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立即布置中央文革小組全線出擊,發起打倒劉少奇的第三炮。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戰略,是發動群眾起來造劉少奇的反,而劉少奇對抗毛澤東的戰略,是派出工作組把造反群眾壓下去。因此,工作組成為劉少奇的救生防線,而毛澤東也決心突破這道防線。
1966年7月19日到7月24日,是文化大革命最關鍵的幾天,群眾能不能發動起來,就看這幾天了。
毛澤東最常說的口頭禪之一是“群眾路線”,特別強調不能“脫離群眾”。所謂“群眾路線”,用大白話來說,就是要讓群眾喜歡你,對你有好感,這樣群眾自然會擁護你;而所謂的“脫離群眾”,就是群眾不喜歡你,反感你,這樣你就得不到群眾的擁護。
毛澤東派出的文革小組,用最謙遜的態度,最親切的語言,打動了群眾的心,贏得了群眾情感的支持。但僅僅贏得群眾感情上的支持還不夠,還必須得到群眾行動上的支持。現在毛澤東知道,群眾行動上支持的最大障礙,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後遺症。
1957年的反右運動,打了55萬右派,幾乎把當時膽子大的,敢說話的,有造反精神的人,全部打成了右派。這樣一來,群眾都嚇怕了,沒人敢鬧事了,客觀上造成打50萬右派,保50年穩定的效果。如果沒有毛澤東發起文革,中國社會很可能會像北朝鮮那樣,一直穩定下去。
經過反右運動的人,都悟出一個生存原理:“領導是不能反的,反領導一定要倒黴的”。因此,盡管群眾對工作組不滿,感情上也支持文革小組,但行動上卻不敢造反。畢竟工作組是黨中央派出的“欽差大臣”,是代表黨中央的,誰敢隨便跟“黨中央”作對呢?
從1966年6月1日開始,《人民日報》等黨報,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號召群眾起來造反,但反響並不強烈。因為1957年反右的時候,也是這些黨報,鋪天蓋地地發文章,動員大家提意見,但沒想到的是,這些文章竟成了“引蛇出洞”,提意見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自然會有很多人擔心,這次《人民日報》號召群眾造反,是不是覆轍重蹈的有一次陽謀?
經過反右運動的蛇,都已經變“聰明”了,都躲在洞裏觀望,不肯出洞。毛澤東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他把眼光放在那些沒有經曆過反右運動的“小蛇”身上,這就是大、中學校的學生。
(16)
這些大、中學校的學生,最大不過20歲出頭,在9年前反右的時候,他們還不懂事,不知道反右的厲害,更沒有悟出“領導不能反”的生存原理。因此,毛澤東把發動群眾造反的第一步,寄托在大、中學校的年輕學生身上。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毛澤東還沒有太高的威信,人們並不太信任他。因為1957年反右運動時,毛澤東曾經說過“引蛇出洞”的話,讓很多人擔心毛澤東這次又要搞“引蛇出洞”。因此,毛澤東這時候特別注意重新樹立自己的信用,他要用具體事實讓群眾知道,這次號召造反是真心的。
毛澤東除了讓文革小組的成員,用謙遜的態度和親切的語言感化群眾外,還特別注意公平和公正,即使是反對他本人的大字報,也一視同仁,這樣才能讓群眾感到毛澤東的誠意。比如1966年6月12日,清華大學基礎課教研組的李世權,貼出一張“極右”大字報:《擁護黨中央,反對毛澤東》。但毛澤東沒有處理李世權,允許反這樣的大字報公開張貼,顯示了這次發動大鳴大放的誠意。因此,在文革剛開始發動群眾的最初階段,什麽言論都可以鳴放,包括反毛澤東的大字報。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各種策略奏效了,成功了。第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學生們,得到文革小組的鼓勵和支持後,不知天高地厚地開始造工作組的反;第二,文革小組用謙遜和親切的態度,贏得了群眾情感的支持。沒了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工作組被孤立或打倒是早晚的事。
1966年的時候,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一般群眾連電話也沒有,但那時大字報傳播信息的速度也很驚人。很多人到其他學校抄大字報,一張有影響的大字報一經貼出,北京其他學校次日就有抄寫版。因此,一個學校的工作組被打倒後,消息馬上傳遍整個北京,甚至很快傳到全中國的大中學校。這樣,打倒工作組的連鎖反應,就像推倒多米諾骨牌一樣快。從1966年7月19日到7月23日的幾天時間裏,北京大部分學校的工作組,不是被打倒,就是已經癱瘓了。
毛澤東打倒蔣介石,用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這次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也用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思路,隻不過這次改成了“群眾包圍中央”。
毛澤東先在群眾中點火,先把劉少奇的外圍燒掉,最後再燒劉少奇。到7月24日,毛澤東看到形勢大好,劉少奇的工作組基本上被學生和群眾打倒了,劉少奇的外圍燒的差不多了,於是他開始在中央向劉少奇發難,開始直接點火燒向劉少奇。
(17)
1966年7月24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政治局與中央文革小組的聯席會議。會上,毛澤東先批評了一通工作組,他說:“工作組不行,中宣部爛了,文化部爛了,高教部也爛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依靠誰呢?要依靠廣大的革命師生,不能靠工作組。誰是壞人?壞到什麽程度?如何革命?隻有學校的革命師生知道,隻有他們了解情況,外麵進去的工作組不懂,我去也不行。許多工作組,包括清華大學的工作組,都是阻礙運動的,都要把它撤出來,靠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
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順著毛澤東的意思,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說:“當前抓運動的人,有這麽個方針:他們把放手發動群眾,跟黨的領導對立起來,認為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
毛澤東接上陳伯達的話,直接點名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說:“亂彈琴!這是不懂馬列主義的基本常識!少奇、小平開口閉口怕亂,你們就是怕字當頭,亂有什麽了不起?鬧事就是革命!工作組一個多月,起阻礙革命的作用,實際上是幫了反革命。”
文革小組顧問康生,見毛澤東點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也跟著點名批評劉少奇和鄧小平,說:“工作組公開傳達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絕對相信工作組,說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革命。”
毛澤東聽了康生的話,愈發不滿地說:“你們這些人呀,再不革命的話,革命就革到自己頭上來了。有的地方不準圍報館,不準到省委,不準到國務院,為什麽這麽怕?說來說去,怕字當頭,怕反革命,怕動刀槍,哪有那麽多反革命?”
這時劉少奇坐不住了,他也向毛澤東反擊,反問說:“主席,沒有工作組了,學校出現亂打人亂鬥人怎麽辦?”
毛澤東反駁說:“你叫革命師生一點毛病都沒有?可能嗎?你搞了一、二個月了,卻一點感性認識都沒有。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組保護自己,怕什麽,沒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鍛煉,右派挨打,就挨幾下嘛,這不能成為不撤工作組的理由。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麽名堂來的,工作組隻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所以工作組非撤不可。”
周恩來見毛澤東公開指名道姓地批劉少奇了,火藥味太重,趕緊出來打圓場,插話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要聽毛主席的,工作組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動。”
周恩來的話,表麵看上去是支持毛澤東,但實際上也是在幫劉少奇。因為周恩來知道,現在大部分工作組已經被打倒了,不起作用了,留在那裏也沒用,不如趕緊撤出來。這樣,劉少奇為首的黨中央,麵子上還好過一些。如果現在不撤工作組,將來學生起來揪鬥黨中央派來的工作組,那麽黨中央就更沒麵子了。
(18)
周恩來的意思,是讓劉少奇趕緊順著毛澤東的話,做一個自我檢討,同意撤出工作組,把大事化小。可是劉少奇並沒有領周恩來的情,既沒有自我檢討,更沒有說同意撤工作組,隻是閉口不說話了。也許是劉少奇鐵了心,要跟毛澤東鬥到底吧。
毛澤東見周恩來幫劉少奇圓場,劉少奇不領情,心中暗喜。他把話題一轉,表揚文革小組說:“中央好多部,沒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這幾天康生、陳伯達、江青都下去了,到學校看大字報,沒有感性知識怎麽行。李雪峰和吳德來了吧?”
