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革洞因》十一（崇新嶽 百思峰 ）

第五節 文革新人初登場

　　（1）

　　毛澤東跟劉少奇的第一場交鋒，滿盤皆輸。然而毛澤東天生有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不回頭性格，他一旦立下了打倒劉少奇的目標，不管有多大的困難，也一定要奮戰到底。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毛澤東是個有勇有謀的人，毛澤東給自己的評價是：“我這個人是一半虎氣，一半猴氣。”這裏的虎氣就是“勇”，猴氣就是“謀”。有虎氣才敢於挑戰，敢幹別人不敢幹，甚至不敢想的事；有“猴氣”，才會有計策、有預謀地實現自己的目標。毛澤東跟劉少奇的第一次交鋒中，“虎氣”用的太多，“猴氣”用的不夠，所以失敗了。毛澤東痛定思痛，接受這個教訓，他跟劉少奇的第二次交鋒，要以“猴氣”為主，以計謀取勝。

　　使用計謀的第一點，是要分析形勢，分析自己的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毛澤東的有利因素是他依然牢牢地控製著軍隊，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以動用軍隊保駕護航。毛澤東的不利因素，是他在高級幹部中失去了威信。威信和威懾不一樣，威懾是對一個人手中權力的懼怕，而威信是對一個人的人格的敬仰。一個人掌握了生殺大權，就有了威懾力，但並不等於就有威信。一個人的威信必須建立在真實的功績上，吹噓是吹不出來威信的。

　　從1927年上井岡山，到1958年大躍進之前，毛澤東在這31年間居然沒有犯過錯誤，領導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毛澤東的威信也就是建立在這個巨大功績的基礎上。毛澤東在長達31年的時間裏，一貫正確，不犯錯誤，這就在共產黨內產生出一種對毛澤東的迷信：他總是正確的，他就是真理的化身。長期以來，毛澤東屢屢戰勝他的政敵，最大的法寶就是自己在黨內的威信。

　　可是毛澤東1958年搞大躍進的慘敗，一筆勾銷了毛澤東31年來建立起來的不敗神話。1959年毛澤東和彭德懷鬥爭時，毛澤東是“一呼百應”，高層幹部馬上紛紛支持毛澤東，這是因為那時毛澤東大躍進的慘敗還沒有顯現出來，毛澤東在黨內的威信尚存。而這次和劉少奇的鬥爭，毛澤東卻是“百呼一應”，隻有陳伯達一個人響應毛澤東。這個事實證明，毛澤東在高層幹部當中的威信，已經消失殆盡，他們認為毛澤東的那一套已經過時了，不再相信毛澤東有領導國家搞建設的能力，甚至認為毛澤東已經不適合當國家領導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必須重新樹立自己的威信。然而毛澤東要想在高層幹部，也就是所謂的“老幹部”中間重新樹立自己的威信，幾乎是不可能了。這就好比一尊金神像，不小心掉到了糞坑裏，即使你把它打撈出來洗幹淨，重新放到神壇上，但它對於人們來說，再也沒有以往的神力了。毛澤東的大躍進慘敗，就好比金神像掉到了糞坑裏，不管毛澤東怎麽洗淨自己，他也無法恢複自己在老幹部中間以往的威信了。

　　（2）

　　不過在普通的人民群眾當中，毛澤東的威信損失不大，因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責任，沒有傳達到老百姓中間。因此，毛澤東重新樹立自己威信的基本戰略，就是依靠他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重新換一批新人上台掌權，換掉現在這批已經不迷信毛澤東的老幹部。毛澤東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撤換掉個別幾個老幹部，而要把這批老幹部全部撤換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澤東後來終於想出一個發動群眾打倒整批老幹部的辦法，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過在1965年初，毛澤東還沒有想出“文革”這個辦法。當時他麵對劉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勢，首先要防守，不能讓劉少奇再前進一步。毛澤東也看出，劉少奇的下一個重點進攻目標，是毛澤東掌控的軍隊，而重點中的重點，就是彭德懷。如果彭德懷被翻案平反回到軍隊重新工作，那毛澤東隻有徹底輸了。隻要彭德懷不被翻案平反，毛澤東就能掌控軍隊，就還能與劉少奇周旋下去。就像古人說的那樣“英雄所見略同”，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把眼睛盯在了彭德懷身上，劉少奇一方麵放出風來說：“彭老總可以回軍隊做點工作”，另一方利用自己掌控的宣傳領域，為彭德懷的翻案平反製造輿論。

