鄧大姐的司機王炳文坐在吉姆車裏向我招手。我馬上到總理辦公室去，總理直截了當地說：“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關材料拿來。”

　　總理的聲音和情緒好像有點不大對勁。我平靜了一下心情，嘴裏答應著：“好的。”

　　我從那個小茶幾上，把毛主席批示過的那封信遞到總理的手裏。總理從第一頁開始，一頁一頁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幾份材料翻完，總理猛地朝辦公桌上拍了一下，勁兒很大，連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

　　接著，總理把文件“啪”地朝側右後方摔去，我聽到總理說的一句話：“媽的，怎麽不是極左，就是極左嘛！”

　　總理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我都聽得清清楚楚。我看到總理雙眉緊蹙，兩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著椅背，兩眼怒視著窗外。看到總理如此生氣，我有點不知所措，我從來沒有看到總理這樣發過火。總理的那聲“國罵”是我在他身邊工作幾年裏，聽到唯一的一次。可見，總理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經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內心的憤怒已經壓抑得無法再壓抑了，才發泄出來一點。

　　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毛主席連續三次批評周總理。這在客觀上為“四人幫”向周總理發動進攻壯了膽，提供了機會和條件。

　　據紀東的回憶，周恩來看到毛澤東批示的那封信，氣憤不已。周恩來認為林彪的實質是“極左”，而毛澤東認為是“極右”，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看法非常不滿，甚至不覺脫口而出了“國罵”。這裏且不論毛澤東的看法正確，還是周恩來的看法正確，不管怎麽說，周恩來的看法與毛澤東完全相反。黨的第一把手與第二把手在重大問題上看法完全相反，這就必然引發出一場政治衝突。

　　每個政治運動都是有目的的，周恩來為什麽要發起一場批判“極左思潮”的運動呢？按照官方的主流看法，認為這是周恩來“為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因為毛澤東是文革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周恩來試圖糾正文革的錯誤，其實也就是糾正毛澤東的錯誤。這裏我們不妨試想一下，一個部下試圖去糾正自己頂頭上司的錯誤，這是需要極大勇氣和膽識的，因為它引起的後果必然是嚴重的。

　　這裏可以再試想一下，周恩來發起這場批判“極左思潮”運動，難道是不搞不行嗎？顯然，周恩來不搞批判“極左思潮”，也完全是可以的。有人說批判“極左思潮”是因為當時國民經濟麵臨崩潰的危險，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1972年的國民經濟，較1966年到1969年的文革高潮時期，已經恢複了很多。國民經濟在最亂的幾年都熬過來沒有崩潰，現在怎麽會有崩潰的危險呢？再說，如果批判“極左思潮”隻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那是沒有必要把批判“極左思潮”引到文化教育領域的。

　　（30）

　　現在一些人撰文，聲稱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被毛澤東批評完全是無辜的，周恩來是被冤枉的。這種說法也是不合理的。政治鬥爭都是一個巴掌拍不響，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劉少奇並不是毫無動作；毛澤東與林彪的鬥爭，林彪更不是俎上之肉；同樣這次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鬥爭”，不應該簡單地說周恩來“被冤枉”了。周恩來的確發起了一場“試圖糾正毛澤東的錯誤”的運動，毛澤東並沒有冤枉他。

　　批判“極左思潮”的運動雖然時間不長，動靜還是比較大的。周恩來本人對極左思潮的定義是：“極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誇誇其談，走極端。”周恩來還說：“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底下就有。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運動就是要落實在政策和業務上，政治掛帥‘掛’在什麽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

　　這裏回顧一下周恩來掌權時期的批判“極左思潮”的主要動作。

　　1974年4月1日，《紅旗》雜誌以《正確理解和處理政治和業務的關係》為題，提出：鑽研業務、技術越深，就對人民的貢獻越大，就更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不堅持為革命而鑽研業務，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

　　4月9日，周恩來在廣州觀看部隊文藝演出時說:“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結合，要有點地方的色彩。”

　　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的社論《懲前毖後，洽病救人》。5月1日《紅旗》雜誌又以《執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計》為題，提出：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僅要解放幹部，還要正確使用。

　　5月14日，周恩來在會見索馬裏革命代表團時說：“社會的改建是長期的。消滅剝削階級，消滅剝削製度的革命，不是短時期內能完成的，不是10年、20年，要半個世紀，也許一個世紀。這將是繼續幾代的問題。”

　　5月21日至6月23日，周恩來主持“批林整風匯報會”，有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負責人312人參加。周恩來在會上講話說：“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關於政變的講話，是‘極左’的。”周恩來的這個說法，與後來毛澤東對林彪“極右”的說法完全相反。

　　這次“批林整風匯報會”的重頭戲，是前麵提到的毛澤東在1966年寫給江青的《滴水洞家信》。

　　（31）

　　周恩來在5月21日的講話中說：這次批林整風會議，文件相當多。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信。這封信是什麽時候寫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的講話送到主席那裏，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裏頭有些話過頭，敘述政變那種寫法也不當。

　　但當時是為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眾之氣，要打擊、掃除那種修正主義的風，所以說話有些過。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冷水了嗎？因為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實際上這裏頭有毛病，有些極“左”的話，有些不恰當的，現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會看出來。

　　主席寫這封信是1977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那個信可寫的深刻，現在大家想想看，那簡直是完全看到了這些問題，隻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到這麽清楚。當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是不大懂的，將來我們還可以加以解釋。

　　江青也介紹這封信的背景說：1966年5月初中央在北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我還在上海，不知道會議情況。1966年7月，我收到了主席給我的信。我當時雖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誰，但是我感覺到事關重大，心情沉重。這封信不是寫給我一個人的，是寫給全黨、全國人民的。不過在當時，主席不好寫給別人，隻能寫給像我這樣的人。

　　關於這件事，原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也回憶說：

    1972年5月，在林彪機墜人亡8個月之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會上最重要的議程，是向與會者公布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寫給江青的信。大家對信件的內容極感興趣，因為這是一封私人信件，在信裏毛澤東袒露了自己的心跡，說出了對自己的評價，不讚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時，也揭示了為什麽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使大家感到更加好奇的是：據周恩來在會上說，這封信的原件已經燒毀了，現在發給與會者的是抄件。周恩來告訴我們說：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江青收到以後，感到十分重要，給周恩來看了，江青和周恩來商量覺得應該把這封信給林彪看一下，於是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但指示給林彪看後當麵燒掉。

　　當時林彪正住在大連，周恩來特地把信送往大連，給林彪親自看了後當麵燒毀，這封信的手稿從此消失了。隻有毛澤東、江青、周恩來、林彪四人看過(據說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也看過此信手稿)。等到1971年林彪命喪蒙古大草原以後，毛澤東卻從它的檔案處找出了這封信的抄件。原來，1966年毛澤東寫完了給江青的信，當場要秘書照抄一份，原件發出，抄件存檔。

