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廿八（崇新嶽 百思峰 ）

第十四節  倒劉第三炮

　　（15）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立即布置中央文革小組全線出擊，發起打倒劉少奇的第三炮。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戰略，是發動群眾起來造劉少奇的反，而劉少奇對抗毛澤東的戰略，是派出工作組把造反群眾壓下去。因此，工作組成為劉少奇的救生防線，而毛澤東也決心突破這道防線。

　　1966年7月19日到7月24日，是文化大革命最關鍵的幾天，群眾能不能發動起來，就看這幾天了。

　　毛澤東最常說的口頭禪之一是“群眾路線”，特別強調不能“脫離群眾”。所謂“群眾路線”，用大白話來說，就是要讓群眾喜歡你，對你有好感，這樣群眾自然會擁護你；而所謂的“脫離群眾”，就是群眾不喜歡你，反感你，這樣你就得不到群眾的擁護。

　　毛澤東派出的文革小組，用最謙遜的態度，最親切的語言，打動了群眾的心，贏得了群眾情感的支持。但僅僅贏得群眾感情上的支持還不夠，還必須得到群眾行動上的支持。現在毛澤東知道，群眾行動上支持的最大障礙，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後遺症。

　　1957年的反右運動，打了55萬右派，幾乎把當時膽子大的，敢說話的，有造反精神的人，全部打成了右派。這樣一來，群眾都嚇怕了，沒人敢鬧事了，客觀上造成打50萬右派，保50年穩定的效果。如果沒有毛澤東發起文革，中國社會很可能會像北朝鮮那樣，一直穩定下去。

　　經過反右運動的人，都悟出一個生存原理：“領導是不能反的，反領導一定要倒黴的”。因此，盡管群眾對工作組不滿，感情上也支持文革小組，但行動上卻不敢造反。畢竟工作組是黨中央派出的“欽差大臣”，是代表黨中央的，誰敢隨便跟“黨中央”作對呢？

　　從1966年6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等黨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號召群眾起來造反，但反響並不強烈。因為1957年反右的時候，也是這些黨報，鋪天蓋地地發文章，動員大家提意見，但沒想到的是，這些文章竟成了“引蛇出洞”，提意見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自然會有很多人擔心，這次《人民日報》號召群眾造反，是不是覆轍重蹈的有一次陽謀？

　　經過反右運動的蛇，都已經變“聰明”了，都躲在洞裏觀望，不肯出洞。毛澤東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他把眼光放在那些沒有經曆過反右運動的“小蛇”身上，這就是大、中學校的學生。

　　（16）

　　這些大、中學校的學生，最大不過20歲出頭，在9年前反右的時候，他們還不懂事，不知道反右的厲害，更沒有悟出“領導不能反”的生存原理。因此，毛澤東把發動群眾造反的第一步，寄托在大、中學校的年輕學生身上。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毛澤東還沒有太高的威信，人們並不太信任他。因為1957年反右運動時，毛澤東曾經說過“引蛇出洞”的話，讓很多人擔心毛澤東這次又要搞“引蛇出洞”。因此，毛澤東這時候特別注意重新樹立自己的信用，他要用具體事實讓群眾知道，這次號召造反是真心的。

　　毛澤東除了讓文革小組的成員，用謙遜的態度和親切的語言感化群眾外，還特別注意公平和公正，即使是反對他本人的大字報，也一視同仁，這樣才能讓群眾感到毛澤東的誠意。比如1966年6月12日，清華大學基礎課教研組的李世權，貼出一張“極右”大字報：《擁護黨中央，反對毛澤東》。但毛澤東沒有處理李世權，允許反這樣的大字報公開張貼，顯示了這次發動大鳴大放的誠意。因此，在文革剛開始發動群眾的最初階段，什麽言論都可以鳴放，包括反毛澤東的大字報。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各種策略奏效了，成功了。第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學生們，得到文革小組的鼓勵和支持後，不知天高地厚地開始造工作組的反；第二，文革小組用謙遜和親切的態度，贏得了群眾情感的支持。沒了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工作組被孤立或打倒是早晚的事。

　　1966年的時候，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一般群眾連電話也沒有，但那時大字報傳播信息的速度也很驚人。很多人到其他學校抄大字報，一張有影響的大字報一經貼出，北京其他學校次日就有抄寫版。因此，一個學校的工作組被打倒後，消息馬上傳遍整個北京，甚至很快傳到全中國的大中學校。這樣，打倒工作組的連鎖反應，就像推倒多米諾骨牌一樣快。從1966年7月19日到7月23日的幾天時間裏，北京大部分學校的工作組，不是被打倒，就是已經癱瘓了。

　　毛澤東打倒蔣介石，用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這次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也用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思路，隻不過這次改成了“群眾包圍中央”。

　　毛澤東先在群眾中點火，先把劉少奇的外圍燒掉，最後再燒劉少奇。到7月24日，毛澤東看到形勢大好，劉少奇的工作組基本上被學生和群眾打倒了，劉少奇的外圍燒的差不多了，於是他開始在中央向劉少奇發難，開始直接點火燒向劉少奇。

　　（17）

　　1966年7月24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政治局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聯席會議。會上，毛澤東先批評了一通工作組，他說：“工作組不行，中宣部爛了，文化部爛了，高教部也爛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依靠誰呢？要依靠廣大的革命師生，不能靠工作組。誰是壞人？壞到什麽程度？如何革命？隻有學校的革命師生知道，隻有他們了解情況，外麵進去的工作組不懂，我去也不行。許多工作組，包括清華大學的工作組，都是阻礙運動的，都要把它撤出來，靠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

　　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順著毛澤東的意思，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說：“當前抓運動的人，有這麽個方針：他們把放手發動群眾，跟黨的領導對立起來，認為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

　　毛澤東接上陳伯達的話，直接點名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說：“亂彈琴！這是不懂馬列主義的基本常識！少奇、小平開口閉口怕亂，你們就是怕字當頭，亂有什麽了不起？鬧事就是革命！工作組一個多月，起阻礙革命的作用，實際上是幫了反革命。”

　　文革小組顧問康生，見毛澤東點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也跟著點名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說：“工作組公開傳達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絕對相信工作組，說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革命。”

　　毛澤東聽了康生的話，愈發不滿地說：“你們這些人呀，再不革命的話，革命就革到自己頭上來了。有的地方不準圍報館，不準到省委，不準到國務院，為什麽這麽怕？說來說去，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槍，哪有那麽多反革命？”

　　這時劉少奇坐不住了，他也向毛澤東反擊，反問說：“主席，沒有工作組了，學校出現亂打人亂鬥人怎麽辦？”

　　毛澤東反駁說：“你叫革命師生一點毛病都沒有？可能嗎？你搞了一、二個月了，卻一點感性認識都沒有。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組保護自己，怕什麽，沒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鍛煉，右派挨打，就挨幾下嘛，這不能成為不撤工作組的理由。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麽名堂來的，工作組隻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所以工作組非撤不可。”

　　周恩來見毛澤東公開指名道姓地批劉少奇了，火藥味太重，趕緊出來打圓場，插話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聽毛主席的，工作組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動。”