　　毛澤東憑他的政治敏銳性，早就發現近年來文藝界刮起一股否定和批評毛澤東的風潮，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京劇《海瑞罷官》。1958年後毛澤東犯了兩大錯誤：一個是餓死人的人民公社，一個是錯誤批判彭德懷，這是毛澤東的心病，也是毛澤東的軟肋。而《海瑞罷官》正是直接觸及到毛澤東的這兩大軟肋，《海瑞罷官》中“退田”的情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搞錯了；《海瑞罷官》中“罷官”的情節，更是明顯地借古人的嘴巴替彭德懷鳴冤叫屈。與任何政治家一樣，毛澤東十分清楚文學對政權的鞏固、顛覆或合法化起著重要作用。

　　1962年《海瑞罷官》上演後，江青看了這個戲，立即感到該劇是指向毛澤東的，馬上去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說《海瑞罷官》存在嚴重的政治錯誤，應立即禁演，但江青的建議都被部長們婉言拒絕。江青把這件事告訴毛澤東，毛澤東似乎並不當成一回事，江青也就隻好不提了。

　　其實毛澤東並不是不當一回事，而是毛澤東的智慧高出江青一籌。毛澤東知道，禁演《海瑞罷官》是一個下策，因為人都有好奇心，如果不禁演《海瑞罷官》，很多人還不去關心《海瑞罷官》，而一旦禁演，人們反而紛紛要去看《海瑞罷官》，這豈不是替劉少奇搞了反宣傳？況且，單純地禁演《海瑞罷官》，對劉少奇集團造不成任何打擊，反而替他們搞了反宣傳，毛澤東不會幹這樣的傻事。

　　（3）

　　當時毛澤東不禁演《海瑞罷官》，是采用冷處理的方法，讓人們慢慢忘掉《海瑞罷官》。可是現在麵對劉少奇的咄咄攻勢，毛澤東不能再冷處理了。但毛澤東的反擊，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罷官》，這樣才能給劉少奇集團一個打擊。不過“批判”可不像“禁演”那麽簡單，必須找一個高手，寫一篇高質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給劉少奇一個重擊。可是去哪裏找這樣的高手呢?

　　現在整個宣傳機器都掌握在劉少奇手裏，毛澤東手頭現成可用的人才，就是陳伯達等政治秘書，但毛澤東很清楚陳伯達這些秘書，知道他們的才能承擔不起批判《海瑞罷官》的重任，他要另尋高手。毛澤東當然不便親自出麵尋訪這樣的高手，於是他就想到自己的妻子江青，把尋訪高手的重任交給了江青。

　　1938年，45歲的毛澤東與24歲的江青在延安結婚。當時毛澤東隻認為江青是一個漂亮的演員，並不認為江青有從政的才能。而且毛澤東在與江青結婚時，黨支部給他加了一個“約法三章”的條件，禁止江青二十年內在黨內任職，因為當時黨支部擔心江青是國民黨特務。黨支部幹涉黨員的個人婚姻，現在是不可想象的侵犯人權行為。但在延安時代，黨員的一切都要由黨來支配，包括結婚。

　　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一直到1949年還是不錯的，可是進了北京城之後，毛澤東和江青關係進入一個寒冷期，到1952年，兩人幹脆分居了，江青搬到離毛澤東的菊香書屋幾百米遠的靜園居住。毛澤東與江青分居，必然引起人們各種各樣的猜測，不過這不是我們這裏想要追究的問題。1960年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一度與江青冷卻的夫妻關係，又回暖起來。一來是因為毛澤東的工作比較閑了，二來是毛澤東這段時間心情比較苦悶，需要一個可以說說“心裏話”的人，這個人當然是江青莫屬了。1961年。毛澤東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題詩：“暮色蒼茫看勁鬆，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這一方麵是給江青一個很大的榮譽，另一方麵也是毛澤東對當時自己心境的一個寫照：逆境中從容不亂，敢於再攀新的高峰。