李雪峰和吳德,分別是北京市委書記和北京市長。李雪峰站起來說:“我在。”
毛澤東批評說:“李雪峰、吳德,你們不去看大字報,天天忙具體事務,沒有感性知識,如何指導運動?就是停了日常的事務,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識。”
鄧小平還是膽大的,仍敢繼續向毛澤東發難,說:“沒有了工作組,黑幫複辟怎麽辦?右派鬧事怎麽辦?”
毛澤東又反駁說:“有些是要複辟,複辟也不要緊嘛。我們有些部長是不是就那麽可靠?學生鬧事就是革命,工作組起了阻礙革命的作用,清華、北大的工作組就是這樣。隻有行凶、殺人、放火的才叫反革命,寫大字報,寫反動標語的不能抓。有人寫“擁護黨中央,打倒毛澤東”,你抓他幹什麽?他還擁護黨中央嘛。叫他們放毒嘛,貼幾張大字報、幾條反動標語,怕什麽?總之,工作組要撤,出亂子不可怕。各地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幾個。”
李雪峰插話說:“我們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人數還不少。”
毛澤東借題發揮說:“除你外,那個市委,人員不要多,龐大的機關,曆來沒有用。我這裏就一個人嘛,很好嘛。現在很多部長都有秘書,統統去掉。少奇同誌,你夫人不要當秘書了,下去勞動嘛。”
毛澤東不但直接批評劉少奇,並公然提出王光美不要當秘書,公然不給劉少奇麵子。當然劉少奇也是久經考驗的,聽了毛澤東的話,照樣臉不變色,神情坦然。
周恩來本來是幫劉少奇打圓場的,但劉少奇不領情,周恩來隻好不再說話了。
這次會議上,因為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不同意撤工作組,所以沒有做出撤工作組的決定。僅僅在3天之後,各個學校的學生紛紛開始揪鬥工作組成員,工作組不撤是不行了,劉少奇隻好同意撤工作組。這是劉少奇的失誤,他錯過了最後爭取主動的機會。
(19)
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被毛澤東煽起來的學生打倒後,毛澤東感到打倒劉少奇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準備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在會上罷免劉少奇的官職。但在劉少奇下台之前,毛澤東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事先安排好,那就是劉少奇下台之後,由誰來接替劉少奇的位置。
單純從權術的角度來講,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是不明智的。領導人不能讓自己的某個部下的權力過大,而是要分權,讓每人都分到一部分權力,這樣就不會對領導構成威脅。如果毛澤東感到劉少奇的權力太大,對他構成了威脅,就可以分掉劉少奇的一部分權力,讓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進行權利分散。這樣,不僅劉少奇的權力縮小了,消除了對毛澤東的威脅,同時還不會出現權力過大的人,毛澤東的地位最穩。
按照黨內的慣例,第二把手下台,應該由第三把手接替。當時劉少奇是黨內第二把手,周恩來是第三把手,如果劉少奇下台,理應由周恩來接替。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卻不想讓周恩來接班。因為當年毛澤東安置劉少奇的作用,就是專防周恩來的。現在,毛澤東卻麵臨要撤去原定計劃的尷尬。
當時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七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和陳雲。其中周恩來和朱德,從最初就是毛澤東難於駕馭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以前能駕馭,現在也駕馭不住了;陳雲是毛澤東不喜歡的,從1964年以後,就不通知陳雲參加常委會了。這樣七個常委中,毛澤東能夠用來接替劉少奇的,隻剩下林彪一個人。
不過從權術的角度來講,讓林彪接替劉少奇,也絕不是一步好棋。因為林彪本來就有一部分權力,他現在再接管了劉少奇的權力,就會大過以前劉少奇的權力。這樣一來,毛澤東讓比劉少奇權力更大的林彪接班,他自己的權位反而更加不穩了。當然,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並不是單純從權術的角度出發,這點我們前麵多次提到。
毛澤東讓林彪接替劉少奇,又產生出另外一個人事難題,這就是怎麽安置周恩來。
林彪接替劉少奇,成為黨內第二把手,就要超過周恩來的地位。在中共的製度中,黨主席有人事特權:決定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毛澤東可以用自己的人事特權,強行讓林彪升任第二把手,但這樣就要得罪周恩來。更重要的是,這樣會讓周恩來在黨內感到難堪,傷周恩來的麵子。
毛澤東現在需要周恩來幫他打倒劉少奇,而且文革的啟動與發展,也都離不開周恩來的幫助,所以,現在毛澤東還不能得罪周恩來,因此,毛澤東需要找一個的辦法,既可以安撫周恩來,又能給周恩來麵子。
(20)
毛澤東是怎麽跟周恩來說這件事的呢?現在看到兩種提法:一種是邱會作回憶錄的說法,另一種是吳法憲回憶錄的說法。
邱會作說,陶鑄成為全黨第四號人物之後,邱會作等人前去祝賀,陶鑄向他們講述了林彪成為接班人的決策過程。邱會作回憶錄是這麽寫的:
那是中央全會中期以後的一天,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陶鑄去毛主席家談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飯,便戲謔地說:“你們是來辦事的,還是想混一頓飯吃?”
陶鑄詼諧地消除了拘謹,說:“是談工作,如果有飯也混一頓吃吃。”
在談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後,在全會上激起的義憤,他們幾個人說:再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現實了,要有新的接班人。
周恩來一看要談人事,托故拔腳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恩來追回來的。
毛主席一看此狀,便說:“為避顧忌,大家把名字寫在手心裏,‘民意測驗’如何?”