　　周恩來的話，表麵看上去是支持毛澤東，但實際上也是在幫劉少奇。因為周恩來知道，現在大部分工作組已經被打倒了，不起作用了，留在那裏也沒用，不如趕緊撤出來。這樣，劉少奇為首的黨中央，麵子上還好過一些。如果現在不撤工作組，將來學生起來揪鬥黨中央派來的工作組，那麽黨中央就更沒麵子了。

　　（18）

　　周恩來的意思，是讓劉少奇趕緊順著毛澤東的話，做一個自我檢討，同意撤出工作組，把大事化小。可是劉少奇並沒有領周恩來的情，既沒有自我檢討，更沒有說同意撤工作組，隻是閉口不說話了。也許是劉少奇鐵了心，要跟毛澤東鬥到底吧。

　　毛澤東見周恩來幫劉少奇圓場，劉少奇不領情，心中暗喜。他把話題一轉，表揚文革小組說：“中央好多部，沒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這幾天康生、陳伯達、江青都下去了，到學校看大字報，沒有感性知識怎麽行。李雪峰和吳德來了吧？”

　　李雪峰和吳德，分別是北京市委書記和北京市長。李雪峰站起來說：“我在。”

　　毛澤東批評說：“李雪峰、吳德，你們不去看大字報，天天忙具體事務，沒有感性知識，如何指導運動？就是停了日常的事務，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識。”

　　鄧小平還是膽大的，仍敢繼續向毛澤東發難，說：“沒有了工作組，黑幫複辟怎麽辦？右派鬧事怎麽辦？”

　　毛澤東又反駁說：“有些是要複辟，複辟也不要緊嘛。我們有些部長是不是就那麽可靠？學生鬧事就是革命，工作組起了阻礙革命的作用，清華、北大的工作組就是這樣。隻有行凶、殺人、放火的才叫反革命，寫大字報，寫反動標語的不能抓。有人寫“擁護黨中央，打倒毛澤東”，你抓他幹什麽？他還擁護黨中央嘛。叫他們放毒嘛，貼幾張大字報、幾條反動標語，怕什麽？總之，工作組要撤，出亂子不可怕。各地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幾個。”

　　李雪峰插話說：“我們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人數還不少。”

　　毛澤東借題發揮說：“除你外，那個市委，人員不要多，龐大的機關，曆來沒有用。我這裏就一個人嘛，很好嘛。現在很多部長都有秘書，統統去掉。少奇同誌，你夫人不要當秘書了，下去勞動嘛。”

　　毛澤東不但直接批評劉少奇，並公然提出王光美不要當秘書，公然不給劉少奇麵子。當然劉少奇也是久經考驗的，聽了毛澤東的話，照樣臉不變色，神情坦然。

　　周恩來本來是幫劉少奇打圓場的，但劉少奇不領情，周恩來隻好不再說話了。

　　這次會議上，因為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不同意撤工作組，所以沒有做出撤工作組的決定。僅僅在3天之後，各個學校的學生紛紛開始揪鬥工作組成員，工作組不撤是不行了，劉少奇隻好同意撤工作組。這是劉少奇的失誤，他錯過了最後爭取主動的機會。

　　（19）

　　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被毛澤東煽起來的學生打倒後，毛澤東感到打倒劉少奇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準備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在會上罷免劉少奇的官職。但在劉少奇下台之前，毛澤東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事先安排好，那就是劉少奇下台之後，由誰來接替劉少奇的位置。

　　單純從權術的角度來講，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是不明智的。領導人不能讓自己的某個部下的權力過大，而是要分權，讓每人都分到一部分權力，這樣就不會對領導構成威脅。如果毛澤東感到劉少奇的權力太大，對他構成了威脅，就可以分掉劉少奇的一部分權力，讓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進行權利分散。這樣，不僅劉少奇的權力縮小了，消除了對毛澤東的威脅，同時還不會出現權力過大的人，毛澤東的地位最穩。

　　按照黨內的慣例，第二把手下台，應該由第三把手接替。當時劉少奇是黨內第二把手，周恩來是第三把手，如果劉少奇下台，理應由周恩來接替。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卻不想讓周恩來接班。因為當年毛澤東安置劉少奇的作用，就是專防周恩來的。現在，毛澤東卻麵臨要撤去原定計劃的尷尬。

　　當時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七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和陳雲。其中周恩來和朱德，從最初就是毛澤東難於駕馭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以前能駕馭，現在也駕馭不住了；陳雲是毛澤東不喜歡的，從1964年以後，就不通知陳雲參加常委會了。這樣七個常委中，毛澤東能夠用來接替劉少奇的，隻剩下林彪一個人。

　　不過從權術的角度來講，讓林彪接替劉少奇，也絕不是一步好棋。因為林彪本來就有一部分權力，他現在再接管了劉少奇的權力，就會大過以前劉少奇的權力。這樣一來，毛澤東讓比劉少奇權力更大的林彪接班，他自己的權位反而更加不穩了。當然，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並不是單純從權術的角度出發，這點我們前麵多次提到。

　　毛澤東讓林彪接替劉少奇，又產生出另外一個人事難題，這就是怎麽安置周恩來。

　　林彪接替劉少奇，成為黨內第二把手，就要超過周恩來的地位。在中共的製度中，黨主席有人事特權：決定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毛澤東可以用自己的人事特權，強行讓林彪升任第二把手，但這樣就要得罪周恩來。更重要的是，這樣會讓周恩來在黨內感到難堪，傷周恩來的麵子。

　　毛澤東現在需要周恩來幫他打倒劉少奇，而且文革的啟動與發展，也都離不開周恩來的幫助，所以，現在毛澤東還不能得罪周恩來，因此，毛澤東需要找一個的辦法，既可以安撫周恩來，又能給周恩來麵子。

　　（20）

　　毛澤東是怎麽跟周恩來說這件事的呢？現在看到兩種提法：一種是邱會作回憶錄的說法，另一種是吳法憲回憶錄的說法。

　　邱會作說，陶鑄成為全黨第四號人物之後，邱會作等人前去祝賀，陶鑄向他們講述了林彪成為接班人的決策過程。邱會作回憶錄是這麽寫的：

　　那是中央全會中期以後的一天，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陶鑄去毛主席家談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飯，便戲謔地說：“你們是來辦事的，還是想混一頓飯吃？”

　　陶鑄詼諧地消除了拘謹，說：“是談工作，如果有飯也混一頓吃吃。”

　　在談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後，在全會上激起的義憤，他們幾個人說：再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現實了，要有新的接班人。

　　周恩來一看要談人事，托故拔腳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恩來追回來的。

　　毛主席一看此狀，便說：“為避顧忌，大家把名字寫在手心裏，‘民意測驗’如何？”

　　陶鑄、康生寫了‘周’，毛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寫了‘林’，大家伸出手來，毛主席一見，笑了。”

　　吳法憲回憶錄，則是另外一種說法，吳法憲回憶中寫道：

　　1967年的一天，周恩來要我和他同乘一輛車，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會議。在車上周恩來告訴我，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

　　周恩來回答說：“那就隻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

　　周恩來說完後，毛澤東點了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

　　當時在毛澤東開列的中央常委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一個是周恩來。名單傳到周恩來那裏時，周恩來表示謙虛，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這樣，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我們根據各種情報的綜合比較，認為吳法憲的說法比較合理。這是因為：第一，吳法憲是直接聽周恩來本人說的，而邱會作是聽第三者間接說的，所以吳法憲的說法誤傳的可能性低。