 

 

  

毛澤東手書：題廬山仙人洞照

 

　　以前毛澤東認為江青不過是個演員，沒什麽政治頭腦，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所以從不跟她談工作的事，當然也沒有時間跟江青談。自從毛澤東退居二線“閑”下來之後，跟江青的談話比較多了，這才發現江青還真是一個對政治很有悟性的女人，最重要的是江青有搞政治的熱情，這讓毛澤東暗暗點頭。剛開始一段，江青主要跟毛澤東談戲劇電影的問題。因為毛澤東有空就讀他的線裝古書，對電影戲劇全無興趣，也不熟悉，而江青對戲劇電影非常熟悉，所以毛澤東也饒有興趣地聽江青講講戲劇電影的事情。

　　（4）

　　江青愛看戲，愛看電影，她本來就是演員出身，喜愛戲劇和電影是理所當然的事。文革以前，江青還沒有個人專用的放映室，而毛澤東在中南海有一個專用的放映室春耦齋，因為毛澤東極少看電影，所以春耦齋實際上成了江青的專用放映室，為江青一個人放專場電影，她幾乎每天都要看電影。江青把當時中國所有的電影戲劇都看了，看著看著也看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於是江青就逐漸從政治的高度上跟毛澤東談戲劇和電影的問題。

　　江青也明白，毛澤東退居二線之後，威信和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了，這讓她非常擔心。江青憑著她的政治敏銳性，覺查出劉少奇要架空毛澤東，甚至要取代毛澤東，於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澤東要提防劉少奇。有一次江青聽說，劉少奇在公開場合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都犯過許多錯誤”，她馬上去提醒毛澤東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敢在毛澤東麵前提到他的“死”，也是江青膽大敢說話，不怕得罪人的一個表現。

　　毛澤東對江青的政治敏銳性頗為讚賞，他對井岡山時期老戰友的曾誌說：“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用江青自己的話說，她是毛澤東觀察文藝界的動向“遊動哨兵”。但毛澤東在是否真正讓江青進入政界的問題上，還是很猶豫。因為用政治家的素質來要求江青的話，她還很不夠。江青的缺點是說話太任性，太放肆，經常得罪人，這對於政治家來說，是一個致命的缺點。但是江青也有她的優點，就是膽子大，敢想敢幹，一般女人絕沒有江青這份膽量和闖勁。

　　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配偶當中，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學曆最高，輔仁大學碩士學位，被普遍認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質。劉少奇也積極扶植王光美從政，帶她一起出國訪問，帶她一起會見外國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經常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上，可以說是“大出風頭”。1963年劉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個試點“桃園經驗”，然後把王光美的經驗發到全國學習，為王光美的直接從政鋪下道路。

　　江青隻是15歲時在戲劇學校學過一年戲劇，也就是個中專學曆，跟王光美的名牌大學碩士學位是無法相比的。不過毛澤東看出，江青的學曆雖然不高，但搞政治的能力絕不在王光美之下。毛澤東看到劉少奇扶王光美出來從政，他也開始扶江青出來從政。1962年9月29日，江青首次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參加了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9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毛澤東和江青會見蘇加諾夫人的照片，這是江青第一次公開露麵，很多中國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這個名字。之後毛澤東讓江青親自出麵去指導一些戲劇電影的創作，於是江青搞出《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幾個現代京劇，這幾個戲公演時，毛澤東親自去觀看，給江青助陣。

　　（5）

　　1964年毛澤東的生日壽宴上，毛澤東在眾人麵前說：“王光美搞了一個桃園經驗，在全國出足了風頭，很好嘛！少奇同誌給我們帶了一個頭，我也不能落後。我和少奇是兵對兵、將對將、老婆對老婆，來一個競賽。”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表示要讓江青從政，至少不能讓江青輸給王光美。