　　（32）

　　盡管原件已經當著林彪的麵燒掉，毛澤東卻暗暗藏著此信的抄件，並決定在1972年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公布出來。為了使與會者相信這封信件的真實信，周恩來特地把抄件複印後，發給與會者過目。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人的字跡很稚拙，上麵留有一、兩處改動，是毛澤東的筆跡，改動不大。

　　在這次會上公布了毛澤東致江青的信，每個人都要表態。我也在小組討論時做了發言，大意是說：讀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兩麵派，當麵喊萬歲，背後下毒手，毛主席高瞻遠矚，對林彪的問題早有察覺。”其它人的發言，也都是這樣一個基調。

　　說實話、參加“批林整風匯報會”以後，我心頭也有一些疑問：毛主席既然對林彪“早有察覺”，為什麽仍舊堅持選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這一點寫入《黨章》；周總理既然早就看過毛主席給江青的信，知道毛澤東對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有不同意見，為什麽仍舊盛讚“林彪同誌的《五一八講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成為文化大革命的號角？”……，當然，這些疑問，在當時我是不能提，也不敢提的。

　　在這次“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周恩來還做了一次長時間的自我檢討。因為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批林整風”，與周恩來本來沒有關係，周恩來為什麽要做自我檢討呢？這件事顯然有些蹊蹺。關於這次周恩來做自我檢討的原因，現在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釋。

　　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周恩來於6月10日到12日，連續用三個晚上作了《對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六次路線鬥爭的個人認識》的報告。這個報告依次講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以及抗戰時期王明的第二次錯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

　　談到王明的左傾和右傾錯誤時，周恩來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曆，對自己進行了嚴厲的自我批評和自我檢討。關於周恩來做自我檢討的原因，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毛澤東“逼”周恩來做自我檢討；第二種說法是周恩來自己主動做自我檢討。

　　第一種說法的典型代表是《晚年周恩來》，該書作者認為“毛澤東的意圖就是讓周恩來當眾自揭曆史老底，自我批判”。該書作者提出周恩來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作為證據，周恩來在信中寫道：現在既然大家願意聽，而我也有讓大家知道的曆史責任。兩次在主席處，聽到片言隻字關於路線的教訓，我更急於要寫出初稿，不管行不行，總算是個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髒病發，我就無法還賬，同誌們也將失望，那時成為終身之憾！不管對不對，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總算寫出初稿，請主席勉強翻一下，這樣長的稿子(30多頁)，我實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講，講後再改。實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後再改。我現在認為，把我過去犯的路線錯誤和重大錯誤，告訴三百多位老中青黨政軍和各地負責同誌有好處，使他們可以批評我，監督我，對我還可以改造，對他們也可引以為訓。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樣一個黨員，主席又是怎樣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33）

　　《晚年周恩來》作者試圖用這封信，說明周恩來迫於毛澤東的壓力，不得不自我檢討。其實仔細看一下這封信就會發現，信中完全看不出毛澤東有要周恩來做自我檢討的意思。毛澤東隻是讓周恩來在這次會上，向眾人講講黨的前六次路線鬥爭。因為當時的中央委員，大部分人都沒有經曆過前六次路線鬥爭，當然也不了解這些鬥爭。所以毛澤東希望周恩來講講這些路線鬥爭，讓眾人意識到黨內的路線鬥爭是經常出現的，這就使大家認識到出現林彪的這次鬥爭，從黨的曆史來看，也是“正常”的。

　　毛澤東的本意，不過是讓周恩來講講過去的路線鬥爭經驗教訓。可是對於周恩來來說，很多事情就不那麽好講。因為在這幾次路線鬥爭中，周恩來幾乎都是卷進去的，特別是在王明路線鬥爭中，周恩來在前期是支持王明的，陷得很深。因此周恩來本人講到這些路線鬥爭，他就不得不做一些自我檢討，要不然就會有“隱瞞曆史”或“掩蓋曆史”的嫌疑，就會被別人抓住“辮子”。

　　在政治鬥爭方麵，周恩來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隱瞞曆史”是一個很重的帽子，很多高官都栽在“隱瞞曆史”上。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不隱瞞自己的“舊賬”，把自己在王明當權時期，反對毛澤東的事情主動如實地講出來，就可以把那些試圖“揭發”他的人的嘴堵住，讓別人無法給他扣“隱瞞曆史”的大帽子。

　　周恩來說：這兩次路線錯誤，要沒有毛主席‘憋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長期挽救我，教育我，給我以補過贖罪的機會，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曆史教訓。你們了解我的曆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力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你們有權力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這是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黨的正常生活。現在凡是在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中沾了邊，甚至陷得深的同誌，都應該從我的曆史教訓中得到啟發，不應該有任何顧慮。要徹底交待，認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周恩來不愧是做自我檢討的高手，他說出來的話不但不會損害自己的聲譽，甚至相反有“自我宣傳”的作用。一些年齡比較輕的中央委員，首次聽說曆史上周恩來在黨內的職位曾一度高於毛澤東，都感到震驚不已，反而對周恩來更加敬佩了。

　　當然，周恩來在自我檢討的基礎上，又對自己給予不露聲色的“肯定”。周恩來說：我入黨五十年，沒有離開黨的隊伍。經過長期的複雜而又激烈的黨內外、國內外的階級鬥爭和革命戰爭的考驗，我還在為黨工作，繼續堅持對敵鬥爭。我年老了，也還有些革命朝氣。這幾年我常說按馬列主義、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來也並不容易。我平常愛讀魯迅和毛主席的各兩句名詩以自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34）

　　在6月23日的“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又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周恩來不僅對1932年國民黨特務偽造“伍豪啟事”作了詳細的說明，還講述周恩來自己在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專門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並公布了毛澤東1968年1月16日為此寫的批示。毛澤東的批示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蔑。”

　　與劉少奇不同，周恩來的曆史是比較“清白”的，沒有被國民黨被捕後又出獄的“說不清楚”曆史問題，唯一的一件事麻煩事就是“伍豪啟事”。這件事與周恩來無關，其實很容易證明。但周恩來仍然不敢大意，他要把這件事做成萬無一失。

　　在這次會上，已經“靠邊站”多年的陳雲，重新出來參加中央會議。陳雲知道他能夠重新出來，周恩來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陳雲也在這次會上，為周恩來的“伍豪啟事”作證。陳雲說：“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誌和我。這件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謀。對這樣曆史上的重要問題，需要向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采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陳雲還特別寫了書麵材料：我現再書麵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