　　第二，邱會作的說法，過於戲劇化，有點像小說裏麵的情景。按照邏輯推理，毛澤東不應該把這麽重要的人事問題，搞什麽“民意測驗”。萬一當時的五人中，有三個人手心裏寫“周”，兩個人手心裏寫“林”，那麽毛澤東就會很尷尬，下不了台。所以毛澤東不應該去冒這樣的險，搞什麽“民意測驗”。

　　第三，邱會作說法中毛澤東的形象，不符合平時毛澤東的為人。據多年在毛澤東身邊的衛士李銀橋回憶說：“毛澤東和黨內同誌除工作關係外，基本無來往。毛澤東似乎有意約束自己，不同某一個或幾個重要的黨政軍領導人，發展超過同誌和戰友關係的私人情誼。同誌關係就是同誌關係，盡量避免在同誌關係上夾雜過於濃厚的私人感情。我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沒聽他對周恩來說過一句超出同誌關係的私人感情的話。”

　　（21）

　　李銀橋還說：“毛澤東對身邊服務人員持平等態度，對親朋和黨外人士也保持中國傳統的禮貌和好客。可是對待黨內同誌，他的舉止是有嚴格分寸的，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級關係。在黨內同誌麵前，毛澤東有一種威嚴，令人生畏，許多同誌甚至是相當高級的領導幹部，見到毛澤東之後都是嚴肅，恭敬，甚至表現出緊張拘謹，不能暢所欲言。”

　　邱會作說法中毛澤東的形象，讓部下在自己麵前嘻嘻哈哈，一點兒威嚴也沒有。況且，高官想見毛澤東，事先要跟毛澤東的秘書預約和通報，才能見麵，絕非隨便可以“闖入”毛澤東房間。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邱會作的說法是不可靠的傳聞。

　　另外，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從毛澤東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到8月5日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在這17天裏，毛澤東前後七次約見周恩來單獨談話。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證實了吳法憲的說法。

　　根據吳法憲披露的信息，毛澤東采用了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方式，用大白話直接告訴周恩來說：“看來劉少奇不行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

　　毛澤東問周恩來：“現在怎麽辦？”，等於就是問周恩來：“你說說看，誰來接替劉少奇的第二把手位置？”

　　毛澤東知道周恩來這個人一貫是比較謙虛的，他肯定不好意思說：“我來接替劉少奇。”這樣，周恩來就隻好回答說“林彪”了。

　　毛澤東自己沒有提名林彪，而是巧妙地“誘導”周恩來提名林彪，但這樣一來，就不是毛澤東主動提名林彪，而變成了周恩來主動提名林彪。周恩來本人提名林彪接替劉少奇，就等於是周恩來主動把第二把手的位置讓給林彪，這樣一來，周恩來在黨內就很有麵子了。

　　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處理這件事情的政治智慧和手腕，他既讓林彪在黨內的地位超過了周恩來，又給足了周恩來麵子。後來周恩來在文革中群眾大會上，公開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我推薦了林彪同誌，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

　　然而，在處理劉少奇的接替人問題上，最讓毛澤東苦惱的，並不是周恩來，而是林彪，因為林彪當時並不想當第二把手。

　　林彪是一個比較舊式的“講義氣”的人，他認為毛澤東是自己的恩公，那麽一切試圖降低毛澤東威信的人，他都是不容忍的。林彪對劉少奇有氣，因為劉少奇試圖降低毛澤東的威信，而林彪則大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劉少奇對著幹。劉少奇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不敬態度，更引起林彪的憤慨。因此，林彪看不慣劉少奇，他要幫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幫毛澤東出一口惡氣。

　　（22）

　　可是打倒劉少奇之後，誰來接替劉少奇的第二把手呢？林彪認為，不應該是自己，而應該是周恩來。

　　如果要論中共得天下的功勞，毛澤東屬第一，周恩來排第二，那麽林彪就是第三了。林彪對中共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因此他對中共是非常有感情的，他要保護這個黨，維護這個黨的利益。在林彪看來，周恩來當第二把手，是最符合黨的利益的。

　　林彪也清楚，毛澤東對周恩來有防備，有猜忌，但林彪認為周恩來是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的，認為毛澤東的猜忌是多餘的。的確，在一般人的眼裏，都認為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誠和關心是無微不至的。毛澤東的住處，周恩來要先去看看是否安全，毛澤東吃的飯菜，周恩來要時時關心過問，甚至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坐的沙發，周恩來要先試坐一下。在毛澤東麵前，周恩來完成是一種“臣子”般的謙恭態度，這與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傲慢，形成鮮明的對比。

　　林彪是個孤傲的人，能讓林彪看得起的人很少。在黨內，林彪最敬佩的是毛澤東，而第二敬佩的就是周恩來。林彪對周恩來的尊重，很多資料都有佐證。比如吳法憲回憶錄中提到這麽一段情節：

　　“九大”期間，我是大會秘書處的負責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張春橋身邊。開會時，他倆悄悄地對我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準的，周恩來要負責任。

　　散會以後，我就把這個事情打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聽了馬上要我去他家麵授機宜：“胖子，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的疏忽，不能怪總理。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

　　林彪說“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他把周恩來的位置抬到“不能沒有”的高度。林彪固然忠於毛澤東，但在周恩來的問題上，林彪與毛澤東的看法是不同的。毛澤東希望林彪當第二把手，提防和製約周恩來，而林彪卻認為周恩來是可以信任的，沒有必要提防和製約周恩來，甚至認為周恩來應該當第二把手。

　　從後來發生的各種事情來分析，林彪對共產黨的忠誠，超過了對毛澤東的忠誠。林彪從全局利益出發，認為毛澤東當第一把手、周恩來當第二把手的共產黨，是最穩定，最團結的格局。所以林彪打倒劉少奇的目的，是希望周恩來當黨的第二把手。

　　（23）

　　毛澤東對林彪的心思也很清楚，毛澤東知道，如果事先跟林彪講，讓他當第二把手，林彪是死活不會同意的。所以毛澤東想出一個妙計，就是事先不讓林彪知道，先在黨組織內，把林彪當第二把手的事情決定下來，搞成一個“木已成舟”，到那時林彪不同意也不行了。

　　於是，毛澤東跟周恩來等人商量好，決定了林彪當第二把手之後，才通知在大連養病的林彪來北京開會。林彪來北京後，才知道自己已經被定為黨的第二把手，毛澤東的接班人，大吃一驚。據林彪女兒林豆豆回憶說：1966年8月6日，林彪從大連趕到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見了毛澤東就作揖，稱身體有病，不能接受這個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說：“你想當明世宗？(不問政事的皇帝)”

　　林彪無奈，隻好接受了這個黨內第二把手的職位。林彪本人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與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隻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

　　林彪在中央會議上，對眾人明確地說明：我是無奈地成為第二把手。第一，林彪表明自己原本不想幹，他說“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第二，林彪表明毛澤東和中央未征求他的同意，就做出了這個決定，他說“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隻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第三，林彪表明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

　　在林彪看來，“更合適的同誌”隻有周恩來一個人，如果讓林彪把第二把手的位置交給周恩來以外的人，林彪是不願意的。

　　從周恩來的角度來看，他是很願意林彪取代劉少奇的。因為周恩來跟劉少奇的關係並不融洽，劉少奇對周恩來也不夠尊重。而林彪與周恩來的關係比較融洽，對周恩來的態度非常尊重，因此周恩來與林彪比較好共事。而且，有林彪作為中介，周恩來與毛澤東的之間矛盾可以得到緩衝。因此，周恩來對林彪當接班人，也是滿意的。