　　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必須是“有勇有謀”，而江青隻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但現在毛澤東手頭沒有比江青更合適的人選，不管怎麽樣，也隻有江青了。隻要有毛澤東在背後替江青出謀劃策，還是可以彌補江青的“無謀”缺點。這次毛澤東要啟用江青，讓她牽頭組織一個班子批判《海瑞罷官》，真正考驗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江青原名李雲鶴，比毛澤東小21歲。年青時江青的命運頗為顛沛，經曆了幾次婚變和同居，在上海，作為女演員進入電影界，演過多部電影，還有一個漂亮的藝名叫藍蘋。1937年抗戰爆發後，江青從上海到延安，名字也改為江青。那時延安的生活十分艱苦，使很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敬而遠之。江青在上海好歹也算是一名上過鏡頭的女明星，生活水平肯定不會差，和延安生活比起來那簡直可以稱之為優裕了，要她這樣的人放棄上海的優裕生活，投身去延安那麽一個窮鄉僻壤，沒有相當的覺悟，沒有理想的支持是不行的。當時上海的女電影演員極少有去延安的，所以“物以稀為貴”，這也是毛澤東看上江青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毛澤東江青夫婦

 

　　江青去延安的時候，根本沒想到她會與毛澤東結成姻緣。江青在1937年底首次見到毛澤東，那時毛澤東並不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甚至看不到成為最高領導人的跡象。當時中共是集體領導體製，毛澤東沒有任何特權，沒有“毛主席”的尊稱，更沒有“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萬歲”的尊榮。所以江青與毛澤東結婚，不是看上毛澤東的權勢地位，純粹是被毛澤東這位“革命家”的氣質所傾倒。江青一生有過幾次婚姻，但她真正熱愛的，隻有毛澤東一個人。江青一直到死，也沒有背叛毛澤東。

　　江青聽毛澤東說讓她牽頭組織班子去批判《海瑞罷官》，當時是大喜過望。江青不是那種安逸於平穩生活的普通女人，她是女革命家，她敢於造反，渴望戰鬥，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江青這點大大超過了王光美，也是毛澤東最欣賞的。有人說：江青愛出風頭，野心勃勃，其實這正是革命家的本色。哪裏有不愛出風頭，沒有野心的革命家呢？

　　毛澤東向江青認真交待了這個任務的要點：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質量，打擊力強。寫出這種強大殺傷力批判檄文的關鍵，是要找到一位寫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事先不能讓劉少奇集團的人知道，這樣才能給劉少奇出其不意的一擊。

　　（6）

　　江青接到任務後，立即投入行動。江青第一個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簡論》一舉成名的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李希凡。可是當江青談起希望李希凡寫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李希凡不禁疑惑萬千。當然李希凡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第一個疑惑是關於江青的資格。當時江青的正式任職是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有“五大秘書”：陳伯達和胡喬木為政治秘書，葉子龍為機要秘書，田家英為日常秘書，江青為生活秘書。按道理，寫批判文章應該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負責的事，江青隻是生活秘書，寫文章不在江青的職權範圍內。另外，江青在政府中還有兩個任職：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和文化部電影局顧問，這兩個職務更無權管寫批判文章的事。第二個疑惑是江青要求秘密寫作，不讓上級知道。

　　李希凡馬上感到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裏麵的水很深，他馬上婉言回絕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幾位寫批評文章比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絕了。江青感到很泄氣，把這些匯報給毛澤東，毛澤東卻不以為然地說：“你找錯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物。”

　　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大人物做事情的時候有很多“顧慮”，怕丟官，怕壞了自己的名聲，等等，而小人物就沒有這些顧慮，他不怕丟官，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官；他不怕壞了名聲，因為他本來就沒有名聲。寫批判《海瑞罷官》是一件需要冒險的事情，大人物有顧慮，不敢也不願去冒險，隻有小人物才肯幹這件事。其實李希凡這樣的“名人”，也都是從無名“小人物”起家的，可是一旦小人物變成了“名人”，就失去了銳氣，不願再幹冒險的事。

　　江青接受了毛澤東的點撥之後，她把目光從有名的大人物，轉向無名的小人物。這時毛澤東又給她出主意，這件事在北京幹太顯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幹，於是毛澤東就介紹江青去上海。當時最忠於毛澤東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國防部長林彪，另一個是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可惜林彪是個老病號，常年在家養病；柯慶施是個新病號，1964年因肺癌動手術後，就一直在養病。不過上海依舊是柯慶施的地盤，所以去上海辦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時，柯慶施在外地養病，所以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就成為接待江青的東道主。當然張春橋自己也沒想到，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讓他一躍成為中國紅極一時的人物。