陶鑄、康生寫了‘周’,毛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寫了‘林’,大家伸出手來,毛主席一見,笑了。”
吳法憲回憶錄,則是另外一種說法,吳法憲回憶中寫道:
1967年的一天,周恩來要我和他同乘一輛車,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會議。在車上周恩來告訴我,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曾問他:“看來劉少奇不行了,我對他觀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
周恩來回答說:“那就隻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劉少奇最合適。”
周恩來說完後,毛澤東點了點頭說:“好,那就把林彪接來北京吧。”
當時在毛澤東開列的中央常委名單上,副主席是兩個,一個是林彪,一個是周恩來。名單傳到周恩來那裏時,周恩來表示謙虛,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這樣,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我們根據各種情報的綜合比較,認為吳法憲的說法比較合理。這是因為:第一,吳法憲是直接聽周恩來本人說的,而邱會作是聽第三者間接說的,所以吳法憲的說法誤傳的可能性低。
第二,邱會作的說法,過於戲劇化,有點像小說裏麵的情景。按照邏輯推理,毛澤東不應該把這麽重要的人事問題,搞什麽“民意測驗”。萬一當時的五人中,有三個人手心裏寫“周”,兩個人手心裏寫“林”,那麽毛澤東就會很尷尬,下不了台。所以毛澤東不應該去冒這樣的險,搞什麽“民意測驗”。
第三,邱會作說法中毛澤東的形象,不符合平時毛澤東的為人。據多年在毛澤東身邊的衛士李銀橋回憶說:“毛澤東和黨內同誌除工作關係外,基本無來往。毛澤東似乎有意約束自己,不同某一個或幾個重要的黨政軍領導人,發展超過同誌和戰友關係的私人情誼。同誌關係就是同誌關係,盡量避免在同誌關係上夾雜過於濃厚的私人感情。我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沒聽他對周恩來說過一句超出同誌關係的私人感情的話。”
(21)
李銀橋還說:“毛澤東對身邊服務人員持平等態度,對親朋和黨外人士也保持中國傳統的禮貌和好客。可是對待黨內同誌,他的舉止是有嚴格分寸的,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級關係。在黨內同誌麵前,毛澤東有一種威嚴,令人生畏,許多同誌甚至是相當高級的領導幹部,見到毛澤東之後都是嚴肅,恭敬,甚至表現出緊張拘謹,不能暢所欲言。”
邱會作說法中毛澤東的形象,讓部下在自己麵前嘻嘻哈哈,一點兒威嚴也沒有。況且,高官想見毛澤東,事先要跟毛澤東的秘書預約和通報,才能見麵,絕非隨便可以“闖入”毛澤東房間。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邱會作的說法是不可靠的傳聞。
另外,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從毛澤東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到8月5日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在這17天裏,毛澤東前後七次約見周恩來單獨談話。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證實了吳法憲的說法。
根據吳法憲披露的信息,毛澤東采用了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方式,用大白話直接告訴周恩來說:“看來劉少奇不行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現在怎麽辦?”
毛澤東問周恩來:“現在怎麽辦?”,等於就是問周恩來:“你說說看,誰來接替劉少奇的第二把手位置?”
毛澤東知道周恩來這個人一貫是比較謙虛的,他肯定不好意思說:“我來接替劉少奇。”這樣,周恩來就隻好回答說“林彪”了。
毛澤東自己沒有提名林彪,而是巧妙地“誘導”周恩來提名林彪,但這樣一來,就不是毛澤東主動提名林彪,而變成了周恩來主動提名林彪。周恩來本人提名林彪接替劉少奇,就等於是周恩來主動把第二把手的位置讓給林彪,這樣一來,周恩來在黨內就很有麵子了。
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處理這件事情的政治智慧和手腕,他既讓林彪在黨內的地位超過了周恩來,又給足了周恩來麵子。後來周恩來在文革中群眾大會上,公開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我推薦了林彪同誌,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
然而,在處理劉少奇的接替人問題上,最讓毛澤東苦惱的,並不是周恩來,而是林彪,因為林彪當時並不想當第二把手。
林彪是一個比較舊式的“講義氣”的人,他認為毛澤東是自己的恩公,那麽一切試圖降低毛澤東威信的人,他都是不容忍的。林彪對劉少奇有氣,因為劉少奇試圖降低毛澤東的威信,而林彪則大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與劉少奇對著幹。劉少奇對毛澤東咄咄逼人的不敬態度,更引起林彪的憤慨。因此,林彪看不慣劉少奇,他要幫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幫毛澤東出一口惡氣。
(22)
可是打倒劉少奇之後,誰來接替劉少奇的第二把手呢?林彪認為,不應該是自己,而應該是周恩來。
如果要論中共得天下的功勞,毛澤東屬第一,周恩來排第二,那麽林彪就是第三了。林彪對中共付出了很大的犧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因此他對中共是非常有感情的,他要保護這個黨,維護這個黨的利益。在林彪看來,周恩來當第二把手,是最符合黨的利益的。
林彪也清楚,毛澤東對周恩來有防備,有猜忌,但林彪認為周恩來是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的,認為毛澤東的猜忌是多餘的。的確,在一般人的眼裏,都認為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忠誠和關心是無微不至的。毛澤東的住處,周恩來要先去看看是否安全,毛澤東吃的飯菜,周恩來要時時關心過問,甚至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坐的沙發,周恩來要先試坐一下。在毛澤東麵前,周恩來完成是一種“臣子”般的謙恭態度,這與劉少奇對毛澤東的傲慢,形成鮮明的對比。
林彪是個孤傲的人,能讓林彪看得起的人很少。在黨內,林彪最敬佩的是毛澤東,而第二敬佩的就是周恩來。林彪對周恩來的尊重,很多資料都有佐證。比如吳法憲回憶錄中提到這麽一段情節:
“九大”期間,我是大會秘書處的負責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張春橋身邊。開會時,他倆悄悄地對我說,“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周恩來批準的,周恩來要負責任。
散會以後,我就把這個事情打電話報告了林彪,林彪聽了馬上要我去他家麵授機宜:“胖子,你不要上當!他們的目的,是要慫恿你出來反對周總理。你千萬要注意,這個話對誰都不能再說。‘揪軍內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們提出來的,總理即使看過了,也可能是一時的疏忽,不能怪總理。總理的角色我是幹不了的,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
林彪說“我們黨內不能沒有總理”,他把周恩來的位置抬到“不能沒有”的高度。林彪固然忠於毛澤東,但在周恩來的問題上,林彪與毛澤東的看法是不同的。毛澤東希望林彪當第二把手,提防和製約周恩來,而林彪卻認為周恩來是可以信任的,沒有必要提防和製約周恩來,甚至認為周恩來應該當第二把手。
從後來發生的各種事情來分析,林彪對共產黨的忠誠,超過了對毛澤東的忠誠。林彪從全局利益出發,認為毛澤東當第一把手、周恩來當第二把手的共產黨,是最穩定,最團結的格局。所以林彪打倒劉少奇的目的,是希望周恩來當黨的第二把手。
(23)
毛澤東對林彪的心思也很清楚,毛澤東知道,如果事先跟林彪講,讓他當第二把手,林彪是死活不會同意的。所以毛澤東想出一個妙計,就是事先不讓林彪知道,先在黨組織內,把林彪當第二把手的事情決定下來,搞成一個“木已成舟”,到那時林彪不同意也不行了。
於是,毛澤東跟周恩來等人商量好,決定了林彪當第二把手之後,才通知在大連養病的林彪來北京開會。林彪來北京後,才知道自己已經被定為黨的第二把手,毛澤東的接班人,大吃一驚。據林彪女兒林豆豆回憶說:1966年8月6日,林彪從大連趕到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見了毛澤東就作揖,稱身體有病,不能接受這個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說:“你想當明世宗?(不問政事的皇帝)”
林彪無奈,隻好接受了這個黨內第二把手的職位。林彪本人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說:“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與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隻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
林彪在中央會議上,對眾人明確地說明:我是無奈地成為第二把手。第一,林彪表明自己原本不想幹,他說“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第二,林彪表明毛澤東和中央未征求他的同意,就做出了這個決定,他說“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隻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第三,林彪表明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
在林彪看來,“更合適的同誌”隻有周恩來一個人,如果讓林彪把第二把手的位置交給周恩來以外的人,林彪是不願意的。