　　（24）

　　劉少奇不僅是中共“三巨頭”之一，而且是黨內一條路線的代表人物，黨內有一批支持者，更有一批同情者。因此，毛澤東僅僅打倒劉少奇個人是不夠的，還要掃淨劉少奇在黨內的路線，消除劉少奇在黨內以及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因此，打倒劉少奇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簡單任務，而是一個巨大的係統工程。

　　毛澤東設計的打倒劉少奇的工程，分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降職”；第二個步驟是“批臭”；第三個步驟才是“打倒”。

　　在第一個“降職”步驟，毛澤東尋找劉少奇的一個錯誤為突破口，撤掉劉少奇黨內第二把手的職位。但僅僅撤了劉少奇的職，劉少奇的路線還在，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還在，隨時可能複辟和卷土重來，所以僅僅撤職是不夠的，還需要展開大批判，把劉少奇和他的路線“批臭”。

　　因此第二個“批臭”步驟是重點工程，這個“批臭”工程搞了差不多兩年，從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毛澤東開動各種宣傳機器，從各個方麵對劉少奇和他的資本主義路線進行狠批、猛批，把劉少奇徹底批臭。

　　把劉少奇批臭之後，毛澤東才進入第三個“打倒”步驟。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給劉少奇定罪為“叛徒、內奸、工賊”，並宣布把劉少奇徹底開除出黨。

　　毛澤東之所以這麽嚴厲地處分劉少奇，是因為毛澤東想製造一個殺一儆百的效果。在建國初期，毛澤東槍斃了貪官張青山和劉子善，殺一儆百，一時間沒人敢貪汙了。這次，毛澤東又試圖把劉少奇的下場，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典型下場，希望以此來嚇住今後那些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上麵這些都是後話了，現在我們在把話題轉回到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第一個步驟。毛澤東先要找劉少奇的一個錯誤，作為對劉少奇進行降職處分的理由。可是劉少奇是個非常謹慎的人，要找劉少奇的錯誤很不容易，現在毛澤東終於拿到劉少奇的一個把柄，就是“派工作組鎮壓學生”。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分析，劉少奇派工作組跟毛澤東對抗，是因為他太不相信群眾，過分迷信黨組織。在1966年6月1日發表《聶元梓大字報》，到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的50多天時間裏，劉少奇完全有機會爭取群眾，完全有時間把毛澤東發動起來的群眾，爭取到自己的一邊。

　　可是劉少奇不相信群眾的力量，他以為群眾總是“怕”官的，沒有人敢跟黨中央派出的“欽差大臣”工作組對抗，所以劉少奇始終對學生采用僵硬的“壓”的方針。劉少奇認為共產黨連國民黨都能打敗，對付幾個小小的學生算不了什麽。

　　毛澤東回到北京後，7月19日和7月22日，劉少奇主持了兩次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沒有參加。在這兩次會議上，陳伯達提出“撤工作組”的建議，但都被劉少奇否決了，可見那時劉少奇對工作組還有自信，也沒把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放在眼裏。

　　（25）

　　但在這時，周恩來認為劉少奇應該改變僵硬的態度，應該撤出工作組。周恩來是比較給人麵子的，因此他沒有在會上公開與劉少奇唱反調，而是在會後找劉少奇私下談話。7月23日晚，周恩來跟劉少奇單獨談話，後來鄧小平也加入進來。這次談話似乎進行得不如人意，雙方意見分歧較大。

　　於是周恩來在第二天淩晨給劉少奇和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並把此信公開：

　　少奇、小平同誌：昨晚所談之事，經再三考慮，並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

　　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

　　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

　　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

　　匆匆補合，並致敬禮！周恩來。七月二十四日四時半。

　　周恩來在這封信中，談了四個問題：

   第一，周恩來與劉少奇的意見不一致。他說：“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因看法不盡一致。”周恩來與劉少奇的不同意見，就是周恩來主張撤工作組，而劉少奇不同意。

　　第二，周恩來給劉少奇一個麵子，這是周恩來為人處世的特點。他說：“在派北京工作組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說，劉少奇派工作組也是有道理的。周恩來給別人提意見時，都要肯定對方不是完全錯的。這次，周恩來一方麵肯定劉少奇派工作組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麵又主張撤工作組。

　　第三，周恩來對劉少奇提出“抱怨”，他說：“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

　　從工作關係來說，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周恩來的上級，那麽當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周恩來到底應該聽“哪位上級”的指示呢？

　　在官職上，毛澤東比劉少奇高一些，似乎應該聽毛澤東的指示；但毛澤東退居二線，而劉少奇是一線領導。也就是說，劉少奇是周恩來的頂頭上司，而毛澤東不是周恩來的頂頭上司。

　　打個比方：軍隊裏的團長接到頂頭上司師長的命令後，又接到軍長發來一條完全相反的命令，那麽這個團長是應該服從師長的命令呢，還是應該服從比師長高一級的軍長的命令呢？

　　很多國家的軍隊中，都有明文規定，團長必須服從自己頂頭上司師長的命令，這樣軍隊才不會出現指揮係統的混亂。按照外國的規定，周恩來應該聽劉少奇的命令，但中國沒有這方麵的規定，中共的黨章中也沒有規定。

　　因此，周恩來，以及周恩來以下的高官們，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意見不一致時，就無所適從，不知該聽誰的。因此，周恩來在這裏對劉少奇，也是對毛澤東提出了“抱怨”，提出應該作出一個具體的規定，規定一個人應該優先服從頂頭上司的命令，還是優先服從來自更上級的命令。所以，周恩來在信中說：“工作關係要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

　　（26）

　　第四，周恩來給劉少奇一個建議，希望他親自去大學看看大字報。但周恩來不會明說，而且巧妙地說“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這裏周恩來暗示劉少奇，也應該去看看大字報，直接了解現場的第一手情況。

　　劉少奇的工作作風，是高高在上的，官架子是比較大的。北京各個大學貼了那麽多的大字報，出了那麽多的問題，劉少奇卻隻是在辦公室裏聽匯報，不肯或者不屑去現場直接看大字報，直接體會現場的氣氛和群眾的力量。

　　周恩來本來也是讚成中央派工作組的，可是周恩來看了現場的氣氛之後，發現工作組真的不行了，所以提出撤工作組。周恩來對劉少奇的官僚作風是不滿的。

　　而劉少奇仍然不肯去現場，所以感覺不到現場的氣氛，隻是聽工作組的匯報。而工作組為了突出自己的“政績”，總是要向上級“浮誇”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績，因此工作組在匯報中，把自己的作用抬高和誇大了。這樣，劉少奇單單聽工作組的匯報，就難免被“忽悠”，誤認為工作組真的很“行”，所以做出不撤工作組的錯誤決定。

　　前麵我們提到，在7月24日毛澤東親自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撤工作組，周恩來也公開提議撤工作組，但劉少奇仍不同意撤工作組。然而，工作組很快就被造反學生打倒，並開始揪鬥工作組成員。到這個時候，工作組想不撤都不行了，所以在7月27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也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組。