　　《關於“伍豪啟事”真相》的報告，與“批林整風匯報會”的主題也是完全無關的。周恩來之所以在這次大會的全體會議上，大張旗鼓地做這麽一個與大會主題無關的報告，是因為有人試圖在這個問題上“揪”周恩來的曆史問題。

　　現在周恩來在中央大會上，公開說明此事，並亮出毛澤東的親自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蔑”。這樣一來，如果有人再要想在這個問題上“揪”周恩來的辮子，那就很難了。果然，後來“四人幫”對周恩來進行了各種“攻擊”，但他們再也沒有提到周恩來的曆史問題。

　　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周恩來的發言中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就是周恩來公開聲稱自己“不能掌舵，隻能當助手”。周恩來說：我覺得由我來談談前六次路線鬥爭，更著重說說對我自己犯過的路線錯誤的個人認識，確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性。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我不能掌舵，隻能當助手。

　　周恩來心裏真的認為自己隻能當助手？還是心裏並不這麽想，隻是在嘴上說說而已？我們認為應該是後者。如果周恩來真是甘當毛澤東的助手，毛澤東掌舵把中國這條大船，駛向“繼續革命”的文革大方向時，周恩來應該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這條大船沿著“繼續革命”的文革大方向繼續行駛下去。而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都是抵製文革，幹擾毛澤東的掌舵。特別是在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發起批判“極左思潮”，試圖否定文革，這就是要改變中國這條大船的行駛方向。周恩來做的這些事，都是“舵手”幹的事，而不是“助手”幹的事。

　　（35）

　　在“批林整風匯報會”結束後，周恩來又進一步推進批判“極左思潮”運動，並把這個運動深入到非周恩來主管的文化教育領域。在文革前期，毛澤東是一直是進攻的一方，周恩來是防守的一方，而在林彪事件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次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可以說是周恩來主動發起進攻了。

　　關於周恩來發起批判“極左思潮”的動機，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比較典型的看法是：周恩來要糾正文革的錯誤。比如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在《大動亂年代》一書中，把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這段“鬥爭”，稱為“肯定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王年一的看法是比較合理的。

　　在文革前期，毛澤東搞文革勢如破竹，毛澤東的反對派能夠自保就不錯了，完全無法形成“否定”文革的勢力。而在林彪事件之後，不僅是毛澤東本人，就是文革運動本身也大受打擊，於是出現了周恩來為代表的“否定”文革的勢力。在文革前期，毛澤東把精力放在怎樣把文革“進行到底”的問題上，而在文革後期，毛澤東不得不把精力放在這樣防止文革被“否定”的問題上，這個差別是巨大的。

　　關於周恩來發起批判“極左思潮”動機，另一種比較典型的看法是《晚年周恩來》一書提出的“還賬”說。該書寫道：周恩來心裏很清楚文革搞到這種地步，毛澤東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難辭其咎，在不少問題上是欠了賬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補救，將無法向曆史交代。

　　在罹患癌症以後，周恩來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而有了一種緊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點事情，為自己“補過還賬”。在批林整風匯報會後，周恩來暗中加緊了扭轉文革困局的努力，在各項工作中明顯加大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力度，周恩來先是有意識地捅了教育領域這個文革重災區的“馬蜂窩”。

　　“還賬”說並不合理，因為它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周恩來在文革初期是支持毛澤東搞文革的，後來發現文革的問題很大，周恩來因此後悔了，懺悔了，所以想到要“還賬”。

　　但事實上，周恩來在文革一開始，就對文革持抵製態度，像文革初期的“二月逆流”，就是周恩來主導的。因此周恩來對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既談不上後悔，也談不上懺悔，因為他從來就沒有真心想幫毛澤東搞文革。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不管從當時看，還是從事後看，都對應得比較恰當，沒有什麽需要後悔或懺悔的。

　　一些人認為周恩來應該像彭德懷那樣，在文革問題上跟毛澤東“硬頂”。但“硬頂”的結果會怎麽樣呢？“硬頂”很可能造成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爆發全麵內戰。如果周恩來“硬頂”出內戰來，他才是需要後悔和懺悔的。

　　退一步說，即使周恩來“硬頂”的結果沒有出現內戰，那麽周恩來倒台肯定是必然的了。周恩來倒台，文革的結局會更好嗎？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都沒有必要後悔和懺悔。

　　盡管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這就是這場批判“極左思潮”是周恩來主動發起的，是周恩來主動去捅“馬蜂窩”。

　　（36）

　　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不僅僅停留在批判上，更重要的是他還要“糾左”，也就是用行動來糾正“左傾錯誤”。雖然說在文革中，各個領域都出現“極左”的問題，但問題最嚴重的顯然是教育界。工廠、企業、機關雖說受到各種各樣的衝擊，但整個體製基本上沒有大的破壞。教育界完全不同，特別是高等學校，文革以後就一直“癱瘓”，不再招收學生，不再具有學校的功能。

　　1970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文件，決定廢除過去的高考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1971年，工農兵學員先在清華、北大兩所大學搞試點；1972年開始，全國高校開始普遍招收工農兵學員；1973年，國務院發出指示《關於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強調：“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

　　1973年各省在招收工農兵學員時，進行了筆試的高校入學考試。遼寧省一名叫張鐵生的知青考生，寫的一封批評高校入學考試的公開信，一時間成為“反潮流”英雄。這是後話了。

　　對教育革命的看法，周恩來顯然與毛澤東有所不同。周恩來認為應該恢複傳統的“正規教育”，而毛澤東的看法則是要打破傳統的“正規教育”。1972年7月，美籍華人學者楊振寧來中國參觀探親，楊振寧提出中國應該加強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工作。

　　楊振寧正好說了周恩來想要說的話，於是周恩來一方麵稱讚楊振寧的意見說：“應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指導下，加強國內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工作。”另一方麵，周恩來又趁著這個時機，對陪同會見楊振寧的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周培源說：“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麽障礙要掃除，有什麽釘子要拔掉。”

　　周恩來對周培源說“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這句話是很有分量的，並且周恩來還強調要“掃除障礙、拔掉釘子”。誰是障礙？誰是釘子？周恩來沒有明說，但周培源是心領神會的。

　　10月6日，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引發起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激烈反彈。這個問題放在後麵講，這裏先按照時間順序來介紹。

　　1972年8月1日和2日，周恩來連續兩天在人民大會堂對外事口負責人作長篇報告，報告的主題是“要批透極左思潮”。周恩來說：“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他們打倒一切，破壞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極左的方法破壞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說過了頭，什麽‘頂峰’呀，‘一句頂一萬句’呀，其實都是假的，結果是要謀害主席。”

　　（37）

　　周恩來強調說：“運動和業務不能對立，如果真正懂得運動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實在業務上。政治掛帥掛在什麽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