從周恩來的角度來看,他是很願意林彪取代劉少奇的。因為周恩來跟劉少奇的關係並不融洽,劉少奇對周恩來也不夠尊重。而林彪與周恩來的關係比較融洽,對周恩來的態度非常尊重,因此周恩來與林彪比較好共事。而且,有林彪作為中介,周恩來與毛澤東的之間矛盾可以得到緩衝。因此,周恩來對林彪當接班人,也是滿意的。
(24)
劉少奇不僅是中共“三巨頭”之一,而且是黨內一條路線的代表人物,黨內有一批支持者,更有一批同情者。因此,毛澤東僅僅打倒劉少奇個人是不夠的,還要掃淨劉少奇在黨內的路線,消除劉少奇在黨內以及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因此,打倒劉少奇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簡單任務,而是一個巨大的係統工程。
毛澤東設計的打倒劉少奇的工程,分三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降職”;第二個步驟是“批臭”;第三個步驟才是“打倒”。
在第一個“降職”步驟,毛澤東尋找劉少奇的一個錯誤為突破口,撤掉劉少奇黨內第二把手的職位。但僅僅撤了劉少奇的職,劉少奇的路線還在,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還在,隨時可能複辟和卷土重來,所以僅僅撤職是不夠的,還需要展開大批判,把劉少奇和他的路線“批臭”。
因此第二個“批臭”步驟是重點工程,這個“批臭”工程搞了差不多兩年,從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毛澤東開動各種宣傳機器,從各個方麵對劉少奇和他的資本主義路線進行狠批、猛批,把劉少奇徹底批臭。
把劉少奇批臭之後,毛澤東才進入第三個“打倒”步驟。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給劉少奇定罪為“叛徒、內奸、工賊”,並宣布把劉少奇徹底開除出黨。
毛澤東之所以這麽嚴厲地處分劉少奇,是因為毛澤東想製造一個殺一儆百的效果。在建國初期,毛澤東槍斃了貪官張青山和劉子善,殺一儆百,一時間沒人敢貪汙了。這次,毛澤東又試圖把劉少奇的下場,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典型下場,希望以此來嚇住今後那些試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上麵這些都是後話了,現在我們在把話題轉回到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第一個步驟。毛澤東先要找劉少奇的一個錯誤,作為對劉少奇進行降職處分的理由。可是劉少奇是個非常謹慎的人,要找劉少奇的錯誤很不容易,現在毛澤東終於拿到劉少奇的一個把柄,就是“派工作組鎮壓學生”。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分析,劉少奇派工作組跟毛澤東對抗,是因為他太不相信群眾,過分迷信黨組織。在1966年6月1日發表《聶元梓大字報》,到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的50多天時間裏,劉少奇完全有機會爭取群眾,完全有時間把毛澤東發動起來的群眾,爭取到自己的一邊。
可是劉少奇不相信群眾的力量,他以為群眾總是“怕”官的,沒有人敢跟黨中央派出的“欽差大臣”工作組對抗,所以劉少奇始終對學生采用僵硬的“壓”的方針。劉少奇認為共產黨連國民黨都能打敗,對付幾個小小的學生算不了什麽。
毛澤東回到北京後,7月19日和7月22日,劉少奇主持了兩次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沒有參加。在這兩次會議上,陳伯達提出“撤工作組”的建議,但都被劉少奇否決了,可見那時劉少奇對工作組還有自信,也沒把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放在眼裏。
(25)
但在這時,周恩來認為劉少奇應該改變僵硬的態度,應該撤出工作組。周恩來是比較給人麵子的,因此他沒有在會上公開與劉少奇唱反調,而是在會後找劉少奇私下談話。7月23日晚,周恩來跟劉少奇單獨談話,後來鄧小平也加入進來。這次談話似乎進行得不如人意,雙方意見分歧較大。
於是周恩來在第二天淩晨給劉少奇和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並把此信公開:
少奇、小平同誌:昨晚所談之事,經再三考慮,並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談為妥,因看法不盡一致。
在北京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個工作組在本單位所發生的情況又有其特殊性,這需要進行現場調查,作具體分析。
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
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
匆匆補合,並致敬禮!周恩來。七月二十四日四時半。
周恩來在這封信中,談了四個問題:
第一,周恩來與劉少奇的意見不一致。他說:“不同意見主要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因看法不盡一致。”周恩來與劉少奇的不同意見,就是周恩來主張撤工作組,而劉少奇不同意。
第二,周恩來給劉少奇一個麵子,這是周恩來為人處世的特點。他說:“在派北京工作組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說,劉少奇派工作組也是有道理的。周恩來給別人提意見時,都要肯定對方不是完全錯的。這次,周恩來一方麵肯定劉少奇派工作組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麵又主張撤工作組。
第三,周恩來對劉少奇提出“抱怨”,他說:“工作關係,必須談清,並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
從工作關係來說,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周恩來的上級,那麽當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周恩來到底應該聽“哪位上級”的指示呢?
在官職上,毛澤東比劉少奇高一些,似乎應該聽毛澤東的指示;但毛澤東退居二線,而劉少奇是一線領導。也就是說,劉少奇是周恩來的頂頭上司,而毛澤東不是周恩來的頂頭上司。
打個比方:軍隊裏的團長接到頂頭上司師長的命令後,又接到軍長發來一條完全相反的命令,那麽這個團長是應該服從師長的命令呢,還是應該服從比師長高一級的軍長的命令呢?
很多國家的軍隊中,都有明文規定,團長必須服從自己頂頭上司師長的命令,這樣軍隊才不會出現指揮係統的混亂。按照外國的規定,周恩來應該聽劉少奇的命令,但中國沒有這方麵的規定,中共的黨章中也沒有規定。
因此,周恩來,以及周恩來以下的高官們,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意見不一致時,就無所適從,不知該聽誰的。因此,周恩來在這裏對劉少奇,也是對毛澤東提出了“抱怨”,提出應該作出一個具體的規定,規定一個人應該優先服從頂頭上司的命令,還是優先服從來自更上級的命令。所以,周恩來在信中說:“工作關係要做具體規定,否則不好工作。”
(26)
第四,周恩來給劉少奇一個建議,希望他親自去大學看看大字報。但周恩來不會明說,而且巧妙地說“我今晨在外語學院看大字報,增加一點感性知識。”這裏周恩來暗示劉少奇,也應該去看看大字報,直接了解現場的第一手情況。
劉少奇的工作作風,是高高在上的,官架子是比較大的。北京各個大學貼了那麽多的大字報,出了那麽多的問題,劉少奇卻隻是在辦公室裏聽匯報,不肯或者不屑去現場直接看大字報,直接體會現場的氣氛和群眾的力量。
周恩來本來也是讚成中央派工作組的,可是周恩來看了現場的氣氛之後,發現工作組真的不行了,所以提出撤工作組。周恩來對劉少奇的官僚作風是不滿的。
而劉少奇仍然不肯去現場,所以感覺不到現場的氣氛,隻是聽工作組的匯報。而工作組為了突出自己的“政績”,總是要向上級“浮誇”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績,因此工作組在匯報中,把自己的作用抬高和誇大了。這樣,劉少奇單單聽工作組的匯報,就難免被“忽悠”,誤認為工作組真的很“行”,所以做出不撤工作組的錯誤決定。
前麵我們提到,在7月24日毛澤東親自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撤工作組,周恩來也公開提議撤工作組,但劉少奇仍不同意撤工作組。然而,工作組很快就被造反學生打倒,並開始揪鬥工作組成員。到這個時候,工作組想不撤都不行了,所以在7月27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也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組。
盡管劉少奇同意撤工作組,但他並沒有承認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他隻是說:有一部分工作組是錯誤的,但不是所有的工作組都是錯的,還有一部分工作組是正確的。劉少奇特別要堅持一個工作組是正確的,那就是清華大學的工作組。因為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如果清華大學的工作組是錯誤的,那麽王光美就是錯誤的,進而劉少奇的錯誤也就逃不脫了。
因此,力保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正確性,是劉少奇底線中的底線。此時,毛澤東已經不與劉少奇單獨談話了,於是7月27日,劉少奇找到康生單獨談話,試圖說明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正確性,然後通過康生把這些情況轉到毛澤東那裏。後來在文革中,康生披露了那次劉少奇找他單獨談話的內容,康生說:
7月27日,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劉少奇)單獨找我談話,他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對清華大學和師大一附中的看法,我們之間有分歧。”
我說:“這兩個地方我沒有去過,情況不太清楚。”
他說:“你不清楚,我們清楚。你們說清華工作組鎮壓蒯大富,那是錯誤的。”
我說:“蒯大富是革命的。”
他說:“蒯大富不是革命的。你們說是鎮壓,那是不對的,不是鎮壓。”
我說:“不是鎮壓是什麽?是辯論?世界上哪有這樣的辯論,把人家關起來,把團籍搞掉,這叫辯論嗎?”