　　張春橋和毛澤東的經曆是大相徑庭的，但這兩個卻有讓人意想不到的共同點：他們都是靠一隻筆杆子起家的。很多人誤以為毛澤東是靠槍杆子起家的，因為毛澤東說過“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其實，毛澤東最初並不是從槍杆子起家的，而是靠一隻筆杆子，靠他自己辦《湘江評論》起家的。

　　（7）

　　1919年，26歲的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創辦《湘江評論》，雖然《湘江評論》隻出版了5期就被查封，但每期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澤東不僅寫文章，還必須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自己到街上去叫賣。功夫不負有心人，毛澤東的《湘江評論》和他寫的文章，受到了新文化運動的重鎮人物李大釗和陳獨秀的關注，毛澤東開始與李大釗和陳獨秀有了來往。1920年毛澤東受陳獨秀委托，在長沙創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為中共的創建人之一。所以毛澤東是靠筆杆子嶄露頭角，靠筆杆子起家進入共產黨的。

　　1934年，17歲的張春橋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拿起筆杆子對準文藝界的名人和權威開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馬”之勢，張春橋批評郭沫若，攻擊魯迅，居然也在文壇上闖出一席之地，正應了“要想成名人，就靠罵名人”的哲理。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春橋去了延安，但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或重用。

　　1947年張春橋的好運來了，他調到石家莊出任《石家莊日報》社長，而當時石家莊市的市長是柯慶施。柯慶施一下看上了張春橋這隻筆杆子，張春橋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以後隨著柯慶施的發跡，張春橋也跟著發跡了。柯慶施任上海市委書記後，張春橋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1958年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得到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親自為張春橋的文章寫了編者按，在《人民日報》發表。

　　雖說毛澤東親自為張春橋的文章寫了編者按，但毛澤東親自為別人的文章寫編者按也是很多的。毛澤東一眼看上的人，會馬上把這個人調到中央來，在毛澤東身邊任兼職秘書或者“通訊員”，王力、關峰、戚本禹等人，都是毛澤東欣賞他們的文章，為他們的文章寫編者按之後，很快上調到毛澤東身邊任兼職秘書或者通訊員。可是毛澤東為張春橋的文章寫編者按之後，並沒有上調張春橋，他還是繼續當柯慶施的政治秘書，所以張春橋並沒有被毛澤東一眼看上，更應該說毛澤東那時根本就沒有看好張春橋。

　　之後張春橋靠柯慶施的提拔，成為上海市宣傳部部長，上海市書記處書記，但他始終沒有被中央高層的人物看中。可就在這個時候，江青從北京來到上海，張春橋代柯慶施接待江青。

　　（8）

　　當江青跟張春橋談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張春橋馬上敏感地意識到，這不是一篇單純的批判文章，這是毛澤東要向劉少奇發起反攻的信號。張春橋當時是上海負責文化宣傳的領導人，也算是個副省級的官，他雖沒有資格參加中央會議，但也從各種渠道聽說了最近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爭吵。張春橋是個對政治極其敏銳的人，他已經看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爭吵發展下去，一定會到攤牌的程度，毛主席和劉主席並存的時代不會長久了，幾年之後就會隻剩一位主席，要不然是毛主席，要不然是劉主席。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這是一個選擇的關鍵時刻，是選擇跟毛主席，選擇跟劉主席，還是選擇中立。

　　張春橋主觀上是願意跟毛澤東的，第一是他與毛澤東的政治理念比較接近，而與劉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遠；第二是毛澤東對張春橋有一定好感，而劉少奇對張春橋從無好感。但是從客觀利益上來考慮，選擇跟毛澤東的風險又很大，因為現在還看不出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鬥爭誰勝誰負。如果張春橋選擇中立，不管毛和劉誰勝，他都能保住這個副省級的官職；如果張春橋選擇跟毛澤東，一旦劉少奇勝利，那麽他這個副省級的官職就保不住了；相反，即使是毛澤東勝利，張春橋也未必就能升官。