　　周恩來的這個講話，雖然沒有在報刊上公開發表，卻在幹部、群眾中廣泛轉抄和流傳，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72年9月5日，周恩來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統顧問薩拉姆時，再次談到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並且還提出：“也可以考慮中學畢業生直接上大學。”中學生直接上大學，這明顯有違於毛澤東提倡的“工農兵上大學”。周恩來把自己的想法，先說給外國人聽，試探各方麵的反應，這個做法似乎是跟毛澤東學的。

　　在林彪事件之前，周恩來在會見外賓的時候，都是就事論事。對國內的事情，特別是政策方針的大事，周恩來總是盡可能避開不談。可是在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在外國人麵前，開始比較放開地談中國的事情了。1971年11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做了長篇談話，這篇談話後來發表在美國的《New China》雜誌上。

　　周恩來與韓丁的這次談話，是周恩來少有的坦誠談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因此這裏著重介紹一下。因為原文較長，所以這裏對周恩來的談話進行概括介紹。

　　一、對中國階級現狀的看法

　　周恩來說：資本家這些人還在，人數不少，可能比農村地主的比例高。估計全國資本家和家屬共有一千萬人左右。

　　另一個階級就是小資產階級。農村中的富裕中農，地雖沒被分，但合作化了。雖然城市裏的小商販合作了，但有人從國營企業那裏買到批發貨後，挑著擔子去零售，城市裏還有夫妻老婆店，擺小攤子的還很多。這說明小資產階級有相當的數量，還有個人主義即小資產階級思想，就是公社裏的貧下中農也有小資產階級思想。按馬列主義的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不是無產階級思想。

　　相反的，產業工人，真正的無產階級，不超過三千萬，總數連職員、教員、醫生等共是五千萬拿工資的。真正的產業工人，按馬克思主義定義的商品生產者，不過三千萬。美國比我們多得多，日本工業發展很快，可能超過我們了。

　　以上數字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在思想上說，是少數人專了多數人的政。如果說同盟軍，工農聯盟是多數人專了少數剝削階級的政，但工農聯盟中的無產階級思想還很少，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很多。

　　一方麵中國社會是社會主義製度，所有製是全民和集體所有兩種，都是社會主義所有，是工農聯盟的社會主義國家。從這意義上說，是多數專了少數的政。另一方麵，如果講無產階級思想領導一切，那是少數專多數的政。

　　我說這些都說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有些人不同意，但具體分析，又反駁不了。

　　周恩來認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隻有三千萬人，所以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不管是從人數上，還是從思想上，都是少數人專多數人的政。少數人專多數人的政，這意味著什麽？周恩來沒有繼續講下去。

　　（38）

　　二、對中國階級鬥爭的看法

　　周恩來說：我不同意陳永貴的說法(陳永貴說中國的階級鬥爭是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在政治鬥爭上陳永貴是對的，但在思想分析上他是錯了的。馬克思說存在決定意識。從陳永貴的覺悟出發，他那裏可能沒有地、富，但勞動人民自己也有落後的思想，也有反映剝削階級的思想。

　　韓丁問：那麽那些新生的資產階級，那些特權所造成的走資派呢？光看著地主，會不會對新生的資產階級失去警覺？

　　周恩來說：我正要說這個問題。如果工人掌權的人，像會計，工程師，管理幹部等等，也容易產生資產階級思想，產生一個特權階層，成為你所說的走資派。這樣的人數量很大，如不鬥爭，資產階級思想經常侵蝕無產階級思想。承認不承認存在階級鬥爭是個關鍵問題，是個政治原則問題。

　　劉少奇在工商業改造以後，說階級鬥爭沒有了。這不止他一人，陳伯達也有這種思想。不承認階級鬥爭，剩下的就隻有唯生產力論了，這完全違反了馬列主義。

　　劉少奇說我們解決了生產關係的問題，剩下的是解決生產力落後的問題。根據劉少奇的思想，中國的生產關係已經非常先進了，也就不能靠進一步改變生產關係，來發起一個大躍進。劉少奇認為不可能有大躍進，反對大躍進，因此他提出形左實右的口號，提出辦不到的口號，來破壞大躍進。

　　周恩來這裏似乎是肯定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批判了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

　　三、對集體和個人的看法

　　周恩來說：資產階級罵我們隻有集體，沒有個人是不對的。資本主義隻有個人，沒有集體，造成無政府狀態，如公害問題在資本主義下不可能解決。你們參觀的東方紅煉油廠解決了汙染問題，把汙水變得可以養魚，可以澆地。我們還不滿足，再高的要求就是還可以喝。

　　美國在這方麵就不行了，日本的公害也厲害，有個東京市長和橫濱市長來中國和我談。我問他們公害怎樣辦？他說日本製度下，他毫無辦法。個人主義發展到高峰成了公害，每個企業增加投資，減少產量，才能製止公害，還有賠錢的危險，誰幹？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是不顧環境破壞的，也不人道。

　　毛主席號召學大寨，我不反對吧。大寨還是有缺點，大寨是個“先公後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時，人們對此爭議很大。我們說的“先公後私”，有極左思潮的人說大寨人是“大公無私”；另一些人說大寨人背後其實也是為自己。

　　山西省革委會主任謝振華說大寨是“先公後私”，不是“大公無私”，大寨人不滿意。陳永貴到北京，我說“先公後私”是中央說的，是有道理的。李文忠和雷鋒那樣的人很好，但隻能是少數。不能學李文忠，人人找死還行？那是沒必要的。

　　英雄隻能是少數的，哪有那麽多“重於泰山”的機會？如果你到處找死，那隻能是“輕於鴻毛”。那就成了法西斯式的，軍國主義的行為，那不行，那不是為人民服務。所以還是“先公後私”，這樣大家可以學得到。

　　在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是要把“公”和“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無私”。社會主義不可能改造得隻有集體利益，沒有個人利益。我們要的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要是集體和個人利益的和諧。

　　在這裏，周恩來認為人們的思想水平，還達不到“大公無私”的程度，所以隻能強調“先公後私”，不應強調說“大公無私”。

　　（39）

　　四、對自力更生的看法

　　韓丁問：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極端嗎？

　　周恩來說：大寨還是以自力更生為主。有次災年他們向國家隻借了一次錢，第二年就還了。我們不能說國家沒有給他們任何援助，國家還是給了，比如化肥就是優先賣給他們的。所以說自力更生為主，國家幫助為輔。把問題不能說絕對了，這樣別的地方就不能學了。

　　雖然大寨是先進的，不能說大寨沒缺點，大寨還是有缺點的。大寨的核算製度，大寨的石窯洞不要機械地照搬。大寨人原來住的也是土窯洞，一場大洪水把多數土窯洞衝垮了，陳永貴就帶領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窯洞。這樣一來，家前的小菜園沒有了，也無法各自養豬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這樣辦，那就糟了。大多數地方群眾的覺悟，還達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養豬的地步。