他武斷地說:“在辯論的時候,這樣也是有的。”
(27)
劉少奇的“說明”並沒有起作用。毛澤東早就看到了這步棋,看到了蒯大富案子是劉少奇的軟肋,所以毛澤東要蒯大富案子把作為清華大學工作組犯錯誤的鐵證,並早就著手搞蒯大富案子的材料了。
7月19日,蒯大富被放出來,恢複人身自由。7月22日,毛澤東派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到清華大學去見蒯大富。蒯大富回憶說:
7月22號,工作組的人通知我說:“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說話,到我們工作組辦公室一樓。”
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沒一會兒進來兩個人,隔著一個很小的書桌,那兩個人坐在一邊,我坐在他們的對麵。
那兩個人都穿著軍裝,一個人自我介紹說:“我叫王力,這位是關鋒同誌。我們兩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我們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聽聽你對工作組的意見。”
我哪裏知道中央文革小組啊!不知道,根本就沒聽說過這個組織。我以為他們又蒙我了,我已經被“整”糊塗了,我根本不相信他們,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幹嘛要對他們講那麽多啊。
我當時大概隻講了十來分鍾,簡單地回顧了這二十多天的情況,寫了三頁紙,說:“工作組進校後,大致的情況就是這樣。你們看吧。”
他們兩人見我不說什麽,也沒有辦法,就把我那三張紙拿走了。後來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組那簡直是不得了的!但當時完全是沒感覺。
蒯大富被“整”怕了,不肯多說,這讓毛澤東不好辦。當然毛澤東也清楚蒯大富有顧慮,於是在7月29日,親自點名蒯大富,讓他參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當時蒯大富還不知道是毛澤東親自點名讓他參加大會的,隻是感到他被領導關懷和重視了,心中的警惕有些放開,但還是不太敢講話。
蒯大富不開口,這個案子就搞不下去,於是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讓他親自找蒯大富談談。
7月30日,蒯大富得到通知,說晚上有人找他談話,讓他在清華大學的甲所等著。蒯大富回憶說:
甲所是我們清華大學唯一有沙發的地方,全校因為反修正主義,掃四舊嘛,那時候坐沙發就是修正主義啊,沙發都沒有了,唯一就是甲所還有沙發。
我就坐在沙發上等,從晚上七點到淩晨兩點,等了七個多小時,我坐在沙發上就睡著了。快到淩晨兩點的時候,有人把我搖醒,說:“找你談話的人來了。”
那人一進門,我就傻了眼:周總理來了!
周總理這個形象絕對是認識的,他在電視上和電影記錄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認識。當時我就蒙了,蹭地站了起來。
周總理問:“你是蒯大富?”
我說:“是,總理,您怎麽來了?”
周總理說:“你坐,請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個農村的孩子,一個草民小人物,當時真是有點發抖的樣子,根本不敢坐。
後來周總理的秘書過來壓著我的肩膀,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下。”
秘書把我給按坐下了,坐下來以後,我就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還是很緊張。
(28)
蒯大富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而周恩來這麽高高在上的國家領導人,突然間降臨到他的身邊,還跟他親切談話,這好像就是夢幻中的童話故事。可是今天,童話居然變成了現實,怎能不讓蒯大富激動萬分呢。
周恩來為什麽要來跟蒯大富這麽一個小人物談話呢?當時蒯大富根本沒有想這個問題,也來不及想這個問題,他隻是感到又幸福,又緊張。那時,蒯大富不知道王光美是他們學校工作組的顧問,更不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所以蒯大富無法想象,他講的這些材料將成為劉少奇鎮壓學生的“罪證”。
蒯大富回憶說:
周總理看我比較緊張,一開始就跟我拉家常,問我家在什麽地方,父母是幹什麽。他這麽輕鬆地談話,我感到他沒有任何的敵意,最起碼不是以審問的姿態出現的。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跟大人物說過話。唯一見到了一個薄一波,薄一波對我冷嘲熱諷的,從來沒有好好說話,所以我怎麽也想不到周總理會這樣對待我。我逐漸冷靜下來,坐在沙發上的半個屁股也坐正了。
周總理的親和力你永遠得佩服,他沒有擺那個架子,確確實實很親切,沒有讓你有絲毫的畏懼感,所以我就放鬆下來了。
周總理接著說:“我受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來請你說話。請你把你所知道的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把你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所想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跟我說,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話。”
我純粹是畢恭畢敬地說:“總理,我鄭重地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我向總理保證,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我親眼看見的,親耳聽到的,是我自己的真實想法。”
然後我開始講,總理的秘書做記錄。周總理自己也拿個本子記,但記得不多,有時他也問一兩句,但基本都是我在講,他在聽,我從淩晨兩點講到五點。
五點天亮了,周總理打斷我的話,說:“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我下麵有個會,今天我們先談到這兒。下午七點我派車來接你,去人民大會堂我們繼續說。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你信得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一起談。”
第二天,蒯大富找了三個同學,一起去人民大會堂跟周恩來講情況。而這次周恩來也不是單獨一個人,他叫了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和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一起來聽蒯大富和他的同學講清華大學的情況。這次蒯大富等四個學生又講了三個小時,秘書把他們的講話記錄在案,然後周恩來派人送他們回學校。
周恩來為什麽要興師動眾地找蒯大富這麽一個小人物談話呢?因為這是毛澤東委托周恩來找蒯大富談話的,周恩來也明確地對蒯大富說:“我受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來請你說話”。
毛澤東讓周恩來找蒯大富談話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搞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和證據。那麽周恩來為什麽要幫毛澤東搞“整”劉少奇的材料呢?