　　盡管劉少奇同意撤工作組，但他並沒有承認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他隻是說：有一部分工作組是錯誤的，但不是所有的工作組都是錯的，還有一部分工作組是正確的。劉少奇特別要堅持一個工作組是正確的，那就是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因為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如果清華大學的工作組是錯誤的，那麽王光美就是錯誤的，進而劉少奇的錯誤也就逃不脫了。

　　因此，力保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正確性，是劉少奇底線中的底線。此時，毛澤東已經不與劉少奇單獨談話了，於是7月27日，劉少奇找到康生單獨談話，試圖說明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正確性，然後通過康生把這些情況轉到毛澤東那裏。後來在文革中，康生披露了那次劉少奇找他單獨談話的內容，康生說：

　　7月27日，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劉少奇)單獨找我談話，他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對清華大學和師大一附中的看法，我們之間有分歧。”

　　我說：“這兩個地方我沒有去過，情況不太清楚。”

　　他說：“你不清楚，我們清楚。你們說清華工作組鎮壓蒯大富，那是錯誤的。”

　　我說：“蒯大富是革命的。”

　　他說：“蒯大富不是革命的。你們說是鎮壓，那是不對的，不是鎮壓。”

　　我說：“不是鎮壓是什麽？是辯論？世界上哪有這樣的辯論，把人家關起來，把團籍搞掉，這叫辯論嗎？”

　　他武斷地說：“在辯論的時候，這樣也是有的。”

　　（27）

　　劉少奇的“說明”並沒有起作用。毛澤東早就看到了這步棋，看到了蒯大富案子是劉少奇的軟肋，所以毛澤東要蒯大富案子把作為清華大學工作組犯錯誤的鐵證，並早就著手搞蒯大富案子的材料了。

　　7月19日，蒯大富被放出來，恢複人身自由。7月22日，毛澤東派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到清華大學去見蒯大富。蒯大富回憶說：

　　7月22號，工作組的人通知我說：“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說話，到我們工作組辦公室一樓。”

　　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沒一會兒進來兩個人，隔著一個很小的書桌，那兩個人坐在一邊，我坐在他們的對麵。

　　那兩個人都穿著軍裝，一個人自我介紹說：“我叫王力，這位是關鋒同誌。我們兩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我們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聽聽你對工作組的意見。”

　　我哪裏知道中央文革小組啊！不知道，根本就沒聽說過這個組織。我以為他們又蒙我了，我已經被“整”糊塗了，我根本不相信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幹嘛要對他們講那麽多啊。

　　我當時大概隻講了十來分鍾，簡單地回顧了這二十多天的情況，寫了三頁紙，說：“工作組進校後，大致的情況就是這樣。你們看吧。”

　　他們兩人見我不說什麽，也沒有辦法，就把我那三張紙拿走了。後來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組那簡直是不得了的！但當時完全是沒感覺。

　　蒯大富被“整”怕了，不肯多說，這讓毛澤東不好辦。當然毛澤東也清楚蒯大富有顧慮，於是在7月29日，親自點名蒯大富，讓他參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當時蒯大富還不知道是毛澤東親自點名讓他參加大會的，隻是感到他被領導關懷和重視了，心中的警惕有些放開，但還是不太敢講話。

　　蒯大富不開口，這個案子就搞不下去，於是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讓他親自找蒯大富談談。

　　7月30日，蒯大富得到通知，說晚上有人找他談話，讓他在清華大學的甲所等著。蒯大富回憶說：

　　甲所是我們清華大學唯一有沙發的地方，全校因為反修正主義，掃四舊嘛，那時候坐沙發就是修正主義啊，沙發都沒有了，唯一就是甲所還有沙發。

　　我就坐在沙發上等，從晚上七點到淩晨兩點，等了七個多小時，我坐在沙發上就睡著了。快到淩晨兩點的時候，有人把我搖醒，說：“找你談話的人來了。”

　　那人一進門，我就傻了眼：周總理來了！

　　周總理這個形象絕對是認識的，他在電視上和電影記錄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認識。當時我就蒙了，蹭地站了起來。

　　周總理問：“你是蒯大富？”

　　我說：“是，總理，您怎麽來了？”

　　周總理說：“你坐，請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個農村的孩子，一個草民小人物，當時真是有點發抖的樣子，根本不敢坐。

　　後來周總理的秘書過來壓著我的肩膀，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下。”

　　秘書把我給按坐下了，坐下來以後，我就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還是很緊張。

　　（28）

　　蒯大富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而周恩來這麽高高在上的國家領導人，突然間降臨到他的身邊，還跟他親切談話，這好像就是夢幻中的童話故事。可是今天，童話居然變成了現實，怎能不讓蒯大富激動萬分呢。

　　周恩來為什麽要來跟蒯大富這麽一個小人物談話呢？當時蒯大富根本沒有想這個問題，也來不及想這個問題，他隻是感到又幸福，又緊張。那時，蒯大富不知道王光美是他們學校工作組的顧問，更不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所以蒯大富無法想象，他講的這些材料將成為劉少奇鎮壓學生的“罪證”。

　　蒯大富回憶說：

　　周總理看我比較緊張，一開始就跟我拉家常，問我家在什麽地方，父母是幹什麽。他這麽輕鬆地談話，我感到他沒有任何的敵意，最起碼不是以審問的姿態出現的。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跟大人物說過話。唯一見到了一個薄一波，薄一波對我冷嘲熱諷的，從來沒有好好說話，所以我怎麽也想不到周總理會這樣對待我。我逐漸冷靜下來，坐在沙發上的半個屁股也坐正了。

　　周總理的親和力你永遠得佩服，他沒有擺那個架子，確確實實很親切，沒有讓你有絲毫的畏懼感，所以我就放鬆下來了。

　　周總理接著說：“我受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來請你說話。請你把你所知道的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把你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所想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跟我說，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

　　我純粹是畢恭畢敬地說：“總理，我鄭重地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我向總理保證，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我親眼看見的，親耳聽到的，是我自己的真實想法。”

　　然後我開始講，總理的秘書做記錄。周總理自己也拿個本子記，但記得不多，有時他也問一兩句，但基本都是我在講，他在聽，我從淩晨兩點講到五點。

　　五點天亮了，周總理打斷我的話，說：“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我下麵有個會，今天我們先談到這兒。下午七點我派車來接你，去人民大會堂我們繼續說。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你信得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一起談。”

　　第二天，蒯大富找了三個同學，一起去人民大會堂跟周恩來講情況。而這次周恩來也不是單獨一個人，他叫了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和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一起來聽蒯大富和他的同學講清華大學的情況。這次蒯大富等四個學生又講了三個小時，秘書把他們的講話記錄在案，然後周恩來派人送他們回學校。

　　周恩來為什麽要興師動眾地找蒯大富這麽一個小人物談話呢？因為這是毛澤東委托周恩來找蒯大富談話的，周恩來也明確地對蒯大富說：“我受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來請你說話”。

　　毛澤東讓周恩來找蒯大富談話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搞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和證據。那麽周恩來為什麽要幫毛澤東搞“整”劉少奇的材料呢？

　　（29）

　　前麵我們提到，根據吳法憲的回憶，毛澤東找周恩來單獨談話。毛澤東直截了當地，用非常斬釘截鐵和毫無商議餘地的口氣，對周恩來說：“我對劉少奇完全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