　　完美無缺的榜樣和典型是沒有的，我們要每個縣，每個省，每個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況不一樣，不要都從千裏外來學大寨。

　　五、對個人崇拜的看法

　　韓丁問：斯諾文章裏講毛澤東是“和尚打傘”，這是什麽意思？

　　周恩來說：主席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是個歇後語。和尚剃光頭沒有頭發，和尚打傘就遮住了天。“發”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孫悟空那樣無法無天。

　　當時的情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群眾發動起來造走資派的反，這是好的，但幾年來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滿意的是把一切都說絕對了。如毛澤東思想一定要給四個偉大，毛主席最不滿意，這是陳伯達搞的。

　　第二，“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的口號，完全錯了。毛主席在這方麵有權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麽能是權威呢？而且這也有時間性，你今天是權威，你明天也是權威嗎？如果你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絕對權威，那還有發展的嗎？

　　再說權威是群眾承認和支持的，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它隻能是在群眾的鬥爭中湧現出來的，怎能是“樹”起來的？所有樹權威的觀念都是不對的。

　　第三，到處掛毛主席的肖像，擺主席的雕像，這是不對的，把好事做到反麵了。在北京飯店一進門的櫃台兩邊，有兩個主席像，我看了後說“主席還給你們看櫃台”；飯店電梯裏也有主席像，我問：“你們還讓主席給你們看電梯？”這樣過分了，是有害的。

　　當然，在對待領袖這件事上，主席和修正主義是不同的。斯大林思想上的領導作風都有錯誤，但功大過少。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是有個人野心的，不能因為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我們就也反對。

　　不崇拜領袖是不對的，問題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眾公認的，還是“樹”起來的。主席說的對個人崇拜，就是要事實求是。領導人要謙虛，謙虛就是事實求是。

　　周恩來這裏說：“毛主席在這方麵有權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麽能是權威呢？”這樣直接評論毛澤東的話，周恩來在林彪事件之前，是看不到的。

　　（40）

　　五、關於文革中一些問題的說明

　　周恩來說：從1962年起，八屆十中全會，其實是“文革”的先導，實際上批評了劉少奇，但沒有點名。隨後，在1963年毛主席為“四清”運動製定了《前十條》，劉少奇拋出他的《後十條》，主席在1965年又發布了《二十三條》。

　　毛主席的《二十三條》批判了劉少奇的《後十條》，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園大隊搞紮根經驗，她完全執行劉少奇的指示，並且未經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國到處做報告。

　　劉少奇以自己夫人的經驗為基礎，在一個公開集會上說：“毛主席關於調查研究的理論，今天已不再適用了，因為已過時了。”他就這樣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會議，我親耳聽到劉少奇說這種荒謬的話。以後我去彭真那兒，告訴彭真：“這些話不能在人民之中傳播，必須從他的講話中刪掉。”因此，劉少奇的講話最後以一個修改版公布了。但王光美的未經修改的講話，卻在各地傳開了，錄了音並且在全國廣播了。

　　劉少奇把共產黨和政府的幹部看成是沒有一個好的，全是一團糟，打擊一大片。當劉少奇或他的工作組去一個村子“蹲點”時，他們搞所謂的“紮根串連”這種神秘化的工作。在我們掌權十五年後，他們還做什麽秘密工作呢？這一切都是和群眾路線背道而馳的。

　　劉少奇把“四清運動”變成一場幹部之間“四清”和“四不清”之爭，他們是貪汙，還是沒有貪汙？由此看來，劉少奇一點也不要階級路線。根據劉少奇的這種方法，可以撤換成批的幹部並使另一批新的掌權，把“四清運動”帶到針對掌權者的無原則鬥爭中去。

　　1965年冬，姚文元寫的《批判海瑞罷官》發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才正式開始。

　　這一係列都是反對劉少奇路線的鬥爭，當然嚴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動了億萬群眾。這個路線鬥爭一直繼續還沒結束，鬥批改還在深入。

　　韓丁問：為什麽極左派對外交問題這麽注意，是不是為了針對你？

　　周恩來說：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五一六”集團的建立，是為了反毛主席並破壞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集團是最大的陰謀集團，有意把毛澤東思想宣傳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樹特樹權威，大講天才。他們表麵上擁護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實際上是分裂黨，分裂軍，分裂政府。

　　但表麵上，“五一六”反對我和其他幾位中央首長。我是他們的第一號目標，“打倒第一號！”他們寫了大量反對我的資料。

　　韓丁問：他們怎樣攻擊你？

　　周恩來說：人民大會堂是紅衛兵未闖進過的少數建築物之一。當然我們常請他們進來開會，他們從來沒有強行進入過。1967年8月11日，我們舉行一個批判陳毅的大會，我也到會。當時，第一外語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宋遠利主持會議，現在查明，他是一個“五一六”份子。

　　（41）

　　開會時，我的左邊是宋遠利，我的右邊是劉令凱，他也是“五一六”分子，他提出打倒陳毅的口號。

　　我同意參加這個會的先決條件，是批判陳毅可以，但不能打倒他。因為劉令凱要打到陳毅，他是不應該到會的，更是不應該發言的。當我發現劉令凱到會了，我問宋遠利為什麽劉令凱也在主席台上？宋遠利說：“劉令凱在主席台上好，這樣他就不會搗亂。”

　　就在那時，他們通知我，劉令凱要發言。我對宋遠利說：“你如果讓他講話，我就離開會場。”聽到這樣，宋遠利答應不讓劉令凱發言，但他在這問題上又一次失信了。當我出去休息一會兒時，劉令凱上了講壇，講了話。謝富治當時也在台上，他對這很不高興，他找到了我。

　　在我們二人都出了大會堂時，某些武鬥分子立即跳上舞台襲擊陳毅。但我們的警衛員都有高度的政治覺悟，當學生們跳上台打陳毅時，警衛員們圍上來保護他。學生們漫罵，但警衛員說：“你們不能帶走陳毅，毛主席下令保護他。”因此，沒人敢抓陳毅。

　　韓丁問：那天在人民大會堂內，你出了什麽事？

　　周恩來說：據說造反派的武鬥分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這個傳說。假如他們不敢抓陳毅，他們怎麽敢抓我呢？在那些日子裏，我們的許多好同誌受到蒙蔽。他們分不清好壞。

　　壞人利用最革命的口號，因為他們要打倒我，他們就不能說我緊跟毛澤東思想，他們必須說我反對毛主席。他們整理了我的言論和講話，並斷章取義地證明他們的觀點。例如：他們抓住我有一次曾談起蔣介石時說的話。當時是1924年，他是黃埔軍官學校的校長，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種情況下，我怎能不說幾句他的好話呢？