(29)
前麵我們提到,根據吳法憲的回憶,毛澤東找周恩來單獨談話。毛澤東直截了當地,用非常斬釘截鐵和毫無商議餘地的口氣,對周恩來說:“我對劉少奇完全失望了,要把劉少奇拿下來。”
毛澤東很了解周恩來,他知道周恩來個人對劉少奇並無好感,但周恩來總是顧全大局,凡是影響黨的團結與穩定的事情,周恩來都是反對的。罷免黨的第二把手劉少奇,對黨的衝擊波太大了,所以周恩來不會讚成罷免劉少奇。如果毛澤東用征求意見的口氣問周恩來:“你看把劉少奇拿下來怎麽樣?”周恩來肯定會利用自己三寸不爛之舌,婉言反對罷免劉少奇。
毛澤東明白,罷免劉少奇這件事,是不能跟周恩來商量的。因此,毛澤東用完全不給周恩來說話餘地的口氣,非常斬釘截鐵地對周恩來說:“我要把劉少奇拿下來”。
果然,在毛澤東堅定的態度麵前,周恩來妥協了,他隻得同意罷免劉少奇。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那就是跟毛澤東翻臉了,那就很可能出現周恩來最擔心的事,也是周恩來最不願意看到的事,那就是毛澤東另立中央,重上井岡山。
既然周恩來同意了“拿掉劉少奇”,那麽毛澤東要求他幫助搞罷免劉少奇的證據材料,周恩來就無法拒絕了。
周恩來這次搞材料,也顯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如果是一般人辦這件事,很可能是自己高高在上地坐在人民大會堂的辦公室裏,派人把蒯大富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來談話。如果是這樣,蒯大富這樣的小人物就會緊張和顧慮,不敢暢所欲言,這樣很多真相就無法搞清楚了。
因此,周恩來第一步要打消蒯大富的驚恐感和緊張情緒,所以他不惜屈尊,親自去學校找蒯大富談話,用平等的姿態,和藹的語言,打消了蒯大富的緊張和顧慮,讓蒯大富敢於放開講話。但周恩來與蒯大富兩個人的單獨談話,是不能當作證據的,所以真正的談話,其實是第二次在人民大會堂的談話。
第二天,周恩來讓蒯大富叫三個同學,作為蒯大富的證人,一起去人民大會堂談話。而周恩來也叫來譚啟龍和江渭清一起聽,作為周恩來的證人。這樣,周恩來搞出來的材料就比較真實可靠,無懈可擊。
那麽毛澤東具體是哪一天當麵跟周恩來甩出“拿掉劉少奇”的話呢?從各種跡象分析,應該是在1966年7月27日。這個推測主要有三個證據:第一個是證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在7月27日這天,毛澤東兩次找周恩來單獨談話,這是非常異常的;第二個證據是7月27日至30日,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所以毛澤東要在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上,把罷免劉少奇的事情內定下來。
據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上,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驚:第一,會議公報的送審傳閱名單上,居然沒有劉少奇;第二,在送審傳閱的名單上,毛澤東的名字後麵即是林彪;第三,公報初稿上,曾引述劉少奇幾天前的一段講話,被刪掉了。
(30)
這三件事表明,劉少奇在8月1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已經被排除出決策層了。做出這個決定的,隻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最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不過是在名義上追認這個決定而已。
劉少奇是什麽時候知道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層的呢?據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回憶(劉濤當時是清華大學的學生):
7月28日晚,劉少奇異常激動地對我和王光美說:現在不是說要檢討嗎?要我到你們清華大學去檢討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麽可怕的。工作組的工作是當著大家的麵做的,蒯大富是自己跳出來的,而不是工作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從劉濤的回憶可見,劉少奇應該是在7月28日,知道了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層,所以才異常激動地說了那麽一通話。這也可以作為第三個證據,顯示毛澤東是7月27日當麵跟周恩來說“拿掉劉少奇”。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一萬多人參加的《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了這次會議,並作了講話。這是劉少奇最後一次以“正麵形象”在公共場合講話。
會上第一個發言的是鄧小平。然後周恩來作了講話,他一方麵肯定工作組都是好人,說他們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另一方麵也承認中央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周恩來說:“問題在於我們做領導的,我們倉促地決定了,迫不及待地到處派工作組。”周恩來這裏用“我們”這個複數詞,有意減輕劉少奇個人的責任,體現出周恩來雖然同意拿掉劉少奇,但還想盡量縮小劉少奇的錯誤。
最後是劉少奇發言,他應該也預測到,這很可能是他自己最後一次在公眾麵前講話了,所以劉少奇要珍惜這次機會,乘現在還有話語權的時候,要把他想說的話趕快說出來。
第一,劉少奇要替自己辯護,他不承認他派工作組有錯,認為當初中央決定派工作組是正確的,現在中央決定撤工作組也是正確的。劉少奇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是中央同意的。現在工作組這個形式,不適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了,所以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
第二,劉少奇要說出自己對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革命怎麽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它領導人也不知道。”
這裏,劉少奇隱晦地說,他對毛澤東搞文革有異議,而且不止他一個人,中央其它領導人對毛澤東搞文革也有異議,所以劉少奇說:“革命怎麽革,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它領導人也不知道。”
第三,劉少奇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罷官,很快就要“挨整”了。在中共黨內,“整人”是很常見的事:毛澤東挨過王明的“整”,被“整”得夠嗆;周恩來挨過毛澤東的“整”,也被“整”得夠嗆;可是幸運的是,劉少奇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挨“整”的經驗。在延安整風時,劉少奇“整”過不少人,但他卻沒有被別人“整”過。
(31)
中共有“整人”的傳統,所以每個中共高官,在當官之前,都要做出“五不怕”的思想覺悟。據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回憶,毛澤東曾特別跟他講過“五不怕”的問題。
1957年6月,當中央任命吳冷西為《人民日報》總編輯時,毛澤東叫吳冷西去他的臥室談話。吳冷西還以為毛澤東又什麽機密相授,而毛澤東卻鄭重地對吳冷西說,要他做好“五不怕”的思想準備。
毛主席嚴肅地告誡我說:“你到人民日報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準備遇到最壞的情況,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於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了。”
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
毛主席說:“共產黨內,撤職和開除黨籍並不罕見,要準備著。現在的中央在正確路線的領導下,不同於王明左傾路線的領導,也不同於張國燾,所以殺頭大概還不至於,但對坐牢要有精神準備。”
毛主席說:“共產黨內一時受冤屈的事,還是有的,不過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終究會平反糾正的。一個共產黨員要經得起受到錯誤的處分,可能這樣對自己反而有益處。”
毛主席接著舉例說:“屈原流放後而有《離騷》,司馬遷受腐刑乃發憤著《史記》。我自己也有這個體會。那時我被解除了指揮中央紅軍的職務,就利用空閑看了不少書,《孫子兵法》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都是那時看的。”
然後,毛主席笑著問我:“你怕不怕老婆離婚?”