　　前麵說過，毛澤東並沒有看上張春橋。既然張春橋不是毛澤東看上的人，那麽即使他選擇跟毛澤東，毛澤東也不太可能提拔他。從官場學的角度來看，張春橋選擇跟劉少奇，肯定是不可能升官的；張春橋選擇跟毛澤東，升官的可能性也不大。既然不管選擇誰都不太可能升官，那麽選擇中立，保住現在的官職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但張春橋還是做出跟毛澤東的選擇，這是因為張春橋看到了江青這個特殊人物。

　　張春橋知道，毛澤東把這麽重要的事交給江青，以後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剛剛開始組織自己的班子，還沒有人才，如果這時候張春橋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會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著江青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就能經常接觸到毛澤東，讓毛澤東了解自己的才能，從而得到毛澤東的重用。事實上，張春橋通過江青曲線靠近毛澤東的方法是很成功的。文革最初一段時間，毛澤東並沒有特別看上張春橋，而是江青在毛澤東麵前力薦張春橋，毛澤東才逐步改變了對張春橋的看法，覺得張春橋不僅是個人才，還是少有的共產主義堅定信仰者，於是就開始真正提拔重用張春橋。

 

江青與張春橋

 

　　（9）

　　所以當江青說她要組班子批判《海瑞罷官》時，張春橋立即表示效忠江青，願意為江青批判《海瑞罷官》效勞。這樣張春橋成為最早加入江青班子的人，成為江青最為信賴的人，正符合官場學中“晚跟不如早跟”的定理。張春橋知道自己不善於寫批判文章，要寫好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還是要另請高人，於是他對江青說：“我的特長是寫評論文章，不善長寫批判文章，我給您推薦一個寫批判文章的人。”於是張春橋就把姚文元推薦給江青。

　　姚文元是解放前文化名人姚蓬子的兒子，但姚蓬子在解放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姚文元沒有沾到父親的光，反而受到父親的連累。姚文元年輕時是一個文學青年，不斷辛勤寫作，也發表了不少文章，但他的才能沒有被人重視。1957年姚文元寫了一篇《錄以備考》的文章，得到毛澤東的讚賞，親口點名表揚了姚文元。但1957年的時候，毛澤東的話還不是“一句頂一萬句”，所以受到毛澤東的表揚，並沒有讓姚文元升官，他還是在上海《解放日報》當編輯，隻是一個芝麻九品官的小幹部。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文章都受到過毛澤東的親自表揚，但表揚之後，貴人健忘，毛澤東很快就把他們忘掉了，因為毛澤東沒有看好他們兩人的政治才能，沒想提拔他們當官。

 

墨水瓶中爬出的政壇高層——姚文元

 

　　姚文元的頂頭上司張春橋，倒是看好姚文元的才能。但那時張春橋也隻是一個小官，還沒有提拔重用姚文元的資格。如果沒有批判《海瑞罷官》，姚文元大概就像千百萬文學青年那樣，被埋沒在曆史的塵埃裏。可是張春橋把姚文元介紹給江青，一下子就改變了姚文元的命運，這也是後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結成“四人幫”的基礎。

　　當張春橋跟姚文元談到秘密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姚文元也馬上意識到這是要擔風險的事。那時姚文元是一個既無官，也無名的小人物，賭輸了也就是現在這樣，賭贏了可就飛黃騰達了。所以姚文元對批判《海瑞罷官》的任務，毫不猶豫就接了下來。不過江青對張春橋推薦的這個姚文元，還是半信半疑的，因為姚文元實在太沒有名氣了。於是江青讓姚文元先寫個初稿，她帶去給毛澤東看看行不行。

　　姚文元很快就寫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帶給毛澤東，毛澤東一看就大為讚賞，當場拍板讓姚文元主筆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江青這才信服了張春橋的眼力，以後更加信賴張春橋了。不過毛澤東雖然決定了讓姚文元主筆寫批判《海瑞罷官》，但他還要慎重，這篇文章一定要寫得天衣無縫，無懈可擊，所以毛澤東讓江青主持繼續修改這篇文章，修改了幾個月，大改了十幾次之後才發表。這也可見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重視，因為這次毛澤東是不能再輸了。

　　毛澤東交給江青組織人寫批判《海瑞罷官》的任務，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過了毛澤東的最後考驗，之後毛澤東就讓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本節完】