　　另一個例子：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重慶自己的報紙《新華日報》上寫過：“我們支持蔣介石將抗日戰爭進行到底。”今天把這句話拿來，對年輕的紅衛兵們來說似乎很可怕，他們問：“怎麽能支持蔣介石呢？”

　　從1945年到今天，才過了短短的26年，但我們的青年，因為他們不懂曆史，有時就會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曆史，共產黨的曆史，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去教育人民。

　　1967年8月7日王力大放厥詞，姚登山要外交部長，王力要當副總理，因為他後麵有人要當總理。這事一直發展下來，主席發現了這事。陰謀家總是要失敗，武鬥也是陰謀集團挑起的，凡是陰謀的都是見不得人的，他總是打著革命的口號，用極左的思潮欺騙群眾，表麵上支持文革，擁護主席，暗中是反革命的。他們的口號是極左的，他們燒英代辦，炸印尼，印度使館，這樣的事以後也有。

　　（42）

　　六、關於林彪的問題

　　韓丁問：我有個問題，當然我沒有權利讓總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話，談談林彪的問題。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這個問題。

　　周恩來說：這個問題提得很突然，我要說幾句，把幾個問題說清楚，把路線講清楚。

　　路線是我黨的生命。我黨五十年的曆史說明了路線對了就會勝利，我們當時隻有幾個人，沒有軍隊，什麽也沒有。但是，隻要路線對了，我們可以吸納黨員，建立軍隊，爭取勝利。路線錯了，有黨，黨要垮；有軍隊，也要失敗。王明路線就是說明。

　　犯錯誤就要勇於改正錯誤，我都犯過路線錯誤，但還當總理。不管你多大的官，隻要不按主席路線辦事，隻有自己失敗，群眾軍隊都不跟你。林彪這件事，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紀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紀律。

　　要注意到周恩來與韓丁的談話時間“1971年11月”，這是周恩來短暫掌權的“黃金時代”，所以他才“敢”有這麽大膽的發言。到1973年下半年之後，隨著毛澤東身體的恢複，短暫的周恩來時代過去了，周恩來又小心謹慎起來，這樣大膽直率的談話再也看不到了。

　　1972年10月1日國慶節，《人民日報》照例要發表《國慶社論》，人們都要《國慶社論》視為理解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風向標”。周恩來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試圖把批判“極左思潮”作為中央的精神寫入《國慶社論》。

　　起草《國慶社論》小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先後兩次在社論稿中寫入“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的一段話，但均被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刪去。

　　這次張春橋和姚文元一反過去的觀望姿態，對《國慶社論》草稿提出反對的意見。周恩來清楚張春橋和姚文元對《國慶社論》的反對態度，肯定不是他們的個人看法，而是反映了毛澤東的意見。因此，周恩來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不再堅持直接寫“批判極左思潮”，而是把這個意思改頭換麵地寫出來，比如“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要提倡又紅又專，為革命學習業務文化和技術”等。

　　前麵提到，周恩來曾布置北大副校長周培源抓“基礎理論教育”。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周培源不久就寫出一篇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這篇文章在發表時，果然遇到了阻力，姚文元不同意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於是轉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姚文元說：“周培源的文章是有來頭的，有背景的，不發不好，不發是得罪人，所以發在《光明日報》上。報刊上的文章並不都是對的，都對了，就沒有階級鬥爭了。”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周培源的文章。現在看來，周培源的這篇文章並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可是在當時的教育界，卻有一顆炸彈爆炸的感覺，因為它對《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質疑的意見。

　　（43）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是文革期間反映毛澤東教育思想的綱領性文獻，它的核心是兩個估計：解放後 17 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製度、教學方針和方法幾乎全是舊的一套，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原有的教師隊伍和解放後培養出來的高等學校的學生，大多數人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紀要》提出的“兩個估計”，第一個估計稱“文革前十七年是‘黑線專政’”；第二個估計稱“大多數知識份子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是在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製定的。《紀要》由張春橋和姚文元主持起草修改，最後由毛澤東親自批發。因為《紀要》的綱領性地位，所以當時的報刊宣稱：誰反對《紀要》，誰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對毛澤東思想。

　　而文革後，《紀要》遭到了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正式撤銷《紀要》的通知，指出：《紀要》是四人幫一手把持下炮製出來的，是錯誤的。它在教育戰線危害極大，流毒很深，應當繼續批判。

　　《紀要》一方麵對文革前的教育問題進行了總結，另一方麵也提出了今後教育革命的實施辦法，主要有：一、工人宣傳隊長期領導學校；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三、減少學習書本知識，重視培養實際經驗，等等。

　　《紀要》規定：中學生畢業之後，要經過兩年以上從事“工農兵”勞動鍛煉的實際經驗，才有資格上大學，這就是所謂的“工農兵大學生”。1972 年 10 月 14 日，周恩來在接見美籍華人李政道博士時，講話說：學校學生應當以學習為主。對學習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理論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邊學習、邊勞動。

　　周恩來說中學生可以直接上大學，不需要經過兩年勞動鍛煉，這就是對《紀要》精神的否定了。當然周恩來的這次講話並沒有公開發表，所以引起的反響並不大。而周培源公開發表的文章，引起的反響就十分巨大了。《紀要》提出：大學教育要減少以書本知識為主的“理科”，以工科代替理科。而周培源的文章提出：“綜合大學理科要對基本理論研究給予足夠的重視，既要批判理論脫離實際，又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這實際上是取消理科，是十分有害的。”

　　（44）

　　周培源在文章中提出的觀點，顯然是與《紀要》精神背道而馳的，因此引起教育界的“震動”。1972年11月開始，張春橋和姚文元等組織人在上海《文匯報》上連續發表《這樣提出問題是否妥當》、《馬克思主義是最基礎的理論》等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不點名的批判。據說張春橋、姚文元還公然宣稱：“不管周培源來頭多大，都要進行追查和反擊。”

　　因為《紀要》是毛澤東主導製定的關於教育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所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沒有人敢懷疑或者議論這種綱領性文件的。而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居然組織人寫文章對《紀要》公開提出不同的看法，從毛澤東的角度來看，這是周恩來在對他的權威進行挑戰。

　　繼10月6日發表周培源質疑《教育工作紀要》的文章之後，10月14日，《人民日報》上又發表了一係列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特別是突出批判無政府主義。在《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中寫道：搞無政府主義的人，狡猾地利用群眾對右傾機會主義的不滿，大肆煽動極左思潮，鼓吹‘群眾說了算’，叫嚷要‘砸爛一切’；他們口頭上發表一些最左、最革命的言論，實際上進行著簡直是流氓式的煽動，利用小私有者撈一把的欲望來進行煽動，把無政府主義思潮當作他們實現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陰謀工具。