我回答說:“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話,我想不至於。”
毛主席接著說:“不怕老婆離婚是對男的說的,對女同誌就應該不怕丈夫離婚。總之,這‘五不怕’總得準備著。”
當時吳冷西還沒有體會到毛澤東這段話的深意,但他在文革中被捕入獄後,才感歎毛澤東的這段話意義至深。
毛澤東這段話也說明,當時的中共“高官”,也是一種“高危職業”。而劉少奇作為中共的二把手,幾乎就是“高危職業”中首當其衝的,因此,劉少奇也準備好了這“五不怕”。幾天後,劉少奇當麵對毛澤東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盡管劉少奇說“五不怕”,他也還是要保護自己的。在延安整風時,打人、酷刑等暴力整人事件,是經常發生的。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大家都感到“暴力整人”過於殘酷,應該製止,因此在黨內製定了製止“暴力整人”的規定。此後發生的高崗、饒漱石事件和彭德懷事件中,都沒有發生暴力整人的情況。
所以,劉少奇對在黨內“挨整”,還不太擔心,他知道黨內已經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不會再出現暴力整人了。但這次情況卻不同,劉少奇麵對的,並不是中共黨員來“整”他,而是非黨員的黨外群眾來“整”他。這些黨外群眾,不會理會黨內禁止暴力整人的規定,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
(32)
1966年7月29日的講話,是劉少奇最後一次公開講話,他要利用這次最後的機會,跟黨外群眾說,不要幹暴力整人的事。因此,劉少奇在這次講話中,大篇幅地講到“保護少數”的問題,特別是告誡群眾,不要使用暴力對付不同意見的人。劉少奇語重心長地說:
運動中要保護少數,因為你今天是多數,明天就可能變成少數;你在這個問題上是多數,在另外問題上就可能變成少數;不正確的意見是少數,正確的意見也可能是少數。我有這樣的經驗,有些意見我講的並沒錯嘛,但我是少數。毛主席也是這樣,很長的時間他是少數。
怎麽保護少數?對少數有不同意見的人,各種意見都可以講,他們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即使是錯誤的,也可以保留,沒有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專政。他們也可以參加辯論,也可以不參加,不要把辯論會變成鬥爭會。對少數犯了錯誤,做了錯事的人,不能限製他們的自由,更不能打他們,一打就不好了。
現在看來,劉少奇向黨外群眾提出“保護少數”,不要搞“暴力整人”的呼籲,還是很有先見之明的,表現了劉少奇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洞察力。劉少奇這裏講到的問題,他後來幾乎都遇到了。後來劉少奇本人遭到無情和粗暴的批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群眾沒有“保護少數”的思想,認為對待壞人就要冷酷無情。
劉少奇的話講完了,聽眾對他報以鼓掌。這隻是禮節性的鼓掌,感不到群眾對他有特別的崇拜或愛戴。這時,有人給劉少奇遞過來一個紙條,劉少奇一看,立即大聲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來看望我們大家了!”
劉少奇沒想到毛澤東突然出現,參會的師生更沒想到,於是人民大會堂大廳裏立即沸騰起來,全體起立,掌聲雷動。在一片歡呼聲中,毛澤東走上台來,他沒有同講台上的劉少奇打招呼,甚至沒有看劉少奇一眼,隻是向歡呼的師生們揮手致意。台下的人都看得出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態度非常冷淡。
毛澤東在台上向大家揮手致意之後,在掌聲雷動中率先離開了會場。毛澤東走後,全場的掌聲和歡呼聲依然不息。而劉少奇卻十分尷尬地站在台上,因為這些掌聲和歡呼聲不是給他的,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群眾對劉少奇隻是禮節性的鼓掌,對毛澤東則是雷鳴般的歡呼,這個反差太大了。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有一個流傳頗廣的傳聞,說:“在大會開始前,毛澤東隱身坐在幕後,不露聲色地聽著劉少奇講話,當劉少奇說到“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時,毛澤東嗤之以鼻地說:‘什麽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事實上,劉少奇在講話中,並沒有說過“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這句話是周恩來說的。既然劉少奇沒有說過“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毛澤東也就不可能說“什麽老革命,是老反革命”的話,因此這個傳聞自然就是假的了。
毛澤東為什麽突然出現在會場呢?大概毛澤東是想給劉少奇一個精神上的打擊,讓劉少奇威風掃地。毛澤東要用具體的事實讓劉少奇知道:擁護你的人有多少,擁護我的人有多少。
(33)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召開,毛澤東準備在這次會議上,打響倒劉第三炮:罷官。
罷劉少奇的官,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政治戰爭,它跟真的戰爭一樣,不能隻考慮殺敵,也要考慮自己為此而付出的損失和代價。如果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也未必是合算的事情。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雖然罷掉了彭德懷的官,但他自己的損失也很大,毛澤東損失的就是他在黨內的威信。很多人為彭德懷鳴不平,導致了後來為彭德懷平反鳴屈的呼聲不斷,讓毛澤東很被動。
這次毛澤東接受了罷官彭德懷的教訓,他要在罷劉少奇官的同時,使自己的威信損失降為最低。
毛澤東的威信,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黨內的威信;另一部分是在黨外的威信,也就是在群眾中的威信。
毛澤東對自己在群眾中的威信,是很有自信的。比如三天前的那次“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毛澤東一出場,全場一片歡聲雷動,歡呼聲浪長達10分鍾之久。不過這裏要說明一下,參加這次“積極分子大會”的人,都是對造反特別積極的人,比如聶元梓、蒯大富等都在裏頭,所以他們對毛澤東格外推崇和擁護。而那些對造反不積極,冷漠,甚至反對的人,並沒有被選來參加這個大會,因此這個大會上對毛澤東歡呼聲,並不能代表毛澤東在整個知識界的威信。但不管怎麽說,毛澤東在群眾中的威信,的確無人可比。
可是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特別是在黨內高層的威信,那就差得太多了。這次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41人,但毛澤東又做出指示,邀請中央文革小組的全體成員,以及聶元梓等47名大專院校革命師生,作為特邀代表列席會議,這是以往中央全會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毛澤東讓這些人參會,主要是增加支持自己的人數,以免出現冷冷清清,沒人支持的尷尬局麵。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和革命師生代表,隻能列席參加討論,並沒有表決權。
在8月1日的開幕式上,毛澤東首先發表一個簡短的開場白,他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開五天會。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參加,中間開三天小組會,最後再開一天大會,就行了。”
毛澤東講完開場白後,鄧小平宣布會議的議程:一、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準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工作;三、通過會議公報;四、追認五月份中央對彭真、羅瑞卿等人的人事任免決定。
(34)
這裏,毛澤東用了一點小花招,他在會議的一開始,沒有透露要在這次大會上罷免劉少奇,這是毛澤東試圖把自己的威信損失降為最小。如果毛澤東一開始就突然提出罷免劉少奇,參會的高官們就會不理解,想不通,心不服,毛澤東本人的威信也會大受影響。
所以,毛澤東要先搞一個“打通思想”,製造輿論的過程,先指出和批評劉少奇的錯誤,讓參會者逐漸認識到,劉少奇的確犯了嚴重的錯誤,的確應該被罷官。在大家的思想被“打通”之後,毛澤東再宣布罷劉少奇的官,這樣毛澤東本人的威信損失就能大大降低。
因此,毛澤東在會議一開始,完全沒有提到劉少奇的事情。盡管很多高官從預備會議材料的傳閱名單中,嗅出來劉少奇的地位大概要降低了,但都沒想到劉少奇會被罷官。這時,除了周恩來之外,其他人都被蒙在鼓裏。
鄧小平宣布了會議日程之後,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報告,匯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情況。因為事先沒有通知劉少奇起草書麵報告,所以劉少奇隻得作一個口頭報告,周恩來加以補充。
在此之前,劉少奇已被排除出決策層,對這次大會的具體細節不清楚。但從鄧小平宣布的大會議程來看,完全沒有提到劉少奇的問題,這讓劉少奇放下心來,認為毛澤東不會在這次大會上,對他進行罷官。這樣劉少奇又被毛澤東所麻痹,沒有事先做準備,被毛澤東的突然襲擊弄得措手不及。
劉少奇報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在國際、國內各方麵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在這些事情上劉少奇並無錯誤,也沒人提出問題。劉少奇報告的後半部分,著重談“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這時,劉少奇不得不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進行自我批評。因為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被學生趕走,損害了黨中央的威信,劉少奇必須為此負責。
劉少奇自我檢查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匯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責。”
劉少奇的話讓陳伯達特別不滿,因為他曾三次提出過撤工作組,都被劉少奇否決了。於是陳伯達插話說:“派工作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氣勃勃的學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積極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
劉少奇料到原先否決了陳伯達的建議,這次陳伯達一定要發難了,於是對這個問題解釋說:“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不派工作組,或者撤出工作組,共提過三次。第一次提出來沒有多討論;第二次伯達同誌提出書麵意見。討論時,多數同誌還是要派工作組,我也發言要派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有方便之處,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35)
這時毛澤東不客氣地插話,諷刺說:“當時隻討論‘去’的問題。”
劉少奇料到毛澤東會不客氣地批評,心裏早有準備,他麵不改色地解釋說:“那個時候已經討論‘撤’的問題,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不客氣地繼續發難說:“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知道,他現在的地位很被動,不能跟毛澤東爭執,更不能爭吵,否則會被毛澤東抓住更多的把柄。而且,被毛澤東氣勢洶洶地“罵”一通,還能贏得眾高官的同情。因此,劉少奇心平氣和地再次解釋說:“當時我曾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的部分黨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毛澤東步步緊逼,反問說:“怎麽會中斷呢?”