　　毛澤東很了解周恩來，他知道周恩來個人對劉少奇並無好感，但周恩來總是顧全大局，凡是影響黨的團結與穩定的事情，周恩來都是反對的。罷免黨的第二把手劉少奇，對黨的衝擊波太大了，所以周恩來不會讚成罷免劉少奇。如果毛澤東用征求意見的口氣問周恩來：“你看把劉少奇拿下來怎麽樣？”周恩來肯定會利用自己三寸不爛之舌，婉言反對罷免劉少奇。

　　毛澤東明白，罷免劉少奇這件事，是不能跟周恩來商量的。因此，毛澤東用完全不給周恩來說話餘地的口氣，非常斬釘截鐵地對周恩來說：“我要把劉少奇拿下來”。

　　果然，在毛澤東堅定的態度麵前，周恩來妥協了，他隻得同意罷免劉少奇。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那就是跟毛澤東翻臉了，那就很可能出現周恩來最擔心的事，也是周恩來最不願意看到的事，那就是毛澤東另立中央，重上井岡山。

　　既然周恩來同意了“拿掉劉少奇”，那麽毛澤東要求他幫助搞罷免劉少奇的證據材料，周恩來就無法拒絕了。

　　周恩來這次搞材料，也顯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如果是一般人辦這件事，很可能是自己高高在上地坐在人民大會堂的辦公室裏，派人把蒯大富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來談話。如果是這樣，蒯大富這樣的小人物就會緊張和顧慮，不敢暢所欲言，這樣很多真相就無法搞清楚了。

　　因此，周恩來第一步要打消蒯大富的驚恐感和緊張情緒，所以他不惜屈尊，親自去學校找蒯大富談話，用平等的姿態，和藹的語言，打消了蒯大富的緊張和顧慮，讓蒯大富敢於放開講話。但周恩來與蒯大富兩個人的單獨談話，是不能當作證據的，所以真正的談話，其實是第二次在人民大會堂的談話。

　　第二天，周恩來讓蒯大富叫三個同學，作為蒯大富的證人，一起去人民大會堂談話。而周恩來也叫來譚啟龍和江渭清一起聽，作為周恩來的證人。這樣，周恩來搞出來的材料就比較真實可靠，無懈可擊。

　　那麽毛澤東具體是哪一天當麵跟周恩來甩出“拿掉劉少奇”的話呢？從各種跡象分析，應該是在1966年7月27日。這個推測主要有三個證據：第一個是證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在7月27日這天，毛澤東兩次找周恩來單獨談話，這是非常異常的；第二個證據是7月27日至30日，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所以毛澤東要在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上，把罷免劉少奇的事情內定下來。

　　據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上，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驚：第一，會議公報的送審傳閱名單上，居然沒有劉少奇；第二，在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毛澤東的名字後麵即是林彪；第三，公報初稿上，曾引述劉少奇幾天前的一段講話，被刪掉了。

　　（30）

　　這三件事表明，劉少奇在8月1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已經被排除出決策層了。做出這個決定的，隻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最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不過是在名義上追認這個決定而已。

　　劉少奇是什麽時候知道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層的呢？據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回憶(劉濤當時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7月28日晚，劉少奇異常激動地對我和王光美說：現在不是說要檢討嗎？要我到你們清華大學去檢討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麽可怕的。工作組的工作是當著大家的麵做的，蒯大富是自己跳出來的，而不是工作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從劉濤的回憶可見，劉少奇應該是在7月28日，知道了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層，所以才異常激動地說了那麽一通話。這也可以作為第三個證據，顯示毛澤東是7月27日當麵跟周恩來說“拿掉劉少奇”。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一萬多人參加的《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這次會議，並作了講話。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以“正麵形象”在公共場合講話。

　　會上第一個發言的是鄧小平。然後周恩來作了講話，他一方麵肯定工作組都是好人，說他們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另一方麵也承認中央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周恩來說：“問題在於我們做領導的，我們倉促地決定了，迫不及待地到處派工作組。”周恩來這裏用“我們”這個複數詞，有意減輕劉少奇個人的責任，體現出周恩來雖然同意拿掉劉少奇，但還想盡量縮小劉少奇的錯誤。

　　最後是劉少奇發言，他應該也預測到，這很可能是他自己最後一次在公眾麵前講話了，所以劉少奇要珍惜這次機會，乘現在還有話語權的時候，要把他想說的話趕快說出來。

　　第一，劉少奇要替自己辯護，他不承認他派工作組有錯，認為當初中央決定派工作組是正確的，現在中央決定撤工作組也是正確的。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是中央同意的。現在工作組這個形式，不適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了，所以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

　　第二，劉少奇要說出自己對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革命怎麽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它領導人也不知道。”

　　這裏，劉少奇隱晦地說，他對毛澤東搞文革有異議，而且不止他一個人，中央其它領導人對毛澤東搞文革也有異議，所以劉少奇說：“革命怎麽革，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它領導人也不知道。”

　　第三，劉少奇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罷官，很快就要“挨整”了。在中共黨內，“整人”是很常見的事：毛澤東挨過王明的“整”，被“整”得夠嗆；周恩來挨過毛澤東的“整”，也被“整”得夠嗆；可是幸運的是，劉少奇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挨“整”的經驗。在延安整風時，劉少奇“整”過不少人，但他卻沒有被別人“整”過。

　　（31）

　　中共有“整人”的傳統，所以每個中共高官，在當官之前，都要做出“五不怕”的思想覺悟。據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回憶，毛澤東曾特別跟他講過“五不怕”的問題。

　　1957年6月，當中央任命吳冷西為《人民日報》總編輯時，毛澤東叫吳冷西去他的臥室談話。吳冷西還以為毛澤東又什麽機密相授，而毛澤東卻鄭重地對吳冷西說，要他做好“五不怕”的思想準備。

　　毛主席嚴肅地告誡我說：“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最壞的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了。”

　　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

　　毛主席說：“共產黨內，撤職和開除黨籍並不罕見，要準備著。現在的中央在正確路線的領導下，不同於王明左傾路線的領導，也不同於張國燾，所以殺頭大概還不至於，但對坐牢要有精神準備。”

　　毛主席說：“共產黨內一時受冤屈的事，還是有的，不過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終究會平反糾正的。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的處分，可能這樣對自己反而有益處。”

　　毛主席接著舉例說：“屈原流放後而有《離騷》，司馬遷受腐刑乃發憤著《史記》。我自己也有這個體會。那時我被解除了指揮中央紅軍的職務，就利用空閑看了不少書，《孫子兵法》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都是那時看的。”

　　然後，毛主席笑著問我：“你怕不怕老婆離婚？”

　　我回答說：“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話，我想不至於。”

　　毛主席接著說：“不怕老婆離婚是對男的說的，對女同誌就應該不怕丈夫離婚。總之，這‘五不怕’總得準備著。”

　　當時吳冷西還沒有體會到毛澤東這段話的深意，但他在文革中被捕入獄後，才感歎毛澤東的這段話意義至深。

　　毛澤東這段話也說明，當時的中共“高官”，也是一種“高危職業”。而劉少奇作為中共的二把手，幾乎就是“高危職業”中首當其衝的，因此，劉少奇也準備好了這“五不怕”。幾天後，劉少奇當麵對毛澤東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盡管劉少奇說“五不怕”，他也還是要保護自己的。在延安整風時，打人、酷刑等暴力整人事件，是經常發生的。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大家都感到“暴力整人”過於殘酷，應該製止，因此在黨內製定了製止“暴力整人”的規定。此後發生的高崗、饒漱石事件和彭德懷事件中，都沒有發生暴力整人的情況。