　　如果我們聯係到當時文革的實際情況，就可以明白，這裏批判的“無政府主義”，表麵上針對的是林彪，實際上“群眾說了算”等都是毛澤東的思想，這是委婉間接地和對文革進行否定。關於這些事，當事人王若水回憶說：

　　1972年末我在擔任《人民日報》臨時業務領導班子成員期間的一段經曆，從中可以看出周恩來當時的努力和困難處境。“九一三”事件以後，第二號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來上升到第二位。毛澤東會感到他過去認錯了人，轉而讓周恩來作他的接班人嗎？

　　在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過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毛澤東也顯得很信任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麵的工作都出現了轉機。1972年周恩來開始過問《人民日報》的事以後，姚文元雖然還繼續管一些報社的事情，但上麵不能不受周恩來的牽製，這肯定是江青集團不高興的。

　　當時《人民日報》沒有正式的領導班子，隻有一個管業務的“宣傳小組”，召集人是魯瑛。周恩來決心改變報社領導的現狀。1972年夏，周恩來提出《人民日報》“要組織一個班子看大樣，統管全局”，要魯瑛提出一個名單。

　　（45）

　　幾天之後，未見動靜，周恩來打電話催詢，魯瑛回答說因病未辦。周恩來斥責說：“你病重了，你死了，《人民日報》就不辦了？”

　　一向溫和的周恩來，在這裏顯出了他的嚴厲的一麵。顯然，周恩來不喜歡魯瑛這樣的人擔任《人民日報》的領導，他是不是要把魯瑛當作一個釘子而拔掉呢？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人民日報》成立了臨時“看大樣小組”成員有七人，除魯瑛外，還有新“解放”的前總編輯吳冷西和一些老幹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幹部。

　　顯然，這是未來《人民日報》領導班子的基礎，這裏麵的任何一個其他人，都要比魯瑛強。根據預定計劃，報社黨的核心小組要在年內成立，魯瑛的地位搖搖欲墜了。

　　另一個問題是宣傳問題。“批林整風”開始時，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這屬於林彪的陰謀，主要是聲討揭發，理論上沒有什麽好批的。接著中央發下來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戰爭期間的“遼沈戰役”的軍事路線。那屬於曆史，和現實沒有什麽聯係，很快就結束了。

　　下一步批什麽，不清楚了。我們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得到什麽指示。批林顯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劉少奇的那種雷霆萬鈞之勢相比，這種情況是很不正常的。

　　1972年8月1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對外事單位負責人講話，再次強調批左。這個精神傳達到報社以後，大家都很興奮，覺得這個指示非常正確，應該很好地討論和貫徹。然而奇怪的是，在宣傳問題上具體管事的姚文元，卻沒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納悶：當年他們批判劉少奇的那股勁頭到哪裏去了呢？

　　1972年3月，國務院領導同誌指示，要反對無政府主義。後來，黑龍江省委寫作組寫了文章，交給《人民日報》理論部，理論部認為可用，又送給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題為《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兩篇文章，這三篇文章組成了一個版。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這個機會，就在10月14日把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發出去了。

　　根據王若水的回憶，在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出麵改組了《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增加了吳冷西和王若水等老幹部。當然，王若水這些新增的人都是支持周恩來，反對張春橋、姚文元的。於是他們趁著張春橋、姚文元不在的機會，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了整版的反映周恩來思想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

　　（46）

　　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一直主管經濟的“務實”部門，沒有主管過文化宣傳的“務虛”部門，所以人們很少聽到周恩來的主張和觀點。在1972年前後的短暫周恩來時代，周恩來一度控製了《人民日報》等宣傳媒體，並在《人民日報》內部安插了自己的人。就像王若水說的那樣：“周恩來開始過問《人民日報》的事情了。”

　　周恩來在《人民日報》中有了自己的人之後，這些人就按照周恩來意思，在《人民日報》上宣傳周恩來的主張。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一整版“批極左”的文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然，周恩來的做法，必然引起一直掌管宣傳媒體的江青集團的反彈。江青集團一方麵組織人在《文匯報》上寫文章進行反擊;另一方麵提出要警惕“右傾思潮抬頭”，並提出要追查“批極左”的背景。

　　在這一段時間，毛澤東早就注意到《人民日報》的動向，對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也大為不滿。但毛澤東在這段時間身體情況很差，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力過問批判“極左思潮”的事情。直到1972年年底，毛澤東的身體有所好轉，他也就開始過問批判“極左思潮”的事情，起因是來自《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給毛澤東寫的一封信。

　　王若水給毛澤東寫信的原因，據他本人說，是因為對批判“極左思潮”一事感到混亂。周恩來主張要“批透極左思潮”，而張春橋、姚文元則強調“不要批左過了頭”。《人民日報》在周恩來的主導下提倡批左，而《文匯報》在張春橋、姚文元的主導下反對批左，當時的混亂情況有點像批《海瑞罷官》的時期。

　　王若水回憶說：【當時批判林彪方針上的混亂情況，還可以從以下幾件事看出：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講話說：“要排除左右幹擾，當前主要是批極左思潮，同時注意和防止右的傾向。”而北京軍區政委紀登奎的講話說：“不能說林彪推行的是極左路線，有一些提法值得考慮，如空頭政治、唯意誌論、精神萬能論”。我當時聽到紀登奎的講話時，卻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員李德生強調反左，政委紀登奎強調反右。”

　　這種分歧外國記者也注意到了，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從北京發了一條消息，題為《北京的官方報刊走著不同的道路》。

　　（47）

　　當時《人民日報》已經有些同誌上書中央，我卻想，既然“左”的根子在張春橋、姚文元身上，寫信給政治局或周恩來是沒有用的，於是我索性直接給毛主席寫信。我的信是12月5日發出的，信的底稿我後來燒掉了，信的主要內容複述如下：

　　我報告了《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對林彪路線性質的提法，我說這種情況有些像批《海瑞罷官》的局麵。到底《文匯報》講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麽有那麽大的膽子？如果是，《人民日報》為什麽不知道？

　　我在信裏表示不同意《文匯報》說林彪推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我說林彪有“左”的表現，也有“右”的表現，但主要是“左”。因此，批林彪就要批“極左思潮”。我還引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話，表示了不同意見。

　　以上是我寫給毛主席的信的主要內容。我也考慮到，這封信是冒風險的，為了避免連累別人，我沒有給任何人看，寫好後就發出了。

　　毛澤東看到王若水的信後，馬上做出批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是叛黨叛國。”