劉少奇繼續解釋說:“當時我想,是不是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達同誌又提出這個問題,又討論了一次,多數同誌還是不主張撤。我仍是以前的觀點,認為這一方法較機動,沒有下決心撤,還要看一看。同時,等主席回來後再請示決定。主席回來的第二天,又開了個會,感到是個問題。”
陳伯達也向劉少奇發難,說“我們很多同誌當了官,做事情就不容易聽別人的意見,他的話不能侵犯。”
毛澤東接過陳伯達的話,用諷刺的口吻說:“神聖不可侵犯,侵犯別人還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陳伯達知道毛澤東是在諷刺劉少奇,也幫腔說:“如果這一點不解決,我們是要發生修正主義的。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
毛澤東又接過陳伯達的話,說:“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間的。誰知道聶元梓貼出那張大字報,一廣播,亂子就出來了。有人就是一個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眾高明。事實上我們沒有什麽高明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比我們高明。”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這個批評,擊中了劉少奇的要害。毛澤東相信“群眾比幹部高明”,所以毛澤東的戰略是發動群眾打倒幹部,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而劉少奇不相信“群眾比幹部高明”,而是相信“幹部比群眾高明”,他認為自己和一批久經考驗的黨員幹部,要比那些群眾小人物高明很多。因此劉少奇的戰略,就是動用幹部壓製群眾,大人物壓垮小人物。
但最後的結果證明,劉少奇的黨員幹部們,並沒有顯示出超出群眾的智慧,並不高明。清華大學工作組的組長和副組長,都是久經考驗的老幹部,但在辯論會上,他們居然辯不過一個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蒯大富。劉少奇的老幹部們,除了以勢壓人的手段之外,顯示不出任何比學生高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情況下,真的還不如群眾高明,應驗了毛澤東說的“群眾比幹部高明”。
(36)
劉少奇也發現他的工作組的那批老幹部,的確不太高明,但此時後悔已經晚了。劉少奇隻得繼續解釋說:“這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
這裏劉少奇有替自己遮掩的意思。事實上,7月24日,他依然不同意撤工作組。這些事情政治局常委知道,但一般參會的中央委員不知道,所以劉少奇要對一般中央委員“遮掩”他與毛澤東分歧。
毛澤東再次打斷劉少奇的話,說:“工作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是完全錯誤的。工作組不管怎麽樣,是做了壞事,起了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個壞作用。一般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
這天的大會的兩個多小時持續中,毛澤東期待的場麵,始終沒有出現。毛澤東本想構建一個群情振奮的場麵:他一帶頭批劉少奇,眾高官一齊跟上,大家一起炮火猛轟,出現一邊倒的局麵。可是毛澤東在會上對劉少奇頻頻出手,咄咄逼人,但附和毛澤東的,還是隻有陳伯達一個人,幾乎沒有人插嘴發言,大家都緘口不言,就是周恩來也緊閉嘴唇不說話。
這讓毛澤東深深感到,自己隻能是群眾的領袖,而不是共產黨的領袖。在群眾大會上,毛澤東被萬人歡呼,不知比劉少奇威風多少倍。可是在黨內會議上,毛澤東的威風沒有了,大家對他的講話,反應冷冷清清,這讓毛澤東感到很不爽,甚至有點尷尬。毛澤東這次對劉少奇的進攻,可以說又“輸”了。
當然毛澤東是個不服輸的人,他還要繼續戰鬥。毛澤東看出來,之所以會場上冷冷清清,是大家都在看周恩來的態度,周恩來成了風向標。周恩來不說話,眾高官就跟著不說話,所以突破口就在周恩來身上。
第二天,按照會議日程,本應該進入小組討論階段,可是毛澤東卻宣布繼續個人發言,點名周恩來出場,他要逼周恩來表態。
在1966年8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做出了另外一個驚人的舉措,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寫了一封信,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因為毛澤東感到他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內已經得不到足夠的支持,必須依靠群眾的力量。
在此之前,紅衛兵被劉少奇派出的工作組宣布為“非法組織”,指責紅衛兵組織“非法煽動群眾,進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動”。毛澤東的這封寫給紅衛兵的信,不但為紅衛兵平了反,還掀起一場全國性的紅衛兵風暴。關於紅衛兵的話題,我們放在後麵專門敘述。
(37)
8月2日上午,毛澤東找周恩來單獨談話,他們談話的內容無從知曉。下午,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周恩來有自己的想法,他雖然同意拿掉劉少奇,但他不會替毛澤東說出“拿掉劉少奇”的話,周恩來不會幹這種“給別人當槍使”的傻事。
周恩來知道,如果他積極地打出反劉少奇的旗幟,那麽就會有人認為這是自己嫉妒劉少奇,想打倒劉少奇取而代之,這樣就會有損於周恩來的威信。因此,周恩來要等毛澤東親口說出“拿掉劉少奇”的話,他不會替毛澤東幹這件“得罪人”的事情。
但毛澤東讓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言,周恩來不得不發言。不過對於周恩來來說,應付這種場麵,是遊刃有餘的。周恩來在發言中,先講了一大段自己幾年來的工作經驗,以及對這次“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然後說:“從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到現在,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次文化大革命,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毛主席親自批登《人民日報》的,這一登,整個文化大革命就轟開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
周恩來知道,罷免劉少奇,絕不會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避開這個嫌疑。因此,周恩來先埋下伏筆,說“一切重大決定都是毛主席親自製定的”,這樣一來,以後毛澤東罷免劉少奇的事情,也是毛澤東親自製定的,與周恩來無關了。
周恩來繼續說:“這次決定撤消工作組,也是毛主席回京後親自決策的。一直到主席回來,我們匯報的時候,還主張工作組不撤,這就是更大的錯誤。派工作組的錯誤,常委,特別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任。工作組裏絕大多數的幹部是好的,我們沒有很好地給他們交待政策,我們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組負起更多的責任來。”
這裏周恩來表明了態度,指出毛澤東“撤工作組”是正確的,而劉少奇“派工作組”是錯誤的。但周恩來又主動為劉少奇分擔責任,說”我們幾個人都要負責任”,這樣就消除了他對劉少奇“落井下石”的嫌疑。
周恩來的這個講話,既支持了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但又幫劉少奇說了幾句好話。這樣周恩來就在高官中,樹立起一個“好人”的形象,真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