　　所以，劉少奇對在黨內“挨整”，還不太擔心，他知道黨內已經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不會再出現暴力整人了。但這次情況卻不同，劉少奇麵對的，並不是中共黨員來“整”他，而是非黨員的黨外群眾來“整”他。這些黨外群眾，不會理會黨內禁止暴力整人的規定，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

　　（32）

　　1966年7月29日的講話，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公開講話，他要利用這次最後的機會，跟黨外群眾說，不要幹暴力整人的事。因此，劉少奇在這次講話中，大篇幅地講到“保護少數”的問題，特別是告誡群眾，不要使用暴力對付不同意見的人。劉少奇語重心長地說：

　　運動中要保護少數，因為你今天是多數，明天就可能變成少數；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在另外問題上就可能變成少數；不正確的意見是少數，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我有這樣的經驗，有些意見我講的並沒錯嘛，但我是少數。毛主席也是這樣，很長的時間他是少數。

　　怎麽保護少數？對少數有不同意見的人，各種意見都可以講，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即使是錯誤的，也可以保留，沒有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專政。他們也可以參加辯論，也可以不參加，不要把辯論會變成鬥爭會。對少數犯了錯誤，做了錯事的人，不能限製他們的自由，更不能打他們，一打就不好了。

　　現在看來，劉少奇向黨外群眾提出“保護少數”，不要搞“暴力整人”的呼籲，還是很有先見之明的，表現了劉少奇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洞察力。劉少奇這裏講到的問題，他後來幾乎都遇到了。後來劉少奇本人遭到無情和粗暴的批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群眾沒有“保護少數”的思想，認為對待壞人就要冷酷無情。

　　劉少奇的話講完了，聽眾對他報以鼓掌。這隻是禮節性的鼓掌，感不到群眾對他有特別的崇拜或愛戴。這時，有人給劉少奇遞過來一個紙條，劉少奇一看，立即大聲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來看望我們大家了！”

　　劉少奇沒想到毛澤東突然出現，參會的師生更沒想到，於是人民大會堂大廳裏立即沸騰起來，全體起立，掌聲雷動。在一片歡呼聲中，毛澤東走上台來，他沒有同講台上的劉少奇打招呼，甚至沒有看劉少奇一眼，隻是向歡呼的師生們揮手致意。台下的人都看得出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非常冷淡。

　　毛澤東在台上向大家揮手致意之後，在掌聲雷動中率先離開了會場。毛澤東走後，全場的掌聲和歡呼聲依然不息。而劉少奇卻十分尷尬地站在台上，因為這些掌聲和歡呼聲不是給他的，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群眾對劉少奇隻是禮節性的鼓掌，對毛澤東則是雷鳴般的歡呼，這個反差太大了。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有一個流傳頗廣的傳聞，說：“在大會開始前，毛澤東隱身坐在幕後，不露聲色地聽著劉少奇講話，當劉少奇說到“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時，毛澤東嗤之以鼻地說：‘什麽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事實上，劉少奇在講話中，並沒有說過“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句話是周恩來說的。既然劉少奇沒有說過“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毛澤東也就不可能說“什麽老革命，是老反革命”的話，因此這個傳聞自然就是假的了。

　　毛澤東為什麽突然出現在會場呢？大概毛澤東是想給劉少奇一個精神上的打擊，讓劉少奇威風掃地。毛澤東要用具體的事實讓劉少奇知道：擁護你的人有多少，擁護我的人有多少。

　　（33）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召開，毛澤東準備在這次會議上，打響倒劉第三炮：罷官。

　　罷劉少奇的官，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政治戰爭，它跟真的戰爭一樣，不能隻考慮殺敵，也要考慮自己為此而付出的損失和代價。如果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也未必是合算的事情。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雖然罷掉了彭德懷的官，但他自己的損失也很大，毛澤東損失的就是他在黨內的威信。很多人為彭德懷鳴不平，導致了後來為彭德懷平反鳴屈的呼聲不斷，讓毛澤東很被動。

　　這次毛澤東接受了罷官彭德懷的教訓，他要在罷劉少奇官的同時，使自己的威信損失降為最低。

    毛澤東的威信，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黨內的威信；另一部分是在黨外的威信，也就是在群眾中的威信。

　　毛澤東對自己在群眾中的威信，是很有自信的。比如三天前的那次“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毛澤東一出場，全場一片歡聲雷動，歡呼聲浪長達10分鍾之久。不過這裏要說明一下，參加這次“積極分子大會”的人，都是對造反特別積極的人，比如聶元梓、蒯大富等都在裏頭，所以他們對毛澤東格外推崇和擁護。而那些對造反不積極，冷漠，甚至反對的人，並沒有被選來參加這個大會，因此這個大會上對毛澤東歡呼聲，並不能代表毛澤東在整個知識界的威信。但不管怎麽說，毛澤東在群眾中的威信，的確無人可比。

　　可是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特別是在黨內高層的威信，那就差得太多了。這次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41人，但毛澤東又做出指示，邀請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以及聶元梓等47名大專院校革命師生，作為特邀代表列席會議，這是以往中央全會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毛澤東讓這些人參會，主要是增加支持自己的人數，以免出現冷冷清清，沒人支持的尷尬局麵。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和革命師生代表，隻能列席參加討論，並沒有表決權。

　　在8月1日的開幕式上，毛澤東首先發表一個簡短的開場白，他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開五天會。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參加，中間開三天小組會，最後再開一天大會，就行了。”

　　毛澤東講完開場白後，鄧小平宣布會議的議程：一、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準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工作；三、通過會議公報；四、追認五月份中央對彭真、羅瑞卿等人的人事任免決定。

　　（34）

　　這裏，毛澤東用了一點小花招，他在會議的一開始，沒有透露要在這次大會上罷免劉少奇，這是毛澤東試圖把自己的威信損失降為最小。如果毛澤東一開始就突然提出罷免劉少奇，參會的高官們就會不理解，想不通，心不服，毛澤東本人的威信也會大受影響。

　　所以，毛澤東要先搞一個“打通思想”，製造輿論的過程，先指出和批評劉少奇的錯誤，讓參會者逐漸認識到，劉少奇的確犯了嚴重的錯誤，的確應該被罷官。在大家的思想被“打通”之後，毛澤東再宣布罷劉少奇的官，這樣毛澤東本人的威信損失就能大大降低。

　　因此，毛澤東在會議一開始，完全沒有提到劉少奇的事情。盡管很多高官從預備會議材料的傳閱名單中，嗅出來劉少奇的地位大概要降低了，但都沒想到劉少奇會被罷官。這時，除了周恩來之外，其他人都被蒙在鼓裏。

　　鄧小平宣布了會議日程之後，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報告，匯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情況。因為事先沒有通知劉少奇起草書麵報告，所以劉少奇隻得作一個口頭報告，周恩來加以補充。