　　前麵提到，據周恩來的秘書紀東回憶，周恩來看到毛澤東的批示後，氣得“罵娘”了。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也回憶周恩來在這段時間情緒異常，亂發脾氣。張佐良回憶說：1972年晚秋，一天晚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例行政治局會議。大約在七、八點鍾，一位女服務員急匆匆地跑到我跟前，大聲地說：“張大夫，快！總理在發脾氣，他讓你快進去！”

　　我一聽她的話，從沙發上站起來，邊走邊琢磨，總理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脾氣？從沒有聽說過。總理在這樣高層的會議上發脾氣，為什麽？怎麽把我叫進去？

　　我不安地走到會議室門口，躡手躡腳地走到總理坐的沙發背後，蹲下身子輕聲地問道：“總理，您有什麽事……”

　　總理還沒有等我把話說完，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幾，立即站了起來，手指著我，氣憤地問：“我吃的蛋炒飯裏為什麽不放鹽？你嚐過沒有？”

　　沉默了幾秒鍾，我說：“沒有嚐過。”

　　總理大聲說：“你為什麽不先嚐嚐再叫他們端來？你們整天跟著我，說是照顧我，可你們做了些什麽呢？”

　　我無話可說，隻好低頭不語，大概有幾十隻眼睛盯著我。蛋炒飯裏沒有放鹽，是廚師工作的疏忽大意，不應該怪到我頭上。即使是錯了，叫廚房裏重新搞一份就是了，又何必在這種場合叫我難堪？我心裏感到委屈，可不敢向周總理作任何解釋。我知道，我今天是代人受過。

　　（48）

　　政治局會議午夜方散，我隨周總理回到西花廳。我對“蛋妙飯”的事情仍想不通，因為從來沒有規定保健醫師必須先嚐首長的飯菜，今天廚師忘了放鹽，責怪醫生是毫無道理的。淩晨睡前，我陪周總理在院子裏散步，他邊走邊說：“昨天晚上，我在大會堂衝著你發脾氣，不要介意。你懂嗎？我是遷怒啊！”

　　我心裏很不平靜，原先對周總理的怨氣已經消失，相反，又增添了對他的崇敬。總理啊，您也有苦衷無處說，不然，為什麽要“遷怒”呢？至此，我心裏也明白了一點，對周總理的理解又多了一點。

　　周恩來對毛澤東駁回他的“批極左”，感到異常氣憤，又是“罵娘”，又是“遷怒”，這對於平時十分注意自己形象的周恩來，的確是“失態”了。周恩來為什麽這麽生氣呢？一方麵是毛澤東不給他麵子，全盤否定了他的主張；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是周恩來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思想不滿。

　　在周恩來看來，林彪事件出來之後，毛澤東應該吸取教訓，停止文革，停止繼續革命，把國家的重點轉到發展經濟方麵。周恩來認為毛澤東搞文革的一切問題，就是落在一個“左”字上。再從長遠來看，毛澤東從建國以來，就開始提倡“左”的冒進路線。1956年周恩來提出“反冒進”，試圖“糾正”毛澤東的左傾路線，結果被毛澤東的“反反冒進”反擊戰，打得一敗塗地。

　　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又試圖“糾正”毛澤東的左傾路線，又被毛澤東的反擊戰打得一敗塗地；1962年劉少奇再次試圖“糾正”毛澤東的左傾路線，結果在1966年被毛澤東拿下；1969年林彪在“九大”政治報告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再次試圖“糾正”毛澤東的左傾路線，結果又被毛澤東的反擊戰打得出走外國；到了這次1972年，周恩來提出批判“極左思潮”，試圖再一次“糾正”毛澤東的左傾路線，但又遭到了毛澤東的反擊。為此，周恩來的氣憤也是有曆史原因的。

　　不過毛澤東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搞的是“左傾路線”。相反，毛澤東認為他的戰友們是“右傾路線”。毛澤東認為他的戰友們建國後開始貪圖平穩安逸了，不願意繼續革命，甚至不願意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也是毛澤東發動文革與他的戰友們“決裂”的根本原因之一。

　　周恩來雖然氣憤，但他也知道，對毛澤東的反擊進行“硬頂”，後果都是不好的。在周恩來看來，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這些人的經驗教訓，都是犯了對毛澤東“硬頂”的戰略錯誤。所以周恩來不能用“硬頂”的辦法，他要以柔克剛，用軟辦法戰勝毛澤東。

　　（49）

　　毛澤東明確反對批判“極左”，並聲稱林彪的性質是“極右”，這樣就等於全盤否定了周恩來的主張。周恩來看到毛澤東要反擊了，馬上後退。從此周恩來不再過問《人民日報》的事，主動把宣傳大權重新交回到毛澤東和江青集團手中，避免了與毛澤東的直接衝突。

　　雖說周恩來把宣傳大權重新交回去，也不再公開提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但周恩來的行動其實並沒有變，他用行動來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事後的結果也證明，周恩來的策略是明智的。

　　關於王若水的信，因為毛澤東已明確批評了王若水，周恩來也不好與毛澤東唱反調，他也批評了王若水，但批得很巧妙。據王若水回憶，事後周恩來、張春橋和姚文元專門找他談話。王若水回憶說：

　　張春橋說：“這封信反映出來，不是王若水同誌一個人的問題，《人民日報》還有人。我總覺得《人民日報》內部有一股邪氣，一股勢力。”

　　姚文元：“在階級鬥爭這個關鍵時刻，你王若水站到哪裏去了?”這句話意味深長，使我一驚。

　　周恩來說：“你王若水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氣沒有?有一點吧?稍有一點也不好。毛主席認為你這封信是不好的。王若水同誌這封信，把形勢看得漆黑一團，像《海瑞罷官》那時的形勢一樣，你的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傳上，王若水同誌是研究哲學的，應當在這方麵表現出來。”

　　這次會議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夠從近距離觀察這幾個高層領導人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在這以前，我是把毛澤東同張春橋、姚文元兩個人分開的，隻是覺得張、姚不好，而毛澤東大概是受他們包圍蒙蔽。我還以為，毛澤東是信任周恩來的，他們之間是完全一致的。這次會後，我才知道我過去錯了。

　　後來我才省悟：如果說林彪路線是“極左”，那麽有沒有一條與林彪“極左”路線相對立的正確路線呢？這兩條路線是如何鬥爭的呢？這樣一來，事情不就麻煩了麽？如果說毛澤東也有這樣的擔憂，是不奇怪的。

　　從這次事件後，周恩來就不再過問《人民日報》的事了。接著，1973年《人民日報》展開了一場批判以王若水為代表的“一股邪氣，一股勢力”的運動。其聲勢之大，時間之長，是報社曆史上空前的。我想：我這樣的區區幹部，值得那樣大動幹戈嗎？他們明裏是批我，暗裏是批誰呢？這時。我已預見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