　　在此之前，劉少奇已被排除出決策層，對這次大會的具體細節不清楚。但從鄧小平宣布的大會議程來看，完全沒有提到劉少奇的問題，這讓劉少奇放下心來，認為毛澤東不會在這次大會上，對他進行罷官。這樣劉少奇又被毛澤東所麻痹，沒有事先做準備，被毛澤東的突然襲擊弄得措手不及。

　　劉少奇報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際、國內各方麵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在這些事情上劉少奇並無錯誤，也沒人提出問題。劉少奇報告的後半部分，著重談“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這時，劉少奇不得不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進行自我批評。因為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被學生趕走，損害了黨中央的威信，劉少奇必須為此負責。

　　劉少奇自我檢查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責。”

　　劉少奇的話讓陳伯達特別不滿，因為他曾三次提出過撤工作組，都被劉少奇否決了。於是陳伯達插話說：“派工作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氣勃勃的學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積極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

　　劉少奇料到原先否決了陳伯達的建議，這次陳伯達一定要發難了，於是對這個問題解釋說：“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共提過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伯達同誌提出書麵意見。討論時，多數同誌還是要派工作組，我也發言要派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35）

　　這時毛澤東不客氣地插話，諷刺說：“當時隻討論‘去’的問題。”

　　劉少奇料到毛澤東會不客氣地批評，心裏早有準備，他麵不改色地解釋說：“那個時候已經討論‘撤’的問題，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不客氣地繼續發難說：“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知道，他現在的地位很被動，不能跟毛澤東爭執，更不能爭吵，否則會被毛澤東抓住更多的把柄。而且，被毛澤東氣勢洶洶地“罵”一通，還能贏得眾高官的同情。因此，劉少奇心平氣和地再次解釋說：“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的部分黨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毛澤東步步緊逼，反問說：“怎麽會中斷呢？”

　　劉少奇繼續解釋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達同誌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誌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還要看一看。同時，等主席回來後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

　　陳伯達也向劉少奇發難，說“我們很多同誌當了官，做事情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他的話不能侵犯。”

　　毛澤東接過陳伯達的話，用諷刺的口吻說：“神聖不可侵犯，侵犯別人還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陳伯達知道毛澤東是在諷刺劉少奇，也幫腔說：“如果這一點不解決，我們是要發生修正主義的。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

　　毛澤東又接過陳伯達的話，說：“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間的。誰知道聶元梓貼出那張大字報，一廣播，亂子就出來了。有人就是一個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眾高明。事實上我們沒有什麽高明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比我們高明。”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個批評，擊中了劉少奇的要害。毛澤東相信“群眾比幹部高明”，所以毛澤東的戰略是發動群眾打倒幹部，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而劉少奇不相信“群眾比幹部高明”，而是相信“幹部比群眾高明”，他認為自己和一批久經考驗的黨員幹部，要比那些群眾小人物高明很多。因此劉少奇的戰略，就是動用幹部壓製群眾，大人物壓垮小人物。

　　但最後的結果證明，劉少奇的黨員幹部們，並沒有顯示出超出群眾的智慧，並不高明。清華大學工作組的組長和副組長，都是久經考驗的老幹部，但在辯論會上，他們居然辯不過一個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蒯大富。劉少奇的老幹部們，除了以勢壓人的手段之外，顯示不出任何比學生高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情況下，真的還不如群眾高明，應驗了毛澤東說的“群眾比幹部高明”。

　　（36）

　　劉少奇也發現他的工作組的那批老幹部，的確不太高明，但此時後悔已經晚了。劉少奇隻得繼續解釋說：“這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

　　這裏劉少奇有替自己遮掩的意思。事實上，7月24日，他依然不同意撤工作組。這些事情政治局常委知道，但一般參會的中央委員不知道，所以劉少奇要對一般中央委員“遮掩”他與毛澤東分歧。

　　毛澤東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話，說：“工作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麽樣，是做了壞事，起了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

　　這天的大會的兩個多小時持續中，毛澤東期待的場麵，始終沒有出現。毛澤東本想構建一個群情振奮的場麵：他一帶頭批劉少奇，眾高官一齊跟上，大家一起炮火猛轟，出現一邊倒的局麵。可是毛澤東在會上對劉少奇頻頻出手，咄咄逼人，但附和毛澤東的，還是隻有陳伯達一個人，幾乎沒有人插嘴發言，大家都緘口不言，就是周恩來也緊閉嘴唇不說話。

　　這讓毛澤東深深感到，自己隻能是群眾的領袖，而不是共產黨的領袖。在群眾大會上，毛澤東被萬人歡呼，不知比劉少奇威風多少倍。可是在黨內會議上，毛澤東的威風沒有了，大家對他的講話，反應冷冷清清，這讓毛澤東感到很不爽，甚至有點尷尬。毛澤東這次對劉少奇的進攻，可以說又“輸”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不服輸的人，他還要繼續戰鬥。毛澤東看出來，之所以會場上冷冷清清，是大家都在看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成了風向標。周恩來不說話，眾高官就跟著不說話，所以突破口就在周恩來身上。

　　第二天，按照會議日程，本應該進入小組討論階段，可是毛澤東卻宣布繼續個人發言，點名周恩來出場，他要逼周恩來表態。

　　在1966年8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做出了另外一個驚人的舉措，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因為毛澤東感到他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內已經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必須依靠群眾的力量。

　　在此之前，紅衛兵被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宣布為“非法組織”，指責紅衛兵組織“非法煽動群眾，進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動”。毛澤東的這封寫給紅衛兵的信，不但為紅衛兵平了反，還掀起一場全國性的紅衛兵風暴。關於紅衛兵的話題，我們放在後麵專門敘述。

　　（37）

　　8月2日上午，毛澤東找周恩來單獨談話，他們談話的內容無從知曉。下午，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周恩來有自己的想法，他雖然同意拿掉劉少奇，但他不會替毛澤東說出“拿掉劉少奇”的話，周恩來不會幹這種“給別人當槍使”的傻事。

　　周恩來知道，如果他積極地打出反劉少奇的旗幟，那麽就會有人認為這是自己嫉妒劉少奇，想打倒劉少奇取而代之，這樣就會有損於周恩來的威信。因此，周恩來要等毛澤東親口說出“拿掉劉少奇”的話，他不會替毛澤東幹這件“得罪人”的事情。

　　但毛澤東讓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周恩來不得不發言。不過對於周恩來來說，應付這種場麵，是遊刃有餘的。周恩來在發言中，先講了一大段自己幾年來的工作經驗，以及對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然後說：“從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到現在，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登《人民日報》的，這一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轟開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

　　周恩來知道，罷免劉少奇，絕不會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避開這個嫌疑。因此，周恩來先埋下伏筆，說“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樣一來，以後毛澤東罷免劉少奇的事情，也是毛澤東親自製定的，與周恩來無關了。

　　周恩來繼續說：“這次決定撤消工作組，也是毛主席回京後親自決策的。一直到主席回來，我們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派工作組的錯誤，常委，特別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任。工作組裏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我們沒有很好地給他們交待政策，我們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組負起更多的責任來。”

　　這裏周恩來表明了態度，指出毛澤東“撤工作組”是正確的，而劉少奇“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但周恩來又主動為劉少奇分擔責任，說”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任”，這樣就消除了他對劉少奇“落井下石”的嫌疑。

　　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既支持了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但又幫劉少奇說了幾句好話。這樣周恩來就在高官中，樹立起一個“好人”的形象，真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